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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的两种新自由主义———政治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对立张纯厚内容提要：我国政治理论界目前尚缺少对于当代西方的两种新自由主义进行分析和明确区分的文章，所以，常常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西方存在着New Liberalism的新自由主义和Neoliberalism的新自由主义，前者称为政治新自由主义，将后者称为经济新自由主义。
并且，阐明这两种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关系，即，政治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直接对立，经济新自由主义则通过与新保守主义结盟，而与政治新自由主义相对立。
政治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二元对立在美国有典型的表现，在其他西方国家却有错综交叉和多元分化的特点。
在美国，政治新自由主义与民主党结盟，新保守主义与共和党结盟。
关键词：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自从英国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于1790年出版《法国革命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分裂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政治意识形态阵营。
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自由主义理念不断扩展，从政治和经济领域进入社会、文化和生活领域，但保守主义也没有丧失它的价值。
由此，在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这两种意识形态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的格局。
一方面，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传承，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现代自由主义（modern liberalism）坚持政治、文化和个人生活的多元化和自由主义原则，同时，支持限制自由竞争的福利国家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保守主义的传承，欧洲自由保守主义（liberal conservatism）和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坚持政治、文化和个人生活方面的保守主义原则，但在经济上，却倾向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倡导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关于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替代战略的思考许峰《开放导报》2010年第3期[摘要]查韦斯政府执政后，实施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经验。
本文从八个方面勾勒查韦斯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替代战略，认为现在给其直接定性还为时过早，但从根本上否定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并在它们的统治秩序之外进行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探索和创造，都应该是在历史地走向社会主义。
无论委内瑞拉“2l世纪社会主义”的结果如何，都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可贵的大胆尝试，在拉美历史上以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会留下一笔供后人借鉴和品评的财富。
自1999年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以来，这个南美洲国家就在世界政坛掀起了一阵强大的旋风，而整个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领域也随之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查韦斯提出并正在实施的“21世纪社会主义”战略有关。
本文从八个方面勾勒出查韦斯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替代战略，并作简要评价。
一、“新宪法”替代“旧宪法”高举反新自由主义大旗上台的查韦斯就职当天的表现就令人大跌眼镜。
他对着宪法这样说：“我向这部垂死的宪法宣誓”。
堪称前无古人。
1999年12月举行的全民公决通过了委内瑞拉新宪法。
新宪法规定：国家除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外，增设公民权和选举权。
把国会参、众两院改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由167名委员组成，任期5年。
宪法宗旨是“捍卫和发展人类的尊严，以民主方式实现人民的意愿”，目的是将“委内瑞拉建成一个民主，公正的法治国家”。
宪法强调“保证人的全面发展”井保障“每个人都有自由发展其个性的权利”；强调人民的参与“是人民的个体和集体全面发展的必需方式”、强调各种形式的“自我管理、共同管理和合作”是“相互合作和团结价值观指导的联合的形式”；明确规定“卫生保健是根本的社会权利和国家责任……确保公民的生活质量和公共福利。
”等等。
印第安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也第一次被写进宪法。
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及其实质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主要有弗莱堡学派、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等流派，它以捍卫“自由主义”为核心，从自由主义出发要求私有化、市场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反对政府干预。
新自由主义披着科学的外衣，真正用意是为了维护西方资产阶级和西方大国的利益。
标签：新自由主义;主张;流派新自由主义近年来在中国正悄然兴起，本文试图从新自由主义学者的理论观点出发做一些具体的探讨，以加深对自由主义的剖析。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流派1.新自由主义的产生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主要与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有关。
20世纪初，德国的卡特尔成了“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金融寡头在垄断了经济大权之后，还进一步要求国家政治为它们的垄断利润服务。
同时，德国的皇室和贵族地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需要与金融寡头紧密勾结，这样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形成了。
尽管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和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德国，经济却奇迹般地发展，而且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因此人们不得不怀疑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另一方面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和计划经济的建立，出现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
捍卫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米塞斯1920年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于是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一场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另一方的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
米塞斯主要依据是：合理地配置稀缺的资源离不开经济计算，而正确的经济计算只有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但是，兰格等人否认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1]。
这次论战之后，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
2.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流派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德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和苏联计划经济的实施，那么其理论发展主要是伴随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而实现的。
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新自由主义理论成为最具影响力和广泛传播的资本主义理论之一，其核心思想是市场的优越性和自由放任，同时推崇私有化、自由贸易、少数政府干预等政策。
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质疑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和缺陷，认为需要寻找替代方案来应对市场的不健康发展和不公平的结果，并实现公平、可持续和发展的经济增长。
这篇文章将介绍几种可行的替代方案。
一、发展政府经济干预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政府对市场要尽量少干预，但是在实践中，政府往往需要在某些领域进行干预，比如外部性的产生、公共物品的供应以及财富分配等。
政府可以通过向关键领域注入资金、鼓励行业政策、税收政策、产权保护等措施来实现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的均衡。
发展政府经济干预，不仅有利于调节市场的不健康发展，还可以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确保公共利益。
二、实现红利的公平分配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市场的效率和收益，鼓励富裕阶层的富裕，认为这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然而，这种理论忽略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以及穷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相反，我们应该寻求更公平的分配政策，例如，税收和福利提供、工资增长、劳动合同等政策，使财富流向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增长。
三、促进全球政治和经济治理新自由主义理论忽视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
在现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如何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才能解决日益严峻的经济问题。
国际组织、贸易协议、技术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途径。
建立完善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可以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问题，推动更加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发展。
综上，新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在某些领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其自由放任、贪婪和富人优先的理念，导致了不公平分配、环境质量下降、社会不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因此，需要寻找更加均衡和公正的经济发展方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增长，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
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浅论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一、新自由主义概述1、新自由主义的起源自由主义是产生于17世纪英国的一种思潮，长期以来，它对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又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
西方学者将经济自由主义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在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与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
在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盛行时，新自由主义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陷入“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从非主流地位上升至主流地位。
其主要理论流派的基本情况为：现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是密尔顿·弗里德曼；供给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保罗·罗伯茨等人；此外还有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等。
2、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历了两次战后最深重的经济危机，整个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而凯恩斯主义者却提不出有效对策，从而使他们信奉的经济思想陷入危机，走向衰落。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各种流派已经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准备迎接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危机的挑战。
伴随着里根和撒切尔的上台和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西方经济学家也把这一现象叫做“新古典复兴”[2]。
其原因分析起来有如下几点：凯恩斯主义失灵：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是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
由于凯恩斯理论的宏观目标与微观基础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在７０年代陷入＂滞胀＂型危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反对凯恩斯宏观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就会抬头。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变迁的角度，阐述了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
他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接受新自由主义是对那一时期经济不稳定的回应。
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早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了我的书桌上。
我拿起笔，准备写下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
这个话题困扰了我很久，我想用这十年的方案写作经验，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是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
它强调市场自由、私有化和全球化，但在实践中，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那么，有没有一种替代方案，既能避免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又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呢？一、经济政策1.1强化公有制经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中，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这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替代方案应强调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通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形式，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1.2调整税收政策税收是调节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
替代方案应调整税收政策，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力度，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实现财富的再分配。
1.3优化金融体系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强调金融自由化，但这也导致了金融风险的累积。
替代方案应优化金融体系，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二、社会政策2.1提高社会福利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强调个人责任，但这也使得社会不平等加剧。
替代方案应提高社会福利，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教育、医疗、住房等。
2.2加强劳动力市场保护劳动力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许多劳动者的权益受损。
替代方案应加强劳动力市场保护，提高劳动者的待遇和权益，如提高最低工资、加强劳动保障等。
2.3推进教育公平教育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
替代方案应推进教育公平，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使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三、环境政策3.1倡导绿色低碳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替代方案应倡导绿色低碳发展，加大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3.2强化环境法规替代方案应强化环境法规，对污染企业进行严惩，保障人民的环境权益。
3.3推广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替代方案应推广循环经济，鼓励企业进行资源再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
新自由主义的代替方案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常把这样的副歌唱了又唱：“不存在代替的方案”[1] 。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认为，为了让我们的运动能够回应这一断言，有必要重申民主计划的有效性。
反新自由主义的大潮正继续高涨。
在欧洲，最明显的是在法国。
仅仅在一年之内，新自由主义教义遭到了两次令人震惊的挫败——在公民投票中否决了欧盟宪章，是左派的第一个胜仗，接着发生了抵制CPE法（首次工作合约法）的社会动乱，该法旨在限制年轻工人的权利。
但这些胜利更尖锐地提出了应以什么方案来取代新自由主义这个问题。
那些反对“另一个全球化运动”的陈腐乏味的嘲弄——说它只反对现状，并无自己的建设性计划——随着运动取得真实的胜利而受挫不小。
在运动内部也有一些应对这一挑战的努力，比如在法国公投之后，“另一种全球化”运动［the altermondialiste movement (movement for another world)］的积极分子们发起一项新的计划，起草“另一个欧洲原则的宪章”以代替新自由主义的宪法条约。
去年11月佛罗伦萨的会议过后，在最近召开于雅典的欧洲社会论坛上，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了这个主题。
目前已完成的宪章草案没有受到什么争议。
他们致力于通过对一系列“公共社会权利”的精确定义来扩展现有的人权，例如，保护公共服务免受跨国公司的掠夺，这些跨国公司热衷于从全球所有政府事实上都在奉行的私有化政策中获利。
这一宪章牢牢隶属于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
在一篇经典的论文中，社会学者托马斯·汉弗莱·马歇尔（T.H.Marshall）追溯了过去两百年里公民权这一概念不断扩大的轨迹——从公民权利（如个人自由，私有财产权）到政治权利（首先是普选权）再到社会权利（如就业，福利保障，教育）。
新自由主义的“反改革“，本质上就是试图通过取消以战后福利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权利来倒转公民权不断扩大的进程。
就此而论，维护这些权利是必要的。
但这样做是一回事，以为它们自身可以构成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代替方案则是另一回事。
占统治地位的华盛顿共识代表着一种资本逻辑的纯粹版本，在这里一切都可以转化为商品。
要抛弃它，就需要引入一种不同的社会逻辑。
可是这一社会逻辑是什么，宪章却只字不提。
挑战私有制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财产权利。
如果所有东西都可以当作商品，那么就必须保护个人和公司占有这些东西——包括如基因这种东西的抽象的所有权——以及排除他人使用的权利。
新自由主义议程——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世贸组织已在大力贯彻这个议程——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就是加强和扩展绝对的私有财产权。
那么“另一个全球化”运动对此又说了什么呢？它提出了什么样的财产概念，以取代正把世界瓜分成小块归富人和公司私人占有的新自由主义呢？2006年1月，新当选的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派出军队没收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以强制执行他的恢复国家控制烃工业的法令。
2005年五、六月的人民起义迫使右翼总统卡洛斯·梅萨下台，他们的主要要求就是工业国有化。
事实上，很多反全球化人士对这种要求颇感担忧。
去年十月我置身于墨西哥城的一辆遇上交通堵塞的小巴上，乘客们——来自全球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热烈争论着玻利维亚运动中提出国有化要求是否正确。
同样地，宪章原则草案在财产权问题上闪烁其词：“这些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产品——土地、空气、水和能源——的使用需要由社会占有的工程项目来履行，我们要做的是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化，它不是国家或政府的财产，允许公民及工人参与有关公共服务的组织、职能和设计的决策过程。
”这些扭曲的说法反映的不仅是英国人通常被“应征服役”于多语言运动中时努力和世界通话的方式。
在对国有化的疑虑背后，是对东方斯大林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带来的官僚国家所有制的记忆。
但更直接的影响则是自主论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可以用约翰·霍洛韦（John Holloway）那本有名著作的标题来概括：不必夺取政权而改变世界。
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忘掉政府，设法局部地取代新自由主义。
霍洛韦的方法作为一种总体战略是毫无希望的，在应对即将到来的问题时，这种观点同样无望。
玻利维亚人民想要扭转烃工业的私有化，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像莱普索斯－YPE 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这样的国外的跨国公司被驱逐以后，烃工业将会怎样？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所有制问题。
在第一个例子中，除了国有化看来别无选择（如果有什么的话，莫拉莱斯可能会因没有在百分之百国有的基础上恢复国营而遭到非议）。
要贯彻像接管烃工业这样雄心勃勃的事情，政府就必需兼具强制力和政治合法性。
并且这种合法性关键是有赖于政府能够表现出顺应民意的姿态。
这使它有责任服从来自底层——像在玻利维亚这样的来自群众运动——的压力。
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莫拉莱斯在没有当选总统前实际上是反对烃工业国有化的要求的，但是把他送上总统职位的运动迫使他采取这样的措施。
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重蹈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覆辙，认定现在的政府是进步的社会变革的主要机构。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就算它可能对群众的压力作出回应，也仍会试图维护资本的统治。
它始终是以官僚和等级的形式组织起来的，首要的事情就是力图排斥大众的参与、主动性和控制。
这就是为什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总是争辩说，任何成功的反对资本的革命必须打碎国家机器，代之以建基在普通大众民主上的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劳动者得以自我管理。
所以光是国有化还不够。
但这无损于玻利维亚事件的重大意义。
几十年来公共资产一直为了让私人赚钱而被卖掉之后，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奋斗终于真正迫使一个政府把一些东西收回了——而且不仅是收回某些原有的东西，全球的政界和工商界的权贵因为莫拉莱斯政府把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收归国营而发出的痛苦嚎叫表明了这一点。
这一经验证实了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的阿赫图斯（Antoine Artous）的一段评论：“我从不认为，在没有至少深刻地改变（如果不是立刻推翻）某些财产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
”阿赫图斯接着指出国有化是不够的，“社会占有的整个概念不能被归结为简单的财产权的合法转移。
它预示着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等级式生产组织）的全面挑战，并以协作的生产制度取而代之。
”市场还是计划？确实，要真正打破新自由资本主义的逻辑，国家所有制范围的扩大就必须包括采取民主的自我管理形式，国有工业的工人连同他们产品的消费者能够借此集体地决定国有工业为了公共利益应如何经营。
这同样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
在委内瑞拉，总统支持“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以挑战美国，这种激进局势已经把经济组织的替代形式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打破另一个禁忌，并且不仅讨论国有制，也讨论计划。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计划就被视同苏联及其附庸国的官僚指令经济。
随着这些国家的繁荣，计划享有了巨大的声望，被诸如印度这样的后殖民地国家纷纷效仿。
苏联的衰落和垮台则败坏了计划的名声，并助长了新自由主义的合法化。
现有的正统经济学理论有系统地隐瞒了当代世界中一些最成功的经济体——中国和韩国——依靠国家干预的程度。
反对计划的反应意味着，甚至那些力图发展取代资本主义的方案的人也同样认为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是无可避免的。
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例如哲学家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和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Roemer）——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
集体所有的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出售他们的产品。
就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也在他的新书《全球化：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里主张：使市场民主化是可能的。
此类策略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以竞争为基础是任何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特征。
用学术一点的说法，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那些共同而非集体控制经济的企业之间竞争的无意识的结果。
换句话说，每个企业占有资源的份额取决于它如何成功地在市场上出售商品和服务。
在如何分配资源上，不是充分由社会集体地来决定。
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中落败，它就丢掉了它所享有的资源份额——破产了。
结果市场经济的个体单位在有系统的压力下将倾向于削减成本从而降低价格以维持竞争。
按照定义，这个体制是不能在总体经济水平上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因为对资源配置不存在民主的或者其它形式的集体决定。
但即便在单个公司内部也同样难以维持民主的组织。
左翼网站（Z-net）的迈克尔·艾伯特（Michael Albert）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
他建议我们想象一个在民主和平等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人控制的企业无法卖出它的产品，此时工人们会怎么做？在这种情形下，假设拒绝破产，他们有两个明显的选择。
他们可以选择削减他们自己的工资，恶化他们的工作条件，以及提高工作速度，这是一种非常不得人心的方法，他们在情感或心理上都不是很能承担。
或者，他们可以雇佣经理人员来执行这些降低成本、扩大产出的措施，同时经理人员毋需感受到这些措施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实际当中，可以预计会出现后一种情况。
因此，市场有一种内在的压力将全体职工组织为两个群体——服从的大多数和做决策的极少数，后者享受着更高的收入和权力，可以免受削减成本的决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把该决策强加给其他人。
因此，市场经济的逻辑倾向于破坏并最终淹没任何可能在内部出现的民主和平等的岛屿。
这意味着像罗默和史密斯那样相信可以让市场民主化的社会主义者很容易面临一种自相矛盾的两难困境。
他们或者对市场的功能强施种种限制以防侵蚀民主，但这样一来，任何以他们所倡导的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很可能会瓦解，因为他们阻碍了竞争逻辑的彻底生效，或者他们设法确保竞争逻辑生效，这将摧毁他们试图实现的社会主义理想。
这意味着任何对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的替代方案都必须建立在民主计划而非市场的基础上。
有一些民主计划如何运行的模式，迈克尔·艾伯特的“参与经济”（Parecon，或participatory economics）就是其中之一。
这包含了一种工人和消费者委员会的经济制度，个人与企业向委员会提交他们的社会资源分配议案。
接下来进入一个逐步的调节过程（艾伯特称之为“循环往复”(iteration )），最后技术专家们提出一个可以最大程度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计划。
该模式的主要缺点是它太接近地模仿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市场经济同样宣称资源是由个人的需要来配置的。
艾伯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分散权力的执着在这里有点过头了。
社会资源的配置并非中立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某种集体的和民主的决策过程，对于尚有争议的社会优先权，要在常常是相互竞争的观点中做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