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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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
一、相对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
秦汉以后,历朝版图虽时有损益,但基本趋势是不断拓展。
中国地理环境的总体特征是:地域辽阔,地势地形复杂,古今地貌稳中有变,气候南北差异明显,四周天然障碍大,环境恶劣。
(1)四周环境:周边四至,东面是浩瀚大洋,北面是漫漫戈壁沙漠,西面是雪山高原,南面是崇山峻岭。这使得中国文化在古代与世隔绝,一直独立发展,也很容易形成夜郎自大、惟我独尊、中国天朝天下中心论的文化自大和优越心态。
(2)地域与地势地形:中国地域辽阔,在内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地理特征,而且自然资源丰富。从地势来看,是西高东低,高差悬殊。在这一辽阔复杂的地域中,一些主要山脉和一些主要河流往往成了不同自然地理区域的分界线,在古代基本上是先民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在交通运输上起了完全隔绝的作用。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很容易形成经济活动的差异性,即使同是农业经济,在不同的区域里也有所不同,由此而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3)气候的差异: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气候有三个特点:季风气候明显,大陆性气候强,气候类型多种多样。这些特点,有史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中国文化形成与东亚大陆,其基本特征是保守、稳定、中和、天人合一,与西方海洋文化的开放、进取、自由、个性化、竞争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开放、进取、自由、个性化、竞争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式的政治环境
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有两大特点:一是宗法制完备,二是专制主义严密。这两个特点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
宗法制度即血缘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解决职权和财产分配,维护世袭统治秩序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的宗法制一般认为产生于商代后期,但也有人认为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宗法制的萌芽。宗法制度的完备和确立,是西周建立以后的事情。西周宗法制度的创立者是周公。
宗法制度的主要内容有三:
(一)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这是一种始于商代末期的一种法定的王位继承方式。即规定了要由嫡妻的长子继承王位。周王室从成立之后推行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
(二)封邦建国制
即分封制。是古代国君分封诸侯、巩固政权的制度,这种制度也是周代创立的。分封制和宗法制相表里,构成了封建君主制度的坚实基础。王族、功臣、先代贵族。
(三)宗庙祭祀制
宗庙是包括天子在内的各级大宗供奉祖先神位的场所。宗庙祭祀制度是为了达到维护宗族团结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核心是强调尊祖敬宗,家族本位。
西周宗法制度的特点: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
宗法制的意义:政权与族权的统一;“天子之尊”得到强化;严格的等级制度
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和能工巧匠: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鲁班、扁鹊。秦汉时人李冰父子、张衡、蔡伦、张仲景、华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马钧、祖冲之、葛洪、贾思勰、隋唐的李春、孙思邈、一行,宋元时人毕升、沈括、苏颂、唐慎微、秦九韶、杨辉、李冶、朱世杰、郭守敬、王祯,以及明代的李时珍、宋应星、徐光启等。 科举考场制度
实行“别头试”,限制达官子弟的特权
按榜引座,加强考场管理
制定严格的试卷行文、声律规则
实行封弥誊录制度,杜绝评卷时徇私舞弊
建立锁院制度,割断考官与外界的联系
1.科举制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文化精华得到传承,这一点不难理解。作为考试内容,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知识,而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一个书生没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何谈治国之道。这样一来,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
其次,科举也不断发展和丰富着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也就没有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如令今人赞叹不已的唐诗、宋词以及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许许多多的精神财富,均是读书成果的见证。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科举制是中国古代较为科学的选拔人才的制度
秦朝以前,中国用人沿袭世袭制,汉代始用察举制,后又有九品中正制。但察举制缺乏较为严密的考核方法和科学的评价标准,人为因素居主导地位,所以,很难达到选贤的目的。科举制是通过考试方式择优取士,考试的内容一致,试卷批阅的标准统一,最后公示成绩。所以,科举具有公开、公平、公正性。为防止科举考试的舞弊行为,不断改进考试方法,采取了许多有效的防范措施,如糊名、誊录等。由此,科举制显示了它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正是由于科举制的先进与科学,该制度才被许多国家效仿和采用。
3.科举制体现了公平性,这一制度扩大了选贤的范围
古之选贤都在贵族圈内挑选,重出身门第渐成风俗。生在寒门百姓家中的子弟永无出头之日。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选贤范围不断扩大。宋朝初年规定,考生不论财富、年龄、声望,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被国家录用。这就打破了过去名门望族垄断选贤的局面,凡读书人均有为官的可能。在选拔人才方面不仅突出地显示了公平性,还扩大了统治者选拔人才的范围。选才范围扩大了,选拔出来的人才质量自然就提高了。此外,天下人为求功名而发愤读书,在为统治者提供大量储备人才的同时,统治者利用科举还有效地控制了天下的读书人。
(二)科举制的消极作用
1.科举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清末,统治者对科举作了一些调整,但由于考试内容单一,经科举所选拔出的人才都是些只知封建纲常伦理、诗词文章的文人墨客,对世界早已兴起的近代科技毫无知晓。洋务运动后,清政府也需要大批懂近代科技和外语的人,但传统的科举根本不能满足这一需要。此外,新式学堂的出现,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和科举制给予了巨大的冲击,科举制显得陈旧落后,近代教育取代传统的封建教育成了历史的必然,科举制经历了1300年的历史,终因落伍而被废止。
2.科举考试重伦理轻技艺,严重桎梏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儒家历来重纲常伦理而轻技艺,以此为核心的封建教育极度缺乏自然知识的内容。13、14世纪,随着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西欧一些大学相继问世,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有文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等,这些学校培养了大量的有知识的工商业者、医生、技师等,正是他们成了近代科学技术兴起的主角。而中国的科举只重伦理、文学,在它影响、引导下的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批批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和满腹诗词文章的“学者”,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懂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才。因此,科举制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的发展。 3.科举考试内容单一、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科举制产生时,所考内容与社会所需基本适合,并侧重考生的个人观点。宋代科举曾加入了论(对时局的评论)、策(提出解决时弊的方法)。自明始,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采取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政策,规定科举考试只能以《四书》、《五经》内容命题,考生答卷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必须用朱熹注的经书的相关内容说明问题,“代圣人立言”,甚至对文章的形式也做了严格的统一,形成了人们熟知的八股文。人们为求功名,只能按统治者的要求死背经书,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思想,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苦读、应考,导致了一代代读书人思想的僵死,科举从此成了为统治者量身打造思想单一人才的工具。
孔子的“仁爱”思想。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这是“仁”的第一要义。这种“爱人”不仅仅是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宗亲,而是爱所有一切仁。“仁”的第二义便是自己想达到,自己想完成的,也要帮助别人达到、完成;由此引申出,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强加在别人身上,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仁”的第三要义便是“复礼”。但是此“礼”已非两周之“礼”,而是指人的行为要遵循的一定原则,这种原则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就是一定的秩序和形式。即“礼”是达到“仁”的一种手段。
孔子以德治国德思想。所谓以德治国,就是把“仁爱”之心体现在治国方略中,实行仁政。具体地讲,孔子仁政的主张,主要包括君正,正名,对人民富之、教之三个层面。换句话说,孔子的仁政主张就是导之以德,齐之以刑、各守名分、足食足兵。
孔子的天命观。在孔子的言论中,“天”和“命”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孔子遵从天命,但同时也重人事,强调以人为本。孔子对鬼神,占卦之类既不否定,又不肯定,认为人生子在世,主要还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孔子尽管承认人有“生而知之”者,但他却认为自己是“学而知之”的,所以他很重视学,并把学与不学作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准之一。孔子不仅重学,而且非常重思。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是说,学习不加思考,就会迷茫而无所适从;但思考又需建立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变成空想。学思并重既是孔子教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为人之道的重要方面。他所提导的“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思并重”“见贤思齐”、“因材施教”等,在中国教育史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
孔子修己安人,重视道德的思想。孔子不仅提出了“恭、宽、信、敏、惠”者“为仁矣”,而且提出了“虽不能圣,心向往之”的人格理想,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以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临大节而不可夺”,等等。这些却成为后世人的人格追求。另外,孔子伦理思想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社会责任心,认为每一个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
佛教的中国化过程
1.佛教于两汉之际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是佛家在中国的发展期。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用“空观”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空幻不实的;后期以涅槃学为主,主要讲如何成佛、成佛的理据以及成佛的阶段等。
2.隋唐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期,出现了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和净土宗等佛教宗派,其中禅宗和净土宗因简便易行,信仰者众多,流布也最为广泛。
3.禅宗为中国佛教所独创,被视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故禅宗又被称为“中国禅”。禅是“禅那”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意思是静中思虑,一般叫“禅定”。禅宗的创始人是惠能。禅宗的理论主要有四:
第一,主张人人皆有佛性,求佛不假外求,而应直指心性,即到自己内心去找,“即心即佛”,“见性成佛”。
第二,主张顿修顿悟,认为佛性本有,心性本净,无须渐修渐悟,只要顿悟本性,即可“立地成佛”。
第三,提倡不诵经义、不习禅定的简易修持方法,摆脱经典教条和繁琐仪式的束缚,不重偶像崇拜,而尚单传心印,要求个人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以期证悟本自心性,这叫“参禅”。
第四,主张即事修行,修行无须出家,“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所谓“悟在刹那间”、“悟在担水砍柴间”。禅宗的创建是中国佛教史上带有根本性的变革,繁琐的佛教修行经改造而简便易行。
禅宗讲顿悟成佛,秉承了中国传统的注重直觉与顿悟的思维方式;讲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与中国儒学“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性论学说相契合;禅宗破除了偶像和佛经的权威,混同了出世间与世俗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佛教的神圣性,这些都是中国佛教能够与本土的儒学与道教在相互排斥的同时又相互吸收的内因之一。
4.宋代以后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归一”。
一些佛教学说经儒学化而被摄入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如佛性论讲人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能成佛,理学讲心性,主张去欲存理,成贤成圣;佛教讲“止观”、“定慧”的宗教修持,理学讲“主敬”、“立诚”的伦理实践;佛教以“空观”看世界,理学将其改造为人伦物理的“实有”之道。宋明理学援佛入儒,既表明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同时也表明三教合流已成为历史趋势。
5.历史上佛教还先后传入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其中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主要传播于藏族、蒙古族等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