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探究与感悟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探究与感悟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0级曹扬1010306226摘要：通过对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的始末探究，分析了其历史背景与教育意义。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对于当代大学改革仍有一定积极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其特点对当代大学改革提出少许见解。

关键词：教育独立思潮发展、知识分子教育独立运动、当代大学改革引言民国教育界围绕着政教关系对教育主体规律的探索集中体现在民国教育独立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上。

明国时期教育界所使用的“教育独立”概念重点是指尊重教育规律，反对教育被政治工具化，反对政权、政党、政潮和意识形态干扰、干预、控制教育；并对于教育界自身的政治关怀意识和参政方式也采取克制和谨慎的态度。

“教育独立于政治”或是“排斥政治对教育的干扰”是民国初年产生、到20世纪40年代末终端的教育独立思潮最核心的理念。

这一思潮体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教育事业的现代主体价值和独特规律的认知、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现代职业身份的觉悟、对知识分子自身独立人格的维护，它包含一系列的具体诉求，如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思想独立、学人参政自律，大学自治等。

从逻辑内涵上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反对政治对教育的无知干涉，为教育争取更宽广的自主独立空间；二是教育界对自身参政的规约。

以现实角度来看，这种思想接近乌托邦，不可能实现，但它也有自身的政治社会背景，在民国教育史上曾昙花一现。

这种思想的主要倡导者是在民国教育界扮演重要角色的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是自由主义者，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为了探究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对于国家学术发展之影响，作者查阅了相关文献，并由此引发了作者对于“教育独立”的个人见解。

结合倡导“教育独立”具体人物及其生平事迹；作者认为当今大学教育亦应“汲取前人精华”，针对自身存在的诟病应制定相应的方案并以实际行动切实解决本质问题。

一、教育独立思潮的萌生中国近代教育与政治分离的因素最早是在清末民初（教育独立运动爆发之前）科举制度的革废过程中开始孕育，政学分离的客观趋向已然出现；而这一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敏锐地把握住了这种时代信息，自觉地对科举教育传统下人们对教育目标、教育制度和教育家地位的习惯认知方向——单一的政治取向提出批判和烦死，澄清了有关现代教育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从而使教育与政治的分离从一种潜在趋向逐渐变成知识教育界的自觉能动意识；再加上民国初年，教育所依赖的外在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也使得教育界原先比较朦胧和分散的教育独立意识逐渐走向明确和集中。

可以说清末民初二三十年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界言论，为教育独立意识的萌生奠定了比较成熟的客观条件。

教育独立思潮的萌生是根源于欧美的新式学堂教育、近代社会的教育文化思潮与中国科举社会延续下来的仕学合一的心理惯性、政教合一的体制惯性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回顾中国的教育文化传统以及清末民初（五四运动以前）的教育格局对认知与研究教育独立思潮是十分必要的。

清末民初的教育独立意识诞生于晚清开始的教育改革之中，特别是与科举制度的革废关系密切。

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教育政治化；以经典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唯一知识范围和道德准则”，其价值观是以政治为最高归宿的。

教育功能、教育目的都是与治国安邦有关，教育的政治功能突出，并且受专制政权的强烈导向。

晚清新教育的出现一般认为是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堂开始的，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最初的20年科举制度的革废和新教育的发展已然造成教育脱离政治的宰制、成为独立的社会事业大趋势，所以这大约20年的时间就体现了教育独立意识萌生的过程。

㈠新教育的兴起和科举制度革废的过程近代以西方自然知识为指向、以西方学校教育为模式的新教育的兴起，对旧的官僚养成所式的科举教育发起了锐不可当的冲击，新教育的兴起必然与科举制度的改革想伴行。

新教育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创立的洋务学堂，由于科举教育培养不出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翻译和实用人才，所以洋务派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

此后教育改革始终是清政府变法的重要领域，引进西方现代教育在洋务运动、随后的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中都是主要措施之一。

1901年清政府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加速科举改革的步伐。

1904年1月13日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清政府实行的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章程正式规定了包括初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附通儒院、蒙养园及职业教育在内的比较完备的学制系统，并且为了将科举功名与新式学堂相衔接，规定以贡生、举人、进士之科名奖励学堂出身。

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自此，中国历史上延续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至此终结，新式学堂的地位上升，新学制也顺利推广，新教育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潮。

有人评价从科举选士到学堂取才的转变“实质上是一个由选拔少数道德文化精英从政的制度，向一个普及全民教育、广泛实施专业、技术训练的制度的转变”。

这个粗略的勾勒已经表明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经过科举制度的改革以后发生了疏离的倾向，从前的科举教育是面向政府和政治的，学堂教育则是面向社会和民众的。

废除科举制度切断了教育对政治的固定从属关系，从此政学分离体制正式形成。

㈡对科举制度下政教合一传统的批判批判科举制度下教育功能的行政化、片面化，辨析教育和学术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是教育独立意识最初的表现。

晚清以来批评科举教育专务时文，所学非所用，培养不出有真才学识的人才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呼声。

有人从近代职业分途、社会事业专门化的角度来评析科举制度的缺陷，严复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鉴于科举制度只能选拔出从事国家政务活动的“官才”，而选拔不出变法自强需要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所以提出了“治学、治事人才宜分二途”的思想。

治学指农、工、商、军事各社会专业事业；治事指治理国家政务。

严复认为“治学之才与治事之才，恒不能相兼”，因为二者性质不同，所以不能强求二者兼于一身，相应地对这两种人才的社会认可方式也不应单取科举入仕一途，学问之名位与政治之名位是不同的。

“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

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

所以予入仕之人。

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

”这是关于政、学分离最早的萌芽。

在中国教育史上，以政治和社会秩序为依归的传统教育培养出的往往是只是结构偏颇和人格残缺的人，王国维首次明确提出教育应该是培养完整人格的体、智、德、美四育综合，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提出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完全之人物”。

所谓完全之人物，实质上是指情意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他大力提倡学术独立，认为即使是最有用的教育学也不能缺少最无用的学术——哲学之理论基础。

这可以说是教育内容上的独立，他的完全人格的教育思想和重视超越现实功利的哲学教育思想在蔡元培先生身上都得到继承和发扬。

㈢教育独立意识的萌生在20年代初教育独立运动爆发以前，教育独立意识就已经在反思科举教育的基础上零散地萌生了，新教育的本质特点和独立价值越来越明确。

而且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恶化，新教育的发展与现实政治之间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和谐。

到1919年以前初步汇集到教育行政独立问题上，以教育行政摆脱政务官的宰制和掣肘、加强教育行政机关的事权为主要诉求，而且在后来的教育独立运动中产生极大社会动员力的教育经费问题这时也初步凸显出来，教育经费独立与教育行政独立初步结合成为比较全面的教育独立意识。

二、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独立运动新教育的发展使知识分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独立和精神解放，特别是经历了五四时期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变得更加强烈。

反观社会环境，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但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乃至文化环境却始终是半专制的，知识分子所栖身的文化教育界经常由于政治的牵绊而处于动荡之中。

教育得不到政府方面最起码的尊重与支持，教育对政府和政治的依赖使得教育自身陷入极其可怜的境地。

新教育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初以教育界与政府之间的教育经费之争为导火索而全面爆发了。

㈠20年代初的索薪运动教育经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物质前提，尤其是国立学校对政府的依赖性更强。

但自1919年之后北洋政府却经常拖欠教育经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教育经费的困难由主观和客观上一系列原因造成。

客观上教育经费的紧张与清末民初新教育的发展速度过快有关，国家的财政压力导致教育经费不足。

主观上腐败的政府热衷于争权夺利，根本承担不起一个国家政府的教育职责，它即无心也无力为教育发展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北京教育界声势比较大的两次索薪运动都发生在20年代初。

第一次是1919年末至1920年初的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罢教请求“薪修”全部发给现金的运动；第二次是1921年的二度罢教，这次罢教后来演化成为与政府发面发生武力冲突的“六三事件”[1]，是索薪运动最激烈的时期。

㈡教育经费独立的设想民国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教育经费专款专用，不因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而被侵占或减少，其最初的目标一般是要求教育经费从政府财政经费支出中特别单列，或由教育机关自行保存，政府不得随意挪用。

而更进一步的或根本性的要求则是筹建专门的教育基金。

教育界曾就基金的来源问题与政府几经交涉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的“积极回应”却未能成为事实。

最终教育经费独立也只能作为设想而以遗憾告终。

㈢教育行政独立思潮在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许多人认识到教育经费问题不是一个孤立单独的问题，它的解决需要借助整个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代表国家形式教育主权的教育行政机构，如果还从属与军阀政府的腐败、混乱、动荡的行政系统之内，教育经费永远不可能解决，教育也永无出头之日。

教育行政独立是教育独立思潮中的关键诉求，在1919年末索薪运动爆发以前，民国初年教育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已经使教育行政独立常常被人提起，随着教育经费问题的凸显，二者开始被联系起来考虑。

1922年初《教育杂志》、《新教育》先后刊发李石岑、周鲠生、郭梦良等人研讨“教育独立”的文章，其中蔡元培《教育独立议》堪称代表作。

此时蔡元培主持北大已五年之久，又刚从欧美考察归来，他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因为政党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又追求近功，与教育的长远目标不相宜，若将教育权交与政党，政党更迭，教育政策一变再变，教育即难有成效；教会信守教义，妨碍信仰和思想自由，若将教育权交与教会，教育难有活力。

他主张仿行外国的大学区制，实施超然独立的教育体制。

对此，教育界人士多有回应，其中以胡适的态度最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