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改革之比较分析

中日改革之比较分析

3101103057 仲霜霜

一、政治

中日两国的近代都是充满激烈政治斗争并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代，但两国的政治领域因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特色，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近代化历程。因而，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中，政治问题自然占有较大的比重。

关于近代前的政治制度。这是重视历史连续性的研究者颇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强调中日在政治权力集中程度上的巨大差异，认为这对两国近代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地主阶级革新派、洋务派乃至于维新派如果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都很难有所作为，低层次改革也很难为高层次改革创造充足的条件；而日本半独立的诸藩能够推行同中央政府相抵触的藩政改革，由此进一步加强它们对幕府的半独立地位，当某些藩的下级武士改革派掌握藩政实权后，其所在藩就成为倒幕的根据地，这是日本近代低层次改革迅速推向高层次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注：丁日初、杜恂诚：《十九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有学者分析了近代以前两国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差异。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末，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则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和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也包括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才）吸收到中央政府中来，加强了专制统治，统治者利用这一制度成功地钳制了众多读书人的思想。（注：马家骏、汤重南：《日中近代化比较》，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48-50页。）有学者对中日有无政治权力制衡关系以及是否促发竞争方面做了探索。在日本幕藩体制内部，存在着多种制衡的机制，且促发竞争，各藩因竞争而重视教育，任用人才，兴办实业，采用新式武器，到幕末进而争相吸收西方文化，提高了人的素质，当外部危机到来时，就能很快出现转机。但前近代中国的专制集权几乎没有现实的异向的制衡力量，结果只能造就对立的两极，内部缺少竞争，也就没有足够的体制上、人才上、心理上的准备，虽然在近代危机一再出现，却难以造成巨大的转机。（注：罗福惠：《国情、民性及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4页。）

二、经济

近代中日历史的不同面貌，主要是由近代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特别是工业化的不同成效所决定的。学者们对两国经济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关于近代前夕的社会经济状况。学者们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以前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中国。有论者比较了中日近代以前棉纺织业中的“纺”与“织”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以及商人包买主和手工工场的发展程度，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迟至1890年方始诞生，是与小农经济棉纺的紧密结合相关的，而日本近代的机器纺纱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原有的织布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在市场扩大和使用机纱后的一段时期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对明治维新发生了影响。（注：徐新吾：《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有论者认为，日本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像中国那样大的差距，且在前近代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但中国的全国市场在鸦片战争前尚未形成。这些正是造成近代中日不同命运的经济原因。（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21-30页。）有论者指出，日本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农民有了剩余，生产和国内市场扩大，出现了新的农村商人和农民的商品流通渠道。近代工业化正是在此基础上被政府自上而下培植起来的。但在中国，农民的剩余、农民的商品流通机构和农村商人上升为大商人的情况没有出现，国内市场极度狭小，近代工业的发展被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它决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所能解决问题的。（注：严立贤：《中日两国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二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社会经济关系。研究者重点比较和分析了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与日本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但能确保封建官僚的经济利益，而日本在领主制下，总体上土地不能买卖和分割，武士的禄米收入相对固定，在商品和货币经济急遽发展时导致下级武士与部分公卿的经济地位日趋恶化。中国商人常因买地成为地主，对商业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不利，而日本大部分工商业不是处于封建势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社会条件发生改变，就能迅速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注：前揭丁日初、杜恂诚文。）有学者指出，土地所有制的差别，使日本幕藩领主榨取、剥削小农的恣意性稍逊于中国的封建地主及其专制国家，“农民剩余”的形成比中国容易，这使两国封建主阶级对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依赖程度有强弱之分，从而导致两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出现差异。（注：王家骅：《试论近代中国和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内部历史原因》，《日本史论文集》，第84-92页。）另有学者认为，日本领主土地所有制非常僵硬而又极为脆弱，经不住商品经济的冲击而趋于解体，但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却极富有弹性，对商品经济的冲击有很强的适应力，因此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较之日本领主阶级更为巩固。（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32-38页。）

关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两国在19世纪50和60年代相继开始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有学者认为，在起步阶段，中日有一些共同点：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发生，从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开始，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并围绕着军事需要而发展起来；近代生产技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开始时都来自西方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途径，都包括政府、官僚、内外借贷资本、民间大小商人与地主的投资，其中尤以政府投资为主；同以“土洋并举”、“以洋带土”、“以土养洋”为模式。但两者的结局却不同：日本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中国根本未能实现工业化。（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三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三、军事

追求“强兵”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的共同目标，实现军事近代化对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史实证明，两国军力相差甚远。从总结教训并深入认识军事近代化的内在规律出发，研究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洋务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推进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有学者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军事制度转换与否。明治政府对封建军事制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而清政府却没有触动封建军事体制。明治政府统一军权于中央，而清政府却不能克服军权分散、失控的局面。明治政府实行全民征兵制，建立完备的近代兵役制，而清政府依然维持世袭、世业、招募兵制。在武器装备方面，日本更新的速度比中国更快，武器型号更为统一。就军事领导人员而言，日本高级将领大多有赴欧美考察学习的经历，而清政府的军务要员在甲午战争前无一走出国门，故前者的近代军事素养总体上高于后者。两国虽同样借助于西方军事人才和技术装备，但日本很快实现了自立，而清政府一直不能摆脱依赖性。上述差异，分别是由明治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清政府腐朽的封建性质所决定的。（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八章。）

关于近代海军建设和甲午战争。有学者在对比了两国海军军制后指出，日本实行军政、军令机构双元制的组织机构体制和联合舰队编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全国海军的作战能力，而清朝的海军最高组织机构海军衙门，却因不同派系的矛盾而形同虚设，四支舰队各自为政。日本海军中的官制、兵制有助于树立官兵的荣誉感和责任心，而清朝海军中的官兵俸银差别过大，恤俸制度也极不完善，影响官兵积极性。在征募制度方面，日本海军有常备、后备、国民三种兵役，而清朝海军实行临时招兵制度。在军规方面，清朝海军的训练和纪律没有日本严格。（注：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有学者对甲午战争前中日海军的实力作了比较后指出，中国海军各舰队军舰的总排水量、炮数超过日本，日本海军的鱼雷发射管多于中国，但中国真正能够用于对付日本的只有一支北洋舰队，它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比，在舰数、炮数、鱼雷发射管数、总吨数、总马力、平均速力、总兵力等方面均不能及。（注：关捷：《甲午战争前中日海军力量之对比》，《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而这种劣势的形成，研究者一致认为是清政府1888年后不再推进海军建设，而日本却倾全国之力建设海军的结果。（注：前揭关捷文；戴逸：《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因与后果》，《历史教学》1994年第7期。）

关于甲午战争中两国的军力，多数人认为，从军制、装备、官兵素质，尤其是战场上交锋的实际情况来看，是中弱日强。（注：参见迟云飞《从国情国力军力的比较看中日甲午战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栾建强《甲午战争：中日舰队实力差异分明，落后挨打确属不朽真理》，1995年2月11日《中国青年报》。）但也有人认为日本的军事实力并不比中国强多少，中国的军事实力是不错的。（注：姜铎：《论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史林》1993年第2期。）

四、对外关系

中日都以西方国家强行叩关作为近代历史的开端，对外关系在两国近代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两国打开国门的过程。有论者认为，在打开国门的问题上，日本较中国有利，因为它在时间上晚于中国鸦片战争10余年，这期间吸取了清政府失败的教训，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且日本开国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争的破坏和割地赔款的厄运。比较两国对于西方冲击的态度，可知中国最高统治者及大官僚大贵族虚骄贪鄙、苟且偷安，而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头脑较为敏锐和清醒，主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走向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从影响来看，中国开国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促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政府借师助剿，更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日本在开国过程中，民众暴动多为小规模骚动，日本封建统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对付西方冲击上，维新志士则利用民众对幕府统治与外国侵略的不满，把斗争引向倒幕维新的轨道。（注：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4页。）另有论者指出，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注：田毅鹏：《近代中日“开国”的历史比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

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有论者认为，尽管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款更多，但在近代之初，日本遭受西方列强经济扩张冲击的程度实际上大于中国。（注：前揭管宁文。）英美利用日本对付沙俄的政策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具体落实于甲午战争前夕。在此以前，英美并没有因为重点侵华而放松对日本的侵略。西方列强对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政府的支持，比起对日本明治政府的支持更多、更全面、更强有力。（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4-10页。）另有论者指出，在中日相继展开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19世纪60年代，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大体相同。（注：《现代化新论》，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