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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春《唐宋古文研究》作业3单选题判断题一、单选题（共15 道试题，共60 分。
）1. 关于苏轼对文、道的认识，正确的是（）。
A. 道法孔孟B. 文以载道C. 文必与道俱D. 尊孔排老-----------------选择：C2. 以下对欧阳修“反对弃百事而不关心”文学主张理解有误的是（）。
A. 这点继承了柳宗元“辅时及物”的文学主张B. 个人的情感应该是建立在“常”与“正”的基础上C. 很少谈“道”，往往以“意”代之D. 提倡“常”、“自然”“简”、“易”-----------------选择：C3. 不平则鸣之说在韩愈（）中提出来的。
A. 《送高闲上人序》B. 《原性》C. 《谢自然》D. 《送孟东野序》-----------------选择：D4. 后世祭文、哀辞之类文章惟韩文公与（）最为人称道。
A. 王安石B. 欧阳修C. 范仲淹D. 曾巩-----------------选择：A5. 韩愈《答刘正夫书》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
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
”这体现了韩柳哪条文体理论（）。
A. 师其意，不师其辞B. 气盛言宜C. 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D. 抒写日常情感-----------------选择：A6. “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出自韩愈（）。
A. 《送孟东野序》B. 《答尉迟生书》C. 《答李翊书》D. 《进学解》-----------------选择：D7. “唯陈言之务去”出自韩愈（）。
高考满分作文：文如其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这句话揭示了“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的道理。
为文之道,也是为人之道。
言为心声说的是语言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文如其人的意思是观其文知其人。
人常说文字是人的第二门面,一个人的谈吐、文章完全可以体现这个人的心态、思想、为人处世的作风等等,因为文章是作者的生活阅历、知识储备、个人能力与道德境界的综合反映,是思想的载体,是灵魂的升华。
我们从《离骚》里读出了屈原高洁的品行和忠贞耿介的性格,从《赤壁赋》中看到了苏轼的豪放旷达,从《归园田居》中读到了陶潜的淡远自适,从《登高》中体会到了杜甫的悲悯情怀。
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这句话既高度肯定了四位诗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更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先有人品、人格,后有文风、文格的观点。
的确,一般来说书读多了, 文章写好了,其做人的标准也在无形中得以提高,对于自身的要求也趋于严格,人品自然会变得高尚,也就是文品即人品。
反之,人品高尚的人,写出来的文章也一定是给人以真的启迪,以善的感染,以美的享受。
当然,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古今中外也不乏作品的格调与作者人品相背离的现象。
李斯,他的《谏逐客书》铺陈排比,音调铿锵和谐,下启汉赋之渐,可论及人品,却是一个嫉贤妒能、品德卑劣、极端自私的阴险小人;大贪官胡长青、成克杰等也有专著问世,他们的文章也是娓娓道来,慷慨陈词,可是他们的人品却为世人所不齿。
这些人即使涂抹出貌似华丽的篇章,也只能哗众取宠于一时,最终会被人们洞察其本来面目,报之以无情的嘲讽。
因此,只有品格高尚的作家,才能写出格调高雅的传世之作。
作为新时代代言人的我们,一定要注重自身的人格修养,把人品与文品的高度统一作为至高的追求。
试想,一个对自我缺乏认识,对生活没有发现,对生命没有感恩的人如何写得出一篇好的文章?所以我们要领悟做人的真谛,学会包容、感恩,弘扬一切真善美的事物。
对“文以载道”这一批评观念的是非辨析作者：王琳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03期摘要：“文道统一”的文学观念是沿着“诗言志”这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以贯之的线索发展下来的，但是把“言志”的范围极端狭隘化了，强调文学作品要承载儒教传统，提倡求“道”抑“文”。
本文意在通过对“文以载道”这一批评观念形成过程的梳理，揭示其对文学创作和文人知识分子人格产生的不良影响，来辨析出该观念的是非，从而归结到文学创作如何更好地处理“文”“道”关系这一问题上来，褒扬追求“文道统一”的作品。
关键词：文以载道、文道统一、自由抒发、强制规范作者简介：王琳，女（1988-），山西运城，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文艺学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3-0016-02一、对“文以载道”这一批评观念的形成过程的追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历来有着“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等说法，这些言论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文”与“道”关系的界定。
然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同一种说法有着不同的指向，其影响也有很大的不同。
最早的文献记载之一《尚书》就有这样的言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其中的“诗言志”可以说既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只不过在《尚书》所载的年代里，“志”的范围很广，不单单限定于儒家所强调的“圣道之志”，还包括“性情之志”；“诗”当然也不仅限于诗歌这一体裁，而可通指当时广义的“文”。
这种诗乐和谐的理论，承传到孔子那里则表现为对“文质彬彬”的强调；然而后世儒家为宣传自己的思想，更强调“道”、尤其是“圣人之道”的地位。
把“文以明道”提到日程上的是在唐贞元、元和之际领导古文运动的韩愈、柳宗元等人。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盛世景象渐渐消退，文人士子把注意力转向了对礼乐崩坏、人民生活疾苦的关注上，加之当时浮靡文风的盛行，促使韩愈等人在文坛上也打出恢复、加强儒道，反骈文而尚古文的旗号。
苏轼的文学理念
当谈到苏轼的文学理念时，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并举例说明：
1.文学独创性：苏轼非常注重文学的独创性和表现力。
他认为文学应
该是作家独特的心灵体验和个性表达，而不是刻板的模仿或纯粹的传记记录。
苏轼的散文《前赤壁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以清新脱俗、灵动自然的笔触描绘了赤壁夜景，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思考，被誉为“中国古代散文的巅峰之作”。
2.自然与法度：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姿态横生，同
时也要遵循一定的法度。
他认为作家在创作时应该像大自然一样自由自在地表现，但同时也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学技巧和规范，才能使文章真正成为艺术作品。
苏轼的诗《题西林壁》就是如此，诗中描绘了庐山的壮丽景色，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的深刻领悟和体验，诗中的语言平易近人，却又不失法度。
3.多样化与生动性：苏轼提倡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和生动性，反对千篇
一律的文风。
他认为文学应该具有不同的风格和特色，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表现。
例如，苏轼的诗风就与他的散文截然不同，他的诗作往往豪放奔放、妙趣横生，而散文则更加注重思想深度和情感表达。
4.文以载道：尽管苏轼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多样性，但他也认为文
学应该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
他主张文章应该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能够启迪人心、教化思想。
例如，他的《答张文潜书》一文就强调了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教育意义，认为文学应该有益于人民的道德教化和精神提升。
苏轼的文学理念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自然与法度、多样性和生动性以及文以载道的社会功能。
这些理念不仅体现了苏轼对文学的理解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和价值。
墨痕澹处，卧观云岭——浅析苏轼的文学思想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
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实为一颗璀璨的明珠。
苏轼素喜蜀学，曾自述云：“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攻。
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祭龙井辩才文》）可见其思想实则儒释道浑融，中庸至和。
故其行事著文，皆通脱而旷达，虽值党争剧烈，仕途坎坷，然其自由精神不改，“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清幽疏旷而不失执著，正是一个大写的真人！而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下，苏轼具有着有别于一般文人骚客的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和自然天成的文学思想，。
那么，下面便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微，以期略窥其妙旨。
一、道艺相合，辞以达意。
苏轼在文学创作的“知”与“能”、“道”与“艺”的关系上，有着十分可贵的见解，他认为，创作的实现是“道”与“艺”的结合，即：“有道有艺。
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
并将“道”，“艺”关系转化为实际创作时的“心”、“手”关系：“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他的这一思考是相当深入的，在艺术思维的过程中，外界的客观物象转化为主体心中的审美形象和意象，并最终表现为物态化的图画和语言文字。
在这一基础上，苏轼又提出了著名的“辞达”观点。
孔子曾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和“辞，而已矣”，这是着眼于宣传效果而要求文辞通达。
苏轼则在他的《答谢民师书》中对其做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这里提出,辞的表达是意,作者做到“辞达”,首先是摆脱任何偏见的束缚,使作品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表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在万千世界变化无定的物象中,表现事物的本质。
苏轼的文论和散文宋初提倡古文的学者，当西昆体流行的时候，要求以文章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孙复《答张稠书》）。
到北宋中叶，古文既已盛行，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政治作用的同时，还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贝”，“各有定价”，相当重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
苏轼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与诗歌，特别是他同后辈来往的书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文艺见解。
他早年随苏洵出三峡，下长江，受自然景物的激发，跟苏辙写诗唱和，就认为诗文创作要象山川的云兴雾起，草木的开花结果，是由内容充实郁勃而自然表现出来，不是文章的工拙问题（《江行唱和集叙》）。
后来反复强调“辞达”，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
”即重视文章表达思想内容的本身作用，而没有象道学家那样把文章仅仅作为载道或明道的工具看。
他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这又注意到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跟王安石仅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不同。
那么怎样才能辞达呢？这就是他说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够表现事物特征的神妙之处。
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
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这里首先要求作者认真观察、研究描写的对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时还要求作者有熟练的艺术技巧，在写作时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象他说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何蓬《春绪纪闻》引苏轼语）他晚年形容自己写作诗、赋、杂文时的情况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答谢民师书》）即从不同的内容出发，自由表达，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
它是苏轼在文艺创作上长期刻苦锻炼，不断总结经验，逐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心得体会，对我们今天克服种种形式主义的文风还有一定启发。
浅议欧阳修、苏轼文道观之异同摘要：欧阳修、苏轼是相继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苏轼对欧阳修的思想和精神作了继承和弘扬，二人为当时古文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就对他们在对“文”、“道”内涵及其关系以及在论文中的文道观存在异同进行分析。
关键词：欧阳修；苏轼；文道观；异同古文以“道”为灵魂，“道”学的涵义丰富，从韩愈的作为文化价值之善的“道”，到欧阳修的合乎自然人情之真的“道”，再到苏轼的作为美之渊薮的“道”，是道学内涵在唐宋的逐步完善和发展。
欧阳修和苏轼都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杰出领袖。
他们在进一步完善韩愈之道学思想的同时，载“道”之文也随之逐步走向成熟和完美。
二人都重视文与道，重视文与道的关系。
但在文道观的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就二人对文与道认识的异同做初步的分析。
中国文人思想发展到宋代，“道”逐渐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支柱，同时也是诗文艺术的本体。
宋人文道合一的“道”已经不同于韩愈等人的教化之“道”、政治之“道”，而是将政治、道德、哲学化合于审美，内在化为人的性情，由自得再到自在的“道”；是实存实有，是人文修养的“道”。
欧阳修和苏轼相继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二人有志于道，是理想的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故当欧阳修退居汝阴时，欧阳修曾郑重告诫苏轼：“子来，实获我心。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见利而迁，则非我徒”。
文必与道俱，意谓文章的工拙雅俗直接与一个人的思想品质、道德修养和个性气质相关联，要使文章品位高雅，自然流畅，须是从心中流出，无矫情粉饰。
欧阳修说“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欧苏先后肩负起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重任，其抨击时文之弊，团结同道，明确革新的方向，把“道”作为理论纲领，树立自己的旗帜。
然而欧阳修、苏轼在文道观上存在一定差异。
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主张文道并重，不轻“文，不废“道”；苏轼则更重视“文”，把“文”放在第一位。
在“道”的内涵上，欧阳修所论主要是“百事”，是现实生活；苏轼的“道”则包含了宇宙万物的一切，凡情之所系，有感于心者，皆为“道”的内容。
墨痕澹处，卧观云岭——浅析苏轼的文学思想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
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实为一颗璀璨的明珠。
苏轼素喜蜀学，曾自述云：“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攻。
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祭龙井辩才文》）可见其思想实则儒释道浑融，中庸至和。
故其行事著文，皆通脱而旷达，虽值党争剧烈，仕途坎坷，然其自由精神不改，“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清幽疏旷而不失执著，正是一个大写的真人！而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下，苏轼具有着有别于一般文人骚客的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和自然天成的文学思想，。
那么，下面便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微，以期略窥其妙旨。
一、道艺相合，辞以达意。
苏轼在文学创作的“知”与“能”、“道”与“艺”的关系上，有着十分可贵的见解，他认为，创作的实现是“道”与“艺”的结合，即：“有道有艺。
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
并将“道”，“艺”关系转化为实际创作时的“心”、“手”关系：“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他的这一思考是相当深入的，在艺术思维的过程中，外界的客观物象转化为主体心中的审美形象和意象，并最终表现为物态化的图画和语言文字。
在这一基础上，苏轼又提出了著名的“辞达”观点。
孔子曾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和“辞，而已矣”，这是着眼于宣传效果而要求文辞通达。
苏轼则在他的《答谢民师书》中对其做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这里提出,辞的表达是意,作者做到“辞达”,首先是摆脱任何偏见的束缚,使作品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表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在万千世界变化无定的物象中,表现事物的本质。
论苏轼的为文之道摘要：苏轼一生文学创作经验丰富，精通各种文艺创作之道，本文从苏轼的明“立意”、重“辞达”和尚“自然”的文艺思想中探析其为文之道；同时在认真分析其“为文之道”之后，还发现这些文艺思想还时时闪烁着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关键词：苏轼为文之道立意辞达自然辩证关系引言：苏轼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全能的艺术家，其在文学著作中展现出来的文艺思想更是对后世的文艺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试图以苏轼的为文之道探索其文艺思想中的辩证法思想。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后人称之为苏东坡，眉山人，其是我国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在散文、诗歌、词和书法方面都有杰出成就。
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和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更因文号称万篇而有“韩文似潮，苏文似海”之称；诗歌方面，他与李白、杜甫和韩愈并称“李、杜、韩、苏”，同时在北宋诗坛上与黄庭坚齐名,在整个宋代则与陆游齐名,堪称宋代最大的诗人；在词方面，他首提“以诗为词”之主张，乃宋词“豪放派”之鼻祖，影响一代词风；他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起，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
总而言之，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又影响深远的文化名人。
试问古往今来，有哪一个人可凭一己之身在如此多的艺术领域成为登峰造极的良材，又是什么原因让苏轼能在此广无边际的文化之海中从心所欲、游刃有余？本文试图从苏轼为文之道浅探其文艺思想中。
一、文艺思想在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方面，苏轼见解独特新颖，论点精辟准确，给当时和后世文坛以深刻的影响。
苏轼的文艺思想是我国古代理论宝库中值得珍视的瑰丽遗产。
他在前人所遗留下来的宝贵论断的基础之上，以自身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实践，从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阐明了他独到创新的思维。
“纵观其文艺思想中，既有关于文学艺术外部规律的探讨（如论述了文学与政治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又有很多关于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求索，即文艺本身特点的探讨。
这些文艺思想为我国古代审美文艺思想的长河注入了一股新流。
”[1]在此，我们主要分析的苏轼文论中关于文学自身规律的一些理论，得出其为文之道大致可以分为“明立意”、“重辞达”和“尚自然”三点。
（一）明“立意”围绕文章为何而作得问题，苏轼认为第一要义是“立意”，《韵语阳秋》①卷三曾记载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
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
天下之事，散在经史之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
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
”同时，又据《清波杂志》所记，苏轼认为：“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
大抵论文，以意为主。
”总之，苏轼认为“立意”为“作文之要”，文章写作必须遵循“以意为主”这一美学原则。
而关于苏轼的所言之‘意’，“很多研究苏轼文论思想的论著都认为‘立意’即强调文章的思想内容，‘意’即文章之主旨，这种意见差不多已成定论。
我们认为，苏轼的‘立意’说，其着眼点并非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方面，而是在强调文章的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兼有弘扬创作主体之个性特点和拓展文章表现的时、空境界之意。
其深刻的含义是认为要摆脱拘束，自由地表现包括审美感觉在内的主体精神；要敢于突破现成的思想模式，充分传达投射于主体心灵的“自然之理”。
这实际上是针对在他之前北宋古文家之刻板与迂顽，为当时的文章抑或整个文学创作指出一条发展的通途，其美学精神的核心是要求增强文学的主体创造力。
”[2]”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立意”说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文章要高扬主体情感和主体意识；其二，文章要重视自身的社会功用。
《东坡题跋》卷五《书朱象先画后》中明确提出了“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的文艺观点，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十分重视文学作品高扬自身主体情感和主体意识的。
在苏轼青年时期的《南行前集叙》中，他说一切好文章，都是作者对客观事物有所感受并在其激发起写作激情的情况下产生的。
因此，在苏轼的作品中，“无论是他抒发个人情怀，还是歌咏大自然，无不根据不同的事物对象，把自己的情感表现出来。
以他对人生的空漠之感，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和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喟叹之情为最突出。
”[3]在著名的前后《赤壁赋》中，作者将那种人生感伤和强作慰藉而希望超脱的情感都强烈地展现出来。
无论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提问，或者“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解答，还是“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为色……是造物者之无尽宝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排谴，或者是“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飘渺禅意，实际上都与这种作者对于人生的飘渺而无所寄托之感深深地连在一起。
此外，苏轼倡导文学要表达强烈的主体情感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倡导“以诗为词”的主张。
自神宗朝开始，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执掌文坛。
他以文坛领袖特有的气魄，在前代词人的基础上对词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
“苏轼变革词的主要方向是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的艺术境界。
他将只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4]苏轼在38 岁时候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就有“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描写，展现自己少年时的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和“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
然后又在《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的典故和今日太守(作者自指)射虎的英姿中表现了他的欲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从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情软调，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境界，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了文学艺术的殿堂，开创了有宋以来的新一代豪放词风，为后世传颂。
这都和作者重视文学需要表达强烈的主体情感是分不开的。
另外，苏轼明“立意”的文艺思想还在于“诗须要有为而作”。
基于此，“他认为应该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
”[5]苏轼自小“奋厉有当世志”，②有着很高的政治期许，进入仕途之后，身处朋党相争的政治漩涡之中，其对于宋代初年体质的诸多弊端有着自己清醒深刻的认识。
多次贬谪,流离于荒山蛮野之所,使他能够深入民间,熟悉各地的民情风俗。
因此，他十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
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作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好奇务新，乃诗之病”。
他在《答乔舍人启》一文说到：“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
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
用舍之间,安危攸寄”。
又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赞扬颜太初的诗文：“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要以伐病。
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因此，所谓的“有为而作”，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
不能一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而应该揭发当世政治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达到“疗饥”“伐病”的功效。
这样，在把书写个人情感、高扬主体意识和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统一在他的文艺观之下，“明立意”成为了苏轼文艺思想的首要内容，也解决了文学为何而作得问题。
（二）重“辞达”在《论语·卫灵公》中，子曰：“辞，达而已矣”。
因为古人，尤其是先秦的文献向来以言简意赅而著称，孔子也未曾为这句话添加任何的话语背景，哪怕是一个字的直接注释都没有，就是孤零零的“辞，达而已矣”几个字，之后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中，围绕孔子的这个“辞达”展开了很多论战，并且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其一，重质实；其二，重华采。
在孔子的“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和“情欲真，辞欲巧”的间接注释之下，华采派似乎占了很大的上风。
南朝齐代诗人刘绘说：“今有辞达者,但曰直陈去雕饰,甚非旨也。
夫文章雕饰,自不可少,深原尔雅,乃其要焉。
《诗》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③言语中直斥“直陈”之说，明标“雕饰”之领，且引《诗》作证,言之凿凿,口气坚定，不容质疑。
还有后世的文论大家刘勰更以下结论的口吻说道：“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④其后，他还寻出了“圣贤书辞”作论据，其文曰：“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孝经》垂典,，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
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
庄周云‘辨雕万物’，谓藻饰也。
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言以文远，诚哉斯验。
”⑤但是，孔子的十一代孙子孔安国就曾反对：“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注释《论语集解》）。
北宋的司马光在《答孔文仲司户书》也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
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 无事于华藻宏辩也。
”这一类言论是说，“辞达”就是“实说”，“通意”。
还有王安石则从政治的角度，他在《上人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辞者, 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且华, 不必适用诚使适用, 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 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
由于王安石的特殊身份，他的主张给文坛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苏轼给予了有力的一击，其在《答张文潜县承书》中写到“文字之衰, 未有如今日者也, 其源实出于王氏。
王氏之文, 未必不善也, 而患在好使人同己。
自孔子不能使人同, 颜渊之仁, 子路之勇, 不能以相移。
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
地之美者, 同于生物, 不同于所生。
惟荒膺斥卤之地, 弥望皆黄茅白苇, 此则王氏之同也”(引他人论述可简略一点，否则有喧宾夺主之嫌)同时，苏轼在《答虔悴俞括一首》中首次提出了自己的“辞达”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
物固有是理, 患不知之, 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
所谓文者, 能达是而已。
”然后又在《与王庠书》中说：“前后所示表达文字, 皆有古作者风力, 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
”还有，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
”又曰:‘辞达而已矣。
’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
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是之谓辞达。
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从上面的三封信中，我们可以从一些以下方面概况苏轼的“辞达”说了。
其一，苏轼认为“辞达”是语言艺术的高度体现，是很难达到的；只有在诗文中准确地、毫发无隐地反映出客观事物的“妙”,也即对事物的内在本质有深刻的理解和透彻的表达,才能称之为“辞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