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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昭君出塞”看我国西汉和亲政策的政治效益作者：张津嘉来源：《文存阅刊》2018年第03期摘要：西汉前后两百年，我国版图基本确定，民族基本形成，政治制度基本创建，学术思想基本奠定，这些成就都归因于当时较为合理的内外政策。
其中对外关系中较为关键的就是处理同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边疆草原军事帝国、周边各民族中最强大的民族——北方匈奴民族的关系，而“和亲”正是处理这一关系的基本方式。
其中“昭君出塞”是西汉众多和亲事件中的一件，但他产生的历史影响却和其他和亲不一样。
“昭君出塞”对西汉时期汉匈关系的改善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历来围绕着昭君出塞形成了丰富的文化价值。
文章从昭君出塞故事中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效益，并联系了我国的实际，提出一些自己的反思。
关键词：昭君出塞；和亲政策；现实基础；政治效益一、“昭君出塞”之史实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不断南侵，黄河流域汉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
汉武帝登位后，任命卫青、霍去病等几次大规模出征匈奴，匈奴损失惨重，畜牧业生产受到破坏，而迁徙至漠北之地，匈奴内部又发生分裂，力量进一步削弱，汉匈关系走向缓和，匈奴希望和汉和亲。
宣帝后期，呼韩邪单于在争位中得胜，但力量很弱，又被郅支单于战败，只有归附汉朝，才能转败为胜，于是要求到长安朝见宣帝。
王嫱也就是王昭君，这位出生在长江边秭归县的绝代美女，入宫为宫女后，生活孤寂悲凉，她正直刚强，不愿买通太监，因而无从得见皇帝。
单于求亲，她自请愿出行为阏氏。
她离别了繁华的中原大地，离别了父母家乡，孤身到达塞外的沙漠草原嫁给单于为妻。
她出嫁两年后，呼韩邪单于去世，她上书汉武帝要求回归汉朝，汉武帝令她“从俗”，她不得不按照匈奴的“父死，妻其后母”[1]的习俗，下嫁给呼韩邪的长子复株累单于为妻。
她在匈奴生了一男一女。
汉匈一直团结友好，和平相处，对汉匈两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和亲政策的政治效益在阶级社会，民族关系受着阶级关系的制约和影响。
汉、唐和亲政策再思考作者：张燕来源：《教育教学论坛》2013年第04期摘要：和亲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与外交手段，在汉、唐两朝被广泛使用。
但无论是汉、唐政权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并没有把和亲看做是维持宗主地位，或者为本国老百姓谋取安定生活的不二之策。
和亲政策只是带来了边境的一时安宁，并没有能使这种和谐相处的局面永久维持下去。
因此，对于和亲政策我们应充分尊重历史，辩证地、理性地去思考其历史作用。
关键词：汉朝；唐朝；和亲；再思考中图分类号：D63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4-0175-03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首领出于“为我所用”之目的所进行的联姻。
和亲既指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也包括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还包括一些具有和亲性质的跨境联姻。
[1]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把女人当做历史的弹簧，这是和亲政策的实质。
”[2]今天史学界一般采用范文澜先生的意见，认为秦汉以后，汉民族真正形成，而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匈奴、吐蕃族君主之间的和亲通婚，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两大民族的和亲通婚。
和亲必定要涉及婚姻的双方，两者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为达到各自的目的，以联姻为手段，形成一定的共识，从而促成和亲之事。
那么，汉、唐与其他政权的和亲行为，是否能换回自身想要的和平、安定？和亲双方是否能长期和睦相处呢？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与认识。
一、汉朝的和亲政策及反思汉朝的和亲政策始于西汉高祖时期，儒官刘敬是第一个提出和亲的人，他认为：“彼（匈奴）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
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3]据此推论，刘敬积极主张与匈奴和亲，以换得边境的安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元前199年，刘敬作为和亲大使代表西汉与匈奴冒顿单于结为兄弟，签订了“和亲协定”，此协定主要包括五项条款：一是汉朝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二是汉与匈奴划疆立界，并把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授予单于，长城以内的土地则仍归汉朝所有，约定双方互不侵扰，匈奴不准进入到长城以内，汉朝居民也不得到长城以北；三是“汉与匈奴约为兄弟”，双方成为兄弟之国，享有平等地位；四是汉朝“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而匈奴不再侵扰汉朝；五是双方进行一些“通关市”活动。
2021年6月第39卷第3期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JIAMUSI UNIVERSITYJun.,2021Vol.39No.3略论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曹苗苗（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济宁273100）［摘要］“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通用的一种处理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特殊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
而西汉王朝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和亲创始王朝，其和亲政策更能反映出最初的和亲政策对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影响，这对我们研究整个中国的和亲史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就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和亲的三个阶段来进行简单梳理。
［关键词］西汉;匈奴;和亲［中图分类号JK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882（2021）03-0141-04“和亲”，古时也称“和戎”“和蕃”，是古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与边疆少数民族或其他国家进行的一种政治联姻活动。
而这种政治目的一般都是封建君主为了免于战争而进行的两者之间的通婚。
这种联姻活动作为历朝统治者对边疆民族政策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国防政策。
它的存在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而西汉作为广义上和亲政策的创始时期，其和亲历史更有助于我们研究当时西汉政府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政策。
一、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西汉和亲政策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在王朝初期。
秦王朝末期社会动荡，大规模农民起义不断,为了镇压这些农民起义,秦王朝撤回了驻守在边疆北面的军队,使得北门大开，匈奴骑兵也因此重新进入了河套地区以内;楚汉战争期间，中原政局动荡，趁此时机,匈奴东侵西进，重新建立起了一个强盛的政权。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匈奴冒顿单于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州），与此同时，韩信在平城（今大同）起兵叛乱,并与匈奴勾结企图进攻龙城——太原，汉高祖刘邦亲率数十万大军迎击匈奴,大军行至平城因中匈奴诱敌之计，最后被困于白登山长达七天七夜，史称“白登之围”。
第14课 匈奴的兴起及与汉朝的和战 学习目标：通过本课的学习，了解匈奴的兴起和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所作的贡献，匈奴与两汉的关系，包括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和昭君出塞。
学习重点：冒顿统一蒙古草原和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是本课重点。
学习难点：正确理解当时的民族关系是本课的难点。
自主学习：（用15分钟的时间阅读课本，找出下列问题并记忆。
）1、 冒顿统一蒙古草原1. 匈奴的生活：匈奴族在 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迁徙。
2. 统一蒙古草原（1） 背景： ，中原战乱，无暇北顾，匈奴乘机发展势力。
（2） 时间：（3） 人物：（4） 结果： 统一了蒙古草原，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3. 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1） 畜牧业： 。
（2） 冶铸业： 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和军事。
（3） 农业：一些匈奴从汉族那里学会 ，开始 。
（4） 影响：匈奴势力不断壮大，进入鼎盛时期。
2、 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1） 原因：西汉初期，限于国力，不得不对匈奴实行“和亲”。
（2） “和亲”：把皇室子女作为公主，远嫁给单于为妻。
2. 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1） 条件: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开始对匈奴实行大规模的反击，夺取了 和地区。
（2） 时间：（3） 指挥者： 、（4） 地点：在 同匈奴主力相遇。
（5） 影响：经过 的沉重打击，匈奴无力再与西汉对抗，部分匈奴人开始 。
3、 昭君出塞1. 背景：公元前 世纪中期，匈奴分裂为几部，彼此攻杀不休。
其中一部的首领 向汉朝称臣，南迁到 附近，同西汉订立了和好盟约。
2、 昭君出塞： 时候，呼韩邪单于请求和亲。
宫女 自请前往。
3、 昭君出塞的意义：昭君出塞后，边境安定了较长一段时间。
呼韩邪单于和昭君，为汉匈的 和 做出了重大贡献。
* 东汉同匈奴的和战（1） 东汉时期，匈奴分裂为 两部。
（2） 向汉称臣，逐渐内迁。
（3） 北匈奴退居 ，控制 ，经常出兵攻打东汉的边境。
东汉先后派大将 、 率兵反击。
简述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和亲政策摘要：和亲作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特殊策略，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它对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掌握历代民族政策资料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所推行的和亲政策。
关键词：和亲政策；古代民族政策；联姻中图分类号：d63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175-02和亲，又可称和蕃，是指封建统治者将自己或宗室的女儿以和亲公主的身份嫁给藩属国或地位较低的“番邦”君主以示两国友好。
这种以政治为基础的姻亲并非单纯的婚姻关系，更多则体现为一种政治行为和羁縻政策。
和亲目的主要是双方中实力较强一方以和亲敷衍外族，使其不为害边疆；再则就是借以笼络外族，使其为我助力。
如此，一来可争取对方兵力，以壮自身实力翦灭外敌。
二则可以扩大政权统治基础。
而对于实力较弱一方，则视大国册封为正统，希望以和亲取得大国的扶植和册封，以此彰显对本地区统治的正统地位，并通过丰厚的赏赐及和亲公主的陪嫁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和亲之策始于汉代。
一、汉朝时期汉朝时期，汉高祖亲征匈奴，败于平城，匈奴势盛，“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1]。
高祖刘邦采纳了刘敬“和亲”的建议，“和亲”之策由此产生。
西汉和亲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嫁公主于匈奴单于为阏氏；第二，年奉絮、缯、酒、米等物；第三，汉匈约为兄弟，长城为界，以北“引弓”之民属单于管辖，南面“冠带之室”归汉帝统治；第四，遣善辩之士于匈奴讲礼，以宣汉人观念风俗习惯；第五，开“关市”，准汉匈往来经贸。
西汉王朝的和亲与匈奴5次，乌孙3次，鄯善、龟兹各1次。
汉匈和亲多是在汉弱匈奴强的形势下，汉为避战的权宜之计；汉武帝时期与乌孙和亲，则是为了与强大的政权联合，以断匈奴右臂；西汉末年汉元帝嫁王昭君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是为了处理分化、归附的民族，属于安抚性质。
西汉的和亲政策述评【摘要】西汉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几乎贯穿于西汉两百年历史，历经确立、不稳定、中断、重新确立、稳定、断绝，虽然曲折，但是历史的必然。
“和亲”政策对汉族和匈奴的融合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开启了西汉以后各朝代“和亲”的先河。
【关键词】西汉匈奴和亲民族融合和亲，又可称和蕃，是指我国古代社会中，君王将自己或宗室的女儿以和亲公主的身份嫁给藩属国或地位较低的“番邦”君主以示两国友好，它不同于一般的民间通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复杂的背景和目的，既是一种通婚形式，更是一种民族政策。
西汉的和亲政策始于汉高祖时期，其主要实施对象是当时北部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匈奴族。
从汉高祖开始执行这一政策到汉武帝对匈奴展开反击战争，这一政策实施了近70年。
在这一时期里，面对匈奴的多次侵扰，西汉政府无力反击，只能进行联姻，用亲戚关系以图对匈奴的南下形成一定的约束。
从这一点上看，西汉政府的和亲政策是一种被迫的形式，史学界历来对此褒贬不一。
在我看来，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下面我们将从他们各自的社会历史背景方面进行简单分析。
一、西汉和亲政策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我们从匈奴方面来讲。
匈奴是古代蒙古大漠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大部分生活在戈壁大漠，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移居漠北，因经常的自然灾害给其畜牧业生产与生活带来很大的祸害。
因而他总是力图向漠南扩展，希望取得其广阔肥沃的土地为牧场，并经常对中原地区进行掳掠和侵扰。
匈奴的崛起时期开始于冒顿单于的继位，冒顿单于继位后，开始对外扩张。
在大败东胡王之后，随即并吞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匈奴别部，居河套以南），并收复了蒙恬所夺的匈奴地及汉之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等郡县。
并对汉之燕、代等地进行侵掠。
向西进击月氏，老上单于继位后，大败并杀死了月氏王，迫使月氏向西域迁徙。
北方及西北一带的丁零、浑庾、屈射、鬲昆、薪犁等部族先后臣服于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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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引言 (1)一.西汉和亲政策的历史概述及相关史实 (1)（一）西汉早期进行和亲的历史背景 (1)1. 西汉初期国力衰微 (1)2.白登山之围 (2)(二）汉武帝以来的和亲政策 (2)1.汉武帝和亲政策的转变 (2)2.西汉后期匈奴主动求亲及昭君出塞 (3)二．西汉和亲政策的历史意义 (4)（一）西汉和亲政策对当时产生的影响 (4)1.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4)2.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4)（二）西汉和亲政策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5)1. 为后世进行和亲提供了范例 (5)2.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5)结论 (6)参考文献 (7)浅析西汉时期和亲政策【摘要】和亲，也称为“和戎”“和番”，主要是指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将公主或者其他宗族女子嫁到外族或者外国以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政治性联姻。
自古以来，各朝各代都不乏和亲的历史。
西汉时期，统治者也实行了和亲政策，对维护边疆稳定，促进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种以和为贵，包容互信的观念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启迪作用。
本文主要对西汉时期的和亲政策的历史概况以及实施的意义进行简单的梳理概括。
【关键词】西汉和亲政策社会稳定A Brief Analysis of the Pro-Western Han Dynasty Policy[Abstract] He and his relatives, also known as "He Rong" and "He Fan ", mainly refer to a political marriage in which the rulers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married the princess or other clan women to foreign countries or foreign countries for some purpose. Since ancient times, all dynasties and generations have no lack of history of harmony.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rulers also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f harmony,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frontier and promoting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mong the various nationalities. This concept of harmony, tolerance and mutual trust also enlightens us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olicy of harmon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Social stability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引言古代的和亲的一般是指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将公主或者其他宗族女子嫁到外族或者外国以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政治性联姻。
汉代的“和亲”政策：从屈辱的外嫁到国家制度西汉“和亲”政策自汉高祖刘邦起，延续整个西汉王朝，出嫁匈奴、西域的“公主”数十人，而史书记载最多、人们记忆最深的就是“昭君出塞”。
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了萧望之，他将西汉的“和亲”政策纳入了正常的轨道。
一、西汉初期的“和亲”有缺陷西汉政权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势力十分强大。
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率骑兵进入山西中部，占据了晋阳(今太原)。
次年，刘邦亲自率领32万步兵迎击匈奴，结果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陷入匈奴骑兵的重围，受困七天，经重贿匈奴阏氏才得突围。
刘邦感到自己实力虚弱，决定采纳刘敬(本名娄敬)的“和亲”之策。
《汉书·娄敬传》记载说，刘邦受挫于平城后，顾虑匈奴骑兵卷土重来，问于刘敬，刘敬献策说：“天下初定，士卒罢(疲)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
冒顿……未可以仁义说也。
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
……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
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抗)礼哉?可毋以以渐臣也。
”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只是因为吕后反对嫁长公主于匈奴，于是“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
刘敬的“甥婿关系论”决定了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即是汉廷把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与匈奴言和，维持友好关系，又送与大量绣、锦、絮、缯、酒等礼物，并与匈奴进行贸易。
这只能说是一种妥协政策，使双方矛盾在短时期获得暂时的和缓。
匈奴并未因西汉政府的妥协就收敛其进扰中原的气焰。
吕后执政时，冒顿竟写信与吕后，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
陛下独立，孤偾独居。
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如此侮辱，吕后也只能忍之，答以“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
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
弊邑无罪，宜在见赦。
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汉武帝时，“闻见”高、吕、文、景“四世”与匈奴交往关系的董仲舒对“和亲”政策有如下议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
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
”即是说，汉初“四世”的“和亲”之策，完全是以汉朝利益为前提的一时权宜之计，是变了花样的笼络和怀柔。
以这种“和亲观”作为发展民族关系的主导思想，基础当然是不牢固的。
所以，翻开史书，“绝和亲”、“扰中原”这样的字眼在“和亲”政策实行几十年后仍不断出现，汉匈边境危机不断。
汉武帝虽然依靠强力打败了匈奴，但并不能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反而造成“国用不足”，于是“悔征戍”，提出“轮台诏令”，务农力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如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问题，重新提到了西汉朝廷的议事日程上。
二、萧望之其人据《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世代以田为业。
萧望之自小好学，受业于名儒学者，是京师有名的儒生。
汉昭帝年幼，霍光与桑弘羊等辅政。
霍光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和异己势力作殊死的斗争，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意防范，凡要见他者均须经过搜身检查。
萧望之是京中名儒，亦曾因推荐受到霍光召见，进门时，门卫强制脱衣搜查。
他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对霍光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
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
”这种傲霜风骨，不为霍光所容。
萧望之报国无门，便心安理得地去看守城门以为生计。
曾受霍光搜身之辱而得官的王仲翁来劝他屈从搜身之辱以求得官职，萧望之明确表示拒绝，并说“各从其志”。
后在民间多年的刘询即位，是为宣帝。
他在民间即闻萧望之大名，萧望之始得任用。
无论在不在官位上，萧望之都以忧国忧民的炽热感情，关注着西汉的政治经济形势。
他反复向当政者阐述“朝无诤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的观点，力谏朝廷应该动员贤者议政，以“立公道，塞奸邪”；主张废除官吏与民争利的弊端，因为“加海租，鱼不出”，“官尝自渔，海鱼不出”。
他力数宦官集团专权之弊，力诤朝廷不能让宦官专权。
而萧望之最值得历史记载的，便是他对处理民族关系的见解与行事。
三、萧望之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策略自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匈奴已不能再对汉朝构成威胁。
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有诏书说：“往者匈奴数为边寇，百姓被其害。
朕承至尊，未能绥定匈奴。
虚闾权渠单于……病死，右贤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虚闾权渠单于子为呼韩邪单于，击杀屠耆堂。
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十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此时，朝廷议者多认为“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
而时任御史的萧望之，在这个事关匈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力排众议，宣称：春秋晋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
前单于(指虚闾权渠)慕化乡(向)善称弟(悌)，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
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
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
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汉朝)之仁义。
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
汉宣帝对关于是乘匈奴“其坏乱举兵灭之”还是“救其灾患”的两种对立观点，反复权衡，采纳了萧望之建议，“竟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
萧望之不仅主张要对匈奴“救其灾患”，助之“定其国”，还主张要以平等相待。
呼韩邪单于复国后，到汉廷来感谢，众公卿议其接待规格，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
萧望之又一次力排众议，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
外夷稽首称藩，中国(汉朝)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享之福也。
《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叛臣。
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
萧望之关于汉朝应对其他民族平等相待的观点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诚如他所说：各民族是汉朝之外的独立体，汉朝法度难以约束单于，所以就不能视他们为汉朝的臣属，自然也就不能以汉臣相待，应尊单于地位在汉朝的诸侯及诸王之上，即匈奴单于和汉朝皇帝地位平等。
就是“外夷稽首称藩”、“称臣”，汉朝也应谦让而不应待之为汉臣。
匈奴后嗣不来朝觐，也不能算叛臣。
这样相处下去，汉朝的德与信必然影响天下人，那将是造福无穷的“万世之长策”。
汉宣帝又一次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下诏说：“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为政。
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
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廷觐见汉宣帝。
汉宣帝认为这是“自古未之有也”的举国大事，在事前做了周密的接待准备。
《汉书》记载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
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穀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汉朝接待呼韩邪单于的礼仪超出了他的想像，尤其是承认他掌有印文为“匈奴单于玺”的黄金玺，“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
汉朝的印玺制度，只有皇帝皇后诸王侯为金质，由此表明汉宣帝的民族平等联合的立足点是十分坚定和开明的。
这是汉匈两族关系的根本转变，由敌对而变为和平友好。
由于汉朝待呼韩邪单于以平等友好，所以在此之后仍在漠北的“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以示友好，“汉遇之甚厚”。
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
汉匈边境实现了真正的和平。
《汉书》记载说，汉宣帝去世后，汉元帝主政，汉匈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
汉朝边将韩昌、张猛和呼韩邪甚至登诺水东山歃血结盟：“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
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
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
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
”四、萧望之处理汉匈关系策略的影响正是在萧望之关于汉匈关系处理策略的影响下，汉朝的边患问题才真正获得了解决。
元帝时，郅支单于西入康居，被击杀，匈奴全归呼韩邪单于统治，汉族与匈奴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交换各种产品。
汉文化和汉族人民的生产技术如计算方法、穿井、机械、修筑房舍等相继传入匈奴，促进了匈奴族生产和生活的进步。
匈奴的良马和养马方法也传给了汉族，密切了匈奴与汉的关系。
《汉书·匈奴传》盛赞当时是“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正是在汉匈两族已经和平友好的情况下，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朝廷)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
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
”由此可知，王昭君的“出塞”并非如某些书中所说其“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汉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
她是在和平局面已经奠定近二十年的前提下成行的。
她出塞的意义在于使汉匈两族之间已经存在的和平友好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和平友好期间的“出塞”，不是贿赂，不是屈辱，而是加强友好，所以，王昭君就能发挥出比其他“和亲”者更不一样的效果。
她在当地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和记载。
她确实为加强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汉代的“和亲”女纵然有数十人，而人们最记得的还是王昭君。
萧望之的平等交往的民族政策，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汉宣帝承认并亲自授于匈奴单于掌“与天子同”的黄金玺，此后各帝，无不子承父业，继承这个制度。
而到了西汉末期，篡了权的王莽企图改匈奴为“恭奴”，把玺改为“章”，匈奴子孙认为这“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
王莽对匈奴政治歧视显而易见，于是汉匈边塞又有“乱起”。
幸得王昭君与呼韩邪的后代，奔走南北，进行了不懈的政治斡旋，才弥合了这一民族关系的裂痕。
这亦证明，只有按萧望之的设想，匈奴单于和汉朝皇帝以平等相待的友好关系，作为双方恪守的政治制度并坚持下去，才是边境和平、人民友好的万世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