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媚俗

明高启在《妫蜼子歌》曾说，“不诘曲以媚俗，不偃蹇而凌尊。

而现在，现代抽水马桶从地上升起，像一朵朵洁白的水百合。

------—题记李亚飞到乡下，看到一群鸭子在污泥塘里洗澡，而附近就有一条清澈的小河，这使他非常困惑。

“它们为什么不到小河里去呢?”于是，他问一位坐在屋前木凳上晒太阳的老农。

他回答说：“呵，要是它们知道就好了!”某人的《有了快感你就喊》粉墨登场。

他说：这是七十年代参加越战的美国士兵在军中的一句格言，这是一句充满阳刚之气的格言，是男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精神状态。

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就充满了这种向往与追求。

他是一个备受压抑的窝囊的男人。

可是他一直在坚持着什么，追求着什么。

他被迫以逃离的方式开始自我救赎。

中国男人尤其需要这种精神，人性的、自由的、坚定的、革命的、悲壮的。

这句格言非常上口，刺激性强，爆发力强。

做男性小说的题目，再合适不过了!希望不要被狭隘的理解和被庸俗者望文生义，以为…快感‟是猥亵之词，上帝保佑!”。

难道美国大兵说出来的就是真理吗?美国大兵不也照样嫖妓吗?上帝怎么会保佑一个人“有了快感你就喊”呢?越是庸俗的思想前越要有一大堆无聊的借口，高尚是不需要兜圈子的。

文学是人心灵的产物。

媚俗是媚俗者的通行证。

我相信这两句格言。

尼采说过这样一句话：“十足的女性搞文学，就好像在犯一件小小的罪行，动手时和结束时环顾四周，看是否有人注意她，并且使得有人注意她……”小资作家的媚俗尚包了一层优雅的外衣，作品中有咖啡、红蜡烛、老式唱机、萨克斯、老克腊等浓郁上海怀旧情调，平民派作家们则不同，打着伪平民立场的幌子，作品中出现肮脏下流的词汇，无限放大人的生理欲求。

庸俗者千方百计通过稀奇古怪的故事吸引读者，自以为很刺激，其实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俗套罢了。

没有任何的奇迹发生，永远是艺术的劣等品。

人们总想赋予生命一个崇高而神圣的意义，总想给自己一个热泪盈眶的理由，总想通过某些行为让自己看起来具有美好的质量——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想欺骗自己。

当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以“上帝的选民”顾影自命而刻意摆出“社会良心”的舞台造型、扮出“指路状”或“精神引领人”的姿态时，就与“媚俗”搭上了关系。

“媚俗”就是迎合他人的口味，不择手段地讨好多数人，为取悦大众而规避真实的自我;就是做事高调，缺乏平常心，千方百计为圣为王;就是忍不住要在一面可以美化的镜子前搔首弄姿，并为自己的映射所感动。

换言之，媚俗就是要为获得他人的评价和肯定而活，就是置身于充满激情的“表演秀”中难以自拔—民间有“装神弄鬼”一说，指的就是这种用力过度、哗众取宠的演出方式。

说了那样一大堆言不及私的废话，以博收厚取，从而用一句庸俗的俚语赢得市场，这就是典型的媚俗。

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媚俗”指的是一种态度，即为了取悦别人，从而付出一切代价向大多数人讨好。

于是，在其作品中就抛弃生活的本质和美学，在题材上通俗，在内容上庸俗，对大众的粗鄙和平庸流下同情的眼泪。

不同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王小波意在通过性爱嘲笑和反抗历史，阎连科则意在通过语言的真实还原历史的真实，并通过夸张的性爱来解构历史，所以两部书都有极强的可读性和震撼力。

一些人可能对写过《恶之花》的波德莱尔颇有微词，认为波德莱尔也有媚俗的倾向，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读懂波德莱尔。

著名犹太美学家本雅明在专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对波德莱尔做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

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表面上关注大众生活，但骨子里却是大众敌意和异己的同盟，是一个对世俗生活的“拾垃圾者”，并把它剪贴下来：“……他在大都会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鄙弃或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搜集起来……并加以精明的取舍，像个守财奴看护他的财宝。

”“他们都或多或少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但他们的意义在于，他们终究是革命者的同志，“在适当的时候，拾垃圾的人会同情和悲悯那些动摇这个社会根基的人们”。

从最高的意义上来说，同对象建立最深刻的联系方式就是拥有这个对象。

收藏者的态度是一种继承人的态度，在捡拾的过程中，灵魂徜徉在过去的精神财富的丰富之中，这个过去是他生存的土壤。

但这种收藏绝非囤积居奇，谋取个人名利，相反，他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关怀之下，从而把他们永远从垃圾中分离出来，恢复它们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并把他们从单调乏味的苦役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世界生存者的抗争和慰藉，并把他们从“公共”场所缩回到室内，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恢复其原有的初始性和独特性，为其梦寻新的桃花园。

”本雅明把这种捡拾称为“像路边的武装强盗，发动一场攻击，解放了被定罪的懒散者”。

用卡夫卡的话说就是：“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但同时又是少量天才和先知先觉者智慧的结晶。

一味地还原真实没有创造，就等于小学生写情书，根本构不成文学；一味地虚构没有真实，就等于镜花水月，空空如也。

艺术地把握好生活和创作之间的距离，正是作家思想水平的象征，走任何极端，都会毁灭艺术。

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

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力争用“批判”和“悲悯”这两瑰宝，“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

他在创造中，对法国黑暗的现实充满愤怒，同时又对他的主人只在黑暗中的挣扎充满感情，他情不自禁地说：“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的二十个村落里受苦和哭泣呢。

”一个作家的早期写作可以是工匠式的技术层面的，但最终还是要深刻地批判社会，维护人的尊严和人类的道德，人道主义写作是文学最终的归宿。

古往今来，悲剧的精神成为人道主义最有力的支撑。

快乐是生命力得到提升的感情，痛苦则是生命力被阻碍的感情。

但也正像医生们报导过的那样，生命是这两方面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相互对抗的活动。

痛苦总是先行的，因为从生命力持续不断的提升中，除了因高兴而招致更快的死亡外，还能有其它结果吗?这种生命力原本就不能提升到超出某种限度。

也不会有一种快乐直接跟随着另一种快乐，其间永恒地夹杂着痛苦。

痛苦是活力的刺激物，我们第一次从中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不然我们就会进入无生命状态或行尸走肉。

这种痛苦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肉体痛苦，一种是精神困境。

饥饿、死亡和性欲发作时，人最弱小，精神的弱小和无助则是无穷的，这就是珍贵和苍凉的生命意识，是人道主义在文学中的体现。

陀斯妥耶夫斯基用他的探索和实践，为我们寻找出了答案。

在他的作品中，有两种力量攫住了我们，一种力量是绝望，是对恶的报复，是对人性之残酷野蛮和可疑性的认可和顺从。

只有经历了死亡，进入了地狱，方能听闻来自天国上帝的声音。

真诚而坦率地供认生存和人性的贫乏、可疑和无所希望，这就是前提条件。

我们听命于痛苦和死亡，面对赤裸裸现实的狰狞面目感到不寒而栗，然后，我们才能吸纳另一种声音的深邃性和真理。

第二种声音，即真正来自天国的声音，它向我们显示了人性中的诗意和安慰，那就是反抗、挣扎和微笑，以及人的良知，面对上帝的良心和能力，它终究会使我们摆脱孤独和无意义，激发起我们的善良，并使我们不再是旁观者，成为所有受苦受难者的知音和希望。

这就是悲剧的力量和精神。

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要勇敢地面对黑暗和苦难，勇敢地承担黑暗和苦难，反抗这种悲剧的命运。

作为一个人，荒谬地被人生下来，又荒谬地死去，连一点意义也没有。

作家和哲学家就是要反抗这种荒谬，寻找人生真正的意义。

我们一旦打开这样的作品，就能感受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在关照着你，尽管很微弱，却使人得到一点慰藉，增加一点生活的亮色。

媚俗没有产生过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焦虑和担忧，以及对灵魂的自我拷问；也没有产生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体现出来的，对黑暗和专制的强烈愤怒和反抗；更没有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以及《安娜·卡列妮娜》中所体现出的大悲悯和大拯救。

我们的作家多是逃避苦难或责任，把玩权术和暴力，游戏生命，除了《红楼梦》和鲁迅之外，我们还没有真正产生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白鹿原》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一部家族史小说，它也完全有资格，在文学史树立起属于自己的丰碑。

莫言在家族史小说上的野望，陈忠实，这个来自陕西的，早先甚至挤不进一流作家的汉人，先于他完成了大半，甚至，陈忠实借此构筑了自己的文学王国。

一如高密之于莫言、鲁镇之于鲁迅、但泽之于君特·格拉斯。

在《白鹿原》中，你会发现，历史也许未必是螺旋上升的，它可能毫无规律，人也许根本不会因为悲剧而避免悲剧，我们也未必比古人更加精明。

白、鹿两家争斗不休，到头来却仿佛仍像西西弗斯般陷入生活的瓶颈，“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的土地上，冤冤相报，代代不已，看似时代剧变、家族更迭，本质却依然如往昔。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白鹿原》开篇这句话，拥有让人过目不忘的魔法，人物、情节、时间的重新整合，在简短的概括中充满张力，像是浩瀚的海洋连通陆地的小塘清水，读者借此游入，渐渐地，陈忠实那汪洋恣肆的语言海洋，尽收观光者眼底。

在《白鹿原》这篇巨作中，陈忠实不再束手束脚，他终于放开胆子，向诸多他所怀疑的、所欲打破的旧物发起进攻。

一个出色的小说家，首先要敢于书写善与恶、好与坏之间广阔的灰色地带，一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司汤达的《红与黑》；同时，他要不被任何标榜崇高的符号束缚，要将一个个人还原为“人”，无论是母亲、父亲、革命家、道士、军人、小偷，首先，他们都是生而为人；再者，他要敢于动用自己所有可挖掘的生活经验，并将其提炼入自己的文学王国。

《白鹿原》体现了陈忠实作为优秀小说家的这三个特质。

菲茨杰拉德能将盖茨比浮华的生活描绘地仿佛身临其境，就在于他本人就一度沉浸于盖茨比式的生活；贾平凹的《秦腔》充满地域特色，融秦腔戏曲于文本，因为他打小就熏染在那般情境中；陈忠实能将关中大地百年沧桑娓娓道来，也源于他漫漫人生路的经验积淀。

翻开《白鹿原》这本小说，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主要人物是绝对崇高，或者被符号化、特质化的，即便是仁义大度的白嘉轩，也能手段恶毒，也有着法海形象的一面。

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黑娃、田小娥等，他们都游走在善恶好坏间的灰色地带，他们都被各自的欲望牵引着，他们的首要本分都是顽强地活着。

一出出人世间的悲喜剧，由此铺陈开。

故而，你很难对书中人物进行道德审判，或者圈定他们何种信仰、何种立场，活着可能就是他们最大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