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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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法理学历史鸟瞰在古代中国,早在西周时期,便有人论述过法的问题。
周公姬旦就主张“明德慎刑”,反对族刑连坐、滥杀无辜,要求注意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偶犯与累犯,还提倡先教后罚、以教代罚。
这些刑法思想,体现出周公的刑事法理观念。
到了诸子蜂起、百家异说的春秋战国时代,萌发了中国法思想史上第一个辉煌的时期。
当时的各家各派,诸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对于法的问题都曾议论纷纷。
儒家主张实行礼治、德治和人治。
认为“为国以礼”,要以维护等级差别的行为规范――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最主要的工具;认为“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依靠“德行教化”来实行统治;认为“为政在人”,要求由圣君贤哲来实行统治。
墨家主张用法来“壹同天下之义”。
他们提出“尚同”说,认为在法产生之前,人们各有各的是非标准,即所谓人各有“义”,大家意见分歧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斗,后来选出天下贤人确立为天子,“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这样就终于实现了“壹同天下之义”,就终于有了法。
还提倡“兼爱”说,劝说互爱互利,主张“赏贤罚暴”、“不党父兄”不偏富贵,反对亲亲原则。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认为自然法则就是办事的根本原则,由此而主张“无为而治”、一切顺乎自然,反对制定各种礼法制度特别是以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愿望,反对儒家的“礼治”、“德治”和“人治”思想,主张运用法来治国安邦。
法家是个被史学家视为建法立制、富国强兵、著书定律、以法治国的学派。
法家从分析人的本性出发来阐述他们的法治学说。
法家认为,人是生来好利恶害、趋利避害的。
“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万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人的这种本性使得人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互相争夺。
对统治者来说,只有抑制这种争夺,才能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
要抑制争夺,就要“定分”,使人们都在“分内”活动。
历史上的思想运动总结历史上的思想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各种思想流派和运动。
这些思想运动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产生,对人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将对历史上的思想运动进行总结,以便更好地了解人类思想的发展脉络。
古代思想运动:1. 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起源于中国古代,主张以仁爱为核心,强调人际关系、礼仪制度和道德伦理。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社会制度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影响,持续至今。
2. 孔子、老子、孟子等先贤的思想:这些思想家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倡导仁义道德,老子主张道家思想,孟子则注重人性本善的论述。
3. 印度佛教: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由佛陀创立的一种宗教和哲学体系。
它的核心观念是四大真理,即苦、集、灭、道。
佛教强调个人的内心修行,对个体心灵的解脱和觉醒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思想运动:1. 基督教思想:基督教思想出现在罗马帝国结束后的欧洲,它的核心是信仰上帝和耶稣基督。
基督教对中世纪欧洲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塑造了西方人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2. 伊斯兰教思想: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由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宗教体系。
伊斯兰教强调对真主的信仰和服从,对中东和北非以及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创造者和奖励者思想:在中世纪,学术界兴起了关于上帝的本性和创造力的辩论。
这些辩论试图探索上帝的属性和本质,以及人们如何通过信仰和行为来获得上帝的恩典和奖励。
近代思想运动:1. 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科学和自由。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洛克等,他们呼吁人们摆脱迷信和专制,倡导人民的权利和平等。
2. 法国大革命思想: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欧洲社会的重大转变,它对民主、自由和平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尼采、瓦伦斯坦、卢梭等思想家提出的民主和人权概念,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实践。
3. 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9世纪提出,它强调社会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中国传统美德理性思考与客观公正中国传统美德——理性思考与客观公正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
在这个传统之中,理性思考与客观公正被视为中国人的美德,是我们社会和个人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美德中的理性思考与客观公正,并阐述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一、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中国的传统美德源远流长,这要归功于我们千百年来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
在古代,儒家思想强调个人修养和道德行为的重要性,儒家经典《大学》中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凝练了中国人理性思考和客观公正的核心精神。
理性思考强调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独立判断,而客观公正则要求我们不受个人情感和利益的干扰,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二、理性思考的重要性理性思考是指在面对问题和挑战时,以理性的态度和方法进行分析、思考和判断。
它需要我们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清晰的逻辑思维和严谨的思辨能力。
理性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并避免盲从和冲动。
在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问题和挑战,如环境保护、教育改革、科技发展等等,只有通过理性思考,才能找到问题的本质,并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
三、客观公正的重要性客观公正是指在价值观、判断和行为上保持公正、中立的态度。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会面对各种不同的观点、利益和立场,而客观公正要求我们摒弃个人偏见和偏袒,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人。
客观公正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同时,客观公正也是建立信任、增进合作的基础,只有相互尊重、信任和包容,才能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
四、现代社会中的理性思考与客观公正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理性思考与客观公正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面对的信息海量而复杂,需要通过理性思考的能力来筛选、分析和判断。
只有理性思考,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适应社会的变化,并做出明智的选择。
关于理性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大作文全文共8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篇1标题:理性的漫漫长路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理性。
相信大家对于"理性"这个词一定不陌生,但是理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理性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追求理性。
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完全靠本能生存,做任何事情都凭直觉和感觉。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运用逻辑推理,做出理性的判断。
这就是理性的开端。
在古希腊时期,有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在探讨理性的奥秘,比如著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他们认为理性是区别人和动物的关键,理性让人类变得更文明、更有智慧。
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理性当成非常宝贵的品质。
那时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都运用理性的方式去创造杰作,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到了今天,理性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
我们上学时要用理性思考题目、解决问题;长大后工作时也要理性分析,做出明智的决策;就连平时和家人朋友交往,也需要用理性来化解矛盾、达成共识。
可以说,理性就像是我们生活中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不过,有一些人可能会问:"理性真的那么重要吗?不是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凭直觉和感觉去做吗?"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确实不能完全排斥直觉和感性的作用。
有时候依赖直觉反而更有助于做出正确的决定。
关键是要理性和非理性之间保持平衡。
我们不能完全靠理性生活,因为那样会失去人性;但也不能全凭感觉,因为那样难免会做出一些并不明智的选择。
我们要学会在重大的决策时运用理性思考,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则可以听从内心。
只有理性和非理性并重,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完整、更有意义。
理性虽然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复杂的话题。
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一路走来,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珍惜理性这份馈赠,认真对待它,用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生活越过越精彩!最后,让我们用理性的眼光展望未来吧。
历史理性与历史感作者:彭刚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第12期点击数:552 更新时间:2013年07月03日【摘要】在史学实践的范围内,历史理性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把握过去时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历史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对于人事变易无常的意识、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异同的敏锐感受、健全的历史观、开放而自我克制的历史想象力、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的结合,都是历史感在史家史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分析学派的和叙事主义的史学理论都未能将历史感纳入自身的研究焦点。
史学理论的当前转向为历史理性和历史感得到更为清晰的理论阐发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历史理性;历史感;安克斯密特一在中文和西方主要语言中,“历史”一词都有双重的内涵。
它既指客观的历史过程,也即常识所谓的“过去”,又指人们对过往所发生的一切的记载、整理、编排和解说。
与此相应,“历史理性”也有双重的内涵。
对应于“历史”的第一重内涵,“历史理性”指的是人类历史过程中所固有而可以为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所领会和揭示的规律、目标、动力机制等;对应于“历史”的第二重内涵,“历史理性”则指的是人们在面对过往历史时所凭藉和展示出来的认识、领会和把握过去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
刘家和先生由考释“理”字的古义而提出:“历史理性(historical reason)实际也就包括历史(作为客观过程)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y)和史学(作为研究过程)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iography),简易言之,就是探究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和探究历史研究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1]意思与此相类。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的传统就是要从流变不居的现象背后找出不变的东西,从千姿百态的差异中找出统一性。
这也就是后来德里达所说的那种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现代哲学的鼻祖笛卡尔将历史学排除在知识的范围之外,就是因为在他眼里,历史不过是各种杂乱无章的事件的堆积,看不出有什么希望能够从中得到数学那样的确定性。
西方历史上的“理性”概念作者:王加卓来源:《历史教学·中学版》2012年第04期编者按: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中关于“启蒙时期的理性”问题,教师普遍反映难度较大,王加丰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细致梳理,尽可能将复杂的问题讲得通俗一些。
希望老师们阅读本文后能对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关键词]希腊,启蒙运动,理性,文化[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7—0003—07一、理性的概念及其在古代希腊的产生在西方的文献中,“理性”(reason)这个概念大体上有三种意思:1.指自然秩序(自然理性)或宇宙秩序(宇宙理性)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准则,是先天存在的,有时又称客观理性,有点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客观规律,相当于荀子《天论》中的“天行有常”中的“常”。
2.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如归纳、演绎、判断、推理等,相当于我们常说的“理性认识”,这时它与“感性认识”或“非理性”(本能、无意识、潜意识)相对应。
3.人的一种属性或能力,如追求善和美德,能使用归纳或演绎等符合逻辑的方法来认识世界等。
这时也可称为人性,与神性相对应。
以上三点,就其各点来说,似乎与中国人讲的理性没有多大区别。
人类的思维总有一致之处,但西方人的理性的特点在于其各方面意义的结合方式和具体表现形式。
另外,即使是在西方的不同时代,理性的这几种含义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并含有不同的具体内容。
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希腊,哲学家形成了相当系统的理性概念。
从其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理性的最初意义是关于宇宙秩序的看法。
比如,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这样介绍赫拉克利特(Herachtus,约公元前540--470年)的思想:“宇宙进程不是偶然的或随意的,而是依据‘定则’,或者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由规律所支配……在一切变化和矛盾中唯一常住或保持不变的,是位于一切运动、变化和对立背后的规律,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即逻各斯(10gos)。
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刘家和【提要】 历史理性之在古代发现,这似乎是中国学术传统的一个特色。
中国古代历史理性的产生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殷末至周初),作为正题(thesis ),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是一致的;第二阶段(西周后期至秦),作为反题(antithesis ),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背离,而与自然理性相附合;第三阶段(汉代),作为合题(synthesis ),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重新结合,并与自然理性(人性之自然)兼容。
【关键词】 历史理性 道德理性 自然理性一、弁言———略说“历史理性”“理性”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大家常用的词,但各人使用此词时取义颇有不同,所以在这里先交代一下本文使用此词的取义。
按现在大家所用的“理性”,乃自外文①译来,就此词之多重含义概括言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对于事物的性质与功能的思考与论证,二是事物自身存在的理由与理路(或条理)②。
如果按照中国固有名词,那么此词也可以用一个“理”字来表达。
《说文解字》:“理,治玉也。
”段玉裁注云:“《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
是理为剖析也。
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
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
此引申之意也。
”③这就是说,理字本意为治玉,而治玉必依玉本身之条理,故条理亦为理。
引而申之,理作为动词之意为对于事物之治理,而作为名词之意则为事物本身之条理。
《广雅・释诂三下》亦云:“理,治也。
”④《广雅・释诂三上》又云:“理,道也。
”⑤道、理互训,道作为动词之意为“导”,而导必依事物之理,故道作为名词之意即为事物之理。
所以,理性或道理,皆实际包括主、客观两方面而言①②③④⑤王念孙:《广雅疏证》,第32页。
王念孙:《广雅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见《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
英文之reason ,来自法文之la raison ,法文此字来自拉丁文ratio ,其动词为reor ,意为筹算、思考、推论等。
有从筹算、思考、论证到理由、理智诸义。
之。
现在常说的历史理性(historical reason ),实际也就包括历史(作为客观过程)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y )和史学(作为研究过程)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iography ),简易言之,就是探究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和探究历史研究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①。
在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史学最发达者,当推中国和希腊。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历史学家都在治史求真的方法上有相当高度的自觉和自律。
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理性的表现。
在这一方面,古代希腊人由于受哲学上的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 )的影响②,以为真理只能从永恒、静止的存在中去把握,而历史变动不居,不能使人产生知识,仅能使人产生意见,故与理性无缘。
古代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恰恰与希腊人相反,以为真理只能从变化、运动的存在中去把握。
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古代中国人在这一方面认识的特点。
二、以人心为背景的历史理性的曙光(正)(殷周之际与周初) 11对于“天命”的信与疑《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敬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③其中所说夏人情况目前尚无材料为证,而所说殷人与周人情况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从大量甲骨卜辞材料可知,殷人的确敬信鬼神,以为鬼神能主宰人的命运。
《尚书・西伯戡黎》记,周人已经打到距殷不远的黎国,对殷构成了威胁,大臣祖伊向纣报告,纣竟然说:“我生不有命在天。
”④这也说明殷人对于天命鬼神的迷信程度是很深的。
殷纣以为他的王权来自天命,天命决定历史。
所以,其中没有任何理性可言。
当然,并非所有殷人都是如此,祖伊就是对于天命鬼神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不过,这样的人在殷代不居主流地位。
真正开始对天命产生深度怀疑的是后来战胜并取代了殷王朝的周人。
21历史发展自身理路的开始发现殷代后期,周人逐渐兴起,不过由于殷、周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周人对于殷人处于某种从属地位,承认殷为天子而自己实际又保持本邦的基本独立状态。
周王朝最初的奠基人文91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①②③④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77页。
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41—1642页。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4、48—51页。
如果作进一步的思考,也许可以说,第一种历史理性所讨论的是历史本身存有方式的问题,从性质上说是属于本体论的(ontological )问题,第二种历史理性所讨论的是历史研究中的人的认知能力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从性质上说是属于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 )和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 )问题。
当然,在古代中外史学史上都还没有出现这样系统而自觉的区分与探究。
王之父王季为殷王文丁所杀①,文王本人也曾一度遭到纣的囚禁。
周人是深知殷人实力之强大的。
甚至在周取代殷之后,周人还记得殷是“大邦殷”②、“天邑商”③,而自己是“我小国”④。
可是,历史的发展结果是,随着牧野一战的胜利,小邦周竟然取代了大邦殷或天邑商,成了诸侯的共主———天子。
殷人赖以自恃的“天命”转移到了周人手中。
非常难得的是,周王朝的主要领导人武王和周公旦不仅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且深感陷于恐惧之中。
《史记・周本纪》记,武王伐纣胜利以后,忧虑得夜晚连觉都睡不着,周公去看武王,问他为何睡不着,武王回答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⑤不久武王去世,周公主持周王朝大政,《尚书・周书》中的周初诸诰,大多出自周公之手。
我们只要读一读这些文告,就可以知道周公曾经作了多么深刻的反省,从而获得了多么难得的觉醒。
按这种觉醒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重视“天命”而又有所怀疑。
《尚书・牧誓》:“今予发(武王自称名)惟恭行天之罚”⑥,武王自称受天命伐纣。
《尚书・大诰》:“予(周公)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天休于宁(文)王,兴我小邦周。
”⑦上帝赐命与文王,因此小邦周得以兴起,我不敢失上帝之命,即不敢坐视武庚、管蔡之乱不予平定。
《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兹大国殷命,惟王受命。
”⑧是皇天上帝改了大国殷的命,而转交给了周。
如此等等,在《尚书》与《诗经》中多不胜举。
周既胜殷而有天下,当然知道政权的转移已经实现,或者说天命已经转移到自己手中。
但是,武王、周公(尤其是周公)深感不安的是,天命难道原来不是在殷人手中的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历史性的转移呢?从前天命的转移,使自己由无而有,如果现在再发生天命转移,那就是使自己从有变无、由得而失了。
这样一想,就感到非常可怕,所以睡不着觉。
天命或王朝历史命运的转移,原来是既存在而又不可靠的。
第二,天命是不可靠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知。
周公考察了夏、商两代王朝政权的转移,从中深加反省,终于懂得:“天忱辞,其考我民”⑨;“天畏忱,民情大可见” λυ。
“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
” λϖ这些都是极为深刻的道理。
在《尚书・无逸》这篇教导周成王的文章里,周公叙述了殷王中宗(大戊)、高宗(武丁)、祖甲及周文王四位勤政爱民的历史事实,说明他们深得人心,因此或者能够很好地维持王权,或者能够获得王权。
在《尚书・多士》这篇告诫殷遗民的文书里,周公又叙述了夏、殷两代失去王权的历史,指出夏朝末代君主不听天命,大事淫逸,丧失民心,天就命令商汤取代了夏;商朝末代君主也是不听天命,大事淫逸,失去02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ϖ《尚书・酒诰》,《十三经注疏》,第207页。
《尚书・康诰》,《十三经注疏》,第203页。
《尚书・大诰》,《十三经注疏》,第199页。
《十三经注疏》,第212页。
按传统说法,《召诰》为召公所作,于省吾先生考证结果认为乃周公作,甚是。
见《双剑尚书新证》卷3,大业印刷局1934年版,第1—4页。
《十三经注疏》,第199页。
《十三经注疏》,第183页。
《史记》册1,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8—129页。
以下引此书皆据此本,只记册数页数。
《逸周书・度邑解》有类似记载。
见《尚书・多士》,《十三经注疏》,第219页。
见《尚书・多士》,《十三经注疏》,第220页。
见《尚书・召诰》、《尚书・康王之诰》,《十三经注疏》,第212、244页。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民心,所以周就受天命而取代了殷商。
类似的话在《尚书》、《诗经》里颇为不少。
甚至早在武王伐纣时就说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①周武王、周公兄弟发现了一个道理:天命的背后原来就是人心,天命的变迁原来就是人心向背的转移。
周初周公等人所发现的,从直接层面来说,只是关于政权转移的道理或理性。
不过,这种转移是当时历史变迁上的大事,因此,可以说这是周公等人对于历史发展自身的理路的新认识,是中国古代对于历史理性发现的开端。
31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合一在周公等人所发现的天命人心说里,呈现出了历史理性的最初曙光。
因为它是最初的曙光,所以也就具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其一,它不是对于历史发展整体的理论概括,而只是关于政权或天命转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性的理论归纳。
它的内容属于历史理性的范畴,但它还不能被说为历史理性完整的直接呈现。
其二,它的视线所及还只是历史在两极之间运动的理路,即天命或政权在得和失两极之间的摆动。
在历史的运行中的确有这样的两极之间的运动,但是这只是复杂的历史运动中的一种比较简单的形式。
其三,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种历史理性已经突破了殷人对于鬼神的迷信,开始闪现出人文主义精神的曙光。
在这种曙光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最初的统一。
周公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②夏、殷王朝的统治年限长短,人们都无法推定;但是它们的亡国原因是可以确实知道的,即“不敬厥德”。
不仅夏殷两代如此,正在掌权的周王朝也是如此。
类似的话,在《尚书》其他篇中也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