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与梁实秋翻译论战

鲁迅的翻译观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硬译”的方法论，在与梁实秋的辩论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

鲁迅的观点绝不是反对“信”和“顺”，相反，他强调需要兼顾两者。

只有当“信”和“顺”不能兼得时，才“宁信而不顺”。

原因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他所说的“不顺”是容忍一些不顺，而不是刻意保留，以便把翻译装进不同的句法。

但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永恒的，有的会从“坏”变成“好”，有的最终会因为“坏”而被淘汰，被踢走。

鲁迅和梁实秋互怼8年，梁实秋说：他没有文学家的胸襟1927年，梁实秋和鲁迅突然吵了起来，那一场论战，足足持续了八年之久。

一开始，他们是争论人性、争论文学，后来，渐渐变成了相爱相杀：梁实秋：对，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鲁迅：那你就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梁实秋：我哪里无情！？哪里残酷！？哪里无理取闹！？鲁迅：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残酷！？哪里不无理取闹！？梁实秋：我就算再怎么无情、再怎么残酷、再怎么无理取闹，也不会比你更无情、更残酷、更无理取闹！鲁迅：我会比你无情！？比你残酷！？比你无理取闹！？你才是我见过最无情、最残酷、最无理取闹的人。

梁实秋：哼，我绝对没你无情，没你残酷，没你无理取闹！鲁迅：好，既然你说我无情，我残酷，我无理取闹，我就无情给你看，残酷给你看，无理取闹给你看。

梁实秋：看吧，还说你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

现在完全展现你无情、残酷、无理取闹的一面了吧？那么，梁实秋和鲁迅他们打情骂俏，啊不，他们争论的起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论战？那时候，梁实秋还是一个文艺青年，刚从美国回来，意气风发。

人长得帅，又从国外学成归来，简直是民国单身女子的偶像啊！于是在编辑的约稿下他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

但是，作为大神的鲁迅却对梁同学这篇文章产生了不满，因为文章攻击了鲁迅大神的偶像卢梭。

鲁迅身为卢梭的粉丝当然不能忍，于是在一个月后发布了《卢梭与胃口》，反击梁同学。

就这样，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梁实秋：我接受你的挑战梁实秋得知他以前一直仰慕的大神鲁迅发文反驳他后，感到震惊。

但同时，他也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于是他接受了这次的挑战，尽管他是万分不情愿的。

但是，那时候还是新手的梁同学怎么辩论得过已经是大师的鲁迅先生？梁实秋在争论中节节败退，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

”可是，梁实秋也很不服气，除了对鲁迅的观点不认同，更重要的是鲁迅的态度。

2021鲁迅与梁实秋信顺之争的原因探析范文 摘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翻译界就翻译标准的“信”“顺”发生了激烈论战。

其中,林纾、严复为代表的近代译论体系在论战双方的翻译观念中都有所体现,成为了论战的依据;双方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存在文化、政治等利益上的矛盾,使得论战成为必然;而论战的两位主将在不同的文化教育环境中形成的迥异的个人翻译理念,成为论战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　信顺之争;鲁迅; 梁实秋; 翻译观; Abstract：　Inthe 1930 s,fierce debates took place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regarding the “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 of translation standards.The system of translation theory mainly constructed by Lin Shu and Yan Fu was embodied in the translation views of both sides,which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debate,different social class stances of the two sid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made the debate inevitable,different personal translation views of the two leaders formed in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debate. Keyword：　debatebetween 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 Lu Xun; Liang Shiqiu; views on translation;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中,中国近代新文学发展繁盛,这一时期的作家学者不仅进行文学创作,亦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

・序跋与书评・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六期　鲁迅梁实秋“人性”论战评议●　蔡清富 发生于70年前的鲁迅、梁实秋论战,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但时代的风雨并没有洗刷掉这次论战的意义。

它像一块磁石,依然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1997年华龄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还有着不少的销售量,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呢?这是因为这次论战涉及的文化问题很多,如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民众与天才的问题,文艺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关于文学的翻译问题,等等。

其中,尤其是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理论意义。

而这个问题又是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人们总希望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中获取某种教益。

我国以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梁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大多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的观点是正确的,梁实秋的观点是错误的。

海外有的研究者,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说:“我多年前研读这场争论的印象是,鲁迅并不公平,论辩也有欠逻辑,文字上很不客气,还有人身攻击。

相形之下,梁实秋就理性得多,公平而且有耐心。

这场笔战的结果,就我的印象而言,是鲁迅得胜,但并不是他有理,而是因为他的文笔比较犀利。

不过,道理是在梁实秋这边的。

”(转引自《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近年我国的研究者,也有人对过去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

1997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鲁迅等人与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论战,是一种“错位的对话”,其理由是:“这场论争涉及面甚广,新文学的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诸问题都在论争中被提了出来,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本质、功用、价值等问题,更应认真讨论、深入论争。

但是,由于当时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这次论争基本上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忽视了其他层面。

梁实秋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结论,在政治上自然是荒谬悖时的,但他立论的理论基础———新人文主义却主要根植于文化范畴和审美范畴,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建设中,自有其参考性价值,绝非一无是处,比如追求审美的普遍性、永恒性,就本是古今中外文学的一个共同目标。

王宏志翻译与创作读后感王宏志老师在《翻译与阶级斗争》这篇论文中，探讨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1929年鲁迅与梁实秋关于翻译问题的论争。

王老师通过对鲁、梁二人翻译观和政治观的探讨，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此次事件中的政治性因素及其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指出翻译归根结底是一种弥散着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行为。

一表面看来，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是一次直译（鲁）与意译（梁）之争，即一个翻译方式的问题。

涉及的主要几篇文章是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答鲁迅先生》和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但是深入来看，就会发现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观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二人都追求既不错误也不死硬的翻译。

只不过在认为暂时还没有这样完美的翻译的情况下，二人选择了不同的权宜之计罢了。

在此基础上，王宏志老师进一步诘问，翻译观相似的不同译者之间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原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两人是怎么吵起来的呢？何况，翻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有什么关系？两个问题出现在同一场论争里，翻译观上分歧又不大，问题的焦点显然很可能在“文学的阶级性”上。

在1929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鲁迅已经左转并加入左联，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马列主义；而梁实秋则持一种浪漫主义-新人文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学中有普遍的人性，而没有所谓阶级性——这样的观点在事实上其实是否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文学。

并且二人的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群体，这也为他们的矛盾升级推波助澜：鲁迅指认梁实秋是新月派；梁实秋则隐晦地反复多次暗示鲁迅和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有可能导致对方被捕甚至被杀的罪名，是完全背离“新人文主义者”所鼓吹的“人性”的卑鄙行径，鲁迅对此也非常不齿，斥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在双方眼里，对方一个是代表英美资产阶级思想、投靠依附黑暗政府、反人民反革命反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动文人团体，另一个是破坏了文学的尊严与健康两大原则的极端分子。

-161-文学交往活动本身就是文学史上充满张力的文学文本，是文学史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书写着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观念。

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以及他们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和文学事件。

瞿秋白是懂文艺的政治家，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和评价，对域外文艺理论的输入与撰述，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思考，对文学批评实践以及文艺论争的组织策划与实施……以上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现代中国百年文学进程的思想潜流与历史背景。

然而这一切都牵扯着大量切实的人事，而鲁迅及其相关交往，尤其是那场旷日持久的翻译论争论战，则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931年上半年，由于过度左倾，“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

a 此刻被从实际政治斗争漩涡中排挤出来的瞿秋白，闲置上海。

一天，瞿秋白在茅盾家初见冯雪峰并读到他送来的报刊。

当读到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时，瞿秋白连声赞叹“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b 瞿秋白言语中鲁迅的“究竟”，当然是他对鲁迅思想立场的同志之感的默契和秘响旁通。

此后冯雪峰回忆瞿鲁“没有见面以前，秋白同志也是一看到我，就是‘鲁迅，鲁迅’的谈着鲁迅先生，对他表示着那么热情”。

c 由于现实的“挤”，1928年5月始鲁迅发愿读译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并热心于译介苏联文学作品，彼时“战斗的*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项目“民国时期广州革命文学研究”（GD18CZW07）、2018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大学生革命文学素养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序号：1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红娟,华南农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傅修海，华南农业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642）。

a 茅盾：《关于“左联”》，《左联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1页。

b 冯雪峰：《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

众所周知，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是近代翻译理论最有影响力的，他翻译的《天演论》，鲁迅“有好几篇都能背”，《天演论》对鲁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鲁迅在认真地考察研究了严复翻译理论的内容和其翻译作品后，根据自己研究的结论、翻译本身固有的特点以及他本人丰富的翻译经验，陆续发表了数十篇专题性的理论文章，阐述了自己对文学翻译的许多观点和看法，他不赞同严复的“信”和“达”的翻译标准。

鲁迅对于“达”字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归化”的译法应是“意译”，国人译出来的文章可能会很通顺，但已不忠实于原作了，“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

他写道：凡是翻译，“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

鲁迅所说的“保持洋气”，其实就是“信”，就是让译作保存“异国情调”，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他的主张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实际上，它与我国翻译界的翻译标准“忠实”和“通顺”的含义是一样的，这对我们现在的翻译仍有很大的影响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反对那种盲目“归化”和“达”的译法。

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忠实于原文，在他看来，忠实是第一位的，这就是从根本上提出了翻译时应遵从的标准和原则问题。

让人们在阅读时能够感受到“异国情调”和“原作的丰姿”。

三、鲁迅的翻译标准（一）直译、硬译鲁迅先生所说的直译又叫做硬译，从《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就一直坚持用严格直译的方法，他说“硬译”即“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也就是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尽可能等值的直译。

一般说来，鲁迅不提倡意译，他认为如果看重意译，输入的内容可能会走样，也无助于进一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

在对汉语发展路向的探索中，鲁迅的翻译强调“直译”“硬译”，强调对西方语言的吸收，其带有明显西方语言特征的翻译语言让人们看到了汉语弹性的极限所在。

鲁迅主张直译，其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通过译文来改造我们的语言。

他博采西方语言资源，同时又十分强调汉语本身的历史继承性。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5月May.，2012收稿日期：2011-11-02作者简介：陈连贵（1983—），男，江苏大丰人，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课堂教学。

从“译者责任”到“翻译伦理”——文学翻译标准再思考陈连贵（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常熟215500）摘要：后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在为翻译提供多元“他者”思维、促进翻译方法多元化的同时，也给众翻译者带来不小困惑。

什么是翻译、翻译有无标准被一再提问，译者责任最终要归向何处再次被提上议程。

译者责任是出发点，文学翻译者所处文化的伦理规范不可避免地对其翻译产生影响。

以“翻译伦理”和“翻译的伦理”两条准绳衡量译作及翻译活动，可对译者责任进行伦理规范的重新定位和理论突破。

关键词：译者责任；翻译伦理；翻译的伦理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794（2012）05-0096-04引言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急先锋，文学翻译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积极寻求“规矩”，形成标准，以期为翻译实践和译作品读提供借鉴。

虽然因历史、文化、语言自身等原因，文学翻译至今未能形成大一统的翻译标准，然而古今中外对翻译标准的深挖细掘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翻译实践的发展，“文化的翻译转向”呼之欲出。

制定标准实为明确主体责任，翻译亦不例外。

翻译者应该对原作负责，还是对读者负责，抑或对某社会阶层负责？一、中国翻译史的“译者责任”（一）佛经翻译中的译者责任佛经翻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鸠摩罗什之前，因“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陶酒之被水者也”。

［1］261为了不让蒲陶（葡萄）酒被水，直译成为首选方法，有许多佛经文句从梵文原文逐字逐句译出，因梵汉两种语言有各自独特的语法结构，由此产生了许多诘屈聱牙的文体。

到了鸠摩罗什，他“不严于务得本文，而在取原意”［1］262。

浅谈翻译标准及其多元性翻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语言和思维活动过程，翻译标准是检验或衡量译作质量优劣的尺度和准则。

从有翻译以来，中西方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从未间断，人们试图从总找到一个唯一的准则。

通过理论分析和客观依据，以及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说明固定的翻译标准是没有的，它是多元发展的，且对翻译实践有着深远的指导作用。

标签：翻译；翻译标准；多元性；多元互补论翻译标准是用来检验或衡量译品质量优劣的尺度和准则，具有模糊性，多元性，社会性，发展性等特点，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

翻译标准极其重要，无处不在。

它是反映人们对翻译本质及翻译工作认识的一面镜子，是制约翻译工作，衡量优劣的准则；是评论译作的依据，给学译者、初译者指出了进行翻译工作，提高水平的努力方向；也是预防死译滥译的”良药”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根本基础。

一翻译标准概述1、中国的翻译标准概述在翻译理论界，人们提出的翻译标准复杂多样，自有翻译以来，就有了关于翻译标准的分歧与争论。

清末，翻译理论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标准，影响极为重大，一直延续到今天，几乎成为国内衡量译文的唯一标准。

然而这一曾经被认为是翻译界”金科玉律”的标准，也有其缺陷。

例如，三字标准相互之间的关系阐述不清楚，且之下缺乏具体标准。

其后又有林语堂提出了”忠实，通顺，美”三个标准，认识深了一层，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

在现代的一场著名的翻译标准大论战中，以梁实秋、赵景深为代表的一方提出了”宁错务顺”的标准；而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另一方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宁信不顺”的观点，主张尽量忠实于原文。

后来鲁迅又提出了”既力求易解，又保存原作丰姿”的标准作为补充，瞿秋白也提出了”信顺统一”的标准观，认为”信”和”顺”不应对立起来。

建国后的傅雷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达到了有关”精神”、”风格”的高境界；与此观点类似的是钱钟书的”化境”说。

另外还有张今针对文学翻译提出了”真善美”的翻译标准，即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被公认为文学翻译的权威之说。

2412019年03期总第443期ENGLISH ON CAMPUS“信”与“顺”的交锋——鲁迅和梁实秋翻译论战的分歧探析文/宋柳霖【摘要】鲁迅和梁实秋在30年代的翻译大论战中存在很大分歧，存在分歧的方面涵盖翻译标准、欧化与归化、汉语发展以及重译等。

其中，鲁迅主张“硬译”、“宁信而不顺”，不仅倾向于欧化文，而且认为汉语需要凭借“拿来主义”来优化自身。

梁实秋则批判“硬译”，提倡“信”与“顺”兼顾，不赞成使用欧化文，而且认为中文文法不存在不精密一说。

论战的原因，是两人对翻译的认识不同，即翻译是该注重保持原文的感染性以启发国人还是注重通俗易懂以适用于大众。

【关键词】鲁迅；梁实秋；硬译；异化与归化【作者简介】宋柳霖，湖南师范大学。

目的；梁实秋的翻译目的是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种文字忠实地表现出来，给不懂原文的人看。

综上所述，鲁迅和梁实秋争论只因两人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对保留原作风格的理解和主张有区别，争论焦点在于文句是否通顺，或者说行文是否欧化。

2.汉语不精密之争。

1931年在鲁迅与瞿秋白的翻译讨论中，鲁迅认为翻译过程中之所以“不顺”是因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

而解决汉语不精密的问题，鲁迅认为“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后来便可以占为己有”(黎照，1997：589)。

鲁迅提出对待翻译过程中这些“新造”的表达应“一方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因为这些表达也存在优胜劣汰，“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陈福康，2000：297)。

因而他在翻译上主张译文“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这点不仅出于“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李富根，1996：270)，还出于“输入新的内容，新的表现法”(陈富康，2000：296)以促进汉语发展、丰富民众表达。

而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汉语曾吸收佛教翻译表法，日语曾吸收西方文法表达，据此而论，鲁迅的观点有其可取性。

基于目的视角评析鲁迅译作翻译是一种内语言的交际活动。

古往今来，人类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促动了翻译活动的产生与发展。

鲁迅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文学家、大翻译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祖，他的文学生涯始于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同时，他的文学翻译也与其文学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仍然在执着的实行翻译，据统计，他的翻译多达30亿字，甚至超过了他的原创作品！即使如此，学术界对其翻译文学的研究存有严重不足。

更多的是从翻译理论的视角来审视其翻译文学。

作者熟读鲁迅翻译文学的原作与译作，并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以翻译目的为切入点来分析和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

以期更好地走进鲁迅与其文学世界。

一、鲁迅于梁实秋相关翻译的争议晚晴时期，自由翻译在翻译界盛行。

那个时代，在翻译中随意删和增已司空见惯。

林纾和严复就是其典型代表。

鲁迅则打破了这种随意的翻译模式，而采用严格的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但当时很多学者并不赞同鲁迅这种忠实又晦涩的翻译，因为读者往往不知其译文所云。

一些学者甚至斥责鲁迅的翻译，其中就有梁实秋。

梁实秋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独立翻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同时，他还翻译了“多部西方文学名著，比如《幸福的伪善者》、《阿伯拉与哀碌绮斯的情书》、《潘彼得》、《结婚集》、《织工马南传》、《西塞罗文录》、《呼啸山庄》、《吉尔菲先生的情史》、《法国共产党的剖视》、《百兽图》、《沉思录》、《生死边缘》等等；另外，他还翻译了很多诗歌、散文、评论、短篇小说等，散见于他的二十几种文集中”。

在他众多的翻译作品中，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奠定了他在翻译领域的地位，使他成为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

1929年10月，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责读鲁迅的译文“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出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

后来梁实秋又写了好几篇批评鲁迅翻译的文章。

鲁迅当然予以反驳。

在其所写的《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他驳斥梁实秋的批评，指出那些用词华丽但不忠实原文的译文只能误导读者，他所坚持的是“宁信而不顺”。

梁实秋所引鲁迅译文试解梁实秋所引鲁迅译文试解黄悦摘要：梁实秋在与鲁迅关于“硬译”问题的论争中曾引鲁迅译文中的一些段落，作为“硬得不通”、鲁迅自己“也未必懂”的依据，由此证明“硬译”即“死译”。

对这些梁引译文，鲁迅从未进行过正面回应，学界迄今为止亦未对此类译文的可解读与否做过认真研究。

这一普遍沉默,似乎从另一角度说明对这些译文的情感倾向％本文试图对梁实秋所引全部鲁迅译文进行研究，着重于对语义进行解读和对句法结构进行辨析，以此证明这些译文的可解读性，并通过与鲁迅所用日译原文及他人所译同文的对比，进一步探索鲁迅译文的准确性和结构方式％本文认为，以句法结构为单位是鲁迅“硬译”的本方式，这一方式固然会造成一定的理解难度，但由于可以避免译者在句式调整时造成语义改变，且能使读者理解到原文中句子内部的逻辑关联，因而不仅可有较高的信度，而且作为一种“不理想”的翻译对策，可与当下汉语的“理想”规准％关键词：鲁迅译文；梁实秋;硬译;语感；可解读性；句法结构；日化梁实秋在与鲁迅关于“硬译”问题的论争中，曾先引鲁迅译文以其不通，“硬译”与译/，鲁迅写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关于翻译的通信》文&从整体上为“硬译”辩，但是，于梁实秋所举译文，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梁“）为文的，不'”①，做过，不管梁实秋怎样一再要他“解释”。

②学界对鲁迅、梁实秋翻译论争的研究似乎不少，为，是在鲁迅一方的人，.还梁所举译文过辩解析。

这一：使人感到，在“硬译”问论赞鲁是顶梁，一文本，就不不站到梁实秋一，谁法否认鲁迅译文中存在的大量在今天读来显得拗口、难解甚至不通的地方/我的实性，也承认梁实秋对鲁迅译文的论是的深刻。

但是，当我们对鲁迅的翻译文本进行探索的时候，单凭自身来决定去取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为现代汉在今天已经同它的发展前期一鲁迅时代有着很变化：今的不代替那时的，而“那时”作为一个现代汉自由发展的动态时期，作为各、来语和各地方言的语词的进进出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不简单用梁实秋的定鲁迅的（反之一样）；尤其为，在变化中还夹杂着各种复杂的识形态素。

梁实秋与鲁迅论战梁实秋与鲁迅论战梁实秋与鲁迅都是中国的著名文学家，他们为何会论战?论战的内容是什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与翻译的激烈论战，论战震撼了当时整个文坛，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

不仅如此，这场论战还史无前例地涉及到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文学作品中普遍的人性、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批评的态度、翻译的标准等等。

除此之外，论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掺进了政治斗争的敏感因素，而这一点无疑会使论战双方的态度变得严厉甚至敌对起来。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鲁、梁论战过程中，两人“一个似匕首、投枪奋勇向前，一个则如丈八长矛大摆天门阵”，其战辞之激烈，战文之繁密，实为中国文史所罕见。

鉴于论战内容太过宽泛，论战背景极其复杂，本文拟尽量避开与政见有关的种种纠葛，只就论战所涉及到的翻译问题进行穷原竟委的分析，分析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论战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上。

鲁、梁翻译论战始于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这篇文章发难的对象是刚刚出版的《文艺与批评》一书，《文艺与批评》是鲁迅从日译本编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

在译者附记中，鲁迅这样写道：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

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

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通过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找出鲁、梁翻译论战所涉及到的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句话是说本书不是直接从俄语翻译的，这将引出下文中的“重译问题”;在第二句话中，“译者的能力不够”是自谦语，“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才是中心内容，它将引起下文中的“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最后，鲁迅重申了本书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即自己历来所坚持的“硬译”这一翻译标准，它又将引出下面首先要讨论的“翻译标准问题”。

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之争及对翻译批评的意义
张琳琳
【期刊名称】《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8(032)003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就翻译的性质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硬译和汉语文法欧化等几个问题.其中涉及的翻译原则,是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研究和翻译批评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
【总页数】3页(P147-149)
【作者】张琳琳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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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鲁迅与梁实秋翻译之争中的“硬译”和“重译”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就翻译的性质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论战的时间之长，战辞之激烈，实属中国文史所罕见。

本文从争论的两个焦点问题对此进行分析讨论。

关键词：鲁迅;梁实秋;硬译;重译1.引言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实秋鲁迅展开了一场持续了八年之久的翻译论战。

这场论战涉及了很多方面的问题，如文学作品中普遍的人性、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批判态度、翻译的标准等等。

（刘全福，2000:56）。

鲁迅的翻译原则可以概括为“直译”，“求信”和“达旨”。

梁实秋在翻译原则上没有明确的原则，但是他在翻译上持“中庸翻译观”。

他们产生争议的原因主要是二人在翻译时的切入点和侧重点不同，以及他们所持的信仰不同。

（张琳琳，2008:147）.鲁迅和梁实秋关于翻译的论战始于梁实秋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这篇文章发难的对象是刚刚出版的《文艺与批评》一书，而这本书是鲁迅从日译本编译的苏联卢那卡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

在此书中，鲁迅表明了他对自己翻译这本书态度，他翻译完这本书后发现很晦涩，难解之处很多，但是他觉得如果将句子拆下来再翻译的话，又会失去原来精悍的语气。

于是他又说道，他只能这样硬译了，只是希望读者肯硬着头皮读下去。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鲁迅与梁秋实争论的两个主要问题，即：“硬译”和“重译”。

2.鲁迅和梁实秋关于“硬译”和“重译”的争论2.1 “硬译”的争论在鲁迅先生编译的《文学与批评》一书之后，梁实秋马上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批评鲁迅先生的文风。

梁实秋说道，鲁迅先生写作小说及杂谈时，文笔简练流利，没有人能说他的文笔不济，可是译笔不敢恭维，又说鲁迅前些年翻译的文字，如《苦闷的象征》，原文还不至于让读者看不懂，但是译文却转变风格了，文句极端难懂，句法稀奇古怪，离“死译”不远了。

（杨玉玲，2006:88）.梁实秋认为让读者硬着头皮读完死硬的文字，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翻译主体的身份和语言问题——以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为中心1929 年9 月10 日，梁实秋( 1903 -1987)的批评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在《新月》杂志上刊出。

此文引发了1930年代前期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梁文发表半年之后的1930年年3月，鲁迅(1881 - 1936)发表回应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论争局面初步形成。

1931 年12 月，鲁迅在《几条“顺”的翻译》一文中指出∶“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由此可见论争之延续性。

同样是在1931年12月，鲁迅与瞿秋白用通信的方式讨论翻译问题，并先后将通信发表在《十字街头》和《文学月报》，有关翻译的讨论高潮再起。

鲁迅对翻译论争的参与，至少持续到1935年4月《非有复译不可》一文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

这场翻译论争①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学兴起和“翻译洪水泛滥”②的特殊时期，由于众多翻译家的参与，涉及翻译的政治性、译者的身份以及翻译美学等中国现代翻译学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并与清末至1920年代中国固有的翻译观念构成关联。

本文试图以鲁迅与梁实秋的相关文章为中心，对此进行考察。

一翻译理论与政治性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立论是从讨论“死译”和“曲译”的优劣开始的。

文章开头引用陈西滢的观点——所谓“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在此基础上反陈西滢之道而行之，认为“曲译”与“死译”相比尚有可取之处，理由是“曲译”不会通篇皆“曲”，“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

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不妨同时是曲译。

”那么何谓“死译”? 梁实秋依然是引用陈西滢的话——“他们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名曰翻译：而‘译犹不译’，这种方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人先生都谥之为‘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