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扬

外语学习和教学往事谈胡明扬一、外语学习往事谈我上小学是在浙江海宁峡石镇的紫薇小学（1931～1937），那时侯地方上的小学不设外语课，所以也就没有学什么外语。

这样，我是从中学开始才学外语的，学的是英语。

课本用的是生活书店的英语课本。

老师先教了我们国际音标，然后读生词，读课文，讲语法，做练习，跟现在的英语课差不多，只是课文全是原文，有伊索寓言，也有泰西五十佚事的选文，不同的是没有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式的英文课文，也没有口语和会话的内容。

那个时候我痴迷中国古典文学，对英语没有兴趣，因此也没有好好学，当然英语也就不喜欢我。

我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来了一位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的英文老师。

他一上课就满嘴洋文，我是一句也听不懂。

听不懂就干脆不听，我还读我藏在书桌里的古书。

结果第一学期结束，各课成绩公开公布了。

我的英文成绩是用红笔写的，59 分！尤有甚者，校长在布告上还说，用红笔是为了“以儆效尤”！在那个年代，“英国算”是三门主课，有一门不及格就升不了级，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并且已经到了高二，快考大学了。

这就逼得我只好下决心补英文。

我的办法是每天晚上七点到十点三个小时读英文。

我把初中到高二的八九册英文读本找来一课一课读，读完了记生词，记完生词读课文做练习，练习做不出来就问姐姐。

我用一个学期补完了前面的课程，就不怎么怕了。

我记生词采取的办法是循环记忆法，也就是今天不仅背今天学过的生词，而同时也背昨天、前天、大前天学过的生词，总之，每次背生词把前面学过的也背一遍。

我以五百个生词为一单元，满五百个就放在一边，从头开始循环，但是每个月总要循环一次，把所有学过的生词从头到尾背一遍。

这正是私塾里每天背新章句，年终背“原书”的办法。

我背生词不是从英文到中文，而是从中文到英文，这样难度大，为的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图容易，“取法乎中”，将来也只能“得乎其下”了。

我当时的生词本是在紧左边写英文生词，在紧右边写中文注释，这样，把本子当间一折，只看中文注释来背生词，嘴里念“男孩子，b,o,y,boy”。

我不采取手写的办法，因为手写受很多条件限制，口念不受任何条件限制，我在哪儿背都可以。

实在背不出来，再翻过本子来看英文生词，然后把这个生词念上几遍，直到记住为止。

我读完了从初一到高二的课本，基本语法也学了，就直接开始读英文小说。

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小仲马的《茶花女》的英译本，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读了不少翻译小说，特别喜欢这本书。

我买的是一本64 开的盗版影印本，每面也就三百来个单词，可是每页我有三十多个生词！我就每天晚上一个一个查生词，这边看原文，发现一个生词就查词典，查出来以后就写到生词本上去。

这样头就不断左右来回转，有时候都快转晕乎了，那就休息几分钟。

我学“五柳先生”，不求甚解，只要意思懂了，就算读懂了，那时候脑子里没有什么语法概念。

有的句子很长，有的句子查了单词和短语还是懂不了，那就只得翻阅放在一边的夏康农翻译的中译本。

不过我极力控制自己尽可能不去看中译本。

读完了《茶花女》，把所有的生词都背了，我能记住的英文单词大概已经有五六千，再读别的英文小说就轻松多了。

接着我又读了《小妇人》和《苔丝姑娘》。

这样到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读英文小说就可以基本上不查词典了，当然离自由阅读还有一大段距离，因为“五柳先生”毕竟是“五柳先生”，要求甚解就不行了。

本来我一直想考中文系，走文学创作的道路，但是抗战时期几乎所有有名的文学家都到后方去了，留在上海的极少，并且我认为留下来的都是二三流的。

另外，我觉得中国文学完全可以自学，所以决定考圣约翰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多学几种外语，直接去阅读外国作品。

因此，我就继续在英语上下工夫，因为圣约翰大学的入学考试对英文的要求很高，不下功夫是考不上的。

当时没有现在这样以学习外语为主要内容的外语系，西洋文学系的学习内容是西洋文学，也就是假定学生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某种外语。

圣约翰大学的英文入学考试和今天的“托福”考试从形式到内容一模一样，因为学校也招外国学生，我们同班的就有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所以英语只是一种工具，不再是学习对象。

到了高三，我一方面要继续学英语，另一方面还得补三角、大代数和物理，因为我了解到圣约翰大学的入学考试是四门：英文、国文、数学、自然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任选一门，我选了物理。

这时候白天补数学和物理，晚上有空就看英文小说。

有一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飘》（Gone with the Wind），许国璋来了。

他看我在看《飘》，就问我“看得懂吗?”我说“懂”。

他说“你念一段解释给我听听。

”我就念了一段正在读的，把意思说了说。

他拿过书去看了看，笑着说“想不到你的词汇量真不小，基本上看懂了，可是你的发音太不行了。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注意什么发音，所以把“formidable”这个词的重音读到最后一个音节上去了。

当时我没说什么，从第二天起，我把我学过的七八千生词从头到尾根据《英汉四用词典》重新抄了—遍，每个生词都注上了国际音标，因为我在这以前用的是《英汉模范词典》，没有国际音标。

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逐个纠正自己的读音。

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如果自己发音不正确，入学考试就过不了“听写”这一关，并且入学后听课也会有困难。

这样，我自学了两年英文，1944年夏天我考上了圣约翰大学英文系。

入学以后，各门功课都是用英文讲授的，我听课没有发生困难，但是回答问题就开不了口，并且几乎一开口就错。

一年级上学期英文课用的教材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九百多页，每周两章，四五十页，相当吃力，而且讲解、问全是英语，对我来说很不轻松，何况还有别的课程，也全是英文的。

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在英文上再下一番工夫。

上了大学我不再使用英汉词典，改用《简明牛津现代英语词典》。

一用原文词典就发现英汉词典的解释大都不确切，原文词典比英汉词典强太多了。

这样，我又一次重新抄写我的生词本，把《简明牛津现代英语词典》的释义文字抄进我的生词本，重新学习一次英语词汇。

这样做花了不少时间，但是对我帮助极大，甚至可以说，到直接使用原文词典这个阶段，我学英语才入了门。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79年在上海创办的，是国内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从这所教会大学毕业的有过去外交界的著名人士顾维钧，我国现在的人大常委会副主席荣毅仁和工商联主席经叔平，还有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还有新中国不少外交界的高级干部。

上海圣约翰大学跟国内其他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等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这似乎是美国在中国的一块飞地，完全是一个美国式的小社会，通行的语言就是英语，不论是办事、上课、开会、出布告，一切的一切全用的是英语，只有中文课才用汉语。

英文系的老师几乎全是洋人，我那个时候的系主任是不会说汉语的王文显（Quincey-Wang）；他本来是香港的一个孤儿，一个姓Quincey 的英国牧师收养了他，并把他抚养大，所以他不会说汉语。

王文显是引进话剧这种戏剧形式的早期人物，我国的话剧大师曹禺就是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学生。

我们的同学中也有不少洋人，我的同班同学就有一个美国女学生，还有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

在这样的环境中，英语是一种教学语言，还是校园语言、工作语言和生活语言，即使在英文系，英语也不是学习的对象，而是学习的工具。

学生一入学就得适应这样的环境。

记得1946 年抗战结束后的那个学期，从后方来的一些学生就非常不习惯，听课听不懂，办事也成了问题。

记得在怀施堂大宿舍里有一位新闻系后方来的同学为了调课就犯了难，因为他还不会说英语。

他知道我是英文系的，就求我当翻译。

我跟他一起去见当时的教务长Tucker。

进了办公室，我跟特克说这位新闻系的同学想调换课程，但是不会说英语，所以我陪他来当翻译。

特克说，“你出去，不用翻译，让他自己说！”我没办法，只得退出．课还是调了，那位不会说英语的新闻系同学是怎么对付的我不清楚，不过逼得没办法，只好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连比划带指指点点，也能解决问题。

在圣约翰大学学英语口语就大都是这么学会的。

一二年级有基础英语课，但是没有口语课，口语就是靠在各种不同场合大量听，然后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逼得没办法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这样慢慢学会的。

老师从来不笑话学生说错了，也从来不纠正，而是让你时间长了，慢慢自己去纠正。

在英文课上可能个别老师听你说得实在不像话，会说一句“poor grammar”（语法太差），这就算是最厉害的批评了。

在一般情况下，老师不会计较你的英语，只要在那个场合他能懂你想说什么，就可以了。

应该说学口语的环境很宽松，就像实际生活中那样，尽可能瞎凑合，慢慢就会了。

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自然的“获得”过程，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习”过程，特别是没有正规的“教”和“学”的过程，完全是靠在一个英语环境中熏陶和被迫进行口头交际，自然而然慢慢掌握的。

这跟没有文化的中国保姆或小孩子在国外学当地的语言基本相同。

什么是“That will do．”（行了，读到这里！）?全靠在课堂上老师让学生朗读课文，一个学生读一段，读完了某一句，老师指指学生，说“That will do! Next,学生靠语言环境，知道这是什么意思，please!”也知道“Next，please!”“下一个，（接着读！）”是什么意思。

课堂上有嘈杂声，老师脸一沉，说“Be quiet !”或者“Silence!”学生当然懂得是什么意思。

在学校的布告栏上，学生可以学到“无故旷课”是“cut”“补考”是，“make-up test”在布告栏中学生还可以看到。

各种学生团体的章程使用的法律语言的特殊文体。

在休息室打桥牌，又可以学到各种桥牌用语。

在跟女老师打交道的过程中，学生又学会怎么称呼女老师：Madam/Ma’am，还有其他一些比较礼貌的用语。

老师上课都用英语，但是也有个别老师说的是“洋泾浜”英语。

可是这也没人管。

一位物理老师讲课，说：one line, two lines, many many lineses。

这就在学生中流传，成了经典性的笑话。

还有一个名字没有流传下来的老师解释gentleman，说：gentleman is a man who is very gentle。

这当然也是一则经典性的笑话。

可见老师也是凑合着说英语的，反正让人能懂是什么意思就行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英语是地地道道的一种交际工具，而不是一种技能，更不是一门学问。

二年级有一门小说课，要求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和和平》等三部长篇小说。

这几部长篇小说都很长，低年级的学生又看得慢，不时还得查词典才能看下去。

一年级英文系的新生不少，总有四五十个，图书馆不外借，只能到图书馆去读。

每个学生用借书卡排队，排到谁谁可以看一个小时，过了一小时就必须还书，给后面的同学看。

生词多，就得不断查词典，有时候，查了词典还是看不懂，也没处问，还要赶时间，否则看不完，真是够着急的，也够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