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公务员面试热点

2013公务员面试热点1约束以人查房 2发展家庭农场 3“人走政息” 4带薪休假成画饼 5国务院好遥远 6“毒校服”事件 7为家乡环境“叫板” 8将＂官职＂当礼物 9虚假的学问 10“三农”的活力 11旅游市场的欺诈和强迫消费 12临汾水库垮塌事件 13精神赡养 14高速免费的改革考量 15对行政执法权的监督1约束以人查房频发的“房叔”“房婶”事件令住房信息系统成为一些人的梦魇。

近段时间，一些地方出台了房屋信息查询规范，这些规范对输入人名查询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专门约束。

综合报道中的举例，类似规定总的原则是只有本人、公检法、住房保障部门、律师等通过一定程序才可查询房产。

“约束以人查房”的规定符合物权法所确立的私权神圣的原则，这个原则无疑是中国社会未来必须强化的精神。

只是这种合法性是建立在隐私权受保护群体被廓清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被充分公开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后两者与之匹配，查房禁令就会变成原则上的合法、实际上的不合理。

对个人住房信息的自由查询和公开，能够揪出“房叔”“房姐”“房妹”，但也能让袁厉害这样的普通人陷入争议漩涡、饱受舆论折磨，更不得不以“可以随便去房产部门查我的房产”来自证清白。

前者固然让人痛快，后者也着实使人痛心。

这种两面性更说明了，该公开财产的群体与该被保护隐私的群体之间，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切割。

因为没有在制度上分开这两个群体，没有在法律上厘清哪些是隐私，哪些又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笼统的隐私保护很容易激起舆论误解，并被一些人拿来做借口和说辞。

实际上，这种做法的确在结果上减少了监督的可能性。

在舆论监督“一家独大”的国情下，控制房产信息肯定会被赋予更多的意味，其被看做封堵媒体的措施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约束以人查房”的隐私保护应与官员财产公开、公共信息公开同步推进，二者互相支撑着对方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而媒体或民众选择私自查找住房信息来进行监督，根本上也源于后者的大道不通。

政府与民众之间，如果不能以明规则对明规则的方法解决问题，潜规则的价值就会凸显，擦边球式的方法就会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以人查房”的行为在揪出贪官的同时伤及无辜、损害私权，大的背景正在于此。

在符合法律精神和国际惯例的情况下，“约束以人查房”的规定仍激起了舆论的负面反应，这令人深思。

当改革进行了一半的时候，未改革的部分会显得尤其刺眼，尤其与社会发展不匹配，更重要的是，新旧规则的“混搭”会让制度留下很多被钻空子的机会。

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应互相匹配着推进，即使都在小步渐进，也要在规划上给出路线图或合理的预期。

见微知著，类似“以人查房”的新闻事件与舆论反应都在提醒着我们，改革不能做成一锅夹生饭。

2发展家庭农场发展家庭农场需要积极态度，同时也要避免急于求成，防止在全国搞“一刀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这一概念，立即引起各方关注。

发展家庭农场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大略测算，让农户平均收入赶上城市水平，我国必须把农户数量减少到3000万户左右。

这意味着我国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应在60亩以上，其中种粮户规模应更大一些，而水果、蔬菜生产的经营规模应更小一些。

据局部调查显示，现阶段，种粮户的经营规模达到百亩以上时，土地利用率会提高10%以上，经济效益会提高25%以上。

此外，农户经营规模提高以后，还会提高我国农业的资本装备水平，改善农产品追溯制度实施的条件，有利于降低农产品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

发展家庭农场需要积极态度，同时也要避免急于求成，防止在全国搞“一刀切”。

我国现有农户近2亿，最终会稳定在约1亿户。

这就是说，通过城镇化，我国还要将约1亿户农村人口转移到各类大小城市。

这需要一个过程。

相应地，土地流转、集中与家庭农场的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

一些地方城镇化速度快，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家庭农场的发育速度也会快一些，其他地方则会慢一些。

在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家庭农场的规模也不必要在短期内搞得过大。

从技术潜力讲，我国平原地区的家庭农场耕作上万亩大田作物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考虑到多种因素，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管理水平、现有技术装备水平与配套服务体系等，我国平原地区耕作大田作物的家庭农场一般不宜超过300亩，蔬菜规模不宜超过30亩。

如果规模过大，就会出现二次转包土地的情形。

发展家庭农场，还需要多方面的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

首先，要稳步推进城镇化，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真正安居乐业。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不住，就不会放弃农村土地。

有的农户实际上已经在城市就业，但他们会把农业当作副业，马马虎虎耕作。

这当然不利于土地流转，不利于家庭农场发育。

为此，要改革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为农业转移人口定居城市创造更好的条件。

其次，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央目前推进的土地承包长久不变政策、土地确权政策，都有利于土地流转，有利于家庭农场发育。

笔者以为，今后还可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促进土地产权明晰化，逐步让家庭农场更多地耕种自己的土地，舍得给土地投入，提高农场经济效益。

最后，要提高对家庭农场的支持力度，完善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专业分工水平。

家庭农场发育会对土地整理、经营管理和技术吸纳提出新的挑战，政府不仅应有资金扶持，还需要在教育培训方面给予支持。

可以试行“注册农户”制度，提高资金支持的“瞄准度”。

政府还可以支持城市资本进入农产品流通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领域，加大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力度，增强家庭农场的市场竞争力。

3“人走政息”山西大同民众联名挽留市长耿彦波的新闻，有了续篇。

大同市承诺：政府工作是连续的，承诺做到“五个凡是”。

民众的态度，是对领导干部的重要评价，也是对地方工作的期待。

一个领导干部，一任地方官员，干不干事、为谁干事、怎么干事，群众的感受最直接。

在很大程度上，联名留市长的背后也有着自身利益的考量——“民心工程”开工了，换一拨领导，是否还能全力保障、加速推进?房屋被征收，主事者调任，是否还能得到妥善安置、确保回迁?有这种“不确定性”的忧虑，才引发了集体性的“情感爆发”。

对那些忧心“人走政息”的大同民众而言，承诺保证工作连续性的“五个凡是”，无疑是颗定心丸。

但是，这样可谓郑重的政府承诺，也让人喜忧参半。

承诺“新官要理旧账”，表明了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的态度，超越了追逐个人名利的极端政绩思维，此为喜;一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政策，需以立誓承诺的方式延续，政府的公信力需要领导拍胸脯保证的方式来树立，也堪忧。

当前，正值很多地方领导履新之初，联名挽留透露出的焦虑，尤需重视。

为官一任，总想干一番事业，创下不俗的业绩，这可以理解，也应该鼓励。

然而，也正因此，更多人重视“开来”，却忽略了“继往”，更愿意另辟蹊径，烧起自己的“三把火”。

于是，政策措施缺少连续性、稳定性，发展变成了“翻烧饼”。

承诺“新官要理旧账”，就是承诺踏踏实实做实事。

只要前任定下的发展思路、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符合民众长远利益，继任者当萧规曹随，一路跟进抓落实。

同在山西的右玉县就是如此。

60多年来，右玉县18任县委书记，一任接一任，坚持不懈治沙造林，将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今天满目葱茏的塞上绿洲。

这和一些人为了升迁“进步”，热衷于打快拳、搞短期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被赞“一张蓝图绘到底、功成不必我任期”。

当然，确保政府工作有连续性，仅靠领导个人承诺不可能完成。

在以公开承诺赢得民众信任的基础之上，还需要依法行政，让法律的力量成为各项政策措施的支撑和保证。

事实上，仔细阅读大同这“五个凡是”就会发现，类似“手续完备的政府工程要认真履约，按进度拨款”、“经过招拍挂程序，按合同付出了土地出让金的，要尽快交付净地”等，都是以法律为其保驾护航，为何还要政府公开承诺，保证各方能履行法律责任呢?更何况，从城市规划到教育医疗，一个地方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都经过了当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讨论、决定，具有高度权威的法律效力，任何部门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现任和继任的“一把手”也不能例外。

树立法治观念，推进依法行政，才是避免“人走政息”、打消群众焦虑的最佳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重大行政决策、发展规划等行政行为，既需要经过规范的法律程序，还需要公开透明、完善监督考核。

如此，才能让民众的“不确定感”减少，对未来的信心增加。

4带薪休假成画饼一纸“纲要”落实不了“带薪休假权”。

权利保障还得回到法治的原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

纲要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城乡居民旅游休闲消费水平大幅增长。

有媒体甚至推算出，公众每年可增加1至2个类似于黄金周的度假时段，有望年增旅游收入500亿元。

翻翻法律不难发现，“带薪休假”本是一项法律权利——早在1995年起施行的《劳动法》中就有明文规定。

2007年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更是具体规定了带薪年休假的操作程序。

本该落实的法定权利，为何出台多年后还要等上7年才能“基本落实”?个中原因，着实令人深思。

法律应当得到尊重，法律更应得到切实施行。

有法必依是法治最基本的要求。

“促进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绝不应成为落实带薪休假权的动力，而只能是带薪休假权得到落实的附带结果。

一个追求法治的时代，公权力部门理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

对于中国来说，法律权威的树立、人权保障的实现，远比每年几百亿元的经济收入更重要。

法治思维不同于经济思维之处，就在于法治优先。

当然，法律权威和人权保障并不排斥经济收入，相反，法治还是增收的基础与有力保障。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只是一张旅游业的发展蓝图，它并不是法治发展的蓝图。

虽然“纲要”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但我们并未看到保障权利实现的具体路径。

这张旅游业的蓝图也不可能提出应对“带薪休假权”形同虚设的具体举措和方法。

有法尚不依，一纸“纲要”又如何能让企业主或用人单位心甘情愿地积极保障职工带薪休假权?回过头看，“带薪休假权”之所以沦为纸上画饼已多年，表面上似乎是劳资双方权责与地位的不平等所致，但这背后，仍与劳动执法部门的执法不力、执法不严紧密相关。

劳资双方天然不平等，劳动法向劳方倾斜，是理顺劳资关系的必需。

而如若法治不彰，资方恣意违法劳动者却得不到执法部门的救济，权利虚置就成为必然。

不要期待资方的道德发现，先落实好《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中的法律责任制度才是正途。

所以说，一纸“纲要”落实不了“带薪休假权”。

权利保障还得回到法治的原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每逢岁末年初，舆论对“欠薪”总是格外关注。

其实，“欠假”和“欠薪”一样可恶，一样伤害了劳方的基本权益。

“欠薪”要整治，“欠假”同样需要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