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做好群众工作 维护全县社会稳定

努力做好群众工作维护全县社会稳定当前，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各种利益相互交织，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

因此，做好群众工作，疏导群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我县维稳现状及问题当前我县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加之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各个领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凸现，因征地补偿、企业改制、经济纠纷、涉法涉诉、水资源及环境保护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时有发生，特别是农村山林土地纠纷较为突出，对社会稳定冲击很大。

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尤其重要。

（一）全县维稳工作基本情况2008年，全县共排查矛盾纠纷607件，调解606件，化解成功572件，成功率达94.3％。

其中，婚姻家庭纠纷136件，邻里矛盾48件，房屋宅基地纠纷17件，山林地界187件，生产经营49件，损害赔偿127件，债权债务41件，其他纠纷3件。

今年1至3月，全县共发生“法轮功”案件19起，发生各类矛盾纠纷146件，调解146件，未发生群体性事件。

其中土地承包纠纷2件，婚姻家庭纠纷38件，邻里纠纷12件，房屋宅基地纠纷12件，债务纠纷5件，生产经营纠纷15件，赔偿纠纷6件，山林地界纠纷46件，其他纠纷20件，开展民间纠纷排查治理2次。

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在政治领域方面，“法轮功”邪教活动隐蔽、手段层出不穷，存在潜在的危险性通过同“法轮功”邪教多年的斗争，“法轮功”邪教组织在我县基本灭绝，但在部分地方“反宣品”时有发现，说明其地下组织仍没有停止工作，仍在大肆宣扬反党、反政府的言论，蛊惑人心。

其散发的反宣品内容危害程度较大。

据610办公室和公安局国保大队调查掌握，今年1至3月，“门徒会”邪教在我县的活动不算突出，最为突出的是“法轮功”邪教，共发生“法轮功”案件19起，其中散发投递反动宣传品及粘贴反宣标语7起，用人民币（面值从1角到10元不等）进行反动宣传11起，电话传真宣传1起。

其用心昭然若揭，其矛头直指我党，而这样混淆是非的标语极易扰乱群众思想，让普通老百姓误解接受，其危害程度之深不言而喻。

从基层矛盾纠纷特点看，涉及山林土地、宅基地、婚姻家庭、水资源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1、山林土地纠纷。

2008年全县共发生山林地界187件，占总数的30.8%。

今年1至3月，共发生46件，占总数的31%。

农村的山林土地纠纷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现实工作中的不足；既有农民自身法制观念的淡薄，也有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薄弱。

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两种成因：（1）山林土地权属不清。

长期以来，农村体制多变，农民集体山林土地使用权经常变换，变动后又不能及时调整、界定界线，导致山林土地权属争议不断，而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作为凭证，又给山林土地确权、解决纠纷增加了困难。

例如，新马街江东水库周边的群众因部分农田被淹没与水库发生纠纷，据调查了解，在核发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证时，工作人员大多数依据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证，没有到现场核发，没有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证的则由农户提供地块名称、四至界线等相关情况，依据村干部提供的承包人口换算。

水库周边群众反映的被淹没农田面积一部分是没有经过测量依据当时的承包人口换算面积估计上报的，一部分按照当时测量面积上报但找不到相关证据，而导致权属不清、界线不明，引起纠纷。

（2）农民依法用地观念差。

一是以祖宗地代替法律权属，认为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祖祖辈辈的葬坟，就应该是自己的土地。

不少相邻村庄之间的土地纠纷就是因为这种错误观念而引发的。

二是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和政府的裁决。

如兴街镇戈木村岔路口和老冲子的山林纠纷由来已久，政府已确权，法院已判决，但老冲子村民始终不服，不断上访。

三是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依靠家族势力强行霸占土地现象依然存在，如鸡街乡小箐湾土地纠纷案件。

1988年，鸡街乡小箐湾村村民小组长王某将村民蒋某的承包地分给闫某等16户（系家族）人家栽种，蒋某不服，到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归还被侵占的承包地，经有关部门调解未果。

蒋某于2007年1月将闫某等16户诉至法院，2007年4月法院作出判决由闫某等16户将非法侵占的土地归还蒋某家栽种管理，判决生效后，闫某等16户拒不执行。

今年3月，此案被强制执行。

2、婚姻家庭纠纷。

2008年发生婚姻家庭纠纷136件，占总数的22%。

农村的婚姻家庭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家庭暴力型。

这类纠纷在农村屡见不鲜，一方经常打骂虐待另一方，另一方因不堪忍受而提出调解申请，特别是在农村，受思想、文化的制约，夫权思想仍很严重，不少人无视妇女的独立人格，动辄对妻子辱骂殴打、肆意虐待。

二是婚约型。

男女双方为保证婚姻的缔结，可以事先达成一个协议，其目的是明确的，即双方承诺接受将来的婚姻，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了解的增进和接触面的扩大，难免会暴露出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于是就有一方提出分手，分手时便涉及同居问题、财产问题、彩礼问题、孩子抚养问题等，因而引发纠纷。

三是草率型。

因为婚前缺乏了解，双方相处时间短，婚姻基础差，视婚姻为儿戏，在没有完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就草率结婚，婚后因性格不合、感情不合等种种原因而引发矛盾纠纷。

四是打工外遇型。

现行体制下，外出打工家庭大概分三种类型，单一外出型、双方外出型、轮流外出型。

这三种情况无论那一种，夫妻双方都难以有相聚的机会，长期的分居生活，难以培养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天长日久，产生婚外情或者一方长期外出打工不归，对家庭、孩子不管不问，从而引发家庭纠纷。

五是违法型。

男女双方或一方有的法律意识不强，有的思想道德败坏，违反婚姻法的强制性规定，如同居生活、无效婚姻、重婚等，不同程度的引发纠纷，甚至离婚，另外农村还有少量包办、买卖婚姻现象，这些都埋下了纠纷隐患。

同时还有与其他家庭成员不和型、经济问题型等纠纷。

3、宅基地矛盾。

今年1至3月，全县发生房屋宅基地纠纷12件，究其原因，一是农民传统的“寸土必争”心理。

在数千年农民的意识深处，把宅基地看成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家庭利益紧密挂钩，一旦发现自家宅基地被他人侵占，便“奋起抗争”，如蚌谷街上符家明与童家兴两家的宅地基纠纷。

三是农村土地管理的缺位。

农村民居建设规划混乱，部分乡镇土地管理部门存在着重审批、轻监管现象，少部分基层干部缺乏责任意识，对因乱占、多占宅基地引发的纠纷或推或拖。

三是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

近年来，随着农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少人对住宅的要求从遮风挡雨发展为舒适、宽敞，纷纷建盖新房洋楼，以往双方不太明显的界址碰撞日益显现出来。

4、水资源纠纷。

众所周知，我县自然条件恶劣，水资源匮乏，水利基础设施落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于是争夺灌溉用水、人畜饮水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3月9日兴街兴隆村大水沟、屋基坪两个村民小组的争水事件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从社会面上看，返乡农民工成为当前我县社会治安和各个领域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出口受到限制，金属、塑料等废旧物品价格持续下跌，导致企业停产、转产、降薪、裁员，造成部分农民工返乡。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我县共有8179人返乡，占外出务工人数的17.28%，其中完全返乡4904人，占返乡人数的59.96%。

全县因返乡造成的劳务损失达1848.1万元。

大部分返乡农民工返乡后思想稳定，生产、生活正常。

但是，随着农民工返乡人数增加，对社会治安和各行各业都带来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直接影响农民增收。

目前，我县外出农民工的劳务收入已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0%。

金融危机造成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工资性收入明显下降，影响了农民增收。

二是增加就业压力，给社会治安带来影响。

农民工失业返乡对社会稳定压力明显加大，可能产生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

特别是部分农民工已基本适应城市生活，难以忍受务农的枯燥寂寞，依靠自身力量维持生存的能力不强，容易形成社会稳定隐患，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压力明显加大。

三是农民工返乡带来生活、权益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均衡差距日益加大等问题。

农民工失业返乡后，可能因土地承包权益、参加农村医保、住房建设、回乡创业、技能培训、职业介绍等诸多权益诉求，给政府的公共服务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二）信访工作情况2008年，全县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1271件，其中处理来信547件，接待来访724批835人次，县委书记、县长接待群众来访18批39人次，县委、政府其他领导接待群众19批37人次。

今年1至3月，全县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450件，办结438件，办结率为97%。

其中来信189件，来访267批272人次，集体访2批25人次。

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大多数为农村山林地界纠纷。

群众信访的特点：1、群体访和集体访活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部分群众信认为只要人多，造成的影响大，对党委政府的压力就大，问题就容易得到解决。

近年来，到党政机关进行群体访和集体访有频率高、规模大、人数多的趋势；2、信访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相对集中。

涉及经济发展、利益调整、干群矛盾的问题增多；3、行为激烈的异常信访和突发事件时有发生。

一些群众认为凡事只要不停地闹，就会引起重视，就能得到解决，步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误区，且情绪偏激失控。

较为突出的是黄天会和韩金香；4、弱势群众成为个体访的主体。

他们反映的问题多为土地纠纷、经济纠纷，且多为重信重访；5、越级访成为部分群众上访的主要方式。

一些群众信“上”不信“下”，总认为上级机关大、“官员”级别高，就会站在高度为群众着想，而错误地认为基层党政总是在压制群众、欺骗群众。

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提高，除对政法干警执法行为、执法程序提出质疑并引起涉法涉诉外，大多是由于人们的法律防范意识不强或在运用法律条文中“断章取义”造成的，大多数上访群众在运用法律条文中只注重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权利，而忽视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从而不达目的不罢休地进行上访上诉，这部分人员占上访数的多半以上。

更有甚者，像黄天会，从1979年以来其与任登位家因宅基地、自留地纠纷多次打架斗殴，经过调查，都有证据证实黄天会均有过错，并作多次解释说明和答复，但黄天会多年来仍然上访不止，不服西洒镇和县公安局的处罚，并以此为借口漫天要价，要求赔偿其各种损失数十万元。

黄天会所有要求解决的信访事项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但其思想极为偏激，情绪较为激动，时常越级上访，无理取闹，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有的二审已经判决了还三番五次到省上访，给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带来了极大影响。

（三）农村稳定工作存在的问题自平安建设工作开展以来，全县的治安形势得到明显改观，大多数群众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和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