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档案对中国冷战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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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中国文化外交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的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推进文化外交,强调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
中国的文化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已经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影响力,在不同领域和领域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新兴文化等方面的呈现越来越重要。
然而,尽管中国在文化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于中国冷战时期以来的文化外交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不足。
此研究旨在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深入研究中国冷战时期以来的文化外交理论和实践,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外交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探寻中国文化外交应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前进方向。
这对于国家发展和文化交流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分别是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
理论分析:通过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对中国冷战时期以来的文化外交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文化外交理论的发展历程与特点,中国文化形象塑造的策略和方法等。
实践探索:以当前中国的文化外交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外交的现实情况,探究中国文化外交应对当代国际形势的策略和方向。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中外文化交流的现状和特点,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特色,中国文化符号的传播策略,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等。
三、预期成果:
本研究旨在全面探讨中国冷战时期以来的文化外交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文化外交进行分析和评估,为中国文化外交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预期成果包括:相关理论分析论文、实践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报告、学术论文等。
二战后丘吉尔政府外交政策探析(1951-1955)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与意义二战后,英国国力衰退,但仍是一支重要的国际大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
丘吉尔作为英国的首相,起着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
他的外交政策影响了整个欧洲的重要国际关系格局。
本文将以丘吉尔政府的外交政策为对象,探析1951到1955年期间的英国外交,研究其在欧洲重要事务中的角色,以及其对于冷战时期的影响。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本文主要探讨以下问题:1. 丘吉尔政府在1951到1955年期间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2. 英国的外交政策在欧洲重要事务中的作用是什么?3. 英国在冷战期间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本文将采用历史研究法、文本分析法以及实证研究法进行研究。
通过对于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掌握历史背景以及相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通过文本分析法,研究相关文件、协议以及演讲等表述,进一步探讨丘吉尔政府的具体外交思想和政策。
通过实证研究法,对于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分析,总结出结论。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1. 丘吉尔政府在1951到1955年期间的核心思想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维持英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应对重要事件上。
他倡导的核心政策是继续加强英美同盟,保持与欧洲国家的良好关系,同时提高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2. 英国的外交政策在欧洲重要事务中的作用在欧洲事务中,英国在二战后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巨大的认可。
其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加强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维护欧洲国家对苏联的防范。
具体来说,英国参与了北约的组建,并在欧洲一体化以及重建中提供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支持。
3. 英国在冷战期间的外交政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英国在冷战期间的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并在联合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英国政府与苏联也尝试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危机事件。
这一政策的主要意义在于为欧洲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维护了世界的和平。
本文通过对丘吉尔政府外交政策的探讨,希望能够对于二战后欧洲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及冷战时期的政治格局有所帮助。
后冷战时期英国外交中的英美关系研究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和研究目的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和英国作为传统盟友的关系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针对这一变化,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对英国的影响而忽略了英国在其中所担任的角色。
因此,本文旨在研究后冷战时期英国外交中英美关系的演变,以及与这一时期相关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
二、研究主要内容1. 后冷战时期英美关系的基本情况分析后冷战时期英美关系的演变对于英国和美国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分析英美关系在这一时期的基本情况,探讨双方关系的特点和变化。
2. 英国在后冷战时期中的反应与对策在这一时期,英国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挑战。
本文将研究英国在这一时期中所采取的反应和策略。
3. 后冷战时期英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在后冷战时期,英美关系面临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
本文将分析这些问题的性质、影响以及应对措施。
4. 英国在后冷战时期中的地位变化后冷战时期,英国面临着自身地位的变化。
这次地位变化不仅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影响。
本文将研究英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地位变化。
三、研究方法和途径1. 文献研究法本文将采用文献研究法,对已有的文献进行研究和梳理,分析各种数据和证据。
2. 反思性分析法本文将以反思性分析法为基础来研究后冷战时期英美关系中的一些复杂问题。
采用此方法来分析这些问题的背景、动因、矛盾点及其影响,以精细化的方式来梳理这些问题复杂的关联关系。
四、预期成果1. 认识到英美关系的本质特点是在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变化后形成的,本文将能够系统性的阐释后冷战时期英美关系的演变规律和实际情况。
2. 探讨英国的反应和对策可以促进国内外对于英国声望、利益的进一步认知,特别是对外交的应对策略的参考价值。
3. 梳理分析后冷战时期英美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提供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可操作性建议。
史料#究〈〈〈SHILIAOYANJIU DOI:10.16565/ki.l006-7744.2021.02.42英国外交档案“保卫中国同盟报告/介绍王婉如摘要编号为FO-371-41616的档案中有一份“保卫中国同盟报告”,共有11篇文献组成,包括两封写给宋庆龄的信函以及多篇与国际和平医院有关的报告。
档案内容涉及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西北边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以及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对边区医疗事业的支援,为党史、革命史、抗战史等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关键词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国际和平医院抗日战争医疗援助中图分类号K269.5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20-06-30★作者简介:王婉如,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文博馆员馆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宋庆龄思想与生平研究。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Defense League Reports from British Diplomatic ArchivesWang WanruAbstract The Chinese Defense League Reports in No.FO-371-41616file contains11documents.There are two letters for Song Qingling and a number of reports rela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s involv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work in the northwest border region of CPC bas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Defense League led by Song Qingling to the medical work.They provid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research on CPC history,revolution history and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Keyword Chinese Defense League;Song Qingling;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the Anti-Japanese War;medical assistance英国外交部档案是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资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全面回顾和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学术环境的不断开放,英国史研究在中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英国史研究,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增加,而且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视角上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本文将首先梳理改革开放初期至今的英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各个阶段的研究重点和变化趋势。
接着,本文将重点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英国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重要著作、论文和学术会议的发表,以及在这些研究中提出的新观点和新方法。
本文还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英国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情况。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的回顾和总结,本文旨在揭示这一时期英国史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评估其在中国学术界的贡献和影响,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也期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促进中英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英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年)的英国史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大门逐渐向世界敞开,学术研究也开始逐渐摆脱过去的束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这一时期,英国史研究在中国逐渐复苏并展现出了新的活力。
随着中英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解读英国历史。
在这一阶段,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英国工业革命、英国政治制度、英国经济发展等方面。
学者们试图通过对这些领域的深入研究,来揭示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和参考。
与此同时,研究方法也开始逐渐多元化。
学者们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文献研究,而是开始尝试运用计量史学、口述历史、比较史学等新的研究方法,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揭示英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改革开放初期的英国史研究还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学者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国际同行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合作,这不仅推动了中国英国史研究水平的提升,也为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
1984年取得首枚奥运金牌都是在美国的洛杉矶。
1980年中国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也是在美国的倡议下进行的。
自2008年以来,在四年一度的奥运比赛盛事上,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也最引人注目,两国在奥运金牌榜上的名次常常成为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甚或平民百姓解读中美国力及世界影响力的坐标或参照系。
国际体育在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历程方面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及时的窗口与视野。
当然,除国际体育外,还有其他可供研究的好题目,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枚举。
三、简短的结论本文旨在通过笔者的一些研究和一孔之见来说明“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之理念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史学科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双重视角无疑可以帮助学界全方位地解读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史。
当然,两种方法运用起来显然相当困难,极具挑战性。
两个视角都具有下述特质:其一是国际视野;其二是跨越“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其三是侧重民间交流、文化层次及“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其四是要求对中外历史都要有很深造诣;其五,能够熟练掌握外语。
所以,除了要具有深厚的学术根底,利用两种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多国档案、多种资料的应用。
遗憾的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面临的一大瓶颈,就是档案和资料问题。
早在1985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上,笔者记得当时就有学者呼吁要开放档案,否则中国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将永远无法突破,所用的资料大多只能根据美方档案。
如今3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档案利用方面仍是一个突出问题。
但无论挑战多大,笔者还是坚信在中外同仁的共同努力以及时代大潮的推动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一定会取得重大成绩。
笔者也衷心希望“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作为新的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外交史领域得到应用和推广,不断拓宽研究范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美建交40周年、巴黎和会100周年,笔者期待在多种不同周年的纪念史学推动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能够脱胎换骨,除旧布新,与时代同行。
历史学专业基础综合论述题专项强化真题试卷6(题后含答案及解析) 题型有:1.1.评述学界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观点,并谈谈你的看法。
(首都师范大学2016年历史学基础综合真题)正确答案:(一)研究观点:在论证冷战起源的争论中,西方学者根据不同的侧重点划分为三大学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
正统派的观点认定苏联是冷战爆发的第一责任者,这一学派从意识形态和苏联决策者的角度,指出苏联在制度上所具有的扩张性及对美国建立国际新安全秩序的威胁,从而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
这一观点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20世纪50—60年代成为冷战史研究的主流,是与20世纪50年代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狂热反共浪潮密切相关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这一观点逐步被修正派取代。
修正派的解释完全推翻了正统派的说法,认为冷战起源于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误解,苏联的政策是为其自身安全服务的,并不存在所谓苏联扩张的威胁;杜鲁门政府应对冷战的爆发负责。
40年代中后期美国抛弃了罗斯福关于战后美苏合作的构想,推行对苏强硬政策,这种政策上的突然转向导致了美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与对抗。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各国外交档案的大量揭秘,使冷战研究者获得了新的史料依据,从而形成了所谓后修正派。
总体而言,后修正派在冷战起源的问题上,又部分地回归正统派的说法,认为西方对苏联战后扩充西部缓冲地带的作法过于软弱和纵容,才造成了美苏冷战对峙态势的尖锐和激化。
后修正学派有别于前两种派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两极论的看法,强化了对其他国家的研究。
提出冷战不仅是由一个或两个国家形成的,而是由多个国家合力而为的结果,尤其强调了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
(二)我的看法:尽管对于冷战起源的解释充满争议,但如果我们确认了冷战的性质和冷战爆发的标志之后,就能够很容易地判别谁是冷战起源的第一责任者。
(1)从行为上看,美国是发动者,是主动的一方,尽管杜鲁门推出对苏强硬政策之前曾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以此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
21世纪我国史学界关于英国在冷战起源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动态作者:刘志新来源:《群文天地》2012年第12期摘要: 关于冷战的起源问题,传统的观点都是将目光聚焦于美苏两国,二十世纪90年代后,史学界开始将目光转向英国,对英国在冷战起源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冷战;起源;英国;作用关于冷战的起源问题,传统的观点都是将目光聚焦于美苏两国,如美国史学界关于冷战研究的三个著名的流派: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都认为二者的直接对抗是主要的导火索;苏联以及我国的主要研究学派也基本一致,都是将冷战的发生归因于美苏两国。
这些传统的观点基本上都忽视了英国在冷战起源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
二十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冷战也最终结束,大量的资料被美苏两国解密使各国学者开始对冷战的起源进行新的研究。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史学界开始将目光转向英国,对英国在冷战起源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些研究以2000年为界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从冷战结束到二十世纪末的研究主要是从传统的关于冷战起源研究中分化出来的、有关英国的一些基本见解;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有关冷战起源的英国因素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
本文就是在阅读了相关著作的基础上,力图对有关英国在冷战起源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进行一下概括分析。
综合考虑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从美英关系方面来讲。
2000年以前的学者大都持“英国主动说”,认为是英国一步一步的将美国引入冷战的漩涡。
程佩璇和崔剑的《试论英国与冷战的起源》,以及陈文娟的《英国与冷战的起源新探》中就都指出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英苏关系比美苏关系更加紧张,英国在二战后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充当了英国对苏遏制政策的急先锋,一步步的引导美国与苏联由战时的同盟关系走向全面对抗,英国是美国冷战政策的“引路人”。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对英国在冷战起源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研究,提出了“英国被动说”和“美英交互影响说”。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历史研究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历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际关系中的种种现象,并为我们提供战略思考的基础。
本文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
通过研究历史事件和国际关系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某些模式和规律。
例如,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冲突往往伴随着国力和地缘政治的重新分配。
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冲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其次,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
在国际交往中,文化差异常常成为摩擦和误解的源头。
通过研究历史,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从而促进和谐的国际关系。
此外,历史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制度的运作。
国际制度是国家间相互协作的框架,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研究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各个国际制度的建立背景、目标和运作机制。
这对于我们评估和改进现有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至关重要。
同时,历史研究还可以提供启示,帮助我们开发创新的国际制度。
除了以上几点,历史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国家和领导人的信念和决策过程。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往往受到领导人的决策影响。
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和资料,我们可以了解领导人的背景、教育和信仰,从而推测他们的价值观和决策思路。
这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预测国家行为,并制订相应的对策。
然而,历史研究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限制。
首先,历史记录往往不完整且有偏见。
尤其是在争议较大的事件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历史的描述往往存在差异。
这给历史研究带来了困难,需要我们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和印证。
其次,历史研究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从繁杂的文献中梳理出重要信息,需要研究者有相当的耐心和毅力。
此外,历史研究并非一劳永逸。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科技的进步,我们的认知也在不断更新和调整。
兰台世界2012·5月中旬□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滕帅英国外交档案为中国冷战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为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它的利用不仅为中国冷战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还可以纠正以往冷战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还原真实。
英国外交档案冷战史国际关系摘要关键词关于冷战史的研究,现今国内学界还大多是基于美国外交档案来进行研究,但是随着近年来冷战史新研究的不断拓展,“冷战史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美国中心’现象受到了严重冲击,从而使得冷战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史研究”[1]15。
因此,展开对其他国家在冷战国际体系中所起作用的研究,既成为冷战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需要,又成为其在多角度、多层面进行突破的要求。
在这些国家中,英国作为仅次于美苏两国的西方大国,在冷战的发生、发展乃至高潮和结束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充分利用英国外交档案,深入发掘其价值,将对有关冷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盟国间关系以及整个冷战进程的研究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了更好利用英国外交档案,笔者有必要首先对英国的外交决策机构和外交档案的基本构成作一简要介绍。
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英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实际掌握国家权力和管理国家的机构分别是议会和政府。
外交作为政府管理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直接反映的是政府领导机构的决策和意志。
在英国,“内阁是英国政府的核心领导机构,其首脑是首相”[2]167,因此,英国外交政策以及外交活动主要体现的是首相和内阁的意志。
而具体实施决策层意志的机构是英国外交部(ForeignOffice,简称FO),它作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专门机构具体负责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其首脑———外交大臣则是内阁的重要成员之一,并直接对首相负责。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英国首相在外交事务领域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它以三种主要的方式对英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
首先,他是直接的参加者,有时担任“超级外交大臣”的角色;其次,首相选择他的外交大臣,并决定外交大臣在自己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再次,首相在决定对需要制定专门外交政策的危机或事件作出何种反应时,具有充分的自由[3]。
根据上述英国外交活动的分工,学者们可以利用的英国外交档案就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
一是英国外交部档案,即FO档案。
它的内容主要涉及英国外交大臣的外事活动、外交部与首相和内阁之间以及外交大臣与驻各地大使之间的信息往来,是了解和掌握英国外交职能部门制订、执行和修订外交政策过程及其依据的最详尽和最前沿的档案资料。
二是英国内阁文件(CabinetPapers,简称CAB档案)。
它的形成基础是首相每周主持召开的内阁会议。
凡是英国参与重要的外交活动或是国际事务,其相关内容都会作为议题之一在会议上进行讨论并以内阁讨论记录、内阁决议和备忘录的形式存档。
它们的价值在于可以了解英国决策层内部是如何对英国外交政策及活动进行讨论的,并从这种讨论中进一步理清首相的意见是怎样的,毕竟内阁会议的决议主要还是以首相的意见为准的[4]170。
第三是首相办公室文件(PrimeMinister’sOffice,简称PREM档案),其主要内容涉及首相与国内各个部门之间的来往函件、与其他国家政要之间的外事活动和来往电报和信函、重要会议记录等等,可以说涵盖了首相外交决策制定的各个方面。
正是由于首相在英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PREM文档是整个英国外交档案的核心部分。
为使本文的介绍不显空洞,笔者将结合对冷战中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第二次柏林危机(1958—1963)的研究来阐述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对中国冷战史研究领域所起到的重要影响及意义。
第一,英国外交档案为中国冷战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为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从国内档案资料的使用来看,冷战史领域较多地使用了美国、苏联等国的外交档案,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并不充分,以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研究为例,1958—1963年间的英国外交档案还未有人在相关专著和期刊中使用过。
但是这一时期的英国外交档案内容却极为丰富,其主体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英国FO档案,国内可以获得的来源主要是由英国劳特利奇公司出版的《英国海外事务文件》(第三辑中的《冷战中的柏林(1948—1990)》,其中第二章专门收录了关于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英国外交部的档案。
而有关麦克米伦政府时期的CAB和PREM档案可以在由英国亚当马修出版公司制作的数据库“麦克米伦内阁文档1957-1963在线”(中获得全文,其内容包含CAB128、CAB129、PREM11三个文档。
另外,有关这一时期的英国外交档案还有由英国文书局出版的《帝国的终结项目文件》A辑中第4卷《保守党政府与帝国的终结(1957—1964)》(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内容虽不直接涉及第二次柏林危机,但是囊括了这一时期英帝国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和英联邦问题上的诸多内容,对理解和认识当时英国在国际角色转换、国内政策变化、国家战略调整等方面的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些档案的发掘与利用为冷战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为中国冷战史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完善其研究框架、丰富其体系内容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第二,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为中国冷战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英国与冷战的关系以及英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必将随着其相关档案的充分利用而获得重新认识和定位。
当下的中国冷战史研究,由于资料方面的限制,其研究的方向与角度大多集中于美苏两国,即使有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也基本局限于使用美国方面的档案或是二手资料,极不利于研究的多样性发展。
但随着英国外交档案在国内的丰富和充分利用,这种困境会将被逐步打破,因为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将至少为中国冷战史提供两个新的视角。
其一自然是英国的角度,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三大国,是冷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其影响和作用贯穿于整个冷战的始终,从英国的角度来透视冷战进程或是加强英国与冷战关系的研究都将有利于突破WAIGUODANG'AN14兰台世界2012·5月中旬………………………………………………………………………………………………………………………………………………………国内冷战史研究的囹圄,使冷战史的研究结构趋于完整。
以第二次柏林危机为例,既往的研究总是围绕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研究而展开,无论对其产生原因、发展过程还是影响,都研究得比较充分,很难再深入下去,要想寻求新的发展,必然要加强对危机期间其他当事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而英国就是其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实际上,英国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味观望,当时执政的麦克米伦政府始终在西方与苏联之间积极地斡旋,主张利用举行高峰会议及谈判的方式解决危机。
特别是在危机发生的初期,英国更是以积极主动的外交方式影响着盟国对苏联政策的制定,推动了东西方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促使局势走向缓和。
这一研究打破了之前美苏主导危机进程的影像,凸显了英国在影响危机发展中的原本被忽视的作用,加深了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研究[5]。
其二,可以把对英国的研究纳入到冷战史的双边或是多边关系中去研究。
仍以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研究为例,除了以英国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研究之外,还可以研究危机中的英美关系、英德关系、英苏关系乃至盟国之间的关系,这不但为整个危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大大拓展了冷战史研究的层面。
第三,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不仅可以纠正以往冷战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还原真实,还能够通过对基础文献的解读得出新的观点和结论。
由于缺乏对原始档案的研读和二手资料的滥用,对冷战中英国的研究往往产生错误的观点和理解。
以对第二次柏林危机为例,以往的研究多把英国的外交政策看成是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结果,简单的把危机中两国的关系归结为美国主导和英国配合的模式,但从其外交档案的研究中却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危机解决过程中,英国并非一味地为加强英美关系而追随美国的政策,而是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来选择反对或是支持美国的应对措施。
根据这一新发现的事实,关于英国在危机中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也随之发生变化。
可以说,英国的外交政策与表现不仅对美国和盟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起到了制约作用,还对危机的缓和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此来看,这样的观点不仅修正了前人的错误认识,还对英国和危机的研究起到了丰富和深化的作用,既从不同的侧面进一步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又得出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见解。
综上所述,随着英国外交档案在中国冷战史领域的充分使用,必将从新资料的使用、角度上的创新、观点上的突破等几个方面大大促进中国冷战史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原始档案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与可信性,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还应辩证看待和使用它们,毕竟英国外交档案的内容深深地烙有英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可盲目全信,应该在加强英国外交档案与其他国家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增强其可用性和可靠性,真正发挥出其自身的利用价值,使它为中国冷战史的研究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1]陈兼.冷战史新研究[J].历史研究,2003(3).[2][4]施雪华.当代各国政治体制———英国[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3][美]W.F.汉里德,G.P.奥顿.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M].商务印书馆,1989.[5]滕帅.麦克米伦政府与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缓和[J].历史教学,2009(20).★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与大国关系互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ZD133;同时本文也是2012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的英国缓和政策研究(1958—1961)”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2G455。
★作者简介:滕帅,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同济大学档案馆吴坚本文分析了办公自动化系统电子文件实行“双套制”归档的必要性,阐述了办公自动化系统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归档的实现方式,对两者的融合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电子文件纸质文件双套制归档方法摘要关键词随着办公自动化在高校公文处理上的普及,电子文件成了办公自动化的必然产物,是高校档案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档案部门需抓住学校进行信息化建设的契机,解决在办公自动化下实现电子文件的归档与管理的问题,使档案工作适应形势的发展。
一、办公自动化系统电子文件实行“双套制”归档的必要性在办公自动化环境下,文件的起草、审核、签批、流转都在网上进行,电子文件有逐渐替代纸质文件的趋势。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电子文件在法律凭证、管理制度、技术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将会共存于世,具体原因可归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