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形象学
●一、何谓形象学
●二、形象学的产生与发展
●1、传统形象学，2、当代形象学
●三、形象学的研究内容
●1、形象，2、社会总体想象物，3、词汇与套语
第七讲形象学
●一、何谓形象学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是“他者”形象,即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巴柔）。
如：“近代中国文学中的西方形象”、“伏尔泰笔下的中国形象”，
钱钟书写《十八世纪英国人中的中国形象》，描述了中国形象由高贵到低贱（贫穷、病弱）的过程。
二、形象学的产生和发展
1、传统形象学（重在“再现者”）
法国卡雷首先提出形象研究的原则，他将形象学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
基亚又把这一主张进一步归结为：“不再追寻一些使人产生错觉的总体影响，而是力求更好地理解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的民族神话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的。”
1951年，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单独辟出一章，专门研究“人们所看到的外国”，为卡雷的理论作了详细说明。
卡雷实际上就把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问题置于“事实联系”研究中心。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形象学”这个词，但已指出了研究的基本原则，所以一直被后人视为“形象学”的奠基者。
2、当代形象学（重在制作者，异国形象如何被创造出来，注重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等）
法国学者巴柔是当代形象学的创始人。
他在为布吕奈尔和谢夫莱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所撰写的“从文化形象学到集体想象物”一章中，第一次提出“形象学”的概念，并明确提出了当代形象学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
巴柔对形象所下的定义是：
“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
此后，他又对该定义作了补充，指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对两处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达。”
综合巴柔在其他文章中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理解他对形象的定义，并由此了解形象学的研究范围：
A、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
一切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经过言说、书写而制作、描述出来的。但这种描述并不遵循写真实的原则。事实上，形象是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
它以一个作家、一个集体思想中的在场成分（自我）置换了一个缺席的原型（异国）。通过对异国的描述，显示或表达出了他们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他们在审视和想象着“他者”的同时，也实际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
对这种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我们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内在逻辑，即了解想象在多大程度上，出于何种原因（情感、意识形态等）而产生了什么样的偏离。这是形象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B、形象是一种象征语言
形象是一个社会可用来言说和思维的象征语言之一。它表述出了在被描
写的“他者”与形象制作者间实际存在着的一种互动关系：
形象的制作者可以是个体（作家）、集体（社团、民族）或半集体（思想流派、观点）。
但无论在那一个层面上，被制作出的“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出对“他者”的某种否定，对“我”及其空间的某种补充和延长。
“我”出于种种原因言说“他者”，但在言说的同时，“我”却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否定了“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
C、形象在套话中
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用来描写异国或异国人的约定俗成的词组。
如欧洲人常用来指称犹太人的“鹰勾鼻”，中国人用来指称西方人的“老毛子”，“大鼻子”，“老外”，指称日本的“倭寇”、“小日本”等。
“作为他者定义的载体，套话是陈述集体知识的一个最小单位。它是释放出的信息的一个最小形式，以进行最大限度、最广泛的信息交流。”
它是对一种文化的概括，可被视为是这种文化的缩影。
当代形象学的第二个代表是莫哈。
1992年，莫哈发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文章指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
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来的形象。”
莫哈指出了形象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对象，一般形象学研究特别注重第二个对象。
三、形象学研究的内容
1、形象。
如莫哈所说，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有三重意义：它是异国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是由一个作家的特殊感受所制作出来的形象。
当代形象学在这三者当中尤其关注第二点，即注重创造出一个形象的文化。
例：英国雷蒙·道森所著《中国变色龙》总结了欧洲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
欧洲最早读到的亚洲游记出自两位法国教士之手，即布郎卡尔班和卢布鲁克
卢布鲁克《东方行记》1255年
描述了蒙古人架在车上的毡帐，常常聚集成流动村子。蒙古人“男人们在头顶剃光一小方块，剩下的头发辫成辫子，从两边下垂至耳部。”冬天，他们用毛皮裹住身体，夏天穿着来自中国的丝绸。他们饮大量的乳酒——发酵的马奶——和葡萄酒。
在他们的描述中，“远东各民族生性凶残，在各方面都与欧洲人迥异，因之成其心患”。
在马可·波罗的笔下，中国则是一个“极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民族，尽管他们不知道上帝，却在许多方面值得尊敬”。
１２７１年，马可·波罗１７岁时和父亲叔叔与十几位旅伴经4年到中
国，游历17年。
到了17、18世纪，欧洲宣扬一种正面的中国人形象，把他们塑造成一个生来就有礼有德，进步繁荣的民族。于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真正神话由此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