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

论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汪曾祺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其作品幽默而深刻，充满生活的智慧和时代的色彩。

他的小说，不仅是一部故事的讲述，更是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探索。

其小说深深地打动了读者，艺术成就备受业内人士的赞誉，更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瑰宝之一。

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深刻地打动读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巧妙地将奇崛和平淡的生活相融合，打破了传统小说存在的“艳情奇谈”、“豪情壮志”，刻画了独具特色的小说形态。

首先，汪曾祺的小说情节富有趣味性。

他写作时常常注重小说情节的格局设置，灵活地应用转车法，使事件不失趣味，情节的推进时而悬疑，时而轻松，交替着展开。

这样的情节设计也是他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

比如在《故人的童年》中，小说情节先后讲述了作者陈老师在北京的一次偶遇，拿着照片寻找旧友的过程以及寻找到的旧友的成长经历。

这样富有张力的情节设计能很好地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让读者欣赏其中的精妙之处。

其次，汪曾祺的小说对细节的关注十分入微。

他钟爱重细节的描述，像一位匠人一样雕琢每一个形象，将细节唤起读者的生动想象。

比如在《林海雪原》中，他经过深度描写，将大刀头饭肉、十里香、狗肉焖子等吃食细节描写得特别生动，使读者仿佛嗅到了这些食物的气息，感受到了它们所带来的滋味，这些细节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也让读者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感悟。

此外，汪曾祺的小说还显示他深刻的思想和对人性的探索。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人性的阴暗面和积极面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他不仅善于捕捉人性的缺陷，也深刻地反思这种缺陷在社会中的根源和影响。

比如在《围城》中，他将人物衣食住行的细枝末节刻画得入木三分，展现了各种角色的个性和心理特征，无一例外地彰显出社会上的虚伪、功利与盲目崇拜等现象，这些缺陷既反映人性的本质，也折射出时代背景下的普遍现象。

综上所述，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深得读者喜爱和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不仅在于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文学的追求，更在于他巧妙地将奇崛和平淡相融合，刻画出独具特色的小说形态，并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深刻深入的思考，使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等方面都更加丰富多彩，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时代的色彩。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汪曾祺是一位享有盛名的中国现代作家，其小说作品以其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细腻的笔触而著称。

汪曾祺的小说在当代文学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探索和影响。

本文将从汪曾祺小说作品的风格特点、文学意义和对当代小说文体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探讨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汪曾祺小说作品的风格特点是其独特之处。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以其真实、生动的叙事风格闻名。

他的小说常常以平凡人的生活为题材，用平实的语言、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

《白鹿原》中描写了白鹿村的农民生活，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挣扎；《人间草木》则展现了上海市井小民的生活，勾勒出一个真实丰满的现实世界。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风格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富有真情实感，使读者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和社会。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学意义。

他的小说作品深入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通过对人性的探讨、社会现象的揭露，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在《人间草木》中，汪曾祺通过对上海市井小民的生活和梦想的描绘，呈现出了一个充满矛盾和变化的现代城市；在《白鹿原》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思考和传承，使作品不仅具有了永恒的意义，更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次深刻审视。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不仅是文学的表达，更是对中国社会和人性的探求和思考，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小说作品不仅在文学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更是对小说文体的一次创新和重塑。

汪曾祺的小说以其真实、生动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对当代小说的叙事方式、风格和主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的风格特点和文学意义为当代小说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小说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富有生气。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绪论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他既是一个“早熟”又是一个“晚成”的作家。

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一度搁笔30年，到80年代又“重操旧业”，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发表了大量的作品，由此确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汪曾祺不仅是一个跨越现当代两个时期的作家，而且是少有的一个将自己的创作风格从创作初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作家。

汪曾祺80年代后的创作风格，在其40年代发表的小说《老鲁》《鸡鸭名家》中已显露出来。

汪曾祺80年代的繁华，只不过是将“多年的花结成果”。

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过，“我家的后院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从来不开花。

有一年夏天，它突然暴发似地一下子开了很多白色、黄色的花。

原来这是一棵金银花。

我80年代初忽然写了不少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

”①汪曾祺的小说，正如他家后院的那株金银花，开的只是些白色、黄色的花，没有姹紫嫣红的喧闹，没有香气袭人的浓郁，只有一份淡淡的愉悦。

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陶渊明诗中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在他的小说里面，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节人物，他只是在记录一种生活，一份对生活的感觉。

汪曾祺正是以这种“散文化小说”的叙述，树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他散文化的小说有明清小品文的遗韵。

作为富有个性的作家，汪曾祺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他用最经济的文学体裁——短篇小说来描摹市井百姓生活中的精彩一刻。

汪曾祺曾谈到：“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

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

”②通过短篇小说来塑造人物，其形象难免会缺乏立体感，没有传统小说的向心力。

但是读完汪曾祺的作品，那些小人物鲜活的面孔依然历历在目。

而且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太像小说，即失去了某些传统小说的特性。

按常规小说是应当对一个故事情节进行完整的叙述,或是对某种典型性格的刻画。

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摘要：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享誉文坛，但他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在早期小说《邂逅集》中充分地显现出来。

作品通过对普通人的平凡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描述，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从他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中发掘民族心理的深刻内涵，表达对自然和谐的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

由于他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与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及集体无意识具有隐秘的深层联系，所以汪曾祺小说具有强烈的魅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涩，以及淡定自如的叙述风格，形成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

关键词：汪曾祺；早期小说；思想内涵；叙事风格汪曾祺先生以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享誉文坛，广为人知，在文学史上奠定了牢固的地位。

当我们沿着他的创作道路探寻其轨迹时，汪曾祺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在早期小说《邂逅集》中充分地显现出来，这些作品至今依然保持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以它们特有的风神气度打动着读者。

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的早期创作对其一生的创作都具有着一种重要的引领意义，就像《狂人日记》之于鲁迅和《大堰河》之于艾青一样，他们后来的所有创作都是其早期作品思想底蕴的延伸和发展，他们后来成熟的艺术风格也均发端于其早期作品所表现出的美学追求。

因此，研究汪曾祺早期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对其作品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总体评价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汪曾祺先生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出版于1947年，集子收有《复仇》、《老鲁》、《落魄》、《戴车匠》、《艺术家》、《鸡鸭名家》、《邂逅》等八篇小说。

作品通过对普通人平凡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描述抒发生活内在的诗意，表达作者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

作者从他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中发掘民族心理的深刻内涵，即对自然和谐的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这也是汪曾祺一生追求的至高境界。

正因为汪曾祺作品中有某种内在的东西与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及集体无意识具有隐秘的深层联系，才使得汪曾祺小说具有如此强烈的魅力和如此持久的影响力。

论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汪曾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名垂青史的名字。

汪曾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剧作家。

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技巧为人所称道。

他的小说在描写生活的平淡中，常常寓有奇崛之处，但这种奇崛却不是为了卖弄而存在，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哲学底蕴。

本文将详细阐述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

一、寓意深刻，文化内涵丰富。

汪曾祺的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涉及各个方面的人文社会现象。

例如，他的小说《围城》所描绘的社会现象表现出了当时城市中的腐败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而他的小说《钟鼓楼》所描绘的正是春秋时期的史实，用寓言的方式来探讨君臣之间的道德关系。

汪曾祺的作品常以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为主角，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现象，让读者在平淡的故事中领悟到深刻的寓意和哲学道理。

二、情节曲折，寓意深刻汪曾祺的小说虽然平淡，但情节却多变曲折。

他可以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事件，展现出人们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可以反映出社会的问题和历史的局限性。

例如，他的小说《马桥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经历多次转折后才被解决的农民遭受不公的故事。

这种情节的变化让读者在读完之后，对于故事中反映的事件和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内在品质。

三、语言简单，直观易懂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简单，直观易懂，曲折的情节和深刻的寓意不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的障碍。

他的小说中多用平易近人的语言，描绘生活中的片段，不时添加一些耳目一新的描写，使读者可以轻松地了解和感受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和道理。

他的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把人物的语言真实地还原了出来。

这样的描述，不仅能让读者更好地领悟到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特点，同时也让人物之间的交流更耐人寻味，更质朴自然。

四、细节描写，意味深长汪曾祺的小说中，细节描写十分传神，甚至可以用意味深长来形容。

他能够在普通的场景中，描绘出很多简单而独特的细节，从而让整个故事充满了神秘和诗意。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小说集《邂逅集》，此后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等。

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读他的作品犹如潺潺溪水在心底流淌，亲切美好、舒缓有致，往往悲伤的故事作家也能写得平淡有节制，不使读者产生情绪波动，读他的作品简直就是美的享受。

一、叙事语言语言是叙事的工具，叙事学的文本分析是从文本语言的有机构成开始的，而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首先表现在文本语言方面。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开头“傅玉涛是‘写字’的。

”（《子孙万代》）“祁茂顺在午门历史博物馆蹬三轮车。

”（《祁茂顺》）“瑞云越长越好看了。

”（《瑞云》）“张大眼是个催租隶。

（《樟柳神》）“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

”（《鸡毛》）……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干净、简约、恬淡的风格，正如他在（《小说笔谈》）中写到的“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惟一标准是准确。

”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外表上语言的行云流水和漫不经心掩藏着极深的技巧。

汪曾祺这种语言上的讲究，并非字句上的雕琢，而在于句与句整合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表现在叙事文本的两种类型（隐喻与转喻）中。

在叙事文本中，隐喻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和它的比喻词的代用词之间发现的相似性为基础，本质上来说是“联想式”的。

转喻是以主体与它临近的代用词之间的接近或相继的联想为基础，转喻和隐喻并非截然分开，在实际的叙事文本中，这两种叙事文本的类型是相互结合，相互使用的。

如《受戒》的结尾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芦棒，通红的，象一枝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谈谈汪曾祺小说的风格与特色——以《受戒》为例暑假在家读了《汪曾祺文集》，感受颇深，尤喜欢他的小说，在此谈谈我对其小说的看法。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

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

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

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

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

为此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在风格特色上，汪曾祺的小说比较接近散文，是散文化了的小说。

汪曾祺的创作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

他历来主张短篇小说应有散文的成份，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

他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修养，尤重《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桐城散文，又师承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这就使他的小说确实难同散文相区别。

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作品可说是独具一格的。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首先在于重气氛。

他认为在短篇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浸透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

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

但汪曾祺尤其看重风俗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

”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作者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

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作者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与人无关的风俗，尽管很美，也毅然割舍，惜墨如金。

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风格王江化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跨越现当代并具有独特的风格。

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其作品一发表便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

这一时期，他陆续发表小说20余篇，是他小说创作的发轫期，也是他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可以这么说，他以他独特的行文风格在这一时期登上文坛，便迈入了文学史的大门。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在经历“文学的浩劫”后迎来了新生，进入到一个新的“百花齐放”时代。

此时，当代文坛上一些作家正在为文学的新生而嘶声呐喊，反思文学文化的伤疤时，经历在文坛上近半个世纪的历练，年逾花甲的“老头” 汪曾祺却显得出奇的平静（这种平静显然不是一般的平静，而是显现出他老而成熟且平淡从容的心态），独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追求“宏大叙事”“感伤叙事”的创作潮流之外，避居一隅，固守着恬淡幽然的心境，以超然于世外的眼光用絮絮道来的方式和饱含感情的笔调抒写着一首首别具风格的乡土牧歌。

他用他至臻于炉火纯青的叙事技巧，将“散漫”“随便”融入其中，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描画出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

无论是40年代创作的诸如《翠子》、《鸡鸭名家》、《老鲁》、《复仇》等名篇，还是80年代以后在个人风格上更成熟的更具汪曾祺个人特色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这些烙上了汪曾祺印记的作品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慢慢品味的空间。

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对汪曾祺的小说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在他独特的叙事文本中探求他独特的叙事风格。

1．叙事结构的多样性“故事构成中最核心的要素，按照亚理士多德的理论来指称，那就是人物和行动。

小说在展现人物及其行为的过程中所确立的叙事方式和线索就构成了作品的文本结构。

‘结构’一词在西方叙事学理论中是一个涵义极其复杂的概念。

英加登曾经将文本结构分为六大要素，而普罗普的叙事学理论则列举出文本结构的三十一种功能要素。

换言之，大到故事构架小到语言的语素和词义，无一不可进行结构分析。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与叙事艺术摘要：汪曾祺的小说以其散文化的风格成为新时期文坛上散文化小说的代表，清淡的文笔，自由散漫的风格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

独特的人生体验使汪曾祺有独特的写作方式和创作心态，散文化的风格是汪曾祺有意为之，他的小说通过散文化的形式摒弃了情节负荷，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

本文从汪曾祺的“回忆”式写作方式和隐含作者、叙述者两方面入手，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与叙事艺术。

关键词：小说；汪曾祺；散文化；叙事艺术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2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小说的散文化淡化了情节，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所呈现的是原生态，抒情性无疑是散文化小说的最显著特征。

此外，现代以来的散文化小说打破了小说结构的戏剧化传统，忽略结构剪裁，淡化情节事件，随意着笔，这种“非戏剧性”的写作使小说创作更为自由和灵活，是散文化小说的另一个特征。

在汪曾祺的笔下，人与人、人与自然，无不呈现着平和、安详，声音、色彩、神情、动作都是静静的，带着怀旧、隐逸的调子。

汪曾祺的小说就以这样独特的散文气来绘人、叙事，情节虚实相间，艺术氛围平淡安静，呈现出温柔敦厚的美，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的特征。

（一）关注点往往是小事而非重大题材汪曾祺认为“在散文化小说作者的眼里，题材无所谓大小。

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中的一角落，一片段。

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

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

”[1]汪曾祺不刻意关注大事，但也不是冷漠的旁观者，他对生活有着独特的人性理解和道德关怀。

《八月的骄阳》叙述的是“文革”中老舍被逼投湖的悲怆故事，外面的世界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残酷的运动，凡俗百姓却没有深刻的体会，他们交流的多是家常话语，这话语中透露出对荒唐时事的难以理解和惧于理解。

“文革”本是一个重大严肃的历史性的题材，但汪曾祺并没有描写宏大的场面、深重的灾难，而是把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悲剧隐藏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下，表面上流动着平和温情，遮蔽的却是邪恶人性的伸展、被侮辱被摧残的生命。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风格摘要：汪曾祺是新时期一位跨越现当代有独特风格的作家。

其作品无论是40年代创作的诸如《翠子》、《鸡鸭名家》、《老鲁》、《复仇》等名篇，还是80年代以后在个人风格上更成熟的更具汪曾祺个人特色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都用他至臻于炉火纯青的叙事技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慢慢品味的空间,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描画出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叙事结构双重性多元化叙事视角一、叙事结构的多样性与双重性1.叙事结构的多样性。

叙事结构可分为四种常见的类型：情节结构、人物结构、心理结构、散文结构。

汪曾祺的小说囊括了在叙事文本中常见的叙事结构：情节结构、人物结构、散文结构。

（1）情节结构。

汪曾祺的很多小说在情节叙述上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模式：总体以慢节奏推移为主，突变直到最后关节处产生，情节在此处出现一个陡转。

可以将这个情节结构模式表示为：均衡——均衡——均衡——……失衡。

在很多小说的文本叙事中，汪曾祺都是以这样的情节结构模式来完成文本叙事的。

（2）人物结构。

在小说中，叙事总是和叙人难舍难分，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叙人；反过来也一样，只有写好人，我们才能更清楚地体会到“事”的存在魅力。

《安乐居》中，文本的叙事就是以人物结构为中心的叙事结构组织起来的。

（3）散文结构。

汪曾祺十分推崇契诃夫的小说结构，认为契诃夫“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他走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

”所以汪曾祺在叙事上也力图打破旧有的叙事结构，以一种全新的结构来叙述故事。

2.叙事结构的双重性。

如《受戒》的结尾：“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景色的描绘，实际写的却是明子和小英子。

这里虽然没有一句形容明子和小英子，但又句句都向读者暗示了他们的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