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

污染环境罪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

陈庆瑞

【摘 要】本文分析了目前污染环境罪案件司法适用的特点;探讨了司法解释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梳理了犯罪构成要件及刑罚适用的争议,该罪客体应从刑法传统理论的认识深化为公民的环境权、生态安全本身,客观方面为情节犯,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行为犯,主观上应当为故意,对过失犯可另行规制,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法定刑升格困难,缓刑适用应立足于当前国情,期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期刊名称】《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15)004

【总页数】5页(P47-51)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犯罪构成;司法解释;法律适用

【作 者】陈庆瑞

【作者单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石家庄05005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91

提 要：本文分析了目前污染环境罪案件司法适用的特点；探讨了司法解释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梳理了犯罪构成要件及刑罚适用的争议，该罪客体应从刑法传统理论的认识深化为公民的环境权、生态安全本身，客观方面为情节犯，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行为犯，主观上应当为故意，对过失犯可另行规制，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法定刑升格困难，缓刑适用应立足于当前国情，期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为了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环境犯罪的惩处力度，《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6月17日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细化了环境污染犯罪的司法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司法机关依法办理污染环境罪的成效非常明显。但是，法律适用仍存在诸多问题，犯罪构成众说纷纭，都给司法者带来了困扰，亟待统一认识和认定标准。本文结合司法实践，进行初浅探讨。

河北省环绕京津，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治理任务很重。近年来，全省成立了环境保护警察队伍，高级法院成立了三审合一的环境保护审判庭，不断加强环境司法专门化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大打击治理力度，取得明显成效。本省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污染环境罪的司法现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受案数量激增，刑法保护出现新常态

河北法院 2010年受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0件，2011年污染环境罪受理2件3人，2012年受理l件3人，2013年受理13件16人，2014年受理l86件329人。《解释》出台后，收案占到近4年收案的92%。主要原因是刑法修改后增加了可操作性，尤其是新的司法解释，基本解决了取证难、鉴定难和认定难问题，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加强了与司法机关的衔接工作，行政机关移送侦查的案件大幅增加，专业化队伍建设稳步推进，加大对环境犯罪的司法力度等等。

（二）案件类型多样，重点行业突出

污染环境罪与刑法分则规定的很多罪名相比，其犯罪构成客观方面更为复杂。法条将污染物规定为“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从原来的“其他危险废物”改为“其他有害物质”，大大拓展了该罪的适用范围。虽然《解释》为保障法律准确、统一实施，便于实务操作，做出了很多明确具体的规范，但是该罪的客观表现形式在实践中千姿百态，涉及大气、水体、土地等自然环境全方位范围，办理案件中会涉及大量专门性问题，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目前，危害行为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行业，如非法电镀、炼油、制革、倾倒废酸、处置医疗废物（废弃活性炭、药渣、输液瓶管等）、油泥、农药蒸釜残留物、氟化物等等。

（三）法律适用情形集中，入罪条款闲置多

《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但是目前几乎所有污染环境罪的案件都是适用《解释》第1条第（二）、（三）、（四）项之一，即“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在司法解释规定的诸多情形中，“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应该说是比较利于作为入罪标准使用的，但是因为如何计算公私财产损失、由谁来鉴定财产损失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困难，绝大数案件都未能收集这方面的证据。

（四）缓刑适用率较低，法定刑升格很少

据统计，本省的污染环境罪适用缓刑率较低，仅对少数受雇佣的从犯或者情节轻微、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裁量了缓刑，与交通肇事、轻伤害等罪名较高的缓刑适用率相比，量刑上重很多。体现了当前保护生态环境、严惩环境污染犯罪的指导原则。2014年全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占判决总人数的近60%，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仅为1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严重污染环境，构成犯罪的，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构成结果加重犯，法定刑升格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解释》第1条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认定标准作出规定，第3条对“后果特别严重”的具体认定标准做出规定，但是基于污染环境行为的隐蔽性、危害结果的积蓄性和长期显现性等，特别严重的后果一般很难暴露出来，个案很难达到《解释》第3条所规定的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情形，第3条第（三）项“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作为唯一一条具有普适性法定刑升格可能的条款又被回避了。实践中偷排废酸、废油泥等数百吨的案件，《解释》除规定偷排三吨的起刑点之外，没有具体确定后果特别严重的数量标准，又难以确定损失数额，只能在三年以下量刑。

就一般污染环境犯罪而言，通常都是将有害物质直接排入自然环境中，缺乏特定受害人，很多被告人漠视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结果，一味想从宽处罚，力图被适用缓刑。基于污染环境行为对生态安全的危害、对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的危害，适用缓刑需慎重。自《解释》发布以来，司法机关持续开展打击污染环境犯罪斗争，加大对下指导力度，依法严格缓刑适用，有效防止了缓刑的滥用。对于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确需对被告人判处缓刑的，可以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排污工作有关的活动。

（五）共同犯罪易忽视，单位犯罪较少

《解释》对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及单位犯罪处罚进行了规定。即行为人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单位实施相关污染环境犯罪的，使用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并对单位判处罚金。实践中，更多注重追究排污人的刑事责任，易忽视对于危险废物提供方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单位犯该罪的处罚规定体现了对单位犯罪定罪处罚的新理念和发展趋势。但是，当前侦破的案件，自然人被查处的多，单位犯罪被查处的较少。对于一些地方，尤其是高污染、高耗能的地区，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排污企业的有效监管。

《解释》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实践起着巨大指导作用，但因为犯罪形式的多样性，对《解释》的法律适用还有一些争议。暂且罗列几点。

（一）如何理解“处置”？按照现代汉语字典，“处置”意为“分别事理，使各得其所”

“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中的“处置”如何理解有分歧。实践中常常遇到行为人在非法运输危险废物的过程中即被抓获，该行为不属于排放、倾倒，是否属于非法“处置”呢？如果认定为非法“处置”，对行为人非法运输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情形即应入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环保法规的规定，“处置”是指将危险废物焚烧、煅烧、熔融、烧结、裂解、中和、消毒、蒸馏、萃取、沉淀、过滤、拆解以及用其他改变危险废物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危险废物数量、缩小危险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危险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场所或者设施并不再回取的活动。所以，“非法处置”应当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实施与上述规定相对应的如焚烧、填埋等方式处理危险废物的行为。非法运输危险废物暂时还不能直接入罪，除非与倾倒、排放等行为结合才能追究刑事责任。

（二）如何理解“超过排放标准的三倍”

《解释》第1条第（三）项规定非法排放“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如何理解“超过排放标准的三倍”？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超过”，就不应该包括本数“三倍”在内，超过“三倍”标准就应当从第四倍开始才能入罪，实践中有一些法院即以此理解适用；一种观点认为，“超过三倍”标准即为“三倍多”，不包括本数“三倍”在内即可入罪。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的规定，“超过”应当理解为不包括本数在内即可，也就是说如果非法排放刚好是国标或省标三倍的，则不入罪，只要超过三倍的基数就可入罪。第一种观点所提以“四倍”标准理解，不符合文意解释的常理。

（三）如何理解“公私财产损失”

《解释》规定，致使公私财产损失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定罪处罚，财产损失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则构成污染环境罪的结果加重犯。目前，受理的案件中对公私财产损失作为入罪标准的不到3%。这一条款几乎处于空置状态。主要在于如何认定公私财产损失的范围存在争议，评估鉴定的机构很少、费用高昂，难以满足办理案件的需求。《解释》第9条规定：“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按照《解释》起草者的观点，一般环境污染事件中人身损害赔偿费用、环境修复费用、日常环境监测费用会非常高，如果将这些费用都计算在公私财产损失的范围之内，损失数额会极易超过上述入罪标准，入罪门槛会更大降低，打击面会很大，有损于刑罚的谦抑性，所以对这些费用不宜计入，对违法行为所致的环境应急防范和应急处置费用则应列入计算范围。笔者认为，这种计算范围与其他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经济损失的认定标准有差异（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8条之规定：经济损失包括为挽回渎职犯罪所造成损失而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这是符合司法实践需求的，是落实刑法谦抑性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

《解释》并未对“公私财产损失”的鉴定评估机构进行明确，这也是导致该标准极少作为入刑依据的一个重要原因。损失计算问题明显属于涉及环境污染的专门性问题，依法应当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实践中，物价部门不具备对污染环境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鉴定资质。有的学者主张对损失数额评估由环境保护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推荐的鉴定评估机构认定。由上述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检验报告当然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是该目录推荐的机构全国只有12家，显然远远不能满足司法需求。且高昂的鉴定费用让办案机关“望其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