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西部佛教壁画中的降魔变与西域美术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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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壁画与(西方)基督教壁画艺术比较研究第三章中国佛教壁画与基督教壁画题材之比较中国佛教壁画与基督教壁画因为在其地域之内的文化根源不同,所以它们所呈现的题材也是不同的。
因为壁画是根据它们各自一定的文化内涵而来的。
又因为它们的文化根源,这些宗教的题材在整体壁画中的比例也是有所不同的,在不同的时期,这些题材又大不一样。
(以下两个节写4000字)一、神像类题材1、神像类题材的作用与所占比例神像对于我国的文化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佛教对我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佛教思想无可异议属于唯心主义体系。
但它对于“我”、“心”、“性”、“气”等关于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认识过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方面的思辨,对哲学思想的发展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同时,对唯心主义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作了评价。
他指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
佛教中关于“空有”、“生灭”“轮回”等都是辩证法中的宝贵遗产。
在中外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中,佛学成为我国该时期哲学主要思想潮流之一。
佛教思想被儒家和道家吸收后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三教合一”的局面,以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宋明理学的兴盛。
二、对我国科学发展的影响随着佛教传播的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以及健身术。
佛教美术约公元前4世纪产生于印度,约公元1世纪出现,以后由北路发展到中亚、中国、朝鲜和日本,由南路遍及斯里兰卡和东南亚,成为东方古代美术的主流。
佛教艺术中,佛教美术在建筑上主要是寺、塔,在雕塑上主要是佛像及其以下诸尊,在绘画上主要是佛、菩萨、罗汉的单身画和以佛说法为中心的众多形象组合──说法图、佛传图、本生图、佛位变相、佛教故事、水陆画、杂画和供养人图像,在工艺美术上是各种佛具。
由于佛教重视造像,所以在中国又被称为像教。
壁画是石窟的要组成部分,在敦煌石窟里有数以万计的壁画,精美绝伦,是民族壁画艺术的宝库。
西藏寺院壁画与西方教堂壁画艺术之比较所有艺术形式的诞生和发展都不能脱离其社会历史背景,一切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信仰有关。
时代赋予创作的主导思想,在西藏寺院壁画艺术和西方教堂壁画发展史上都有充分的体现。
随着欧洲政局的变化,约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基督教广泛传播,在宗教神权领导下,多种形式的基督教美术取代了传统的古希腊罗马艺术,直至重振具有古典艺术精神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发展才得以稳定持续。
中世纪各国家的美术创作有着不同的宗教色彩,“它们既以主导性的宗教与神权因素相互,又以某种独立的艺术品格而自为存在,展现出中世纪宗教美术的不同侧面。
”①而西藏地区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完整形成是始自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后,青藏高原开始大兴佛教文化,西藏在度过了9世纪灭佛风波之后,11世纪的后宏期佛教再度兴旺,为了寺院的建设和翻新,大量尼泊尔及本地的画师投入壁画工作,西藏本地画师在吸收了周边国家及中原地区的绘画技巧后,逐渐形成了具有藏传佛教艺术特色的绘画形式。
此后500年间,西藏地区绘画艺术的各个风格流派争相竞艳,经典的壁画创作层出不穷。
西藏寺庙佛教壁画追求规范比例,尊重传承,并具有哲学审美观,严格的仪轨教义,形式上注重线条的流畅与纤细,技法上注重色彩过渡的完美。
这与西方的宗教壁画大有不同,他们尊重客观现实,重视人体的生态美,以真实的人或物当模特,自由、形象地刻画着活灵活现的神。
西藏地区11—17世纪的壁画艺术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壁画艺术的比较,其发展的过渡和宗教绘画史中的价值及地位都是极其相似与重要的,对宗教美术的形态发展都有着突出的成就与贡献。
这是两个不同的地域种族、社会经济及文化背景下生成的艺术。
下面就其两种壁画的艺术形式,分别阐述它们的异同。
一、表现内容方面图1,《基督被捕》无论是佛教壁画还是基督教壁画,其内容都是为宣传宗教教义,题材多为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及宗教装饰图案。
中世纪是基督教艺术时期,其表现内容主要包括大量的圣经故事和神话人物,用来宣扬教义、规劝教徒服从基督。
西藏西部佛教壁画中的降魔变与西域美术的比较研究一所谓降魔成道,表现的是释迦成佛过程中,面对各种邪魔的威逼利诱而毫不为之所动,并向大地伸手,请大地作证,最后终于降服魔军的故事。
在敦煌石窟遗书的《破魔变文》中,曾记载了这一故事。
(注:敦煌石窟遗书,《敦煌变文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西藏流行的降魔变文与汉地文献所述基本情节相同,但也有地域特点,在西藏佛教高僧布顿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中专述有“降魔成佛事业”一节,可视为西藏佛教壁画中这一题材的蓝本。
为了便于与考古材料进行对比,兹摘录于下:菩萨复念我今成佛不可不令众魔知道,于是从眉间放出名为摧毁魔坛的光明,遍照一切魔宫,令其摇撼,顿成黑暗……那时,罪恶魔王(有人说即“他化自在天王”)在其梦中,见住处普遍黑暗等三十二种梦相。
魔王即时传知他的魔属等。
魔王子“妙音商主”虽作劝阻而无效。
于是所有药叉鸠磐荼、魔候罗伽及罗刹,食肉鬼众并魔属,齐来显现极恶相。
菩萨虽见许多凶残极恶形相,但仍如偈句所说“释迦太子证诸法,依缘所生无实性,心如虚空泰然住,虽见魔军亦不迷”。
于是魔王从右方命令一切迷人悦意的魔女,从左边发起一切令人可怖的魔类向菩萨进攻,所有魔军射向菩萨的各种军器,不仅未伤害菩萨,而且变成花朵。
于是魔王对菩萨说道:“以你这点福德,怎能获得解脱?”菩萨道:“你因作了一次‘无遮供施’而所感福果,而获得‘他化自在天王’。
我作了许多次的‘无遮供施’”。
魔王说道:“往昔我作唯一施,虽无计册有你证,今你于此无证者,徒说无益你已负。
”菩萨说道:“这大地是我的作证者。
”一面用右手压地,一面作偈道:“众生住处是此地,动静平等无爱憎,此地作证我无诳,对此汝须作我证。
”说偈已毕,大地顿起六种震动,此时,“地坚母”即从金刚际的地缝中现出半身,合掌对佛说道:“如世尊所说真实不误,我亲见此。
世尊即成为人天大众世间之作证者”……这时魔王心中很不安然,便从自己的魔女中挑选妖艳媚巧的,遣去迷惑菩萨。
中西方壁画艺术比较研究——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与意大利湿
壁画为例
卞一涵
【期刊名称】《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2(38)2
【摘要】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集建筑、绘画、雕塑于一体,在继承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吸收并融合西域的表现手法,发展成为中国民族风格的佛教艺术品,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历程的典型缩影。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壁画艺术的鼎盛时期。
随着新材料新技术带来的新成就,以及艺术家们不断的探索和创作,壁画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并产生了许多传世珍宝。
以敦煌莫高窟壁画和意大利湿壁画为例,从材料技法、艺术表现形态等方面比较研究,探讨中西方壁画的美学内涵。
同时,结合“一带一路”发展前景,总结中西方绘画艺术的差异性和趋同性。
【总页数】5页(P27-30)
【作者】卞一涵
【作者单位】罗马美术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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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克孜尔石窟壁画对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借鉴意义克孜尔石窟是中国著名的佛教石窟之一,位于新疆吐鲁番市的克孜尔乡克孜尔村。
该石窟于公元3至14世纪之间,历经了多个朝代的兴盛与沉寂,其壁画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而闻名于世。
现代工笔人物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分支之一,其绘制人物形象的细腻笔触和强烈的写实性,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艺术特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深入研究克孜尔石窟壁画对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借鉴意义,可为现代绘画创作提供新的启示和感悟。
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绘制手法对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以线条勾勒人物形象,并运用淡彩进行填充,形成了典雅细腻的画面效果。
这种手法在当代工笔人物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画家可通过运用细腻的笔触勾勒人物的外貌特征和神情表达,以及运用淡彩进行色彩的渲染和提亮,使作品更具观赏性和审美魅力。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所表现的人物形象及其服饰风格,对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借鉴资源。
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多为佛教僧侣、信徒及世俗人士,他们的服饰造型、发型以及装饰品等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文化特色。
对于当代工笔人物画而言,借鉴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装饰,可以为创作注入新的元素和灵感,丰富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内涵。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构图和布局方式,对当代工笔人物画的构图设计也有一定的启示。
克孜尔石窟的壁画通常采用多视角、多层次的构图方式,以展示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场景的空间感。
对于当代工笔人物画而言,借鉴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构图手法,可以使作品更具层次感和立体感,增强观赏者对作品的沉浸感和艺术享受。
克孜尔石窟壁画对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借鉴意义不可忽视。
通过深入研究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可以为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提供新的灵感和触动,使其更富有创意和艺术性。
对于艺术家和绘画爱好者而言,了解和借鉴克孜尔石窟壁画,并将其融入到当代工笔人物画中,可以为绘画艺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新的思维。
10海外文摘0 引言龟兹地处中亚腹地塔里木盆地北缘,唐朝张骞出使西域,龟兹地区开始成为丝绸之路的北道重镇,而后又成为连接北道和中道的必经之地,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唯一的交汇之处。
而龟兹的文化遗存则以表现公元3-14世纪佛教艺术的克孜尔石窟最为著名。
克孜尔石窟作为地处中国最西的一处佛教石窟群,其石窟壁画既受到了印度、中亚地区的绘画影响,也受到了中原地区绘画的影响。
这些石窟建筑群和石窟壁画虽然历经沧桑、丹青斑驳,但是其艺术表现手法和审美价值对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创作仍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将立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并结合当代工笔画创作现状进行浅显的分析以汲取养分,以帮助自身在日后的工笔人物画创作中取得进步。
1 构图形式从构图形式上来看,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很多精彩的布局,其中的巧妙处理及主次关系的处理都让人瞠目结舌。
如克孜尔石窟205窟中阿阇世王及周围壁画(图1)。
这幅作品描绘的是阿阇世王观图闷绝和阿阇世王澡灌苏醒两个片段场景。
阿阇世王父母听信占卜,将刚出生的阿阇世王丢弃,但其受伤未死。
长大后心生怨念结交恶友,毒害父母,最后因作恶多端致使遍生恶疮。
后来有幸得到佛陀指点,说破因缘,阿阇世王昄依佛门,变得慈悲英明。
佛陀涅槃,迦叶担心阿阇世王听此消息会哀痛晕死,便让人绘制了一副“佛传图”,讲述世尊一生的事迹,并预先准备装满生酥檀香水的澡灌。
阿阇世王观看图画,明了世尊入灭因果,依旧悲痛晕厥。
大臣依照迦叶的吩咐,将阿阇世王浸泡在药罐中抢救,才使他得以苏醒。
后来阿阇世王将佛教发展壮大。
画面中“阿阇世王”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画面左边观看“佛传图”的情景;另一次是阿阇世王泡在药罐之中,双手高举,悲痛无比。
大臣在前面展开一幅布画,布画中是佛传说中最重要的四个场景——树下诞生、降魔、鹿野苑初转法轮、涅槃。
显然这是一个画中有画的故事。
如此多的故事情节、如此大的画面阵容,都井然有序地布置在画面之中,并且有虚有实、有重点和次重点:为了区别于阿阇世王的世界,画家有意将大臣手中的“佛传图”处浅析克孜尔石窟壁画对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借鉴意义王天瑜(湖北美术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摘要:克孜尔石窟作为公元3世纪至9世纪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文化遗迹,不仅展现了佛教文化交流、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为丝绸之路下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历史演变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路与资料。
区域治理综合信息藏族佛画艺术对汉族美术的吸收与借鉴李晋梅四川省自贡市文化艺术院,四川 自贡 643000摘要: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对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汉族文化与藏族文化之间的发展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其次,阐述了藏族佛画艺术对汉族美术的吸收与借鉴,从而促进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吸收。
关键词:藏族佛画艺术;汉族美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拥有56个不同的民族,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56个民族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
在56个民族文化中藏族文化是其中民族特征最为明显的一种特色文化,且其流传历史较为悠久。
藏族的主要发源地就是我国的青藏高原,自古以来,藏族就一直繁衍生息在此地,随着历史的不断演变,各个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与交流,相互之间互相融合发展,建立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受到政治因素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汉族文化与藏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有微妙的发展,二者之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民族艺术之间的交流也随之共同发展,藏族的佛画艺术通过不断地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了解,创新自身的绘画技巧以及绘画内涵,从而形成更具特色的藏族佛画艺术。
一、汉族文化与藏族文化之间的发展历史背景从以往的藏族文化发展历史进程来看,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藏族文化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融合与吸收,不仅仅丰富了藏族文化的内涵,还完善了藏族文化的结构,为藏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上来看,同藏族交流最多的民族就是汉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一直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且文化发展具有多元化,因此,藏族文化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吸引,不断地吸收融合汉族文化的内涵,使得藏族文化受到了汉族文化较为久远的影响。
在我国唐代时期,吐蕃与唐朝进行了政治性的联姻,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两个民族往来的标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联姻就是文成公主与金成公主的联姻,都对汉族与藏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位公主进藏之后,不仅带去了富有中原特色的嫁妆,还对藏族当地人民传播汉族的文化艺术,促进了汉族文化与藏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1]。
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研究【摘要】本文主要围绕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展开研究,通过分析其形式、特点和影响因素,探讨文物保护与传承的问题。
研究方法和技术方面将进行详细探讨,为研究提供具体实践指导。
结论部分将对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通过对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研究、形式、特点、影响因素、文物保护、传承、研究方法、技术、总结、展望、成果。
1. 引言1.1 研究背景在河西走廊地区,存在着丰富的藏传佛教美术遗存,这些遗存承载着古代文化的瑰宝和历史的传承。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这些珍贵的文物面临着严重的破坏和消失的风险。
对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河西走廊地区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在这片土地上,藏传佛教在唐朝时期传入,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
这些艺术作品不仅展现了古代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通过对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历程,为今后的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通过对遗存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可以揭示出更多宝贵的历史信息,为文物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和技术指导。
这也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古代宗教艺术的认识和理解,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和研究。
1.2 研究意义藏传佛教美术在河西走廊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积淀,是中国古代宗教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些遗存可以揭示河西走廊地区在古代的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特点,有助于理解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通过研究这些遗存,可以促进中国古代艺术史、宗教史等学科领域的发展,对于完善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中西方宗教美术比较研究王万成【期刊名称】《通化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33)005【摘要】中西方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宗教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宗教美术,中国以佛教美术为主,西方则主要是基督教美术。
中西方宗教美术在历史作用、题材内容以及表现形式等存在诸多相异之处。
而正是这种差异。
为中西方宗教美术互相促进、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Different forms of religious fine arts come into being because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main form of Chinese fine arts is Buddhist fine arts but that of the West is Christian fine arts.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us fine arts exist many differences in historical roles, subject matter and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these differences provid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us fine arts' mutual promotion and learning, as well as common development.【总页数】3页(P41-43)【作者】王万成【作者单位】通化师范学院美术系,吉林通化134002 延边大学美术学院,吉林延边133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19【相关文献】1.中西方美术教育比较研究与作品对比欣赏——评《美术教学理论与作品欣赏》[J], 章释文;张文静2.论宗教教诲在罪犯改造中的效果及启示--以中西方监狱宗教教诲比较为视角[J], 仲崇森3.论中西方法律文化的相似性——《法律与宗教》与《论语》的比较研究 [J], 吴斌4.中西方财政制度的共通性和特殊性比较研究——《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评介 [J], 张丽恒5.中西方宗教音乐教化的对比研究——以孔子礼乐教化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为例[J], 王联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西藏西部佛教壁画中的降魔变与西域美术
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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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降魔成道,表现的是释迦成佛过程中,面对各种邪魔的威逼利诱而毫不为之所动,并向大地伸手,请大地作证,最后终于降服魔军的故事。
在敦煌石窟遗书的《破魔变文》中,曾记载了这一故事。
(注:敦煌石窟遗书P.2187,《敦煌变文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西藏流行的降魔变文与汉地文献所述基本情节相同,但也有地域特点,在西藏佛教高僧布顿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中专述有“降魔成佛事业”一节,可视为西藏佛教壁画中这一题材的蓝本。
为了便于与考古材料进行对比,兹摘录于下:
菩萨复念我今成佛不可不令众魔知道,于是从眉间放出名为摧毁魔坛的光明,遍照一切魔宫,令其摇撼,顿成黑暗……那时,罪恶魔王(有人说即“他化自在天王”)在其梦中,见住处普遍黑暗等三十二种梦相。
魔王即时传知他的魔属等。
魔王子“妙音商主”虽作劝阻而无效。
于是所有药叉鸠磐荼、魔候罗伽及罗刹,食肉鬼众并魔属,齐来显现极恶相。
菩萨虽见许多凶残极恶形相,但仍如偈句所说“释
迦太子证诸法,依缘所生无实性,心如虚空泰然住,虽见魔军亦不迷”。
于是魔王从右方命令一切迷人悦意的魔女,从左边发起一切令人可怖的魔类向菩萨进攻,所有魔军射向菩萨的各种军器,不仅未伤害菩萨,而且变成花朵。
于是魔王对菩萨说道:“以你这点福德,怎能获得解脱?”菩萨道:“你因作了一次‘无遮供施’而所感福果,而获得‘他化自在天王’。
我作了许多次的‘无遮供施’”。
魔王说道:“往昔我作唯一施,虽无计册有你证,今你于此无证者,徒说无益你已负。
”菩萨说道:“这大地是我的作证者。
”一面用右手压地,一面作偈道:“众生住处是此地,动静平等无爱憎,此地作证我无诳,对此汝须作我证。
”说偈已毕,大地顿起六种震动,此时,“地坚母”即从金刚际的地缝中现出半身,合掌对佛说道:“如世尊所说真实不误,我亲见此。
世尊即成为人天大众世间之作证者”……这时魔王心中很不安然,便从自己的魔女中挑选妖艳媚巧的,遣去迷惑菩萨。
她们施展出三十二种媚术迷惑菩萨,菩萨心里不动。
魔王心中更感不乐……魔军复抛掷各种军器,现出各种幻变也未能得到丝毫损害菩萨的机会。
魔军阵败溃散,时过七天,也没有聚合得拢来。
遂之许多魔类也生起了趣向菩提的心。
……于是佛在一七天里,未解开跏趺坐,双目注视菩提树王。
在二七天里行遍三千大千世界。
在三七天里,佛说:“我今于此超出苦边际。
”说毕,一心注视广大地方(即指菩萨道场)。
在四七天里,佛作东西间的短程游行,魔王请佛入涅般,佛允以所应度者都得度后,方入涅般。
魔王听说,心中忧恼,遂遣其魔女“喜女”等来到佛前,
佛即令她们变作老妪。
(注: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6页。
)
表现这一佛传故事的图像,最初源出于印度。
公元3~6世纪,印度、中印度一带如马土腊、撒尔纳特,南印度的阿马拉瓦提、龙树穴,西印度的阿旃陀等地的佛教石刻中,降魔成道的图像流传甚广。
据研究,印度最初出现的降魔图中,主要人物除释迦之外,重点放在表现魔王与魔女。
魔王头戴华丽的宝冠,手持弓箭,而三魔女则被忠实地表现为极富肉感的女神,其他的异形魔鬼则往往被省略。
(注:参见〔日〕宫治昭:《敦煌美术与犍陀罗印度美术》,顾红译,《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
)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也出现有许多表现降魔的石刻浮雕,大部分都是武装的魔王及其随从向释迦攻击,其他的各类魔众虽然出现不多,但也有所表现。
如福利美术馆所藏降魔图上,表现的众魔多为猪头、象头、羊头、狮子头、猿人等兽头人身相结合的魔众,此外,还有手持毒蛇的人物、骆驼以及身着斑点的大象。
(注:J.M.Rosenfield,TheDynast-icArtsofthekushans,1967,PL.81;A.Lip petheFreerIndianSc-ulptures,1970,PL.11。
)另在拉赫尔博物馆中也收藏有降魔图的浮雕石刻残片,上面的魔众牙齿外露,尖耳尖舌,大嘴锐牙,裂额披发,有的以动物的骨骼、五官与人面相互组合在一起,有的魔怪还是双面,还有的鼓腹,或胸上出一面,给人以十分强烈的怪异之感。
(注:I.LyonsandH.Ingholt,opcit,No.64;H.Hargreaves,TheBoddhaStor
yinStone,Calcutta.
1924,P1,XIX.)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降魔图是印度桑奇第一塔第二横梁内面的雕刻,其左端为“菩提树下圣坛”,象征性地表现了释迦成道,其中央偏左,是坐在椅子上的魔王,他的身后,在横梁的右半,雕出魔众,形态各异。
不同于犍陀罗艺术之处在于这里不见犍陀罗雕刻中那样怪异的兽面,而是以夸张的五官来表现人面形象,其造形特点为面大脸圆,张目蒜鼻,鼓腹短腿。
有学者认为,这种形象的魔怪之原形,很可能是来源于古代印度的丰饶之神——夜叉,类似的图像还见于贵霜王朝时期的马土腊以及芨多王朝的撒尔纳特,其中的魔众都被塑造成这种圆脸鼓腹、短腿侏儒的夜叉,如阿旃陀第1号窟的天井壁画中,位于释迦两侧上方的魔众仍然是这类夜叉形的矮人。
在阿旃陀第26号窟浮雕降魔成道图中,画面的上方也有拥挤在一起的众魔,他们的头部有猪、狮、驴(?)等兽头,面出腹部,均为短腿的侏儒形象,这种形象被认为是犍陀罗艺术中的兽面人身像与印度美术中的侏儒夜叉形象相互吸收融合的结果(图一)。
(注:参见〔日〕宫治昭:《敦煌美术与犍陀罗印度美术》,顾红译,《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第197页。
)
附图
随着佛教艺术的东传,中国石窟壁画与造像中也出现降魔成道图。
新疆龟兹石窟中的库木吐喇第14号窟窟顶,便绘有降魔的场面:释迦居于中央,作凝思苦想状,周围是形象丑陋的众魔;(注:韩翔、
朱英荣:《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图版41。
)另在克孜尔石窟第38号窟的窟顶,也绘有降魔图。
“一颗树下,一个人坐在方座上,紧闭双眼和嘴,赤裸上身,下身著裙,两旁各有一个全身蓝色的妖魔。
这似乎是说佛在修道时,魔军前来袭击他的事迹”。
(注: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页,图版41。
)此外,当年德国人曾在克孜尔的“孔雀洞”(今第76号窟)中也曾剥走过一幅降魔图,发表于《古代库车》(《ALT-KUTSCHA》)一书中,据载其画面比较清晰:佛居中结跏趺坐,作苦修状,其右侧为体态丰腴而神情轻佻的三魔女,其左侧则为三个“头白面皱,齿落垂涎,肉销骨立,腹大如鼓”的丑婆,当是三魔女所化(图二)。
(注:参见吴焯:《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问题初探》,《中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
附图
敦煌石窟早期洞窟的佛传图中,降魔成道图也是其中重要的题材。
在北魏时期的第254、263、260等窟以及北周时代的第428窟中,都有降魔图出现。
(注: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编:《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4《敦煌壁画》上,图版20/21/22/123,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
第254窟在窟内的南壁绘有降魔图,画面的中央为佛陀结伽趺坐于方形台座之上,右手下垂作触地印,周围则绘有数层魔众,面对佛陀的左下方,是身着铠甲、拔箭欲出的魔王,魔王身后的人物作制止状,画面左边有三人,右边有二人,台座前也有二人,左下二人合
掌,台座前二人跪地叩头(图三)。
按照佛经的记载,当魔王使用武力威逼释迦未能得逞后,便又生出一计,派出三位魔女(《过去现在因果经》载为魔王的三个女儿染欲、能悦人、可爱乐)去释迦身前以美貌媚态加以诱惑,故在画面右下方,面有头戴冠饰、向释迦施媚献妖的三魔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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