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衡量方法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衡量方法综述

如何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客观量化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核心。通过查阅和整理以往文献，对迄今中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方法模型作一简要综述。

标签：企业社会责任；测量方法

1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方法

1.1索尼菲尔德法

美国著名学者索尼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1982）从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敏感性这两个方面出发，通过对美国6家大型林业公司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发放问卷调查从而研究企业社会绩效问题。这6家企业市场年销售额都20亿美元以上，职工2500名左右，收入和规模大致相当，因此具有良好的可比性。调查内容和对象是通过他与这6家企业的103位经理反复面谈和磋商而最后确定的。在调查问卷中，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们被告知要对这几家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敏感性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对社会敏感性的7个维度分别评价。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国会议员、金融投资分析家、社会环保人士、政府监管员、企业工会领导、行业协会官员、该领域知名学者等等。索尼菲尔德把问卷得分从高到低分为三个等级，4-5分为良好，3分为一般，1-2分则较差。索尼菲尔德认为这样的评价方式可以让企业管理层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公司的社会绩效在行业中所处的大概排名，从而决定企业的资源再分配。

索尼菲尔德法的优点在于采用了定量统计的分析方法，从而可以对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进行评价，可比性大大提升；另外，与以往单纯通过企业内部人员的调研评价不同，外部利益相关者因为独立于企业，因而他的评价结果往往显得更加独立、客观和公正；但是该方法的缺点也是因为缺少了企业内部的重要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从而使整个研究缺少了内部视角，缺少了整体性和全面性。此外，整个研究中，索尼菲尔德依然没有对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敏感性这两个概念作出明确的解释和清晰的界定，至于在社会敏感性的评价上，其7个维度的权重也界定的不是很明确。

1.2声誉指数法

声誉指数法主要是由一些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或者研究者本人以及其他权威机构通过对目标公司的各类相关政策和社会表现进行主观评价后得到一个综合排序的结果。美国经济优先理事会（CEP）在一项1960-1970年近10年的研究中，利用声誉指数法对国内造纸产业的24家上市企业进行了动态的调研观测，并最终对其污染控制绩效给出了排名结果，引发了当时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随后，各种基于声誉指数法的研究在各行业风靡起来，例如，1972年，莫斯科韦茨在广泛调研和参考相关资料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标准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声誉指标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他将企业大致分为三大类，

即“比较优秀的”、“值得鼓励的”以及“表现较差的”。

声誉指数法的优点在于该法较大程度上保证了评价主体和评价标准的一致性，使得不同公司之间的横向可比性在索尼菲尔德法的基础上更加趋于规范化；但是该法的缺陷也较为明显。该法全部使用主观评价，这样对评价者的自身素质和能力要求就相当高，如果行业相同，权威专家不同，那么评价结果就会缺少可比性；反之，如果行业不同而评价的专家还是同一批，那么由于缺少知识的全面性，评价结果就很可能出现严重的偏倚。此外，完全采用主观的评价方法也大大限制了这类研究的样本数量，最后可能导致其结论的可信度遭受质疑。这也是声誉指数法多年来备受质疑的根源所在。

1.3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主要是通过搜集公司公开的各类文件，包括各种内外部的出版杂志、已经公开披露的各类报告和档案，特别是公司年度报告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来制定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评价标准，确定该企业社会责任各个表现项目的具体数值。该法的最大特点是全程客观，完全剔除了主观因素的影响，为那些经常因为受到客观环境限制而无法获得权威专家意见的学术研究另辟了蹊径。其中，比较比较典型的研究有，以著名专家Ernst编制的《财富》500强年报摘要中所披露的内容信息为依据，1979年，Abbott和Monsen两位学者成功地构建了当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参与度披露（SID）指标”，该指标主要参考年报摘要中各公司主动披露的各年度所参与社会责任活动的信息，然后通过反复归纳和整理，最终总结出了产品质量、人力资源、机会平等、生态环境等六大方面的内容，并分别对其进行了数字量化。

该法的优势主要在于变量选定后的评价步骤和程序完全是客观合理的，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易获性、公开性、有效性、可检验性和客观性；并且由于程序更加数学化和机械化，这也使得大规模样本量成为可能，因此结果可独立于特定的研究。但是由于是被动地对特定的出版物进行的分析，因此研究所需资料来源的可靠性是值得商榷的，许多公司所主动披露的信息可能是失真或者不全面的，这样可能直接导致评价过程中数据的大量缺失，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没有意义了。另外，在变量的选择上研究者拥有过大的自主权，很可能换了其他几个变量后研究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而且对于那些不能够量化的社会责任的评价，该法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1.4声誉评级法

声誉评级法是对声誉指数法的改良。自1982年起，《财富》杂志开始在每年的一月份都会公布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级结果。该研究总共获得了各大行业超过8000名的企业高管、董事会成员以及经济金融分析师的参与。研究中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标归纳为四项，即企业的创新能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人才的吸引、培养与使用以及社区、环境责任；企业的财务绩效指标同样也归纳为四项，即财务稳健性、长期投资价值、资产使用情况以及管理质量。该研究中总共涉及遍布30多个行业的超过300家的大型公司，然后通过各项调查和评价打分，

最终选取各行业中规模最大的10家企业进行综合排名。

声誉评级法相较于声誉指数法，最大的进步在于该法可以采用的样本量很大，而且相较于后者由于评价者知识结构较为单一所造成的偏倚，该法的评价者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所在行业以及相关问题的专家，素质能力较高，其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可比性。但是，该方法规模巨大，其高昂的人力成本和资源消耗也使得该法只能限定于一些特定的实力较强的研究机构，并不适宜大范围普及。该法还有一个比较受争议的地方就是，它最后所选取出来的指标之间往往会存在着很高的线性相关程度，一般其中某一个指标就可以解释该评价中80%以上的差异。这就导致了最终结果可能会造成蒙蔽世人的假象，因为某一家企业可能在某一项具体的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很差，但可能因为该项责任权重较小，因此最后计算下来该企业还是可以获得一个相当高的总分。1.5KLD指数法

KLD指数法是20世纪90年代，由独立调查和评级机构KLD公司（Kinder，Lydenberg，Domini& Co.Inc）的分析师们为那些愿意将社会因素纳入其投资决策考虑的投资者所提供的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方法。该项研究涵盖了列入标准普尔指数多米尼社会指数中的650家公司。KLD指数法从环境、社区关系、雇佣关系、机会平等以及消费者关系这五个方面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评价，是目前西方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中应用最广泛的测评工具。该法首先将从事军备、酒精、烟草等相关企业予以剔除，然后从产品的责任与安全、公司与员工关系、公司与社区关系、环境保护、妇女及少数民族问题、核能、军事消减和南非问题这八个方面来衡量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和企业前后两年的相关财务表现，并据此对目标企业进行从-2到+2的打分和排名。

该法的优点是评价人员为独立于企业的第三方，甚至还有意识地吸纳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评价结果的公正和客观程度；另外，研究对象涉及到多个行业的多家企业，样本量大大增加。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该法允许研究者跨越时间维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连续评价，这样就可以较好地评估企业社会责任状况的动态变化。该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必须具有一个大而全的数据库为依托，像在我国，缺少这样一个数据库的支撑，KLD法研究就很难开展；另外，该法同上述其他几个方法一样，仍然缺少加权，还是需要凭借个人的倾向性来做判断。

1.6Clarkson指标法

Clarkson指标法也称RADP法，由加拿大学者克拉克森提出。克拉克森强调企业的历史背景、行业渊源、组织结构、文化战略等自身素质的建设，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社会责任履行时的差异，另外他也强调，竞争对手的行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高层对于社会责任行动的决策。在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克拉克森指出，员工、股东、供货商、顾客以及公众利益是社会责任绩效评价的主要方面。他借鉴了沃蒂克和科克伦描述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四个术语：“对抗型”、“防御型”、“适应型”和“预见型”来建立整个测评模式。

Clarkson指标法的量表内容非常详细，而且具有严格而具体的评分标准，因

此是西方社会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另一项有力工具；另外，它从利益相关房维护自身权利的视角来进行评价和衡量，是具有创造性的突破。但是，该评价的资料和数据完全来源于企业内部，在缺乏外部监督监管的机制下，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仍然是遭受质疑的；此外，单纯地将社会绩效分为四种类型的方法比较简单和粗糙，这样即使是同一类型和级别的企业，它们的社会责任表现也很难做到精确的细分和对比。

1.7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测量方法

我国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起步较晚，影响最大、比较典型的要数南方周末所进行的一项相关探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它是由南方周末报社联合全国工商联、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等权威单位和著名学术机构合作研发出的一套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估体系。这一体系分为企业的经济责任、劳动权益保护、产品与服务质量、环保以及公益慈善这5大项基本指标和下属的21项子指标。通过由20多名权威知名专家根据300家入围企业的有关资料和材料进行打分，最终形成100强榜单。

2方法的总结与评价

迄今为止，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测评方法统计起来国内外大大小小总共有20多种。综合看来这些模型均在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和赋权方法的选择这两方面上存在差异。所有方法中，KLD指数法师目前国际上普遍被认为用作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较好的方法。一方面它可以反映社会投资者的对上市公司关注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它涵盖了诸多行业里的公司，允许研究者跨越时间纬度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连续评价，可以较好地评估公司社会责任状况的变化。它被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权威Wood和Jones认为是“研究设计最好同时也最容易理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