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中国文脉是什么？中国文脉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思想观念、价值观、道德规范、艺术表现形式等，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灵魂。
中国文脉凝聚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
中国文脉的重要性和特点中国文脉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是观照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
中国文脉的主要特点包括：1.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国文脉源远流长，延续至今，凝聚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2.丰富多样的内容：中国文脉包含了文学、哲学、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等丰富多样的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方面的人类生活。
3.统一的核心价值观：中国文脉中蕴含了一系列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等，这些价值观对整个社会起到了凝聚力和引导作用。
中国文脉的传承与发展中国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成分，进行创新和整合，使中国文脉得以传承和发展。
文史研究与学术传承1.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国文脉的传承需要对历代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以系统地呈现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
2.学术交流与理论创新：中国文脉的传承需要保持与国际文化学术的交流与对话，吸收外来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教育与培养社会公民1.国民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强调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
2.社会教育：通过社会活动、文化场所、媒体传播等途径，普及中国文化知识，提升整体社会的文化素质。
文化产业与传媒发展1.文化产业化：将中国文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化产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文化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
2.传媒发展：传媒是传播中国文脉的重要渠道，通过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体形式，将中国文脉传递给更多的人。
中国文脉的价值与当代意义中国文脉的传承对于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1.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中国文脉传承可以加强人们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提高文化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
龙源期刊网 清朝末年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作者：李斌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7年第01期清末引进新式教育制度，废科举，兴学堂。
新兴的学堂按照终点排定课程。
课程中既有西方的自然科学，也有传统的文化知识。
1902年《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的12门中学课程中，修身、读经、词章三门直接授以传统文化。
修身“当本《论语》、《孝经》之旨趣，授以人伦道德之要领”，读经教材为《书经》、《周礼》、《仪礼》、《周易》。
两年后出台的《奏定中学堂章程》对此三门课程的内容及授课时数虽有所调整，但变化不大。
“词章”改名“中国文学”。
读经以《左传》、《周礼》为教材，除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外，坊间几乎没有新编经学教科书。
修身∕伦理要求“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
教科书出过不少，都本儒家思想立言。
刘师培《伦理教科书》“集前儒之说，萃为一编”[1]。
林纾于清末曾在京师大学堂预科及师范班讲修身一课，成《修身讲义》一书，“多摭取《理学宗传》，及周程张朱陆薛诸子有益身心性命伦常之语，逐条诠说阐发”[2]。
可见，修身∕伦理、读经、词章∕中国文学三门课程分工较为明确，跟传统知识谱系三分为义理、制数∕考据、词章接近。
[3]朝野对此的认识较为一致。
但对于词章（后来命名为国文）一门如何教学，却多有分歧。
清末教育主管部门对国文的要求主要体现在1902年颁布的《钦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及大学堂拟定的《大学堂编书处章程》，1910年《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等四份文件中。
由于这些文件出自不同部门，加之新政初立，难免推敲不周，所以它们在某些说法上并不统一。
前两份文件以作文为目标，提出了作文顺序和在文体、用字、文法上需讲究之处，体现了对“文”本身的重视。
《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词章一门的教学任务，应顺次“作记事文”，“作说理文”，“学章奏传记诸体文”“学词赋诗歌诸体文”。
《奏定中学堂章程》将“词章”改名为“中国文学”，在此目下认为：“入中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学作文应按“文义”“文法”“作文”的顺序，“要求用字必有来历，下字必求的解”，读“经史子集中平易雅驯之文”，“并为讲解其义法”，还提出了“忌用怪癖字”“忌用涩口句”“忌发狂妄议论”等作文五忌。
《国文百八课》的选文特点及启示
《国文百八课》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学术名著，其选文特点及启示如下：
一、选文内容
《国文百八课》精选国学典籍、历史文献、名家书画，以及古代诗词、文章，体现了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反映出古人渊博的学问。
二、教育精神
《国文百八课》在教育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典籍中介绍了不仅
包括文化背景、政治思想、历史沿革等知识，还重视价值取向的培养，提倡尊师重道、儒家道德礼仪等方面的培养，启示着古人对教育的尊
重和重视。
三、道德观念
《国文百八课》中穿插了很多讲求礼仪礼节、提倡良好服从有序忠告
的道德观念，如“坚持礼节”，“尊师重道”，“家有国有”等，其观念可以
在现代社会中受到普及应用。
四、审美艺术
《国文百八课》中里所选录的绝大多数都是含有审美价值的文章，突
出古代婉转的情调，重视文章的形式艺术，以及审美观念，沉着冷静、坚贞恳求，是古人智慧之精华，其情思与形式艺术所构成犹如大自然
般巧夺天工的审美效果。
总之，《国文百八课》汇集了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古代文化中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而其中的审美价值及各种文明的的道
德观念也对当今社会具有现实的启示。
简析文化强国视域下的国文教育[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6-0051-02当代大学生在传统道德文化强国的视域下应该更为积极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合格的高校学生，学习大学国文课程不仅是审美的精神享受，更是精神层面的成长。
一、何谓大学国文国文是建立在国学大的背景下展开的。
广义的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狭义的国学是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国文是指本国的语言文学作品，民国时期的国文就是现在所说的语文科目。
“国文”顾名思义，堂堂一国之文，中华民族的五千年的文明之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文化之根。
它唤起的是我们意识深处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依赖感。
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之前，“语文”被称作“国文”。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国文课的学习更强调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现代语文的学习则更强调功能、更强调应试，进而忽略了原有的本族文化意蕴的深刻内涵。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
“国学”就是指根植于中华大地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文化精粹，它是我们民族精神成长发育的基石，也是一个国民尤其是大学生应该接受的基本素养。
然而，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网络化带来的文化多元现象，弱化了我们对“国学”的传承。
而大学的人文素质课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传承文化的重大使命，作为教师更应该正确引导学生们汲取国学瑰宝中人文素养的精华，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二、大学国文教育现状（一）主动学习意识不足当下主流意识是功利的，从而忽略了人文素质课基础课的学习，当代大学生普遍认为专业课才是自己立足社会的基本，忽视了写作、演讲、面试的能力。
这些综合能力才是一名合格大学生毕业的立足之本。
现在的学生书写能力不及高中水平，错字处处可见，表达能力欠佳，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唤醒他们对国文学习的主动意识。
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与对外汉语教材
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与对外汉语教材
一、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
1、新国语运动
1920年，新国语运动正式发起，由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项鼓励国语普及的法令，将蒋介石支持的“补习国字”运动正式确立为政策上的标志。
此后，新国语普及运动在全国不同地区呈现出空前的热闹，以蒋介石的政区为主体，逐渐演变出蛮鬼、公字、新国语等国语学习活动。
提倡及宣传方面，新国语运动引进了《中华读本》、《古文观止》、《新国文见识》等经典国语作品，解释了蒋介石政府提倡新国文的理念，开辟了新一代民国国语教育宣传。
2、教学改革
在民国时期，对于国语教育改革，蒋介石政府在比较宏观的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改革紧张的教学体系。
民国教育体制的兴起也使得蒋介石政府立论新国文广为宣传和实施，国语教育也受到了三大教育实践——研习、报读和考试的推动，也为新国文的广泛普及开辟了新道路。
二、对外汉语教材
1、《台湾岛汉语教材》
《台湾岛汉语教材》是民国时期的一本综合性汉语教材，由于有台湾
地域的功能，该书此时正处于台湾汉语普及运动的关键时期，教材已
经对台湾汉语进行了优质教学宣传，建立了系统的台湾汉语教学体系，为台湾汉语发展奠定了巨大的基础。
2、《学习汉语》
由南洋大学校长唐子钧著作的《学习汉语》一书是当时译介出版社特
别出版该书，出版集中于汉语的训练，书中着重在句子的朗读、咬字、缩字和规范的书写，通过对汉字的解释及文章的鉴赏，进行了汉语口
语和文法教育，并有例文详解，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汉语文法规则，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率。
：中学国文教育中的新文学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中学国文教育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不仅是因为国文教育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更是因为它对于学生们综合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在中学国文教育中，新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则给这个传统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新文学在中学国文教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与传统的古典文学不同，新文学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全新的视角，让学生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新文学还注重现代语境的运用，这使得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
新文学在融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也让学生们能够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
要将新文学有效地融入中学国文教育中，教师的作用是关键。
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新文学素养和教学能力，才能够准确地把握新文学的内涵和特点。
教师需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面对新文学的教学。
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们积极阅读新文学作品，通过阅读让学生们自己感受和理解新文学的魅力。
在中学语文考试中，新文学的考察方式主要是以阅读题和作文题的形式出现。
对于阅读题，学生们需要理解新文学作品的中心思想、艺术特色等，这需要学生们具备较高的文学审美素养。
而对于作文题，则更加考验学生们对新文学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以及自身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新文学在中学国文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它既能够丰富学生们的阅读体验，提高他们的文学审美素养，又能够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和创新思维。
因此，我们应当重视新文学在中学国文教育中的作用，积极推动新文学的教学和普及，为学生们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有力的支持。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在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历史中，新文学和国文教育一直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重要力量。
新文学的崛起和发展，为国文教育提供了新的内容和形式；而国文教育的进步，则为新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创造了条件。
语文学科百年发展的“双轮驱动”作者：王潜来源：《语文建设·上半月》2021年第08期【摘要】语文学科百年发展的轨迹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有社会变迁对语文教学提出的与时俱进的要求，也有语文学科自身演变深化的探索。
其发展脉络大致为：从强调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到追求人文性，再到对人的核心素养的关切。
语文学科从知识本位回到育人本位，充分体现出语文这一基础性学科在学生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语文学科，工具性，人文性，核心素养在语文独立设科之前，广义的语文曾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体部分，涵盖了文史哲所有的人文性学科。
几千年的“文史哲不分家”传统，既为现代语文学科积蓄了丰厚的人文精粹与思想底蕴，也对语文学科的立科与发展造成了某种干扰，以至于不少学者与教师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什么是“语文”。
在于漪老师看来，语文教育的历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百年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另一条是千年语文教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语文教学研究与实践的基础。
顾之川先生则按照时间顺序和关键节点，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文学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期（1949—1977年）、改革期（1978—2011年）、复兴期（2012—2019年）。
初创时期，语文学习成为全党政治任务，工具论成为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后，语文教学改革蓬勃发展，各种思潮碰撞融合，直至产生“新课程标准（2011年版）”;党的十八大提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之后，语文教学再次开启改革之旅，围绕核心素养展开学科建设。
回眸百年语文学科发展之路，梳理分析语文学科发展的内外双轮驱动，探究语文学科的本质与方向，对我们开启新的学科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一、外向驱动：社会发展对语文学科的要求与影响作为母语教学，语文学科的诞生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诉求。
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并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发起的崭新的学制和独立分设学科的教学体制，后称之为“癸卯学制”。
语文一词的来历我国“语文”课程承担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学习和国学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
这一课程的名称原为“国语”“国文”，为何将“国”字去掉而成为没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标识的“语文”，究其因，除了对于“言文一致”“言文并重”的强调以及新时代除旧布新等重要因素外，还与上世纪40年代我国课程建设所处的整体文化语境有关。
可信者往往不可爱，这一更名的背后凸显的是国人“把中国从过去的‘天下中心’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的一员”(梁文道语)的进程中的内在紧张与纠结，有着一种无奈、自卑和一种深刻的文化之痛。
“语文”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
张之洞首用“语文”一词，1887年他在所呈的《创设水陆师学堂折》中就写有“挑选博学馆旧生通晓外国语文算法者三十名为内学生”“其水师则学英国语文”“其陆师则学德国语文”“庸下之才，语文但取粗通”等数句。
“语文”的本义是“言语(口语)文字(书面语)”。
经过几十年使用，这一词语在解放前已经是一个常用词了，但其成为一门重要课程的名称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
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人把中国教育的落后归罪于中国汉字书写的繁难上，于是纷纷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
陈独秀提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主张;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蔡元培也憧憬著一种世界通用的文字，提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一文中也“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魏建功(建国后担任过北大中文系主任，参加过第一套语文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工作，1950年与叶圣陶、宋云斌等五人被推举为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起草员)也发表了《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等文章，提出“驱逐方块鬼、建设新文字”的主张。
当时国内的扫盲运动和文字拉丁化改革的世界潮流相契合，使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受到了许多学者和官员的支持。
后来被并称为“鲁郭茅巴”的这些文坛泰斗以及语言学家黎锦熙、郭绍虞、吕叔湘、王力和诗人柳亚子等人当年也都积极支持和倡导过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