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婚约制度

唐代婚约制度摘要：婚约在古今中外人们的婚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然而，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及历次《婚姻登记办法》均无关于婚约的任何规定，台湾地区的法律则对于婚约有确定的立法，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作为两岸法律同源的唐律当中对于婚约是有成文规定的。

我们不应当过多的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现实当中婚约是普遍存在的。

关键词：唐律婚约婚约，从现在的观点看来，应是”一男一女约定将来应缔结婚姻之契约”。

但是这么一种定义不应该成为我们看待《唐律》当中对于婚约的角度。

不把特殊事实置于一种普遍性的前后关系中，特殊事实是完全靠不住的。

对此，我认为要想对婚约，特别是唐律当中的婚约进行讨论，势必要对婚姻进行一个限定。

古人认为，婚姻是”合两姓之好，上以是宗庙，而下以继后市”的行为。

按照现在学者的说法，婚姻制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特别是在工业化之前的社会或社区中，就是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曾予以详细分析讨论的生育功能，特别是”育”的功能。

或许这么一种说法对于古人并不太公平，毕竟古代也认可爱情，也追求爱情，无论是婚前的”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还是婚后的”恨不相逢未嫁时”，都无人谴责；反倒是常常得到人们的同情、欣赏甚至是赞美。

但如果我们否认这么一种事实的话，我们就无法在正确的语境下来看待问题。

而如若我们无法确证的看待古代的婚约制度，那么对此产生的法文化的影响就让已被我们忽视，甚至更容易被我们用现代化的接口理所当然的抛弃。

唐律当中对于婚约的直接规定在《户婚》当中的，而其他的条文都有一些对于婚约规定。

这里并不想对于唐律的立法技术进行过多的评价，但是我认为这么一种立法所反映出的是一种对婚约的认识，即婚约是婚姻的程序之一。

正是基于这么一种认识，婚约的诸多立法就散落在对于婚姻的其他规定当中例如”违律为婚恐喝娶”条。

这与当时的法律对于婚约的性质的认识密不可分。

在当时来看，婚约是婚姻程序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婚约是嫁娶的必经程序。

我认为，如果不去讨论当时的立法技术的成熟程度，仅从这么一种制定的形势来看，或许可以看出唐律对于礼的重视。

因为可从《礼记·昏义》中见到，礼只是把婚约当作婚姻的程序。

在强调家族利益的封建社会，对于婚姻格外重视，这不仅是”修两姓之好”的问题，更承担一种”续香火”的血统问题，因此法律对于婚姻秩序采取了一种积极的调整方式，更主动的进入到婚姻家庭法律关系当中。

关于婚约的性质即使在当代也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学说，总体上就有契约说和非契约说的区别，而契约说当中又有诸如债权契约说，亲属法契约说等。

学说上的争议的出发点更多是出于婚约的法律后果的考虑，套用当代的民法理论，唐律对于婚约的认识采用的更多是一种”契约说”，因为唐代对于这么一种约定采取一种认可并且保障实施的态度。

所以本文借鉴当代民法当中的分析思路对唐律当中的婚约进行探讨。

一、婚约的成立要件合同成立，是指合同因符合一定的要件而被法律认为客观存在的事实。

1、订立婚约的主体：（1）订立婚约的参与人并不是婚约的主体：唐律第175条注曰:”许嫁女已报婚书者，谓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讫。

”这里的男家和女氏指的是男女家族。

唐律第188条注曰：”未成者，从尊长所定。

……‘尊长’，谓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

”由此可见，订立婚约的主体是男女双方的主要亲属，从中不可避免的显示出家长制的特点。

一旦订立婚约的主体违反此规定，原则上视为无效。

但是，唐律第188条曰：”诸卑幼在外，尊长後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

违者，杖一百。

”（2）订立婚约原则上需要有第三方的参与：这里所说的第三方主要指的是媒人。

早在《礼记·昏义》就指出了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而其中的纳彩、问名都需要由媒人参与。

而唐律则将其写入法典，第176条注曰：”为婚之法，必有行媒。

”但是并不意味着婚约的订立一定需要有媒人的参与，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必备的要件。

2、合同的内容当中合同的内容即合同的条款，是指当事人依程序订立合同，意思表示一致，便形成合同条款。

（1）合同的一般要件一份有效的婚约还应当说明男女双方的姓名、年龄、是否有过婚史、媒人的姓名等。

如此约定，主要目的是使合同具备履行的可能性。

一份合同如果不是相对的，具体的，那么双方对于自己权利义务具体如何行使将一无所知，这将是订立合同的双方极力避免的。

另外，我认为这使得婚书具有某种证明力。

唐律当中有许多对于结婚主体的限制，一旦违反了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我认为这是要求订立婚约的主体对自己负责，采取一定的审查措施。

（2）男女双方的具体情况的描述唐律第175条注曰：”‘及有私约’，注云’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老幼，谓违本约相校倍年者；疾残，谓状当三疾，支体不完；养，谓非己所生；庶，谓非嫡子及庶、孽之类。

以其色目非一，故云”之类”。

皆谓宿相谙委，两情具惬，私有契约，或报婚书，如此之流，不得辄悔，悔者杖六十，婚仍如约。

若男家自悔者，无罪，娉财不追。

”所谓”私约”，是指双方私下对情况有所了解的默许。

从条文当中我们可以得出，如果包括年龄、健康状况、所出等方面，同事先的了解无出入，”不得辄悔”。

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如果与所了解的不相符合，将会有相应的措施。

可见，双方在订立婚约之时，必定会对上述问题进行具体的约定，防止纠纷的产生。

而且，通常情况是先有”私约”，男家致书礼请，而后女方”报婚书”，再”纳征”。

可见”私约”的重要性质。

（3）婚期婚期最大的作用在于法律后果的确认。

唐律对于婚约的态度是认可并用强制力进行保障，即合同一经确认生效，合同的双方都不可单方面修改合同内容。

一旦任何一方做出了违反婚期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唐律第193条曰：”即应为婚，虽已纳娉，期要未至而强娶，及期要至而女家故违者，各杖一百。

”另外，同时期的法律还规定了，如果男方无故超过三年未娶，则婚约自动解除，并且丧失对于已付聘礼的返还请求全。

在白居易所作裁判的文集当中有过如下记载：”判得：景定婚姻讫，而女家改嫁，不还彩礼，景诉之。

女家云：无故三年不成。

（判云）义敷好合，礼重亲迎，苟订婚而未成，虽改嫁而何罪。

景谋将著代，礼及问名，二姓有礼，已卜和鸿之兆，三年无故，竟愆燕婉之期，桃李恐失于当年，榛粟随移于他族。

既闻改适，乃诉纳征，掇情而嘉礼自亏，在法而聘财不返。

”另外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唐律当中的”一准乎礼”的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

婚姻的一大重要的作用在于“上以是宗庙”，那么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对于婚期的制定必然有求于某种”昭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挑选吉日”。

对于婚期的严格的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于”祖先”的一种服从，或则说是对于礼的遵守。

二、合同的生效合同的成立并不等同于合同的生效。

合同成立是指当事人达成合意建立了合同关系，合同生效是指合同因具备法定要件而产生了法律效力。

1、聘财婚书并不是婚约的生效要件。

唐律第175条注曰：”婚礼先以娉财为信，故《礼》云：娉则为妻。

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

注云’娉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

酒食非者，为供设亲宾，便是众人同费，所送虽多，不同娉财之限。

’若以财物为酒食者’，谓送钱财以当酒食，不限多少，亦同娉财。

”由此可见婚书并不是婚约的生效要件，只有聘礼才是婚约的生效要件。

而其中聘礼的多少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只需要”即受一尺以上”就”不得悔”。

2、不得”违律为婚”违律为婚是指，根本不能订婚与结婚而仍为婚。

对于这些规定，我将其分为5类，分别是禁止良贱通婚（191,192,193），禁止同姓未婚（182），禁止亲戚通婚（183），禁止重婚（177），对于官吏的其他禁止规定（186）。

换句话说，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这么一种无效应当认为是一种自始无效，而不是一种部分无效。

婚约的部分无效可能更多是一种婚期或者聘财的无效，对于婚姻本身如果无效，则合同就不成立了，而上述规定更多的是对于婚姻本身的规定。

有学者认为，这么一种规定不是为了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而是维护了被侵犯了的封建伦理纲常和封建家族主义这一特殊客体。

三、婚约的效力我国大陆对于合同的效力的通说认为，其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拘束各方的强制力。

1、对女方的约束：首先，女方家庭一旦收受了某一男方家庭的聘礼，不得因他人的聘礼更高而另与他人约。

唐律第175条曰：”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

後娶者知情，减一等。

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娉财，後夫婚如法。

”其注曰：”‘若更许他人者’，谓依私约报书，或受娉财，而别许他人者，杖一百。

若已成者，徒一年半。

後娶者知已许嫁之情而娶者，减女家罪一等：未成者，依下条”减已成者五等”，合杖六十；已成，徒一年。

女归前夫，若前夫不娶，女氏还娉财，後夫婚如法。

”其次，一旦婚期到，女方有嫁女的义务。

唐律第193条注曰：”及期要已至吉日，而女家故违不许者：各杖一百得罪，依律不合从离。

”有学者认为，女方只要一经许婚，就已将其女的人身出卖给了男家。

这么一种观点自然是合理的，这一格局也许与各种娶妻方法的三阶段历史演化有关：从俘获到偷窃到支付再到承诺爱护和赡养的现代制度。

但是，这么一种规定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因为聘礼是一种代替的筛选设置。

在古代社会信息的交流匮乏，即获取信息的成本过高，而要使得婚约制度经济、合理，则必须有一种更为有效的筛选机制。

虽然唐律当中对于聘财的多少并没有做强制性规定，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双方对于聘财的要求必然也是相当严格，因为聘财的多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出男方家庭的经济水平，甚至是学养。

2、对男方的约束一旦双方订立了婚约，男方有义务按约迎娶女方。

法律禁止男方单方面提前履行。

唐律第194条曰：”即应为婚，虽已纳娉，期要未至而强娶……各杖一百。

”另外，唐律第175条曰：”男家自悔者，不坐，不追娉财。

”以及根据上文引用的白居易的裁判所得，如果男方无故超过三年未娶，则婚约自动解除，并且丧失对于已付聘礼的返还请求全。

这里，我认为可以将无故超过三年未娶的行为概括为推定悔婚。

法律通过这么一种规定给男方一种预期，如果你单方面悔婚或者推定悔婚，将损失所有的聘礼。

这意味着，只有在男方认为自己悔婚的行为能够在他认为的情况下获利，他才会做出这么一种决定。

但是根据上文介绍，唐律并没有赋予女方这么一种再次博弈的机会。

这与当时的信息不对称有很大的关系。

古代社会女子深居闺中，关于女子的信息的获得相对男子的信息而言较为困难，也就是说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男方获得信息的成本相对较高。

假设我们赋予女方这么一种再次博弈的权利，也就是说女方如果单方面毁约，并不会受到刑罚。

那么我们会发现，女方并没有相应的对价支付，即使是退还聘财也不是一种资产上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