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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辩题的话语权力失衡正方辩手观点：话语权力失衡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导致一些群体的声音无法被听到，甚至被压制和忽视。
这种失衡不仅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原则，也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因此，我们有责任采取措施来平衡话语权力，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首先，话语权力失衡会导致一些群体的声音无法被听到。
在社会中，一些弱势群体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发表自己的声音，比如妇女、少数民族、性取向不同者等。
他们的声音被边缘化，甚至被压制，导致他们无法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支持。
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会受到限制。
其次，话语权力失衡也会破坏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在舆论场中，一些有话语权力的人或机构往往会主导舆论，导致一些观点被放大，而另一些观点被忽视。
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就会受到威胁，因为一些重要的问题和观点无法得到公正的对待。
最后，话语权力失衡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
当一些群体的声音无法被听到，他们就会感到被边缘化和不公平对待，从而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
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因素，甚至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和动荡。
因此，我们有责任采取措施来平衡话语权力，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够更加公平、和谐和稳定。
反方辩手观点：话语权力失衡并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在社会中，一些人或机构由于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自然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力。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完全没有话语权力，只是相对而言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首先，话语权力失衡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言论压制。
在现代社会中，言论自由是得到广泛保障的，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和意见的权利。
即使在一些有话语权力的人或机构主导的舆论场中，其他人的声音依然可以被传播和听到。
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无法发表自己的声音。
其次，话语权力失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社会问题。
在社会中，一些人或机构由于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自然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力。
社会不公平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分析社会不公平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当代社会，不公平现象在各个领域广泛存在，如财富分配不均、教育机会有限、就业歧视等。
这些不公平现象不仅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还会引起人们的愤怒和不满，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甚至动荡。
本文旨在从财富、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分析社会不公平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一、财富不均带来的社会不稳定财富不均是社会不公平的重要表现。
在财富分配不均的社会中，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这种不平等现象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首先，财富不均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引起社会的不满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难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这种巨大的财富差距会引发社会动荡。
其次，财富不均还会造成社会的阶层固化。
富人通过积累财富，不断扩大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而穷人则被迫陷入贫困的泥淖中，难以向上爬升，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与不稳定。
二、教育机会有限引发的社会不满教育是人们提高自身素质和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
然而，教育机会的有限性导致了社会不公平的加剧，进而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
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往往富人可以更容易地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机会，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面临着无法接受良好教育的困境。
这种教育机会的不均衡会深化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贫困家庭的孩子可能无法获得应有的教育资源，造成人才浪费和社会尖锐矛盾。
三、就业歧视造成的社会矛盾就业歧视是一种常见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它不仅仅涉及到性别、种族、年龄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还引发了社会矛盾。
首先，就业歧视会导致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使他们难以融入社会。
这种不公正的对待会引发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而不满情绪的积累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而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其次，就业歧视还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感。
当一些有能力的人无法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时，社会的公平正义将受到严重质疑，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不信任感会加剧，从而破坏社会稳定。
北大、梦桃源诉邹恒甫名誉权侵权案一审宣判
晨雾 / 转帖
新华网北京8月20日电（记者涂铭）北京大学、北京梦桃源餐饮公司诉邹恒甫名誉权侵权案２０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邹恒甫系列微博言论侵犯北大、梦桃源公司名誉权，判决邹恒甫删除涉事微博并在其微博首页公开向二原告赔礼道歉。
从2012年8月21日起，邹恒甫在新浪实名认证的微博上，陆续发表了多篇关于北京大学院长、主任、教授与梦桃源公司女服务员存在不正当性交易，以及梦桃源公司非法开具发票等情况的博文。
2012年9月7日及24日，北京大学及梦桃源公司以上述微博言论侵害其名誉权为由，先后将邹恒甫诉至海淀区法院。
2014年1月20日，海淀区法院复兴路法庭对两案公开开庭、合并审理。
８月２０日上午，海淀区法院对此案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邹恒甫未尽到对微博言论负有的注意义务，利用新浪微博平台发表针对北京大学、北京大学院长、系主任及教授群体和梦桃源公司的诽谤、侮辱言论，使公众对北京大学、梦桃源公司产生一定误解，造成二原告就此事上的社会评价明显降低。
上述言论不构成公民合法行使批评监督权利的免责事由，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名誉权，故邹恒甫应就此承担停止侵权、删除侵权言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邹恒甫停止侵权，并删除其在实名认证为“邹恒甫V”的新浪微博中公开发表的多篇涉诉微博内容；邹恒甫在其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首页公开发表致歉声明，连续７天向北京大学、连续３天向梦桃源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邹恒甫向梦桃源公司赔偿公证费及公证书装订费共计２３００元；两起案件受理费由邹恒甫承担。
宣判后，邹恒甫在其微博上表示，会坚持自己的上诉权利。
附：邹恒甫在其微博上的回应：。
社会不公平对政治稳定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
社会不公平不仅对个人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也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社会不公平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并提出一些改善社会不公平的建议。
首先，社会不公平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时，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也会越来越严重。
富裕阶层享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而弱势群体则被边缘化和剥夺了基本权益。
这种不公平导致了社会的撕裂和紧张情绪的积累，进而引发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
例如，一些国家因为贫困和不公平所引发的社会抗议和暴力事件不断增加，政治局势不稳定，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发展。
其次，社会不公平削弱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可度。
当社会不公平问题无法得到合理解决时，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会逐渐加深。
他们会觉得政府无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只为富裕阶层服务。
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会导致人们对政治参与的冷漠，政府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这种情况下，政治稳定将受到威胁，政府面临着更大的治理困难。
此外，社会不公平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感。
当一部分人相对富裕而另一部分人贫困潦倒时，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削弱。
贫困和不公平会导致更多的社会不满情绪和不平等感的产生，从而破坏社会正常的秩序和运转。
这种不平等感还容易被激化和利用，成为一些群体或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这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社会的长期稳定。
为了改善社会不公平，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政府应该加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建设。
政府应该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权益，减少贫富差距。
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其次，我们需要加强教育的普及和质量。
教育是消除社会不公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资源的均等分配，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此外，教育内容也应注重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平意识，培养人们的平等意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
贫富差距是否会导致社会动荡辩论辩题正方辩手观点：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动荡。
首先，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加剧，这会激发社会中底层群体的不满情绪，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正如马克思所说：“贫富悬殊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
”当少数人拥有过多的财富，而大多数人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其次，贫富差距过大会加剧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当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时，富人可能会通过剥削和压迫底层人民来维持自己的利益。
这将引发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底层人民可能会采取抗议、罢工等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进而导致社会的动荡。
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由于贫富差距过大而引发的社会动荡的典型例子。
此外，贫富差距过大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当贫富差距过大时，社会资源无法公平分配，贫困人口无法获得基本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福利，这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公平。
而且，贫困人口缺乏机会和动力去创造财富，这将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
正如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我们不能同时拥有富人和穷人，因为这将导致社会动荡。
”综上所述，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动荡。
贫富差距过大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引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阻碍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来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反方辩手观点：贫富差距不会导致社会动荡。
首先，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可避免。
每个人的能力和机遇都不同，因此财富的分配也会存在差异。
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不同的财富分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贫富差距可以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和成功，促进社会的发展。
其次，贫富差距并不一定导致社会动荡。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很大，但社会仍然保持相对的稳定。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和福利机制，可以为底层人民提供基本的保障和机会。
例如，瑞典和丹麦等国家拥有较大的贫富差距，但却是世界上最稳定和幸福的国家之一。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意义、困境与路径目录一、内容综述 (2)1. 研究背景 (3)2. 研究意义 (3)3. 研究目的与方法 (4)二、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意义 (4)1. 快速传播信息 (5)2. 引导社会舆论 (7)3. 提升高校形象 (8)4. 预防和化解危机 (9)三、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困境 (10)1. 舆论引导难度大 (11)2. 网络信息泛滥 (12)3. 舆论监督机制不完善 (13)4. 缺乏专业人才 (15)四、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路径 (16)1. 完善舆情监测系统 (17)2. 建立专业的舆情引导团队 (18)3. 制定合理的舆论引导策略 (19)4. 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20)5. 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21)五、案例分析 (22)1. 北京大学“邹恒甫事件” (23)2. 复旦大学“朱令事件” (24)3. 中国传媒大学“马赛克事件” (25)六、结论与展望 (26)1. 研究总结 (27)2. 政策建议 (2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29)一、内容综述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网络舆情已经成为高校突发事件管理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网络舆情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信息真实性强等特点，对高校突发事件的处理和引导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分析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意义、困境以及应对路径，为高校突发事件管理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意义，高校突发事件往往涉及师生的生命安全、校园秩序和国家利益等重大问题，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对于维护校园稳定、保障师生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舆情引导有助于提高高校突发事件管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增强政府、学校和社会各方的沟通与协作。
本文分析了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面临的困境，在实际操作中，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面临着信息传播速度难以把控、舆情虚假信息泛滥、舆论引导策略难以实施等困境。
邹恒甫微博炮轰北⼤，被判赔礼道歉七天据北京市海淀区⼈民法院官⽅微博消息，海淀法院今⽇上午公开宣判原告北京⼤学、北京梦桃源餐饮有限公司与被告邹恒甫名誉权纠纷两案。
法院判决邹恒甫停⽌侵权，并删除相关微博内容；并在⼗⽇内在其实名认证新浪微博⾸页公开发表道歉声明，向原告北京⼤学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持续时间为连续7天。
法院认定，邹恒甫未尽到对微博⾔论负有的注意义务，利⽤新浪微博平台发表针对北京⼤学及北京⼤学院长、系主任及教授群体的诽谤、侮辱⾔论，使公众对北京⼤学产⽣—定误解，造成北京⼤学就此事上的社会评价明显降低，该⾔论不构成公民合法⾏使批评监督权利的免责事由，其⾏为已构成侵犯名誉权。
邹恒甫应就此承担停⽌侵权、删除侵权⾔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
2012年8⽉21⽇上午9时许，邹恒甫发微博称：“北⼤院长在梦桃源北⼤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把她们淫贱。
北⼤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
所以，梦桃源⽣意⽕爆，除了邹恒甫，北⼤淫棍太多。
”随后，北京⼤学和北京梦桃源餐饮有限公司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邹恒甫告到海淀法院。
截⾄当⽉24⽇原告作保全证据公证时，短短三四天，该微博内容已被转发近7万条。
北京⼤学认为，邹恒甫以侮辱、诽谤的⽅式公然损害北⼤名誉，其⾏为构成对北⼤名誉权的严重侵害，给北⼤造成了⾮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因此北⼤起诉要求邹恒甫⽴即停⽌侵害，删除微博中侵权⽂字，以公开、书⾯形式赔礼道歉。
⽽梦桃源公司认为，邹恒甫试图将其描绘成灯红酒绿、声⾊⽝马的场所与事实完全不符，也要求邹恒甫删除侵权内容，并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并承担梦桃源公司为维权⽀出的必要费⽤2300元。
2014年1⽉20⽇，北京海淀法院公开庭审理原告北京⼤学及北京梦桃源餐饮有限公司诉被告邹恒甫名誉权纠纷两案。
在经过了法庭陈述、询问、辩论、最后陈述等环节后，审判长宣布鉴于各⽅当事⼈不同意调解，合议庭评议后将择⽇宣判。
辩论辩题是否会引发社会不安正方辩手观点：我认为这一辩题会引发社会不安。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比如一些社会动荡事件的发生往往源于某些触发点的出现，例如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等。
这些触发点会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并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不安。
其次，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一旦出现某种触发点，相关信息会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扩散，进而引发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这种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规模会加剧社会的不安情绪，甚至可能导致一些不良后果的发生。
此外，一些名人名句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比如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不公正的法律就是一种压迫，而压迫终将引发反抗。
”这句话表明了不公正的现象会引发人们的反抗情绪，从而导致社会不安的产生。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一辩题会引发社会不安，我们应该重视并采取措施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反方辩手观点：我认为这一辩题不会引发社会不安。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已经相对完善，对于一些潜在的触发点，政府和相关部门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加以控制，避免其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不安。
其次，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的认知水平也相对较高，他们更加理性和成熟，不会轻易被一些触发点所左右，也不会盲目跟风参与到可能引发社会不安的行动中。
此外，一些经典案例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比如在某些国家，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虽然可能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情绪，但整体社会并没有因此而陷入不安局面，而是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协商，最终解决了相关问题。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一辩题不会引发社会不安，我们应该对现代社会的稳定性和成熟度有信心。
邹恒甫：警言不平等将引发社会动荡邹恒甫，“２００４年度十大风云人物”之建言献策奖获得者、“２００４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１０大经济学家”之一，现为世界银行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任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2-1982.5 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 1982.6-1989.5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6-1988.12 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担任研究助理 ; 1987.10-1988.6 在哈佛商学院研究处担任副研究员; 1989.9-1990.3 世界银行贸易政策处任青年专家; 1990.3-1991.10 世界银行东欧司任青年专家；1991.10-至今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司经济学家；1991.3-至今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1994.9-至今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1962年5月20日，邹恒甫出生于湖南华容县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普通农民。
由于母亲体弱多病，加上他兄妹三人，家里日子过得很拮据。
邹恒甫自小懂事，做农活、干家务，样样都会。
上学后，他利用假期帮人看过果园，养过蚕，以此赚些学费。
前些年，每次从美国回来，他都会去外公外婆居住的乡下做两天农活，种菜、插秧……直到两位老人去世。
认识邹恒甫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读书狂”，到哪里兜里都揣着书本，一有闲暇，就会拿出来看。
小时候，就是在地里干活，他也会抽空看会儿书。
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
1977年，邹恒甫高中毕业。
那年恰逢国家恢复高考制度。
于是，他拾起荒废已久的学业，寒窗苦读数月。
谁也没想到，他竟轻松地考上了武汉大学。
那年，他只有15岁，是当年武汉大学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在家乡被传为美谈。
刚上大学时，邹恒甫学的是历史，可不久就被调到经济系。
当时大家都往“数理化”里钻，经济学是少人问津的冷门专业。
邹恒甫曾为此失落好一阵子，“回家都不好意思和亲戚邻居们说，怕被人笑话。
”在学校，邹恒甫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文史哲书籍上。
回忆起那段经历，邹恒甫笑着说：“我在闲逛中度过了大学时光，没有什么做学问的志向。
”1982年，20岁的邹恒甫大学毕业。
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出国留学，而他由于年龄太小，又没有考托福，被许多国外大学拒之门外。
无奈之下，他自己向哈佛、斯坦福、威斯康辛等大学发出留学申请。
没想到哈佛很快就来通知称对他很满意，他一直不敢相信，还以为哈佛弄错了。
第二年3月，他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就像范进中举一样！”由于太兴奋，他一不留神让门槛绊了一跤，摔破了膝盖。
留学哈佛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天，他竟因英语说得不好没能报上名。
此后，由于基础差，他学习非常吃力，有时甚至想放弃回国，但他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哈佛，他学到了许多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真正领略到经济学的魅力，还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助理及哈佛商学院研究处副研究员。
1989年，他从哈佛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应聘世界银行。
当时应聘人数众多，竞争异常激烈，平均两千多人争一个职位。
最后，邹恒甫脱颖而出，成为首位进入世界银行的中国青年专家。
“我总觉得人生是非常偶然的安排。
”他说，考上武大、留学哈佛、到世界银行工作，都是一种偶然。
但就是这种偶然让他对生活充满激情。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也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高级经济学家。
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邹恒甫谈中国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北京师范大学青年经济学家尹恒评点）日前，记者就中国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问题采访了他。
他认为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
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长期面临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中国，贫困和不平等凸现的今天，政府如何更好地保障公民在教育、医疗卫生、基本生活保障等最起码的公共服务需求十分重要。
从机会均等的角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应该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
邹恒甫建言，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目前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这是在近期比较适当的水平），教育公共支出至少应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也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
邹恒甫同时呼吁，应该有良好健全的民主保障机制保证政府福利能够顺利地进入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的手中。
本文核心提示：■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公正至少应该包括了四大内容，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
■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
■最基本要求是保证每个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
■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
■在没有良好的民主监督机制和建全的地方治理的条件下，下级政府官员可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雁过拨毛”。
1、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记者：据我所知，您和在世界银行的同事孜孜以求之事业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你们的有关工作吗？邹恒甫： 2000年10月，180个国家元首签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银行的奋斗目标：消除饥饿和极度贫困；普及小学教育；消除性别歧视，赋予妇女平等权力；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消灭爱滋病、疟疾等疾病；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扭转环境资源的耗竭趋势。
我们这些研究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言献策，帮助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和极度的不平等，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日常工作在于深入研究、比较各国家（地区）在宏观、微观、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经验，以期深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摆脱贫困和极度的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和制度改革。
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中国近年来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凸现出来。
比利时著名公共经济学家帕斯蒂尔和以研究经济增长而闻名的经济学家霍伊特来中国时，对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如此悬殊的不平等感到惊讶。
我采访霍伊特时他对我说：“我看到富有的人，生活得非常舒适，和美国很多富裕的人一样。
同时我也看到很多很穷的人，例如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一些居民，过着很简朴而不舒适的生活。
……一部分人从增长中获益巨大，另一部分却人获益很小”。
中国的不平等真有这么严重吗？邹恒甫：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正进入了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然而，中国社会的不平现象等也日益明显。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持续拉大；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更大，拉开的速度更快，一些人确实富有得让你难以想象，而更多的人处于赤贫状态；“三农”问题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生存状态之困顿、农业之薄弱、农村之萧条，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十分突出；农民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生活日益困苦；教育领域的不平等十分悬殊；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越来越难以接受，多数人看不起病；社会保障领域的不平等也十分明显，农民完全缺乏养老保险……。
前几天，我看到新华社播发的一条消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５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农民失地、收入差距加大、就业、贫困、腐败等引发的七大社会问题困扰着中国的发展，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象，我不想列举出详细的数据和事实。
2、社会公正至少应该包括了四大内容，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记者：关于收入不平等问题，有这样一组数据，根据２００４年全国５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１０％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３２２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８倍；而最低１０％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９７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９％。
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９．５∶１，比去年同期９．１∶１有所扩大。
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呈扩大趋势。
我采访过的霍伊特对我说：“我知道这种不平等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令我吃惊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竟有如此之大。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难道经济增长真要以巨大的不平等作代价吗？邹恒甫：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茨涅兹（Kuznets）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型经验关系，他认为在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相伴随；然而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
最近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是哈佛大学的阿拉西拉（Alesina）和罗德里克（Rodrik）、帕森（Persson）和塔伯里尼（Tabellini）在1994年做出的。
他们利用政治经济理论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损害经济增长，他们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
然而我们在1998年的模型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完全可能促进增长，我们运用比他们更全面的数据证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
麻省理工学院的福布斯（Forbes）在2000年也得到了与我们相同的结论。
我们在2002年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可以出现库茨涅兹的倒U型关系，在一些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确实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
尹恒：普林斯顿大学的伯拉布（Benabou）教授总结了1992至1996间对这一问题的13个计量研究，其中9个结论是不平等损害经济增长，而其余4个则相反。
可见，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一致的关系，哈佛大学的巴罗教授甚至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相干的。
仅从加快经济增长率的角度，并不存在实施反对贫困、调节收入不平等政策的充分理由。
记者：以广大民众的角度而论，收入分配显著不平等的确是大多数人群难以接受的现实。
您是怎样认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的呢？您认为社会公正至少应该包括哪些内容？邹恒甫：即使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明显的影响，也绝不能说它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
经济增长只是手段，全体公民福利的增进才是社会的终极目标。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单纯经济总量上的扩张即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必须让位于内涵更为丰富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后者不仅包括经济质量的提高，全体公民的福利增进也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在福利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如何定义全体公民的福利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充满争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