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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1948年的傅作義將軍：直言起義對不起蔣先生導讀：1948年5月前後，中央已提出要爭取傅作義。
當時華北局城工部派地下黨員曾平到天津《大公報》找傅冬菊，要她做傅作義的工作。
傅冬菊向我們匯報瞭這個情況，我們對曾平毫無所知，覺得如此重大的事情應該通過組織系統來安排，就決定讓傅冬菊不必答復曾平。
到1948年11月初，人民解放軍解放瞭沈陽，東北野戰軍即將入關解放平津。
城工部的劉仁同志專門派撤退到城工部的南系地下黨黨員回來傳達指示，說北平很快就要解放，為配合解放，黨中央決定找傅冬菊做爭取傅作義的工作;平津南北地下黨立即合並。
根據劉仁同志的指示，南系地下黨學委立即把傅冬菊從天津《大公報》調來北平，全力做爭取傅作義的工作，同時又佈置職業青年支部書記李炳泉通過他的堂兄、“華北剿總”聯絡處長李騰九做傅作義的工作，並調來周毅之做傅冬菊的聯絡員，以便隨時同傅冬菊聯系。
我是城工部與傅冬菊之間的聯絡人當時，傅冬菊每天都到傅作義的辦公室觀察情況。
我每天同傅冬菊會面一次，她向我匯報傅作義的情況。
然後，我將傅作義的情況報告給城工部。
傅冬菊在與父親傅作義談的時候，一再勸傅作義要跟共產黨談判，不然沒有出路。
當時，傅作義提出：“共產黨裡面我就相信兩個人，一個是王若飛，一個是南漢宸。
”我們琢磨他的意思是想讓南漢宸來跟他談判。
我們認為這個情況很重要，就發瞭電報報告瞭城工部。
傅冬菊根據城工部指示跟傅作義擺明，要麼投降，要麼起義。
但是傅作義都不接受，他說：“起義，我就對不起蔣先生;投降，我傅作義的面子太難看瞭。
”當傅冬菊向傅作義提出希望他放下武器，與共產黨合作，接受和談，和平解放北平時，傅作義很有政治經驗，怕是“軍統”“中統”特務通過他的女兒套他話，於是就追問：“是共產黨還是…軍統‟?你可別上當!”傅冬菊肯定地回答：“請爸爸放心，我們的同學，是真共產黨，不是…軍統‟。
”傅作義告訴傅冬菊：“你每晚從我這裡回傢是否有人跟蹤?一定要當心!”又問：“你是不是參加瞭共產黨?”傅冬菊說：“我還不夠格。
北平和平解放:没有硝烟的往事楼主北平和平解放：没有硝烟的往事１９４９年１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将解放区的边界推进到北平城下。
海淀、青龙桥、香山，到处是戴着狗皮帽子的东北野战军，进入北平已如同囊中探物。
东皇城根６２号，一处最普通不过的小院落。
地下党员李树藩和诸有琼夫妇在这里密切地注视着傅作义的一举一动。
傅作义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会把父亲所有的细节动作，都传送到这里。
傅作义在家里叹气、咬火柴棍、对着镜子大喊大叫，还拔出手枪来对着太阳穴。
诸多类似的举动都很快由６２号传送至解放军的高层首长那里，以供研判。
数十年后，李树藩仍然感叹：“傅作义如何可以不败！”李树藩只是北平地下党的一员，根据平津战役纪念馆的统计数据，北平地下党有３０００之众。
平津战事未开，３０００名地下党员已经形成一条巨大的地下暗河，渗透到傅作义集团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有的安插在国民党各高官身边担任副官和秘书，有的长期埋伏，官至北平铁甲车总队一大队大队长，还有的本身就是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授。
在解放军的高压态势下，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终于做出了他一生中最正确的抉择，率部２５万余人宣布起义。
１月２１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
在谈判协议上签字的共产党代表是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苏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
苏静于１９９７年逝世，而他当年签字使用的那支墨绿色钢笔，在平津战役纪念馆里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留步观瞻。
在那张经典的北平城防务交接的照片中，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两辆吉普车停靠在城墙下，两队军人相互持枪敬礼，冬日的太阳把军人和汽车的影子都拉得老长。
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的波澜不惊。
在２０００年走完了功勋人生的莫文骅将军，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鲜为人知的故事。
1月３１日，北平城里早就传言解放军要在１３时进城了，大队的学生和市民迎候在西直门下，希望能亲眼目睹这个历史时刻，队伍从西直门一直排到了西单。
而当解放军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北平城时，傅作义部队的士兵却拉响了枪栓。
亲历北平和平解放作者：王汉斌来源：《前线》2011年第10期北平和平解放，是北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
我作为北平和平解放的一个亲历者、见证者，一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心中的激动和自豪就无以言表。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
北平地下党城工部领导刘仁随即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东北已解放，北平很快也将解放，要傅冬菊全力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长女，我在西南联大时和她同学。
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期间，我介绍她参加了“民青”。
1948年,经我提议，当时在天津《大公报》当记者的傅冬菊加入了共产党。
1948年11月下旬，傅冬菊从天津来到北平，开始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
当时党组织跟她讲：华北就要解放了，党中央要争取傅作义起义。
你可以女儿的身份,做傅作义的工作。
傅冬菊按照党组织的要求，逐步展开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
当傅冬菊提出同共产党建立联系时，傅作义问她有没有共产党的关系，傅冬菊说她有共产党的朋友。
傅作义说你认识的共产党是真是假？我可知道军统冒充共产党的事多了,你不要上当！傅冬菊说，那是我的同学，我当然知道。
此后，党组织又让傅冬菊跟傅作义讲：希望他最好能够起义，如果不愿意起义，也可以投降。
由于战局迅速变化，傅作义主力部队35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歼灭，傅作义这才不得不派代表和我方谈判。
在傅冬菊做傅作义工作期间，任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的我几乎天天同傅冬菊碰头，听她汇报做傅作义工作的情况和傅作义的动态，并及时把这些通过地下电台报城工部再转报解放军前线司令部。
解放军打到丰台的第二天，傅冬菊向我汇报，说昨天深夜两三点钟，傅作义等“剿总”人员从“剿总”总部仓促、狼狈地搬回中南海，还说，傅作义没有料到解放军一昼夜行军二百里，来得这么快就把北平包围了。
那些日子，傅作义显得很烦躁、焦急，常常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把洋火棍一根接一根地咬断。
这些细节，我方都通过傅冬菊有所了解，并及时报告给了前线司令部。
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首页＞＞历史资料＞＞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崔月犁北平的和平解放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
北平获得和平解放的经过，仍为许多同志所关心，希望能够回忆一下。
因为事隔多年，具体情节显得淡漠，这使我的回忆只剩下一些骨架和梗概。
每当我回想这段历史，就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同志的精炼的概括：“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正是“三大法宝”的威力，使我们赢得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开创了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
北平的和平解放确实有它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北平解放前夕的斗争形势一九四八年冬，蒋介石国民党必败已成定局。
在蒋管区，经济崩溃，政治腐败，军心涣散。
那时的北平，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有钱有势的国民党大官们，纷纷抢购黄金和美钞，争先恐后乘飞机南逃。
中下层的官员们怀着惶恐、观望、等待的心情，思谋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
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日日夜夜盼解放，悄悄地传颂着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
北平的地下党，在晋察冀城工部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从一九四二年起，个别党员陆续进城，到一九四八年冬北平解放前夕，已发展地下党员约三千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约五千人。
其中“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系统约占三分之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为了迎接解放北平，南系学委（指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地下党组织，抗战胜利后来到北平和天津的）、北系学委（指原来在平、津的地下党组织）合并成为统一的学委。
我们学委除了联系着大、中学生，领导着学生运动，并通过进步学生，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
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我们的革命同志。
我们建立了三处地下印刷所，三部地下电台。
根据城工部的指示，在积极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时，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并组织纠察队，搜罗枪支武装自己，做好护厂、护校、保护档案和文物古迹，配合解放军攻城的准备工作。
傅作义走向“共和”之路作者：孟昭瑞来源：《祖国·综合版》2011年第01期1949年 1月，傅作义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主张，毅然率部举行北平和平起义，使古老的文化故都完好地归回人民。
傅作义在发表的文告中称，自22日开始停战，属下20万军队撤离市区，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后来毛泽东说：“傅作义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他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本期《名门之后》，听傅作义之女傅冬父亲的爱国情结与和平主张。
我从小跟着母亲生活傅冬回忆说：“1924年，我出生在太原，中学时代颠沛流离。
我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辗转西安、重庆。
当时每逢节假日，我经常和一些同学到新华日报社去玩。
周总理见到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与我们聊天，问我们读了些什么书，对抗战有什么想法等；也常常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多关心社会。
我从那时起，就特别喜欢周叔叔，觉得他和蔼可亲。
我第一次叫他周伯伯，他立即纠正：不能这么叫，要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大三岁。
”那时，我思想有些激进，总怕落在同学后面，落在时代后面，所以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组织，就想很快加入进去。
听说地下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一个“号角社”，我就积极申请加入了这个组织。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
在联大我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王汉斌是我的介绍人，一直由他领导我。
加入“民联”之后，我和共产党员接触更多了。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进步很快，把抗日救亡、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昆明参加进步学生集会的一次经历，军警赶来驱散学生，在急奔中我崴了脚，蹲在地上一时难以挪步。
一个男青年飞跑过来，扶起我转入小巷。
从那一刻我们相识了，他就是我的终生伴侣——越南归侨、西南联大新闻系学生周毅之。
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西安。
联大毕业后，我也回到西安。
不久，我给天津大公报社投稿，附上了一封求职信，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回信同意接纳我，我就到那里当了一名编辑。
傅作义与北平和平解放有一个日子我们应该记住，那就是1949年1月31日。
这是中华民族革命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正式的入城仪式。
北平———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和文化名城终于完好无缺地、和平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从此翻开了她历史的新篇章。
有一个人我们更要常常念及并缅怀之，他就是傅作义先生。
如果不是傅将军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以国家和平统一为重，不计个人成败利钝，在平津战役的关键时刻，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化干戈为玉帛，率部举行和平起义，北平，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也许还会遭受战火的蹂躏，人民的生命财产也许还会受到侵害，解放战争胜利的日子也许还要迟来几天……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担心终成多余，历史写下了它光明的一页。
打开记忆的大门，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37年国共两党建立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富有民族正义感的傅作义将军就有与中共光荣合作的历史。
他主动热情地和中共配合，利用一切机会与共产党各级领导人探讨抗日救国的道理，率领绥远军民抵御日军侵略、收复失地、保家卫国，其爱国行为却引来国民党内部“攘外必先安内”分子的不满，阎锡山说他“已被赤化”，蒋介石则说傅的部队已成了“七路半”（意即将变成八路军了）。
但在傅作义的从军史上，也还有与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为敌的一面。
身为国民党的“华北剿匪”总司令，他和他的军队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但当中华民族的生路和死路摆在他面前，需要他作出抉择的时候，他冒着“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共产党人可能按‘战犯’处死他；二是蒋介石的特务和嫡系部队随时都会以‘火线讨逆’为由打死他；三是其内部思想转不过弯子的人也可能打死他”的生命危险，顶着来自各个层面的压力和阻力，在驻有十几倍于自己力量的蒋系部队的北平城中“决意以身许国，但求于国家民族有利，绝不顾及个人的得失”，毅然与过去决裂，“走人民的道路”，终于使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北平古城得以完好地回归人民。
一篇关于傅作义将军的作文捍卫边疆的抗日爱国将领——傅作义提起傅作义，人们自然就会把这位将领与北平和平解放联系起来，然而在70年前，他率部勇猛抗击日寇的英雄壮举，更是让人们传颂。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生于山西荣河。
1936年11月初，日本关东军指示伪蒙汉奸总司令王英，向红格尔图进攻。
时任晋绥第35军军长和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率部英勇抵抗，击退了伪军的多次进攻，避敌1000余人。
胜利后，傅作义随即发起百灵庙战役。
他集结部队，布置作战事宜并率部拼力进攻顽守之敌。
经过反复搏杀和巷战，最终收复了百灵庙，歼灭伪蒙军7800人，俘获300余人。
整个绥远抗战，历时数月，前后共歼灭和瓦解伪军1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和2个骑兵旅，挫败了日军妄图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
绥远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给傅作义写了亲笔信，称赞说“捍卫边疆......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
”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曾先后率部参加忻口会战、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水电部部长等职。
傅作义河边受教傅作义将军在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上学的时候，喜欢结交朋友，为人大方、讲义气，生活不注意节俭，欠了二十两银子的债。
放假回家，他便以郊游为名，向父亲要钱还债。
他的父亲傅庆泰并未责骂他，只是领着他出了门向村外走。
出了安昌村，小道崎岖，大地一片灰白，傅庆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了前面，傅作义则小心翼翼紧随其后。
父亲不说话，傅作义忐忑不安，不知父亲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父子俩向黄河边走去。
到了河边，傅庆泰脱了鞋袜，下了水，傅作义跟随父亲下去。
时值初冬，寒气袭人，河水冻得刺骨。
傅庆泰突然板起面孔，指了指远处的渡口，开口道：“当初，我在这里背人过河，背到渡口，背一趟挣两枚铜钱。
不冷不热的时候，大多数人自己蹚水走；严寒冬季，找我背的人才多。
大学作文傅作义的红色事迹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识了许许多多的“红色”人物。
下面我就来说说我深刻认识的人物—傅作义，以及他的红色事迹吧。
我认识最深刻的是傅作义，他是（1895年6月27日－1974年4月19日），字宜生，山西荣河（今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
先后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绥远抗战、百灵庙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司令。
1949年1月促成北京和平解放。
傅作义将军诞辰是1895年6月27日，1895年傅作义出生在山西临漪的一个农民家庭。
青年时代，在“整军经武、救亡图存”的思潮影响下，他走上了戎马生涯。
1918年他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阎锡山的晋军系统任职，参加过北伐战争，阎、冯反蒋战争，抗日战争。
9·18 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傅作义对此痛恨至极，他提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并规定部队早晚点名时，要高呼“不惜牺牲，以雪耻辱”的誓词。
1933年5月，傅将军率59军在北平外围的密云、怀柔一线，同日军西义一师团6000余人展开恶战，敌人凭借装备的优势，在飞机、大炮、坦克的配合下，日夜狂攻，中国军队也愈战愈勇。
但此时坐镇北平的何应钦，奉南京政府之命，勒令傅作义部队停止战斗，撤出阵地。
傅将军闻此极其愤怒，他说“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军决不后撤”。
是役，除重创日军外，傅将军指挥的59军也有很大伤亡。
1936年，他不顾蒋介石、阎锡山“不可轻启战端”的阻挠，提出“守土有责，不容坐视”，毅然决然进行了威震中外的绥远抗战，一举收复了被日伪军占领的红格尔图、百灵庙等北疆战略要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意志和救亡热情。
北平和平解放是傅作义将军在十分困难而又复杂的情况下，克服重重阻力，扫除大量障碍，冒着生命危险实现的。
平和平解放的最大阻力来自蒋介石。
和平解放背后的隐蔽功臣作者：来源：《华声文萃》2019年第10期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城防务，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中国共产党人用著名的“北平方式”化干戈为玉帛。
无独有偶，同年的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数十万群众的欢呼声中进驻长沙城，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紧接着，绥远、新疆、昆明、西康等地区的国民党军纷纷响应，走上和平道路。
1951年5月23日，西藏也实现和平解放，从此西藏人民与祖国大家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在当年“战与和”的较量中，有一群“隐蔽的英雄”——中共特工及受我党感召的党外人士。
他们以超人的智慧、顽强的意志和精妙的策略，与对手周旋，为敦促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及西藏和平解放做了大量攻心工作与情报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至今鲜为人知。
70年风雷激荡，70年沧桑巨变。
今天，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举国欢庆之际，让我们重温历史、缅怀先辈，从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1997年7月10日，《北京日报》第三版发表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撰写的回忆录——《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
罗青长在文中满含深情地写道：“我的战友阎又文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
”至此，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才广为人知。
阎又文，这个陌生的名字，与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三人并列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新中国成立前，他表面身份是傅作义秘书、国民党少将，实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明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
1914年，阎又文出生于山西荣河县（今万荣），1936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法学院的阎又文投笔从戎。
1938年，傅作义部队的地下党潘纪文将阎又文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
1939年11月，在延安七里铺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安排阎又文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