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愿做人民的(陕西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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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愿做人民的“官”
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年高71岁的黄炎培先生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成为当时年龄最大的国家领导人。
曾以拒绝做官而闻名的黄先生此举让当时的很多人都感到吃惊，甚至连他的儿子黄大能都表示不解。
黄炎培为何在耄耋之年还要出山任官？这还要从他的一生经历说起。
黄炎培，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
1878年10月1日生，早年父母双亡。
1899年时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
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
1902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
1903年返乡兴办小学堂。
期间，开始接触严译《天演论》等新学书籍。
1905年参加同盟会。
辛亥革命前，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
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规划建设了省立高、中等学校和县立小学，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
1908年与童世亨等共同创办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袁世凯当政后，曾两次电召他去北京担任教育总长，他都坚辞不就，并表示终身不再为官。
袁世凯曾无可奈何地送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1913年后专事教育。
1917年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
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曾经邀请黄炎培去政府任职，也被他婉言谢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义；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支持淞沪会战。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奔走国事，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竟往返9次。
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黄便途中阅读，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书，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
与黄自己一样，毛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俩人虽都学历不高，但资历颇深，都属于经验型的政治实行家，长于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
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始于1937年12月28日在长沙会见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汉口会见周恩来。
徐特立是黄炎培的学生，是毛泽东的老师。
1938年，徐特立在武汉拜访黄，第一次恰黄不在，徐留下字条，自称是江苏省教育总会讲习班学生。
第二次又访，二人相见如故。
1938年4月，抗战烽火正浓的武汉，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
从那时起，黄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
1939年11月，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信约》12条。
一年以后，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各小党派负责人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紧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
1940年6月14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1）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
（2）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
1941 年皖南事变前后，黄炎培就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事，数次见蒋及周恩来，力图以在参政会中组织特种委员会予以解决。
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从抗战后期起，发起民主宪政运动和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成了黄炎培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
1944年9月和1945年1月，黄炎培等人发表的《民主胜利献言》和《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
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
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见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学生、老朋友，如周扬、王明、张仲实等，范文澜向黄深深地鞠躬，说他自己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期学生，黄亲自教过他。
陈毅等来相见，告知留法出国前夕，黄曾开欢送会送行……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
尤其书中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窑洞对话至今被人们所津津乐道：
黄炎培：““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
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
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
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
毛泽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
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
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
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
黄炎培一生经历四个不同的政府：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民族气节和革命志向以及新旧政府立场的鲜明对比使黄炎培从内心深处萌发了做人民“好官”的念头。
为了消除人们对其做官初衷的疑虑，也为了标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人格尊严，在担任副总理后不久，黄炎培即公开发表了《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对自己为什么愿做新中国的官给予了说明：“35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为什么做起来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
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黄炎培先生一语破的：人民的官员是做事，不是做官。
黄炎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为官期间，他积极投入到共和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屡次向毛泽东、周恩来献言献策，甚至在反右运动和极左时期，不顾个人安危，直谏党和政府的弊端，黄炎培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诤友。
从不愿做官到做人民的官，反映了黄炎培的正气、节操和可贵的官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