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与梁实秋翻译论战

鲁迅的翻译观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硬译”的方法论，在与梁实秋的辩论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

鲁迅的观点绝不是反对“信”和“顺”，相反，他强调需要兼顾两者。

只有当“信”和“顺”不能兼得时，才“宁信而不顺”。

原因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他所说的“不顺”是容忍一些不顺，而不是刻意保留，以便把翻译装进不同的句法。

但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永恒的，有的会从“坏”变成“好”，有的最终会因为“坏”而被淘汰，被踢走。

鲁迅和梁实秋互怼8年，梁实秋说：他没有文学家的胸襟1927年，梁实秋和鲁迅突然吵了起来，那一场论战，足足持续了八年之久。

一开始，他们是争论人性、争论文学，后来，渐渐变成了相爱相杀：梁实秋：对，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鲁迅：那你就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梁实秋：我哪里无情！？哪里残酷！？哪里无理取闹！？鲁迅：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残酷！？哪里不无理取闹！？梁实秋：我就算再怎么无情、再怎么残酷、再怎么无理取闹，也不会比你更无情、更残酷、更无理取闹！鲁迅：我会比你无情！？比你残酷！？比你无理取闹！？你才是我见过最无情、最残酷、最无理取闹的人。

梁实秋：哼，我绝对没你无情，没你残酷，没你无理取闹！鲁迅：好，既然你说我无情，我残酷，我无理取闹，我就无情给你看，残酷给你看，无理取闹给你看。

梁实秋：看吧，还说你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

现在完全展现你无情、残酷、无理取闹的一面了吧？那么，梁实秋和鲁迅他们打情骂俏，啊不，他们争论的起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论战？那时候，梁实秋还是一个文艺青年，刚从美国回来，意气风发。

人长得帅，又从国外学成归来，简直是民国单身女子的偶像啊！于是在编辑的约稿下他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

但是，作为大神的鲁迅却对梁同学这篇文章产生了不满，因为文章攻击了鲁迅大神的偶像卢梭。

鲁迅身为卢梭的粉丝当然不能忍，于是在一个月后发布了《卢梭与胃口》，反击梁同学。

就这样，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梁实秋：我接受你的挑战梁实秋得知他以前一直仰慕的大神鲁迅发文反驳他后，感到震惊。

但同时，他也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于是他接受了这次的挑战，尽管他是万分不情愿的。

但是，那时候还是新手的梁同学怎么辩论得过已经是大师的鲁迅先生？梁实秋在争论中节节败退，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

”可是，梁实秋也很不服气，除了对鲁迅的观点不认同，更重要的是鲁迅的态度。

2021鲁迅与梁实秋信顺之争的原因探析范文 摘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翻译界就翻译标准的“信”“顺”发生了激烈论战。

其中,林纾、严复为代表的近代译论体系在论战双方的翻译观念中都有所体现,成为了论战的依据;双方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存在文化、政治等利益上的矛盾,使得论战成为必然;而论战的两位主将在不同的文化教育环境中形成的迥异的个人翻译理念,成为论战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　信顺之争;鲁迅; 梁实秋; 翻译观; Abstract：　Inthe 1930 s,fierce debates took place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regarding the “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 of translation standards.The system of translation theory mainly constructed by Lin Shu and Yan Fu was embodied in the translation views of both sides,which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debate,different social class stances of the two sid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made the debate inevitable,different personal translation views of the two leaders formed in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debate. Keyword：　debatebetween 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 Lu Xun; Liang Shiqiu; views on translation;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中,中国近代新文学发展繁盛,这一时期的作家学者不仅进行文学创作,亦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

・序跋与书评・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六期　鲁迅梁实秋“人性”论战评议●　蔡清富 发生于70年前的鲁迅、梁实秋论战,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但时代的风雨并没有洗刷掉这次论战的意义。

它像一块磁石,依然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1997年华龄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还有着不少的销售量,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呢?这是因为这次论战涉及的文化问题很多,如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民众与天才的问题,文艺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关于文学的翻译问题,等等。

其中,尤其是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理论意义。

而这个问题又是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人们总希望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中获取某种教益。

我国以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梁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大多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的观点是正确的,梁实秋的观点是错误的。

海外有的研究者,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说:“我多年前研读这场争论的印象是,鲁迅并不公平,论辩也有欠逻辑,文字上很不客气,还有人身攻击。

相形之下,梁实秋就理性得多,公平而且有耐心。

这场笔战的结果,就我的印象而言,是鲁迅得胜,但并不是他有理,而是因为他的文笔比较犀利。

不过,道理是在梁实秋这边的。

”(转引自《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近年我国的研究者,也有人对过去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

1997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鲁迅等人与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论战,是一种“错位的对话”,其理由是:“这场论争涉及面甚广,新文学的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诸问题都在论争中被提了出来,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本质、功用、价值等问题,更应认真讨论、深入论争。

但是,由于当时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这次论争基本上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忽视了其他层面。

梁实秋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结论,在政治上自然是荒谬悖时的,但他立论的理论基础———新人文主义却主要根植于文化范畴和审美范畴,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建设中,自有其参考性价值,绝非一无是处,比如追求审美的普遍性、永恒性,就本是古今中外文学的一个共同目标。

王宏志翻译与创作读后感王宏志老师在《翻译与阶级斗争》这篇论文中，探讨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1929年鲁迅与梁实秋关于翻译问题的论争。

王老师通过对鲁、梁二人翻译观和政治观的探讨，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此次事件中的政治性因素及其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指出翻译归根结底是一种弥散着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行为。

一表面看来，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是一次直译（鲁）与意译（梁）之争，即一个翻译方式的问题。

涉及的主要几篇文章是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答鲁迅先生》和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但是深入来看，就会发现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观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二人都追求既不错误也不死硬的翻译。

只不过在认为暂时还没有这样完美的翻译的情况下，二人选择了不同的权宜之计罢了。

在此基础上，王宏志老师进一步诘问，翻译观相似的不同译者之间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原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两人是怎么吵起来的呢？何况，翻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有什么关系？两个问题出现在同一场论争里，翻译观上分歧又不大，问题的焦点显然很可能在“文学的阶级性”上。

在1929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鲁迅已经左转并加入左联，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马列主义；而梁实秋则持一种浪漫主义-新人文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学中有普遍的人性，而没有所谓阶级性——这样的观点在事实上其实是否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文学。

并且二人的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群体，这也为他们的矛盾升级推波助澜：鲁迅指认梁实秋是新月派；梁实秋则隐晦地反复多次暗示鲁迅和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有可能导致对方被捕甚至被杀的罪名，是完全背离“新人文主义者”所鼓吹的“人性”的卑鄙行径，鲁迅对此也非常不齿，斥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在双方眼里，对方一个是代表英美资产阶级思想、投靠依附黑暗政府、反人民反革命反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动文人团体，另一个是破坏了文学的尊严与健康两大原则的极端分子。

-161-文学交往活动本身就是文学史上充满张力的文学文本，是文学史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书写着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观念。

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以及他们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和文学事件。

瞿秋白是懂文艺的政治家，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和评价，对域外文艺理论的输入与撰述，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思考，对文学批评实践以及文艺论争的组织策划与实施……以上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现代中国百年文学进程的思想潜流与历史背景。

然而这一切都牵扯着大量切实的人事，而鲁迅及其相关交往，尤其是那场旷日持久的翻译论争论战，则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931年上半年，由于过度左倾，“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

a 此刻被从实际政治斗争漩涡中排挤出来的瞿秋白，闲置上海。

一天，瞿秋白在茅盾家初见冯雪峰并读到他送来的报刊。

当读到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时，瞿秋白连声赞叹“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b 瞿秋白言语中鲁迅的“究竟”，当然是他对鲁迅思想立场的同志之感的默契和秘响旁通。

此后冯雪峰回忆瞿鲁“没有见面以前，秋白同志也是一看到我，就是‘鲁迅，鲁迅’的谈着鲁迅先生，对他表示着那么热情”。

c 由于现实的“挤”，1928年5月始鲁迅发愿读译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并热心于译介苏联文学作品，彼时“战斗的*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项目“民国时期广州革命文学研究”（GD18CZW07）、2018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大学生革命文学素养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序号：1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红娟,华南农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傅修海，华南农业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642）。

a 茅盾：《关于“左联”》，《左联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1页。

b 冯雪峰：《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

众所周知，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是近代翻译理论最有影响力的，他翻译的《天演论》，鲁迅“有好几篇都能背”，《天演论》对鲁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鲁迅在认真地考察研究了严复翻译理论的内容和其翻译作品后，根据自己研究的结论、翻译本身固有的特点以及他本人丰富的翻译经验，陆续发表了数十篇专题性的理论文章，阐述了自己对文学翻译的许多观点和看法，他不赞同严复的“信”和“达”的翻译标准。

鲁迅对于“达”字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归化”的译法应是“意译”，国人译出来的文章可能会很通顺，但已不忠实于原作了，“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

他写道：凡是翻译，“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

鲁迅所说的“保持洋气”，其实就是“信”，就是让译作保存“异国情调”，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他的主张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实际上，它与我国翻译界的翻译标准“忠实”和“通顺”的含义是一样的，这对我们现在的翻译仍有很大的影响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反对那种盲目“归化”和“达”的译法。

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忠实于原文，在他看来，忠实是第一位的，这就是从根本上提出了翻译时应遵从的标准和原则问题。

让人们在阅读时能够感受到“异国情调”和“原作的丰姿”。

三、鲁迅的翻译标准（一）直译、硬译鲁迅先生所说的直译又叫做硬译，从《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就一直坚持用严格直译的方法，他说“硬译”即“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也就是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尽可能等值的直译。

一般说来，鲁迅不提倡意译，他认为如果看重意译，输入的内容可能会走样，也无助于进一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

在对汉语发展路向的探索中，鲁迅的翻译强调“直译”“硬译”，强调对西方语言的吸收，其带有明显西方语言特征的翻译语言让人们看到了汉语弹性的极限所在。

鲁迅主张直译，其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通过译文来改造我们的语言。

他博采西方语言资源，同时又十分强调汉语本身的历史继承性。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5月May.，2012收稿日期：2011-11-02作者简介：陈连贵（1983—），男，江苏大丰人，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课堂教学。

从“译者责任”到“翻译伦理”——文学翻译标准再思考陈连贵（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常熟215500）摘要：后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在为翻译提供多元“他者”思维、促进翻译方法多元化的同时，也给众翻译者带来不小困惑。

什么是翻译、翻译有无标准被一再提问，译者责任最终要归向何处再次被提上议程。

译者责任是出发点，文学翻译者所处文化的伦理规范不可避免地对其翻译产生影响。

以“翻译伦理”和“翻译的伦理”两条准绳衡量译作及翻译活动，可对译者责任进行伦理规范的重新定位和理论突破。

关键词：译者责任；翻译伦理；翻译的伦理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794（2012）05-0096-04引言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急先锋，文学翻译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积极寻求“规矩”，形成标准，以期为翻译实践和译作品读提供借鉴。

虽然因历史、文化、语言自身等原因，文学翻译至今未能形成大一统的翻译标准，然而古今中外对翻译标准的深挖细掘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翻译实践的发展，“文化的翻译转向”呼之欲出。

制定标准实为明确主体责任，翻译亦不例外。

翻译者应该对原作负责，还是对读者负责，抑或对某社会阶层负责？一、中国翻译史的“译者责任”（一）佛经翻译中的译者责任佛经翻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鸠摩罗什之前，因“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陶酒之被水者也”。

［1］261为了不让蒲陶（葡萄）酒被水，直译成为首选方法，有许多佛经文句从梵文原文逐字逐句译出，因梵汉两种语言有各自独特的语法结构，由此产生了许多诘屈聱牙的文体。

到了鸠摩罗什，他“不严于务得本文，而在取原意”［1］262。

浅谈翻译标准及其多元性翻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语言和思维活动过程，翻译标准是检验或衡量译作质量优劣的尺度和准则。

从有翻译以来，中西方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从未间断，人们试图从总找到一个唯一的准则。

通过理论分析和客观依据，以及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说明固定的翻译标准是没有的，它是多元发展的，且对翻译实践有着深远的指导作用。

标签：翻译；翻译标准；多元性；多元互补论翻译标准是用来检验或衡量译品质量优劣的尺度和准则，具有模糊性，多元性，社会性，发展性等特点，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

翻译标准极其重要，无处不在。

它是反映人们对翻译本质及翻译工作认识的一面镜子，是制约翻译工作，衡量优劣的准则；是评论译作的依据，给学译者、初译者指出了进行翻译工作，提高水平的努力方向；也是预防死译滥译的”良药”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根本基础。

一翻译标准概述1、中国的翻译标准概述在翻译理论界，人们提出的翻译标准复杂多样，自有翻译以来，就有了关于翻译标准的分歧与争论。

清末，翻译理论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标准，影响极为重大，一直延续到今天，几乎成为国内衡量译文的唯一标准。

然而这一曾经被认为是翻译界”金科玉律”的标准，也有其缺陷。

例如，三字标准相互之间的关系阐述不清楚，且之下缺乏具体标准。

其后又有林语堂提出了”忠实，通顺，美”三个标准，认识深了一层，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

在现代的一场著名的翻译标准大论战中，以梁实秋、赵景深为代表的一方提出了”宁错务顺”的标准；而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另一方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宁信不顺”的观点，主张尽量忠实于原文。

后来鲁迅又提出了”既力求易解，又保存原作丰姿”的标准作为补充，瞿秋白也提出了”信顺统一”的标准观，认为”信”和”顺”不应对立起来。

建国后的傅雷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达到了有关”精神”、”风格”的高境界；与此观点类似的是钱钟书的”化境”说。

另外还有张今针对文学翻译提出了”真善美”的翻译标准，即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被公认为文学翻译的权威之说。

2412019年03期总第443期ENGLISH ON CAMPUS“信”与“顺”的交锋——鲁迅和梁实秋翻译论战的分歧探析文/宋柳霖【摘要】鲁迅和梁实秋在30年代的翻译大论战中存在很大分歧，存在分歧的方面涵盖翻译标准、欧化与归化、汉语发展以及重译等。

其中，鲁迅主张“硬译”、“宁信而不顺”，不仅倾向于欧化文，而且认为汉语需要凭借“拿来主义”来优化自身。

梁实秋则批判“硬译”，提倡“信”与“顺”兼顾，不赞成使用欧化文，而且认为中文文法不存在不精密一说。

论战的原因，是两人对翻译的认识不同，即翻译是该注重保持原文的感染性以启发国人还是注重通俗易懂以适用于大众。

【关键词】鲁迅；梁实秋；硬译；异化与归化【作者简介】宋柳霖，湖南师范大学。

目的；梁实秋的翻译目的是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种文字忠实地表现出来，给不懂原文的人看。

综上所述，鲁迅和梁实秋争论只因两人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对保留原作风格的理解和主张有区别，争论焦点在于文句是否通顺，或者说行文是否欧化。

2.汉语不精密之争。

1931年在鲁迅与瞿秋白的翻译讨论中，鲁迅认为翻译过程中之所以“不顺”是因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

而解决汉语不精密的问题，鲁迅认为“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后来便可以占为己有”(黎照，1997：589)。

鲁迅提出对待翻译过程中这些“新造”的表达应“一方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因为这些表达也存在优胜劣汰，“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陈福康，2000：297)。

因而他在翻译上主张译文“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这点不仅出于“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李富根，1996：270)，还出于“输入新的内容，新的表现法”(陈富康，2000：296)以促进汉语发展、丰富民众表达。

而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汉语曾吸收佛教翻译表法，日语曾吸收西方文法表达，据此而论，鲁迅的观点有其可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