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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建设史补充资料名词解释◆增长极核理论：1955年，由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提出的。
主要点是把工业等建设快速地在少数极核进行，以促使极核本身增长和首先繁荣，并企图以极核的影响来带动其附近的发展。
◆城市：以非农业和非农业人口聚集为主要特点的居民点。
◆未来主义：“未来主义”开始的标志是意大利人F.T.Marinetti于1909年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
A.Sant.Elia是未来主义建筑家的代表。
他认为：高度集中是城市的基本特征，未来的城市职能是以高层建筑组成，而这种新的城市景观不必与旧的城市形式相统一。
巨大的反差恰恰代表了时代的进步，因此历史和传统对未来城市的发展都毫无借鉴作用。
未来主义者强调以机械为未来的审美中心，崇尚机械美，崇尚与传统决裂的崭新的现代形式和风格。
◆城市美化运动：主要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许多城市中针对日益加速的郊区化倾向，为恢复市中心的良好环境和吸引力而进行的景观改造活动。
◆新城市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北美地区城市面对地区的无序蔓延，提出了一种新城市规划的设计思想，主张借鉴二战前美国小镇和城镇规划优秀传统，塑造具有城镇生活空间紧凑的社区，取代郊区蔓延的发展的模式。
◆邻里单位：美国建筑师佩利提出针对纽约等大城市人口密集、房屋拥挤、居住环境恶劣和交通事故严重的现象发展了邻里单位的思想，作为组成居住区的细胞。
◆工业城市：法国建筑师戈涅（T.Garnier）1901年提出；他认为：如果将城市的各个要素依据城市本质要求而严格地按一定的规律组织起来那么城市就会像一座运转良好的机器，称实际中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带形城市：1822年西班牙工程师提出了带形城市的概念：在这个城市中，各种空间要素紧靠着一条高速度、高运量的交通轴线聚集并无限向两端延展，带形城市的规模增长将因此而不受限制。
（城市宽度应有限制，但城市长度可以无限。
）◆拼贴城市：罗威·科勒，未来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应该参考17世纪的罗马，采用多元内容的拼合方式，构成城市的丰富内涵；城市结构的矛盾统一组合。
中西城市规划设计之比较分析摘要：城市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很大。
中西方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进而造成了城市形态的不同。
本文从文化方面比较了中西古代规划思想和当代城市形态的差异，并分析了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城市规划思想城市形态比较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1、儒家礼制规划思想礼制规划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年齐人著的《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周礼》的“营国制度”深刻影响着中国历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提出了都城规划布局的理想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基本轮廓（图1）。
同时，从《周礼》的“营国制度”中，也可以看出“择中而立”、“居中为尊”等礼制思想在城市规划上的反映。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很大关联。
在战国以前，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哲学思想。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为当时封建统治的理论准则。
儒家思想强调重礼、崇孝、尚文。
在重礼的倡导下，一切建筑活动都要受礼制的约束。
无论是都城规划、宫殿庙宇还是百姓住宅都讲究对称、均齐、规矩、等级。
在崇孝的主张下，儒家提倡尊敬长辈、敬祀祖先，形成了中国的大家庭制度，营造了以礼为纲的传统合院式住宅布局(二合、三合、四合院（图2）等)，并成为我国古代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衙署、庙宇、祠堂、会馆、书院及其它建筑。
乃至村镇、城市的布局等。
2、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图1 明代北京城复原图图2 中国传统四合院“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强调“天道”(自然法则)与“人为”的合一。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城市规划上，其突出特点就是：要顺之以天理，追求与天同源、同构，与自然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始终。
社区建设的中外比较研究社区建设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重视并努力搞好社区建设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社区建设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大陆)的社区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出现。
本文简述了中外社区建设的历程，然后在源流、背景、内容、推动方式、社区组织、群众参与、宗教影响、学者的作用和大学教育等方面，对中外社区建设的异同及其特点进行了比较。
社区建设在国外(西方)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又提出了“社区发展计划”，可见社区建设在全世界范围的受关注和受重视程度。
社区建设发展到现在，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在执行全国性的社区发展计划。
在我们中国，社区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严格地讲，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不过20年左右的历史。
比较中外社区建设所走过的历程及其成功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对于改进我国的社区建设工作，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社区建设，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西方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一)西方城市社区建设的缘起西方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当时西方的工业化进程给西方带来社会变迁的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最初是建立在社区复兴、社区重建的理念基础之上的。
在传统社区里，社区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功能都较强，社区居民的同质程度比较高，价值观基本相同，关系比较密切。
他们毗邻相居，守望相助，邻里、乡亲情感较深，心理认同感较强。
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社区的上述功能却大大弱化。
与此同时，城市里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
人们认为传统社区衰落并消亡了。
许多社会学家意识到了工业社会给现代都市带来的危机，呼吁要复兴社区，强化社区功能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社会中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复兴社区、重建社区的口号。
(二)西方城市社区建设历程西方城市的社区建设经历了18世纪—19世纪中后期的社区救助和20世纪的社区组织和社区发展，而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建设，则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事情。
新加坡和中国的城市规划差异如何？城市规划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规划有着自己的特色和差异。
新加坡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因此在城市规划方面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一、城市规划历史背景的差异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当时有一位英国城市规划家来到新加坡，提供了一些有关城市规划的理念。
他认为，城市规划应该从人文角度出发，将人民需求放在首位。
新加坡政府不断吸取外国城市规划经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城市规划模式。
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市规划历史要更悠久一些。
在远古时期，中国城市规划遵循着“中轴线对称”的原则，后来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
而现代城市规划则始于20世纪初，当时西方的城市规划理念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城市规划模式。
二、城市建设管理体制的差异新加坡的城市建设管理十分集中，由国家政府掌控。
国家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城市发展局，负责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管理。
这种集中式管理模式保证了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效率高、质量好。
中国的城市建设管理相对分散，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
地方政府主要参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管理等方面。
而企业则主要承担房地产开发和建筑施工等方面。
这种分散式管理模式导致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常会出现走马观花式的建设，存在着浪费资源和不合理布局等问题。
三、城市规划理念的差异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理念主张“人文主义”，强调城市规划从人民需求出发，建设出适合人们生活的城市。
新加坡政府在城市规划及建设中非常注重公共空间的建设。
公园、运动场、社区活动中心等都是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念则更加强调规模效应。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强调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现代化设施的建设。
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希望通过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总结：新加坡和中国的城市规划有着很大的差异。
从城市规划历史、城市建设管理体制、城市规划理念等方面的差异来看，可以发现两国在城市规划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
在对比中看中外城市规划思想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人类出现了第二次大分工，一批以商业手工业为主的劳动者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与此同时城市开始陆续出现。
在55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西方受不同文化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城市规划思想，但这些思想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从各自思想对比中研究规划思想发展历程。
标签：中外城市规划思想对比1 影响中外古代城市建设共同因素1.1 战争的影响出于对野兽的防御和农耕的需要，人类出现了固定的居民点。
随着人类的发展，部落之间的战争频发，城市的防御职能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中外古代城市建设的主要考虑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在《墨子》中，就已出现了有关于城市建设与攻防战术的内容，在我国古代也曾经出现过一套城墙如长安城、二套城墙、三套城墙如元大都宫城、皇城和内城，每套城的城外都有沟壑，这样的城市建设最主要的就是从防御方面出发。
同样在国外也出现过了类似的设计，如西亚的巴比伦城拥有两套城墙，中间间隔12M，四周城墙外有很深的沟壑环绕，有明显的防御功能；再如欧洲的罗马帝国，环地中海地区当时都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罗马人在其统治的范围内修建了大量营寨城，中世纪的欧洲将封建主的城堡修建在山顶或湖边，在其外围开凿人工沟壑、架天桥，这一切都是出入对防御的考虑。
1.2 社会等级和政治体制的影响古代中外都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我国和欧洲的封建制度以及美洲的奴隶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古代的城市建设产生了影响，甚至影响到现在城市規划思想的发展方向。
西周是我们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重要时代，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宗教法礼关系，对城市建设制度也有严格的规则。
《周礼·考工记》记载了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
因此，周代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最早形成的时代，《周礼·考工记》的“营国”制度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活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学生姓名学号：尹桂建20082204204________ 所属院系：建筑工程学院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系所学专业：__________建筑学______________所在班级：__________建筑08-1____________ 日期：_____20110508______中西方城市建设的比较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经济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角。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人世界体系之中，在新的世界竞争格局中，各大城市正积极挖掘自身潜力，扩展城市空间，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区域影响力。
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体制改革，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上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让渡关系；地方经济主体地位和利益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
于是各城市政府最关心的是外生行政级别的变动和行政区的扩大，希求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地位得到提升。
在这种经济转型期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城市政府纷纷通过区划调整、旧城改造、设立新区等方式来促进城市更新和发展，提高城市区域竞争力。
伴随着经济波动和宏观政策的调整，城市更新的内容、方式、目标也发生着变化。
当前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更新成为新一轮城市建设的热点与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中西方近现代(二战)以来城市更新的一些比较思考，针对新形势，探讨了当前城市更新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
关键字:从非理性更新到理性更新的西方近现代城市更新从“狭义，滞缓更新”向“广义，快速更新”转变的国内城市更新中西方城市更新历程的比较与思考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ty changes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urban economic more and become a global economic protagonis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n the one hand, with China's economy gradually blend of world system, in the new world competition pattern, cities are actively developing its potential, expanding urban space, improve the urban competitiveness and regional influence.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years of reform, making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power structure and benefit structure formed a new on the assignment of the relations; Local economic subject and benefit main body status get further establish. So each cityKey word: from irrationality updated to rational updated western modern urban renewal, from "special stagnant update" to "generalized, quickly update" change of domestic urban renewal of Chinese and western of urban renewal compare and thinking一、从非理性更新到理性更新的西方近现代城市更新西方近现代城市更新根据理论指导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即在以形体规划(physical design)为核心的近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影响下，大规模、激进式更新的二战前期至西方后工业化前夕非理性阶段；在“人本主义”、可持续发展思想影响下，以强调功能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社区规划，多元参与为主要特征和方式的后工业化时期理性阶段。
二战前在以形体规划为核心的近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影响下，西方国家城市更新希望通过整体的形体规划来摆脱城市发展困境，纷纷强调城市卫生环境的改善和城市美化。
受“形体决定论”思想的影响，进行了主要以街道、城市雕塑、公共建筑、公园、娱乐设施、开放空间等手法达到城市美化效果的城市更新，即城市美化运动，但结果发现城市功能是不能忽视的。
到二战后至西方后工业化前夕，虽然这一问题得到了反思，但二战胜利仍然助长了“形体规划”的思想，为恢复经济和城市面貌，西方各国展开了大规模“城市更新”运动，主要是对城市中心区土地的强化利用与大规模推倒重建和清理贫民窟。
在C．I．A．M（现代建筑师协会）倡导的“功能主义、强调新技术的应用”的城市规划思想指导下，这个时期的城市更新突破了二战前的物质性更新模式，而更重视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的调整和优化，解决了工业化带来的工业污染、拥挤等问题。
但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大规模推倒重建贫民窟只是空间位置上转移了贫民窟，而且消灭了现存的邻里社会；在级差地租的作用下城市中心区土地的强化利用导致了中心区的衰败，并且带来治安、交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形体规划主义指导下的非理性城市更新引起了众多学者不同角度的反思，60—70年代，J．雅各布斯、C.亚历山大从社会公平和经济学等角度对大规模改造提出批评，提倡小规模、灵活渐进式的城市更新方式。
其他一些学者，如A·拉波波特、L·文丘里、P·吉伯德等也对这种思想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L·芒福德和E．F．舒马赫1961年和1973年分别在各自的专著中提出，城市更新、规划需要对人的尺度和需要给予充分考虑，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
在“人本主义”思想影响下，西方后工业化时期的城市更新日益强调城市功能，特别是城市的商务、零售、娱乐和休闲功能。
通过对居住环境、历史文脉、文化氛围的更新和塑造，使得城市中心地区成为地区发展潜力的集中区。
城市更新更加注重人的尺度和人的需要，其重点从转向社区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经济的复兴以及居民参与下的社区邻里自建。
70年代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影响下，西方城市更新目标、内容、方式更趋向理性，通过各种城市更新政策纲领的制定，城市的社会经济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目前以改善环境、创造就业机会、促进邻里和睦为主要目标的“社区规划”已成为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主要方式。
二、从“狭义，滞缓更新”向“广义，快速更新”转变的国内城市更新建国以来，我国城市更新发展历程根据目标和内容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以局部危房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目标内容的小规模形体更新阶段（这一时期大概从建国开始到以经济体制逐渐转轨为主要社会经济特征的90年代以前），以及在多样性动力机制推动下逐渐朝向以包括物质性更新、空间功能结构调整、人文环境优化等社会、经济、文化内容的多目标、快速更新阶段（90年代以后）。
建国初至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国内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我国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是在政策和政府的全面干预下，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运作的。
城市建设以生产性建设为主，而等待更新的旧城在“充分利用，逐步改造”的政策下只是局部、小规模的进行危房改造和一些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工业建设刺激下的城市逐渐壮大，城市职工住房不足问题日益突出，70年代后期，各城市纷纷修建住宅，在需要更新的老城区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当时采取从老城边缘向中心指向的“填空补实”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标准偏低、配套不全、侵占绿地、破坏历史文化环境的城市建设，形成独特的内旧外新的城市空间景观，城市空间形态受到了忽视。
“填空补实”过程中伴生了大量的街道工厂，在“街道办社会”、“企业办社会”思想的影响下，老城不管是生活还是生产环境都有所恶化。
改革开放以来至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为城市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计划经济发展思想仍然贯彻了城市发展建设基本过程，这一时期城市更新社会政策环境的缺乏，加上改革开放以前不当的城市建设造成的更新障碍，致使中国城市更新处于“挣扎停滞”、“欲新不能”的特殊时期。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内部组织系统的变化远不能适配发展变化，城市特别是老城出现空间功能结构衰退，进一步物质性老化等严重问题，严重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建设“重生产、轻生活”的思路有所改变，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例逐年上升，采用“拆一建多”的开发方式，在老城区和新区分别建设了一批多层盒型布局兵营状住宅区，以求以最少的资金解决最多人的居住问题；而这种“拆一建多”却无意间破坏了城市的肌理，使城市失去特色。
该时期城市更新思想可以概括为：在单一化城市功能发展环境中，政府“全面”干预下的“狭隘”、“朴素”形体主义和功能主义。
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和确立，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处于大改革的转型期。
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主导思想是“两个根本转变”，城市更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成为城市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在国内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使用机制转变背景下为解决用地紧张问题，形成“集约化”用地趋势的必然选择。
社会环境逐渐宽松、地方政府利益主体的逐渐确立、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对生存环境要求的提高、大规模的新区建设等等为城市更新提供了较大的社会支持、承受空间和城市物质承接空间。
基于此种背景，90年代在更新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较大突破，各地城市更新逐渐摆脱以前“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政策思路，进行了大规模、快速化城市更新，特别是对一直缺乏更新的城市中心区，更新的规模和力度更大，据悉1990年至1998年，南京主城内搬迁污染企业141家，腾出开发建设用地约3平方公里。
这一时期我国城市更新与受形体主义影响的西方二战前以卫生设施和城市美化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更新，和二战后前期大规模推倒重建的城市更新有许多相似之处。
虽然城市空间职能结构、环境等问题得到一些改善，但也产生了大量负面影响，如城市中心开发过度，缺乏活力；社区失去多样性，城市空间出现社会等级分化；各类保护建筑遭到破坏，城市的文脉被切断，城市特色正在消失，走向雷同等等。
伴随着城市更新的进程，这时期学术界给予其大量关注。
90年代中前期，各种关于城市更新的学术会议在国内外陆续召开，城市更新问题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讨论。
吴良庸教授通过思考北京旧城改造的实践提出城市“有机更新”理论，即采取适当规模、适当尺度，依据改造的内容和要求，妥善处理目前和将来的关系，不断提高规划设计质量，使每一片城区的发展都达到相对的完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