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产阶级成长对消费的作用分析

一中产阶级的概念及作用中产阶级的概念中间阶级所起到的功能及作用1，充当社会稳定器2，保证消费持续增加，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增长3，利与社会需求品的供需4,利于二次分配和收入调节我国中产阶级现状和发展中产阶级消费对个人消费的影响二．我国中产阶级消费的状况三．现有的收入和消费支出分析1.全国平均收入和消费2.城镇收入3.农村居民以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情况四．结论和措施1.我国形成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2.中产阶级的成长对消费是正影响，且利大于弊3.消费结构和消费比例中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属于西方的舶来品,其在英语中的表述为middle class。

我们曾经历过的农业社会、革命社会的话语里没有也不需要中产阶级这个概念。

但是,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追求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时,还是需要“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这个概念的。

因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市场化社会的一般性趋向。

它既和“国际接轨”,又可使我们打破“臣民社会”的格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

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002年,陆学艺先生在他所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中,提出了“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并对之作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证阐发。

自此,该论题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热点研究”,并且,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我们对中产阶级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的数字评估已取得了诸多进展。

近十年来,中产阶级发展的步伐持续加快。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比例约为23%左右。

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达到7亿人。

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预测, 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

那么,再过十年我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到那时中国人近半数将成为中产阶级。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年发布的题为《亚洲中产阶级的兴起》的专题报告中,依据自己的标准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已经达到8亿人,数量超过亚洲其他所有国家中产阶级人数的总和。

①中间阶级所起到的功能及作用1.缓冲社会矛盾阶层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

他们有较稳定和不菲的收入, 有着较为适度的财产, 过着较为舒适的生活。

他们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 并从切身利益出发不赞成社会动荡, 反对用剧烈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

但他们并不排斥变革, 对变革具有良好的心理准备, 对社会矛盾的问题能够进行理性的判断和处理。

2.保证消费持续增长, 繁荣经济20 世纪40 年代末到60 年代中期, 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其中实行以高新技术、大量生产与高薪劳动、大量消费相结合为特征的福特主义体制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把利益的一部分分给工人和顾客藏富于民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 使发达国家成千上万的劳工大众逐渐转变为拥有洋房、汽车的中产阶级, 从而使资本主义绝处逢生。

没有继续走向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导致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灭亡道路, 而是进入了一个以新中间大众阶层为社会发展主体的发展新时期。

3.利与社会需求品的供需市场是由于需求关系而存在，而中产阶级是最能接受“品牌”，因为对质的要求已经超过了量。

面对众多成熟的，发展的中的品牌，中产阶级热衷于去开始尝试个性化。

这样子也间接的带动了新兴的品牌，在收入分配中，如服装从00年便占10%左右，厂商可以通过调研消费人群中中产阶级大致人数，就可以大致得到中产阶级这部分的消费市场，从而制定相应的销售计划和生产计划。

4.利于二次分配和收入调节在中国，由于监控不当和自主性差的等诸多问题。

个人所得税已然成为了工资税，高收入者通过隐瞒收入从而逃避征税，而低收入群体还未达到起征点，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的主体。

如果说高收入群体是由于中国的国情问题而逃税，那么中高工薪阶层便不可能逃税，从个税的年增长来看。

征收的人数减少，可是人群却集中在了中高工薪阶层，且征收的力度加大。

二、我国中间阶层的发展状况我国现阶段中间阶层在许多方面逐渐显现出一些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新中产阶级, 也有别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其他各个阶层的新特征, 总体上说尚处于萌芽和雏形状态。

1.数量和规模还未占社会的主体。

如果把人均年收入在1 万~10 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 万~10 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

估计目前进入中间阶层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

这说明, 中间阶层的存在还只是初期, 在数量上并没有形成规模, 在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大, 我国尚未形成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

2.区域特征明显。

主要集中在沿海和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发达地区。

因而, 广东、上海等地的中间阶层的人数比重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职业结构比较复杂, 行业性较强。

目前, 中国的中间阶层主要有股票证券经营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中的管理人员、高科技人员以及有专业特长的各类经营人员。

三、中间阶层的消费模式对个人消费的作用分析( 一) 不同中间阶层对个人消费作用的差异性分析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资产者( 旧中产阶层) 与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 新中间阶层) 的消费范式有显著不同。

新中间阶层的消费范式呈现出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消是“消费的自主性”增加。

其结果是出现了“消费分层”。

二是“地位消费”出现。

与消费者的自主性提升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成为个人成就的一种表现工具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并随之出现了消费“名牌”而彰显地位身份的“地位消费”, 其消费者的主干恰是那些具有较好市场回报与支付能力的“新中间阶层”成员。

旧中间阶层的消费范式是:旧中产阶级是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独立的经营主体, “勤俭和自我压抑的价值观”, 没有太多的闲暇与享乐消费, 消费多为日用型消费, 而且具有滞后性, 没有明显的消费冲动, 受消费习惯的影响很大。

1.我国中产阶层消费的状况孙凤和易丹辉( 2000) 、臧旭恒和张继海( 2005) 、耿修林( 2009) 、葛城和刘震( 2010) 等分别运用截面时序模型、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设模型、AIDS 模型对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展开研究。

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与城镇居民消费呈显著负相关，收入差距扩大及收入分配结构倾斜是抑制城镇居民消费及导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刺激城镇居民消费，要构建“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人群的比例。

此外，还要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及国家经济调控力度。

杭斌和申春兰( 2004) 、王艳和范金( 2007) 、田青和高铁梅( 2009) 等运用状态空间模型、AIDS 模型、消费过度敏感性经验模型及面板数据模型对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的消费敏感性展开研究。

研究表明，城镇居民消费对收入存在明显的过度敏感性; 不确定性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敏感性的重要因素; 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敏感性强于高收入群体; 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对同类商品消费敏感性不同，中低收入群体对耐用品消费需求旺盛。

张沂和胡日东( 2003) 、沈晓栋和赵卫亚( 2005) 、吴晓明和吴栋( 2007) 、张世伟和郝陈阳( 2010) 等通过建立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消费需求的小型联立方程模型、非参数回归模型、对数线性模型及消费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围绕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展开研究。

研究表明，随着收入上升，城镇居民各类商品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价格弹性呈下降趋势，且长期影响明显; 收入差距扩大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提高城镇居民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最根本的方法是建立和完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杨丹和卜胜娟( 2005) 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揭示职工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和支出中各因素变动的作用程度。

韩松和杨春雷( 2009) 采用ARIMA 模型对城镇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展开研究。

研究表明，城镇居民预期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比非预期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对实际消费的贡献大。

从现有的研究看，运用实证法对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展开研究已成趋势。

本文对我国城镇居民1990 ～2010 年的消费支出进行趋势分析，并运用ELES 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2010 年消费结构做进一步实证分析; 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扩大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010 年我国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食品( 53．66%) 、衣着( 11．71%) 、居住( 11．21%) 三类，合计占基本消费支出的76．58%。

城镇居民生存型消费支比为41．04%，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支出比为58．96%，城镇居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比重在逐年上升，尤其是95．21%的交通通讯消费均为享受型、发展型消费。

我国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消费差距明显。

2010 年城镇居民人均基本消费支出5 529．24 元，而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实际消费支出为5 471．84 元，说明约有10% 的城镇居民还没有完全满足基本生活消费的需要; 而同期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却高达31 761．63 元，为最低收入户的5．8 倍。

各类商品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均大于0，说明随着收入的提高，我国城居民对各类商品的需求量均会随之增加。

城镇居民只有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杂项商品与服务类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分别为1．37、1．2、1．05，说明只有这三类商品的需求增长率高于收入增长率，其他各类商品的需求增长率低于收入增长率，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有一定的储蓄倾向。

城镇居民食品、医疗保健类需求收入弹性系数较低，说明食品、医疗保健已成为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2010 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692 元，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739 元的，后者是前者收入的3.92 倍。

而2010 年，低收入组人均消费支出11478 元，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5600 元，消费支出收入比是83.83%，服务消费支出收入比是40.9%。

同期，高收入组人均消费支出31085 元，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9277 元，消费支出收入比是57.84%，服务消费支出收入比是17.25%。

显然，低收入组的服务消费倾向要大幅超过高收入组。

但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使得许多中低收入者因为实际收入低而难以实现服务消费需求；高收入者的服务消费需求日趋饱和，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注重生活品质、真正具有服务消费意识和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所占比重仍不高，这些都较大阻碍了北京市服务消费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