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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作者：暂无来源：《农村工作通讯》 2018年第23期他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初的包产到户试验和中国农村问题决策的制定；改革开放后，他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1982 年中央“一号文件”，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声疾呼，推动包产到户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
然而，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的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却规定“不许包产到户”。
改革起点的两个标志事件竟然是“不等式”，而从中斡旋的改革推动者正是杜润生。
当改革的春风吹散阴霾，农村工作需要他时，杜润生第一时间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因为有农村工作经验，他被任命为1979 年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家农委”) 副主任。
当时，包产到户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有争议的问题。
在1980 年召开的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
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
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1980 年9 月，杜润生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发言，为国家农委代中央草拟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稿作说明，着重谈了处理好包产到户的问题。
在杜润生发言前，与会人员对包产到户问题发生激烈争论。
大家的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
杜润生的发言只有2000 多字，却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他在发言中讲了包产到户的由来、性质和好处，同时把各方的意见兼容并包，机智地选择了能够避开争论、容易统一双方认识的问题做文章。
他阐明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暗中搞起来的包产到户，是解决长期以来没法解决的燃眉之急——温饱问题的好办法。
当时尽管受“左”的影响大，可哪个省的“一把手”敢夸口说自己省里没有温饱问题要解决呢？于是，听了杜润生的发言，相持不下的“一把手”们，对包产到户问题采取了妥协折中的态度，很快通过了代拟稿。
智慧政治家杜润⽣2019-10-071979年，“”结束后的第三年，杜润⽣复出，就任刚刚成⽴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兼理中共中央委托的农村⼯作重任，指导各省农委和中央相关部门的⼯作。
当时，国家农委的主任是王任重，副主任还有张平化、张秀⼭，后来⼜增加了李瑞⼭和何康。
那⼀年，杜润⽣66岁，离开农⼝已经23年了。
为什么会再次被请回农⼝？杜润⽣晚年在他的《杜润⽣⾃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重⼤决策纪实》⼀书中写道：“我想可能是⽑逝世了，党的⼗⼀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
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区⼀起⼯作过，相处关系较好，对我的印象不外是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
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向。
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调我到新成⽴的农委⼯作。
”这短短100多字，包含了太多内容。
重回农⼝杜润⽣在1955年离开中共中央农村⼯作部之前，任中央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在邓⼦恢的领导下⼯作。
1955年，与中央农⼯部部长邓⼦恢在农村发展合作化的速度上发⽣分歧，⽑提出⼀年内可以发展到130万个合作社，⽽邓⼦恢认为以当时65万个的规模，⼀下⼦翻⼀番太快了，还是按原来的计划100万个为好。
此前⽑已经尖锐地批评邓⼦恢和中央农⼯部“像⼀个⼩脚⼥⼈，东摇西摆地在那⾥⾛路”。
在同年10⽉中共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恢与杜润⽣受到了党内的⼀致批判，尽管他们竭⼒检讨，杜润⽣还是被撤销了职务。
邓⼦恢虽然没被撤职，但也从此受到冷遇。
七届六中全会后，农村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势如破⽵，到1956年12⽉，除西藏等少数牧区外，全国农民都加⼊了合作社，原本从1953年起15年的计划，3年就完成了。
被撤职的杜润⽣，原来是准备“发配”到海南的，但当时的中组部长安⼦⽂⼀句话留下了他。
杜润⽣的⼀位挚友，原江苏省委农⼯部长吴回忆：“安⼦⽂提出来要建科学院，需要⼈，杜润⽣不管怎么样，他是⼤学⽣（指杜的北平师范⼤学⽂史系学历），叫他到科学院去做秘书长。
斯人驾鹤去 智慧励后生——纪念“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本刊荣誉顾问杜润生《中国民商》创刊之后，杜老欣然受邀担任本刊荣誉顾问。
如今，杜老驾鹤西归。
他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的贡献，以及留给世人为改革鼓与呼的精神智慧，将永载史册，也将影响和激励《中国民商》同仁们继续为“为改革发声、为民企立言”文/本刊记者 姜懿翀纪念10月9日早上6点20分，102岁高龄的杜润生杜老驾鹤西游了。
杜润生原名杜德，1913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他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改革贡献过去30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而杜老及麾下的研究组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
杜老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并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
1982-1986年连续5年出台的，由杜老参与主持起草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2年出台的首个“中央一号文件”，诚如杜老所言：“尽管内容很多，但最重的是第一次以中央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
”“尊重群众的选择”就是尊重生产力的选择。
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因此被评价为有开创中国改革之功。
毫无疑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建设开了先河。
杜老认为，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
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就是把公有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分权给了农民一点自由，由他们自主配备生产要素，就可以起到政府部门想不到、做不到的生产效果。
1983年出台的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承认了企业的雇工，实际上就是承认了私有企业。
从此，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开始发挥作用，并提供了国家计划之外可以自由交易的丰富商品。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
杜润生，原名杜德，中国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对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功不可没，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
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杜润生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文集》等。
2015年10月9日晨6点20分，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功德纪念网为其建了杜润生纪念馆，纪念他这一生为国家做出的不凡贡献。
希望杜老一路走好。
在1979年，农村土地改革刚刚进入第二个年头，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一件不太流行的事。
在那个年代，实行“包产到户”在许多人看来像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复辟，如何准确把握其中的尺度，进行合理推进和改革也是中间的一道难题。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杜润生同志进行着大量的调查，在分歧特别严重的时候，向大家讲事实、摆道理，最终推动形成了1980年的“75号文件”。
或许在如今，我们看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件级平常的事情，但是在过去，能够做出这样伟大的决策，真的是很不容易。
他的努力最终没有白费，成功打破了“包产到户”就是资本复辟这样的一个观念，使得农民的思想活络了起来。
农村的土地被搞活了，农民的积极性也提高了，生产上去了，温饱问题也逐渐得到缓解，而且实际证明，这是适合中国农村发展的好路子，也不会是资本复辟的土壤！
在如今，我们要来怀念这样的一位农村改革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他的一生都在广大的农民朋友们谋取更高的福利，包括了农业税的免征等等，都有着这位伟大的改革先锋杜润生同志的功劳。
也许，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会站到杜润生同志这样的高度上去，但是为了人民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每一个人来学习的、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因此，在改革这条路上的我们也要有着大胆的尝试，脚踏实地的尝试，为了更好发展的尝试，争取在下一个纪念日之际成为新一批的改革先锋！。
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31期10月9日，中国农村改革之父，邓小平改革初期最得力的理论和实践干将，杜润生先生，走完了他102年的人生历程。
他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曾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著名的“中央一号文件”。
他的一生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请看《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林珊珊的报道。
（一）1979年，在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新上任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在寻找新的历史机遇。
这是他自1955年被打为“右倾分子”后的首次复出，有人劝他紧跟党中央，吸取邓子恢的教训。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还在谈集体经济的好处，但敏感的人从语气中揣摩出形势的微妙变化：一年前三中全会规定的“不许包产到户”，已在这年9月改为“不要包产到户”。
杜润生找到胡耀邦，让其将“不要”改为“准许”，胡耀邦要他等待时机。
5个月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接替王任重主管农业。
不久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开始赞扬包产到户及大包干。
杜润生没想到，各省市区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
在争论、妥协之中，75号文件诞生了：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表面看来，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程序的简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然而一旦实施，不仅农民将逐步拥有私产，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过生产队了，这意味着生产队及人民公社将名存实亡，以此为根基的计划经济也将动摇。
老同志们痛心疾首，拉着杜润生：“包产到户，关系晚节！”另一些人更为愤怒：“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改革的关口，杜润生和支持他的新领导人，需要绕过守旧势力的高墙，寻找更多支持者。
就这样，开放的高层和民间的改革青年注定相逢。
1980年翁永曦到农委不久，杜润生就跟他讲中央考虑未来十年向农村投入1500亿的计划，让他拿出方案。
“1500亿！”他很惊讶，随后就和工作组出发前往内蒙古调研。
一个坚定、睿智的农村改革家作者：陈大斌来源：《党史纵览》2016年第02期2015年10月9日，中国最具权威的“三农”问题专家、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的实践者、组织者，一个坚定、睿智的改革家杜润生以102岁高龄辞别了人世，而他在农村改革理论和实践中的卓越贡献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展现在中国大地上。
杜润生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两度进入全国农村工作领导中心。
1953年，中央组建农村工作部，统管即将在全国展开的农业合作化。
毛泽东提名由公认的党内农村问题专家邓子恢出任首任部长，杜润生也一同进京，出任中央农工部秘书长，辅佐邓子恢工作。
两人志同道合，兢兢业业担当起此项大任，决心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稳步推进合作化事业。
然而，由于他们“稳步推进”的主张与中央最高领导高歌猛进、迅速发展的方针相悖，在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上不断受到批评，最终在1955年合作化高潮中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邓被讥为“小脚女人”，杜则被免职调出。
邓子恢继续在农村体制变革的风浪中沉浮，最终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批判为右倾“单干风”的代表人物，其本人被反复批判后撤职，连带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撤销，结论是“成立以来10年间没做过好事”。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子恢受到更大的批判、冲击，于1972年含冤辞世。
杜润生劫后余生，24年后，于1979年初被任命为国家农委副主任，后继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重返全国农村工作领导的中心岗位。
然而，世事沧桑，此时农村形势已非当年。
当年他为之全力投入的农业集体化早已实现，但20年的实践检验显示：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并不成功，通过政治斗争建立起来的大集体经济体制弊端丛生，不符合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不受农民欢迎。
结果是农业生产停滞，农民在穷困、饥饿中煎熬。
改革农业现行经营体制，调整政策的呼声高涨。
杜润生就是在这样紧迫的形势下出山担负重任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他的。
当时，我在新华社总社担任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新闻组组长，负责农村新闻报道的组织工作，常去国家农委、农研室开会、采访。
杜润生中国协助邓子恢推广农业合作化受挫杜润生的名字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场战役——农村的包产到户联系在一起的,这项制度的全面推开,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农民吃饭问题,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他本人的命运曾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早在解放初期,在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他就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级基础上.毛泽东杜润生,1913年出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内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上个世纪5O年代到60年代.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参与组织农业合作化运动.1978年平反复出后,协助党中央,国务院主持农村改革开放工作.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在A~4rl称之为中国农民第二次解放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中. 积极支持和引导在安徽,四川发起的农村改革向全国铺开.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着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公认的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主要着作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文集》等. 主席充分肯定了杜润生提出的分阶段土改的方法.由于土地改革中工作出色,杜润生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的赏识.1953年初,他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2l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是邓子恢,在他们向毛泽东报到时,毛主席即明确交代,农工部的主要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要求他们与农业,林业,水利和合作部门的党组建立经常的联系,代表党委对他们的工作加以具体指导,同时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依据.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尽管农村工作部为党领导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却～再受到错误的批评甚至是严厉的批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邓子恢和杜润生提出的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出发,稳步推进等意见,毛泽东开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后来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一大二公三纯"的思维模式使得当时头脑发热的人们根本不顾农村的实际,一再加速发展并不断改变生产关系,追求更大的规模,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结果造成了人们不愿看到的失误.邓子恢,杜润生等在这样的形势下,尽力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推行合作化的过程中一直强调"稳进".这就难免和最高决策者之间出现分歧,受到毛泽东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批评.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对农村形势和农民的思想实际估计不当,同日寸也由于党的领导在胜利面前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在很大程度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正常的思想争论被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高度,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党～22内形成"一言堂",使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和部门受到错误的批评.就在中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之后,邓子恢,杜润生等人却跌入了政治生涯的低谷. 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领导"像一个小脚女人".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被当作"单干风"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 而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说成"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而被撤销了.离开农业岗位后,杜润生来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其间有2O多年不在农口.但是这样的安置并没有淡化他对农村的关注和牵挂,杜润生利用这段时间博览群书,学习和思考马列经典着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体察民情,总结历史经验,对农村工作实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理论升华,在复出后领导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农村改革的幕后推手杜润生一生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家,甚至有人干脆称他为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既是一项经济制度的改革,又是一场政治变革的阶级斗争.改革前2O多年中,我国农村推选的集体经济制度,基本上仿效苏联模式.有两年,是探访他们的共耕社,我们称之为初级农业社,立脚未稳即被放弃.很快全面实现高级合作化,1958年又进而实现一大二公,政社合～,农工兵政学商并举的人民公社化.后来虽然进行调整,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上来,但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仍是集体农庄模式,其特点是大锅饭式的生产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再加上限制自由贸易,自由择业的政策.这种体制当然调动不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了土地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在受到挫折之后,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民开始偷偷地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尽管很快受到批判,但是包产到户却使得农民们得到了好处,经过多次成功,失误的反复,经过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博弈,终于在改革中经过群众与领导的共同选择,包产到户演变为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农村改革中,"包产到户"的出现也遇到了巨大阻力.由于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杜润生对农村的包产到户也是情有独钟,他支持万里在安徽的改革行动.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 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 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 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但在1980年中央召开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很多人都是跟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心存忧虑,不愿意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意见严重的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为继.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着名的75号文件.并且在文件的前面加了～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文件提出,在那些"三靠"地区,应当允许搞"包产到户".这个文件对于农村改革的阶段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它肯定了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承认了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极大地鼓舞了基层的农民群众,支持他们放开手脚进行大胆的改革.这个"口子"一开,"包产到户"因此在全国迅速推开.一年后的冬天, 也就是1981年冬天,杜润生所在的中央农研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O年的争论.胡耀邦说:农~,-J-s: 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5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在年初布置调查题目,到秋季总结,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发出.应该指出,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开,能够最终说服大多数本来持有不同看法的干部,群众,其中非常重要的～点,是它打破了僵死的集体体制,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约为3000亿公斤.实行集体化20多年当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一350亿公斤, 只要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的口粮. 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就增加到4000亿公斤. 同时,农业总产值增长68%,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66%,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劳动力从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各类个体, 私人企业,合资企业的出现,大量的非国有经济形成,从而矫正了合作化, 公社化以来公有制经济形式过于单一化的弱点,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开辟了道路.我国农村改革建立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既是过去几十年社会改革的继续完善,同时也是适应世界趋势的一项制度创新,是进一步解放土地,解放农民的伟大运动,它让农民成为独立商品生产者,把整个农村经济系统从封闭状态下解放出来转向开放, 并纳入市场经济轨道,从而为农业,农村,农民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在杜润生身边工作过的着名制度经济学家周其仁看来,杜润生在包产到户这一重要变革中,作用非常巨大, 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 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润生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楷模.永远的关注2008年的7月18日,是杜润生老人的95岁生日,他的双耳已经失聪,听不到声音了,只能纸上交谈,但他每天都要到办公室看看文件,会会来客,晚年的杜老最最牵挂的还是农民.他谈得最多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回首往事,杜老终其一生都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懈地奋斗着. 关于今后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杜润生的看法是,中央要长期稳定土地使用权和家庭承包制,发展新的整合方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 引导农民发展新的联合与合作,既维护农民的个人财产,也发展公共产品, 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他强调,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应包括经营权, 转让权,抵押权,收益权等,应作为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并有权对使用权进行市场转让,他主张这一切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护. 他还主张,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持,重点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激励各种经济主体发挥优势,提高比较效益.杜润生提倡农业的科技进步和可持续性发展,重视知识创新和生物技术,新能源开发,水资源开发和节约,海洋生物,他说这样既保护已有资源, 又开发新的资源,他反对以破坏资源, 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增长. "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1986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的杜润生曾向邓小平这样说,2O年后,在他的晚年,他仍然不忘这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