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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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
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
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
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
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名不正则言不顺。
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
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摘要“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铁笔”,“圣手”。
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新鲜朴实人们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牵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灵,收到人们的普遍的欢迎和赞扬。
赵树理对底层农民利益与文艺需求的深切关注的精神,以及他所坚持的民间文化立场和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特点,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字赵树理;语言;民间文化;“山药蛋”派;文学意义赵树理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他本人的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知识更是几近于零。
他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积累,差不多都是从民间戏曲和唱本故事中得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通俗作家。
但是,赵树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作家,他从事写作的目的是不计任何功利报酬的,而是“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
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艺术形式”①。
所以他把自己定位为“文摊作家”,尽力用民间“流行的简单形式及农民的口头语言”,去“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赵树理的这种文学创作理念,与后现代语境中的大众文化观颇为相似,他们都深刻地感悟到,“大多数人现在被动地接受大众通俗小说给予他们的东西”。
故赵树理一再强调说,必须彻底①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246改造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正确地去引导农民大众的艺术审美趣味,进而使他们树立起健康积极的人生观。
故赵树理呈现给我们的是其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观念。
一、对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五四“文学革命”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方面从不同的方向上释放了“民间”的力量和意义。
40年代,赵树理和张爱玲认同的分别是农民和市民两个不同的“民间”传统。
在文学上,他们一个是“说书”的传统,是农村民间的、口头的传统;一个是“传奇”的传统,是文人化的、书面化的传统,从唐人传奇直到“海上奇书”《海上花列传》。
论赵树理的农民题材小说赵树理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以描写农民生活为主题的小说享有盛誉。
他以生动的情节、深入的人物刻画和细致的描写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和认可。
本文将从赵树理农民题材小说的历史背景、文学特色和社会意义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一、历史背景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这个时期,领导对在农村的土地、资产和人口进行全面的改革。
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变革的影响。
赵树理作为一位对社会变革敏感的作家,透过故事,反映了当代农民生活的各种问题,如土地改革、合作化、集体化、劳改、移民等等。
他的小说让读者感受到了这个时期的深层次变革,也为后来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潜在素材。
二、文学特色1、真实的生活赵树理非常注重表现生活的真实性。
他通过小说描绘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状况,将读者引入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他让农民和农村成为小说的主角,将他们的习俗、文化、闲话、神话、梦想等等细节化地展现出来。
这样的细节描述,不仅是对读者的一种启示,也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赞颂。
2、细腻的情感描写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被精心地刻画。
他不仅描写了人物之间的爱情、友情、亲情,还表现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和冲突。
他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深入了解人物内心的感受,为人物塑造了更为生动立体的形象。
3、生动的故事情节赵树理的小说情节生动,悬念丛生,精彩纷呈。
他通过复杂而紧凑的结构组织,将故事情节加以补充和丰富。
在许多作品中,他通过循序渐进的叙述方式,让读者沉浸在故事当中,使人物和情节逐步展开,让人们对生活的际遇更加共情。
三、社会意义赵树理的小说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他的作品通过诸如土地改革、集体化等社会变革为主题,探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人类的生存本质,揭示出生产资料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的矛盾,呼吁人们转变思想观念,努力摆脱物质的束缚,追求内心的自我建构。
同时,他反映了社会的不公正性,揭示人们之间的贪婪和冲突,呼吁社会公正和良好的道德风尚。
论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摘要:赵树理是第一个出生于无产阶级的作家,他对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调整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点.赵树理的创作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发展思路和价值走向,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性流变的深层动因和必然选择。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
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美国作家贝尔登认为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
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能够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并真正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这是赵树理作家最突出的特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
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他以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高举起民族文学大旗,其作品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
如今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新农村和赵树理时代的农村也完全不同了。
加快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实现全面小康宏伟目标,这些都是赵树理生前所企盼的,也是赵树理在文学理想中所追求的。
为了更好地弘扬赵树理文学精神,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像赵树理那样写出新的农民,写出新时代的农村、新的农村文化来。
这也是我们研究赵树理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1930年底,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在抗战前的几年间写出了《金字》《盘龙峪》等小说。
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工作,编报纸副刊,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福贵》等。
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赵树理小说模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创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这一模式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萧条之后重新焕发出生机,而且在表现主题和创作手法上富有创新。
它呈现了时代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对于塑造人民性格、表达人民情感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赵树理小说模式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首先,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新形式。
以《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赵树理小说,以其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精细入微的情感描写,展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和内心世界,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在这一模式的呈现下,读者能够更好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和代表性。
同时,赵树理小说模式通过真实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情节,传递出了深刻的社会思考和人性的探索,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对于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贡献。
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小说曾经陷入了市井文艺和华丽风格的泥潭,作品内容脱离实际,情节离奇少见真实感。
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出现,突破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向读者展示了真实生活中的人物人情,打破了小说创作的桎梏,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从此,小说创作开始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命运,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
此外,赵树理小说模式在当代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迅速、变革时代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不断变化,这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赵树理小说模式通过真实的社会刻画和人物形象,呈现了人民生活的真实感和感人之处,为当代作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创作范式。
它提醒我们,文学创作应该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境遇和精神追求,扎根于现实,传递社会价值和人性关怀。
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当代价值在于激励当代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变革中,以更加真实、生动的方式呈现人民的精神风貌和真实生活,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发展。
赵树理小说的文学史意义1.从现实主义出发,描写了40年代解放区农民的生活斗争,表现了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变革。
赵树理继承了鲁迅、叶紫等新文学作家描写农民生活,关注农民命运,揭示农民在封建压迫下形成的精神病态的优良传统,又以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表现了前所未有的40年代共产党新政权领导下解放区农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变化。
其中有农村基层政权建立初期,农民与混入政权内部的封建地主、恶势力以及蜕化的农民干部的矛盾斗争;有对农民身上的封建观念、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的批判,以及对农民的教育改造;还有反映农民生活方式、思想感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歌颂解放区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政权。
2.赵树理的小说中塑造出几类独特的农民形象,为新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崭新的翻身农民形象。
其中,既包括深受封建势力压迫、封建思想毒害、以旧观念心理处世,最终不同程度有所转变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二诸葛、三仙姑);也包括正义、乐观、敢于同封建势力和传统思想斗争,在新政权支持下,真正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新型农民形象(小二黑、小芹、李有才、“小字辈”青年);还包括农民出身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老杨同志、铁锁)。
3.赵树理致力于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探索,创造了适宜农民接受又雅俗共赏的新通俗文体。
赵树理借鉴改造民族传统的民间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着重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行动语言塑造人物;第三人称叙述,故事情节连贯,有头有尾,顺序发展,可分可合;语言口语化,幽默风趣,简约有味。
富有地方色彩和泥土气息。
这种语言是现代白话文与说书人语调和乡下人大白话的巧妙结合,不仅农民或读或听或感到亲切,知识分子也能咀嚼出别一种味道,显示了赵树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总之,赵树理小说的复杂的,他的出现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不仅仅宣告了文艺大众化在解放区的成功,也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农村题材小说模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它还标志着知识分子叙述者全面让位于政治话语主体,标志着“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真正开始了整体结构的转型。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思想认识和艺术追求的作家,赵树理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坛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文学史上取得了别人无法代替的地位。
他的文学创作,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和生活场景第一次以自己的文学形式,以自己的真实面目显现在文坛上。
他为中国的乡村小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视角和创作方式。
另外,他对小说叙事结构和语言的探索,也获得了突出成就,实现了艺术性与大众性的比较完美的结合,这是他创作的主要特色和贡献。
1943年5月,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
这是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重要地位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赵树理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优良传统,面对极“左”思潮,敢于讲真话,而不说违心话。
虽然赵树理小说的理性审视力远没有鲁迅、茅盾等人的那么深刻,但他所描述乡村生活的真切,对农民生活和性格展示的全面,以及他在文学内容和形式上与农民生活的贴近融合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在《小二黑结婚》这部作品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一是语言方面。
在语言的处理上,他并没有把当地的方言直接运用到作品中,而是把进行了通俗化修改后仍保持了民间特色的语言运用到作品中,使不同语言地区的群众都能读懂,而且读起来有趣。
二是情节安排方面,赵树理采用了传统文学的伏笔的方法。
他把从传统章回体小说的“下回分解”经过巧妙的改造,设置成符合农民口味的情节起伏,很好地抓住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他还有意的对行文进行删节,农民熟悉的就少写一点,譬如小说中农业生产过程的很简略;农民不熟悉的就多些,譬如人物外号的来源,事件的前因后果等等。
他的作品清一色的大团圆结局也是有意为之,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
《小二黑结婚》本是一个悲剧的案件,在创作时,作者也把它改写成了团圆的结局。
三是人物形象的设置方面。
赵树理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两类人物:一是“老一代农民”形象,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是背着沉重的封建主义思想包袱的旧式农民,他们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也有“翻身”后的新的困扰与痛苦。
论“赵树理现象”的现代文学史意义宋剑华内容提要追求文学创作的平民化原则,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代作家最为迫切的人文理想。
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于现代文学“平民化”与“大众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根本没有实际的作品成果作为支撑;只是到了40年代以后,人们才越来越意识到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完整性,缺少平民作家的客观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赵树理现象”的出现与影响,既是解放区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同时也体现着新文学发展史的历史必然性。
对它的解读,我们也应该具有科学的理性精神。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赵树理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学现象:一方面,他的那些农民话语小说由于思想上的肤浅性与艺术上的粗糙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纳入到正统文学的经典之林而流芳千古;另一方面,他本人在新文学创作方面所产生的社会轰动效应与时代导向作用,又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历史性意义。
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去承认这一客观事实,但毕竟是赵树理用纯正的农民生活语言和传统的民间文学形式,一度规范与整合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方向,并使广大精英作家在自我反省、自我否定的思想嬗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知识话语”与“民间话语”合二而一的现代文学表现特征。
所以我个人认为,“赵树理现象”的世俗化审美倾向,决非是对“五四”新文学人文主义的一种价值偏离,而是对新文学“平民主义”与左翼文学“大众化”艺术理想的一种具体实践。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内涵丰富性,就会失去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性质的整体把握与科学认识。
一现代文学理念的形成与“赵树理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全面探讨“赵树理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之间的辨证关系,我们首先应该回到历史的“原场”,去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倡导的“现代”文学理念,做出一番符合科学理性的价值评判。
学术理论界一般都将“文学革命”的终极意义,视为是在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直接作用下,对于古典文学从话语形式到美学传统的彻底颠覆。
现代文学【作家及代表作:赵树理】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其通俗乡土小说,成功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一、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作为能体现毛泽东《讲话》所得出的文艺路线典范,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
1.赵树理与他所描写的对象在思想感情上能融为一体。
他所追求的大众化是出于与农民进行精神对话的自然需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予。
能够如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能真正为农民所接受,这是赵树理这一代作家最突出的特点。
2.他们首先是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者,然后才是作家,创作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变革的文学纪录。
赵树理自觉追求创作对现实生活的紧密配合,又不滞留于公式化概念化,他的作品除了融入对农民的挚爱情感,也融入了历史的考察的理智。
3.偏重大众化、通俗化,主要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忽视了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具有狭隘性。
消极影响:文化修养不足及由之产生思想视野的相对狭窄,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汲取是一种补偿,但也存在缺失。
二、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1.赵树理笔下农民的历史特征20-30年代,很多作家曾出色地描写过农民,但他们笔下的农民主要是被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而赵树理却是直接与农民对话,展示劳动者在逐步打破枷锁的过程中所焕发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新的道德风貌。
他的小说具有现实主义描写的艺术深度。
如果说鲁迅主要是揭露中国农民精神上的创伤,以唤起人们的觉醒;那么,赵树理则主要是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所实现的思想上的翻身———农民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人的地位及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并从这个变化过程中,显示农民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2.赵树理塑造的农民形象《小二黑结婚》讲述解放区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揭示农村中旧习俗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
赵树理作品分析通俗乡土小说,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最高成就,以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农民心理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
赵——山药蛋派作家群(马烽(1945 吕梁英雄传当代十七年:结婚三年早知道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西戎(短篇姑娘秘密1961丰产记风格转向朴实60年代被批判)束为)最有地域文化特点的流派之一,以充分的民俗描写展示现实主义的魅力,创作共同性1.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是小说素质的构成2.以自我观点渗入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3,问题小说观4,故事性和语言的通俗,古典小说,说书,民间故事,戏曲的借鉴。
一赵树理出现的文学意义赵树理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彻底农民化和创作对象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创作顺应大众化文艺方向性(出于生活实践的内在要求与农民精神对话的自然需要)对整个解放区文学至五六十年代文学影响巨大。
赵树理方向新作家(抗日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作家)与人民群众农民有最密切深刻血肉般的精神联系,特点 1.忠实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被普通农民接受 2.重要的历史特点:生活创造者与生活描写者统一的社会实践和创作方式决定着他及这代作家的文学观及创作姿态。
问题小说观:深入到实际生活深处揭示和针砭社会偏差弊端,农村变革方针政策对农民命运心理情绪的影响是他观察与表现农村生活的重心。
自觉追求创作对现实生活的紧密配合作用,不滞留于公概念化的困境,作品融入对农民的挚爱情感历史考察的理智。
这派作家与西方文学隔绝思想视野相对狭窄,对于民间文化遗产的汲取较多二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最具魅力的中篇《小二黑结婚》以后又接连发表一批更紧贴现实为配合社会变革而揭示现实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地板李家庄的变迁富贵》这些作品直接融入广大普通农民的文化生活中。
从20年代鲁迅与乡土作家到30年代叶沙艾等人笔下的农民主要作为被同情和怜悯的的对象,赵树理继承这个传统独特的与农民对话展示劳动者历史打破枷锁主动精神和新的道德风貌,独特艺术魅力新的文学素质对农民命运思想心理深刻的了解具有了现实主义描写的艺术深度。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摘要赵树理是现代小说家,戏曲家。
他的作品始终以农村、农民为出发点,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他是一个真正为农民写作的作家。
当今社会也在重塑赵树理的地位,他不仅只是农民的传声筒,更是农民的朋友。
本文将从多方面论述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重塑赵树理形象。
关键词赵树理农民作家共识赵树理来自山西沁水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小说创作民族化、大众化的作者。
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以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生活及农村斗争为题材,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其作品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创新实践,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他更是当代社会“九大家”之一。
一、唯一的农民作家他是一位扎根农村,真正为农村而献出自己一生的作家。
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居住在繁华都市舒适的寓所,身着名牌服饰,出入于灯红酒绿之处,他是唯一一个勤俭节约、爱农村、敬农村、深入农村的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在北京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
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可他骨子里流着的是农民的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合。
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
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6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
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
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
“一个知识分子,也许可以做到像赵树理这样关注农民但不会真正地融入农民———丢掉轻视农村和农民文化的意识———而是不同程度上抱着启蒙者的心态企图唤醒和改造农民。
”论者刘雄飞的观点揭示了赵树理文学创作在农民群体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又一要因。
在现当代文坛,再没有一位作家能像赵树理这样,在生活和心灵上如此贴近农村,贴近农民。
这源于作家终生坚守的农民情怀,其典型特征是质朴善良的人格与平等意识,其行为表现是终生心系农村、关爱农民,为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而真诚写作、热忱呼吁。
论述赵树理的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是为提出某种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小说。
它与问题剧一样,都是“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文学现象,主要反映了大批知识青年的觉醒。
它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需要,又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结果,后来,问题小说也体现著作家密切关心现实这一优良的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树理就把自己的小说也叫做“问题小说”。
他说:“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赵树理延续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注重现实人生的切实方面的创作姿态,把“问题小说”作为他实现其使命意识的最佳方式。
文章在提出问题的性质、问题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三方面对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进行了分析比较。
赵树理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在农民中长大,他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农民的艺术。
他自己是一个农民,他了解农民的习性。
赵树理曾经以山西,保持与农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事农村工作。
所以他知道农村中还存在的问题,在那个人人歌颂共产党的年代,他勇敢的站出来说有的领导人领导不正确,方针不和实际,因为敢讲真话,他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乡村出身而又时时返回乡土的赵树理在现实的一再刺激与昭示下也变得越来越“右倾”、越来越认“死理”,在这期间,他的思想越来越“跟不上政治的主流”。
与典型的过时和淘汰,但伴随着其作品的时遭批评和责难,赵树理事实上却在一步步一步步远离文学管理权威的视野,一步步被权力人物所淡忘……,最后直到1964年被调出首都北京后被当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赵树理小说创作以农村变革为题材。
主要是反映出根据地和解放区农村的历史性变革,比如减租减息,新政权的建设,民族改革和土改运动等。
但赵树理的作品既从正面表现农村政治斗争,如《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又从私人空间中的平凡的日常生活来反映社会的变迁。
后一种是赵树理更擅长的,也是他创作的重心所在。
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
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
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
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
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名不正则言不顺。
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
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
“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 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
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
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
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 。
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
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
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
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
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二、昔日文坛的灿烂红旗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
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8](P80)。
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
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
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
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 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 8 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
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
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
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
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
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
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
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
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
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
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
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
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三、今日文坛之荆山之玉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
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
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
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