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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专家点评2009年劳动维权典型案例维权意识增强劳动争议案“井喷”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9年1月至11月，人民法院共审结劳动争议一审案件257630件，同比上升16.82%。
25万余起案件中，深圳百余农民工遭遇尘肺门、杭州女工讨薪被打、52个淘金农民工异国落难……一起起维权事件，令人难以忘怀。
权威数据与一幕幕维权真实案例，碰撞、交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黎建飞脑海中闪出两个大字：“井喷！”认真分析过2009年的典型劳动争议案件后，黎建飞总的感受是，“尽管劳动维权大热，但案件‘井喷’只是暂时现象，随着相关用工法律的完善和日益规范，案件数必将随之减少。
”百余农民工遭遇尘肺门职业病认定法规亟待修改★案情★深圳百余农民工遭遇尘肺门，他们的遭遇令人心酸：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便在深圳的各大建筑工地从事孔洞爆破工作，至今已有10多年。
由于长期吸入大量粉尘，多人经普通医院检查被疑患有尘肺病，但职业病医院却拒绝给他们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原因是他们没有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也不给他们出具职业病检查委托书。
☆点评☆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认定而不能并非孤立现象，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近来发生的“开胸验肺”等事件无不表明，职业病认定法规亟待修改完善。
由于职业病多有长期接触、长期潜伏、缓慢发病、病程较长的特点，当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患有职业病时，用人单位可能已经消失了。
此时，申请职业病认定的劳动者根本就找不到用人单位，也根本就不可能提供法律规定的材料，申请人的职业病认定也就完全没有可能性了。
深圳职业病防治医院要求只有用人单位出具证明才能将工人目前的病症认定为职业病，正如有评论所说，“让用人单位自证其罪，难道不是很荒唐吗？”面对劳动者此时雪上加霜般的无助与无望，现行的职业病认定法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修改完善职业病认定的相关法规是必要而且紧迫的。
完善这个制度，法律要在两个方面下工夫：第一，应当取消必须有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盖章证明存在劳动关系这样一个已经过时的、从根本上就不合理的不公平规定。
劳务派遣工资争议案例劳务派遣工资争议案例案例时间：2009年至2010年案例地点：中国上海市事件背景和细节：2009年，上海市一家大型制造业企业A公司在生产高科技设备时，为了满足生产需求，决定采取劳务派遣的方式雇佣了一批劳务工人。
公司通过与劳务派遣公司B签订了一份合同，由劳务派遣公司负责招募工人以及发放工资。
根据合同约定，B公司每月向A公司收取工人的工资，而B公司根据劳务派遣协议的约定，只向工人发放其原有工资的70%，其余30%作为中介费。
然而，从2009年起，A公司开始降低与工人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金额，导致劳务工人的工资明显减少。
许多劳务工人纷纷向劳务派遣公司B提出抗议，并要求支付按照原合同约定的工资。
1、事件一：2009年7月一名劳务工人王某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现，B公司发放给他的工资明显少于之前的水平。
他向B公司的负责人张某提出了疑问，要求给予解释。
然而，张某表示这是由于A公司降低了派遣费用所造成的，而B公司无权干涉。
王某对此表示不满，并寻求劳动法律援助。
2、事件二：2010年3月一些劳务工人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维权小组，打算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
他们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纠纷仲裁申请，要求劳务派遣公司B支付按照原合同约定的未支付工资。
3、事件三：2010年5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工人的申请，并要求劳务派遣公司B出庭答辩。
在庭审中，B公司陈述了A公司降低派遣费用的原因，并表示他们无法支付工人更高的工资。
然而，工人代表提出了原始合同的证据，证明B公司与A公司签订了不得降低工资的约定。
律师的点评：在这个案例中，劳务派遣公司B违反了原始劳务合同的约定，并未按照协议向劳务工人支付工资。
根据中国劳动法的规定，劳务派遣公司作为劳动用工单位，应该保障为其工作的劳务工人享有相应的劳动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劳务工人有权要求支付按照原合同约定的工资。
劳务派遣公司B以A公司降低派遣费用为由拒绝支付工资，这并不是合理的解释。
2009年十大劳动争议案件点评一、1月，上海：挂靠关系、承包关系劳动争议案案情回放：赵某于2004年12月受耿女士的雇用担任车辆押运员，由耿女士每月发放劳动报酬。
耿女士的车辆挂靠于上海市南汇区某运输公司，2007年4月底，赵先生被耿女士辞退。
赵先生于2008年11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车辆挂靠公司（南汇区某运输公司）的劳动关系，并为其补缴小城镇社会保险费，赔偿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会以赵先生的请求事项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赵先生遂诉至法院要求解决。
在法庭上，赵先生认为，耿女士将运输车辆挂靠于运输公司，故自己与运输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
因运输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双方也未签订劳动合同，为此提起诉讼，要求运输公司为其补缴2004年12月1日至2007年4月30日期间的小城镇社会保险费，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000元。
运输公司则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赵先生是与耿女士签订的协议，不清楚赵先生是否为耿女士打工，即便赵先生押运过挂靠在公司的车辆，也不能说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要求驳回赵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赵先生与运输公司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且赵先生也不在运输公司工作，运输公司也未支付给赵先生劳动报酬，故赵先生不受运输公司管理、约束、支配，与运输公司没有身份隶属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赵先生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月对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驳回赵先生的诉讼请求。
点评：本案是一起劳动关系认定案件。
挂靠关系、承包关系中的雇佣关系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法律上也没有明确。
本案明确了该运输公司不承担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责任，较具代表性。
按照劳动部2005年《关于确认劳动关系若干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三个标准：（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主体适格；（2）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劳动者权益维权案件案例：劳动者权益维权案件事件时间：2009年5月至2010年3月细节描述：2009年5月，张先生在一家国有企业开始了他的工作。
他被聘为高级工程师，担任重要的技术岗位，工资待遇也较为优厚。
然而，逐渐与张先生期望相悖的工作环境和待遇问题引发了他对劳动者权益的深思。
起初，张先生对公司的管理方式和工作氛围仍存有一定的期待。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他发现公司的工作时间安排过长，每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时的规定。
同时，公司未按规定支付他加班的费用。
其次，公司对员工加班所带来的健康问题缺乏关注和保障，没有提供合理的休息和调整机制。
此外，公司还会随意更改岗位职责，不按合同约定给予相应的薪资调整。
由于这些问题的长期积累，张先生认为自己的劳动权益受到侵害，决定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他咨询了一名专业的劳动法律师，向律师详细介绍了上述问题。
律师分析了张先生的情况后，认为公司确实存在违法行为，并建议张先生维权。
律师在与张先生沟通后起草了一份维权函并寄给了公司。
维权函中详细列举了公司违反劳动法的相关行为，并要求公司给予合理的补偿、调整工作时间安排、支付加班费等。
律师还提醒张先生要保留一切证据，包括工作记录、通知书等，以备将来维权时使用。
函件发出后，公司对此毫不理会，也没有给予任何正面回应。
面对公司的无动于衷，张先生选择了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
他委托律师将此案提交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劳动纠纷仲裁申请。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正式受理了此案。
会议期间，律师代表张先生与公司的代表进行了详细的调解和辩论。
律师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和公司的不当行为证明，辩称公司违反了相关的劳动法规定，并且给出了张先生要求的合理赔偿和调整。
公司方在辩论过程中试图以提高工资等权宜之计来解决纠纷，但律师坚决主张公司应按法规规定依法赔偿。
最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听取了双方的陈述和证据后作出了裁决。
2009年十大劳动争议案件点评（上）一、1月，上海：挂靠关系、承包关系劳动争议案案情简介：2019年12月起，赵先生受耿女士的雇用担任车辆押运员，由耿女士每月发放劳动报酬。
耿女士的车辆挂靠于上海市南汇区某运输公司，2019年4月底，赵先生被耿女士辞退。
赵先生于2019年11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车辆挂靠公司（南汇区某运输公司）的劳动关系，并为其补缴小城镇社会保险费，赔偿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会以赵先生的请求事项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赵先生遂诉至法院要求解决。
在法庭上，赵先生认为，耿女士将运输车辆挂靠于运输公司，故自己与运输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
因运输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双方也未签订劳动合同，为此提起诉讼，要求运输公司为其补缴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小城镇社会保险费，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000元。
运输公司则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赵先生是与耿女士签订的协议，不清楚赵先生是否为耿女士打工，即便赵先生押运过挂靠在公司的车辆，也不能说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要求驳回赵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赵先生与运输公司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且赵先生也不在运输公司工作，运输公司也未支付给赵先生劳动报酬，故赵先生不受运输公司管理、约束、支配，与运输公司没有身份隶属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赵先生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月对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驳回赵先生的诉讼请求。
魏浩征点评：本案是一起劳动关系认定案件。
挂靠关系、承包关系中的雇佣关系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法律上也没有明确。
本案明确了该运输公司不承担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责任，较具代表性。
按照劳动部2019年《关于确认劳动关系若干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三个标准：（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主体适格；（2）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2009全国十大劳动争议案件点评暨年终高发劳动争议问题研讨
【参加对象】高级管理人员；部门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监、经理；法律部门负责人
【培训讲师】魏浩征
【费 用】￥1000元/人 （含培训、会务、午餐、资料、茶点等）
【时间地点】登陆森涛官方网：查询最新会务及下载相关资料
●背景与内容
据劳动保障部门提供数据，2009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近100万件，年末此数据还将大幅度上升。
年终盘点，发生重大社会影响 的劳动争议案件竟如此之多，超乎我们的预想。
这些案件，或因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或因牵涉利益主体的广泛，或因争议标的数额的巨大，或因争议内容的奇特典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同时，年关往往也是劳动争议的高发阶段。
劳动争议一旦发生，无论输赢，企业和hr都将付出昂贵的人力、财力、精力。
国内权威的法制类媒体——《法制日报》/法制网；国内领先的人力资源类杂志——《人力资源》；国内领先的劳动关系网站——劳动法世界共同评选出了“2009年十大劳动争议案件”，主讲专家将对上述案件进行点评，并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法律风险防范措施及相应的应对方案，在法律框架内保障企业与员工的双重利益，有效防范年终高发劳动争议。
●主要内容
一、2009年全国十大劳动争议案件发布暨点评（具体入选案件请于2009年12月中旬查询以上媒体）
二、年终高发劳动争议问题研讨
三、2009年劳动法规政策大盘点暨2010年劳动法规政策立法趋势前瞻
●主讲专家
魏浩征
资料来源：森涛培训网（stpxw。
com）
2009全国十大劳动争议案件点评暨年终高发劳动争议问题研讨。
员工福利纠纷案例员工福利纠纷案例：A公司的员工权益保障问题事件一：A公司员工福利待遇调整（2008年）2008年，在中国的金融危机期间，A公司为了消减成本，决定对员工的福利待遇进行调整。
原先，A公司的员工享受到包括医疗保险、退休金和带薪假期在内的一系列福利待遇。
然而，为了削减支出，该公司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取消员工医疗保险和降低退休金的发放标准。
这一决定引发了员工的不满情绪，员工们纷纷提出维权要求。
事件二：员工集体维权（2009年）2009年，受到福利待遇调整影响的A公司员工们决定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他们自发组织了一个员工代表团体，代表员工向公司提出了要求，包括恢复医疗保险和维持退休金发放标准。
在多次谈判无果后，员工代表团体决定向劳动监察部门申请仲裁。
事件三：劳动监察部门介入（2010年）2010年，劳动监察部门第一次介入该纠纷，组织了多次和A公司的谈判会议，旨在解决员工福利调整引发的纠纷。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和协商，公司方面未做出令员工满意的解决方案，导致谈判陷入僵局。
事件四：法院调解（2011年）2011年，员工代表团体决定将纠纷转移到法院层面，寻求更公正的解决。
他们起诉A公司，要求恢复员工的福利待遇和赔偿由于福利调整所造成的损失。
法院受理了这一案件，并且进行了多次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法院要求A公司向员工支付部分损失，并决定恢复医疗保险。
律师点评：这起员工福利纠纷案例是一个典型的劳动争议案件，涉及到员工的基本福利权益和公司的成本考虑之间的平衡。
在这个案例中，A公司决定调整员工福利待遇，导致员工不满情绪加剧，最终演变为维权行动。
在处理这种类型的纠纷案件时，劳动监察部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通过介入调解帮助双方达成妥协解决方案。
然而，如果调解未能达成一致，司法途径可以成为员工维权的最后手段。
在这个案例中，法院对A公司作出的福利调整行为进行了评估，并要求其向员工进行赔偿并恢复员工的某些福利待遇。
2009年十大劳动争议案件点评一、1月，上海：挂靠关系、承包关系劳动争议案案情回放：赵某于2004年12月受耿女士的雇用担任车辆押运员，由耿女士每月发放劳动报酬。
耿女士的车辆挂靠于上海市南汇区某运输公司，2007年4月底，赵先生被耿女士辞退。
赵先生于2008年11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车辆挂靠公司（南汇区某运输公司）的劳动关系，并为其补缴小城镇社会保险费，赔偿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会以赵先生的请求事项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赵先生遂诉至法院要求解决。
在法庭上，赵先生认为，耿女士将运输车辆挂靠于运输公司，故自己与运输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
因运输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双方也未签订劳动合同，为此提起诉讼，要求运输公司为其补缴2004年12月1日至2007年4月30日期间的小城镇社会保险费，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000元。
运输公司则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赵先生是与耿女士签订的协议，不清楚赵先生是否为耿女士打工，即便赵先生押运过挂靠在公司的车辆，也不能说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要求驳回赵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赵先生与运输公司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且赵先生也不在运输公司工作，运输公司也未支付给赵先生劳动报酬，故赵先生不受运输公司管理、约束、支配，与运输公司没有身份隶属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赵先生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月对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驳回赵先生的诉讼请求。
点评：本案是一起劳动关系认定案件。
挂靠关系、承包关系中的雇佣关系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法律上也没有明确。
本案明确了该运输公司不承担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责任，较具代表性。
按照劳动部2005年《关于确认劳动关系若干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三个标准：（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主体适格；（2）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只有同时符合以上三个标准时，劳动关系方成立。
从以上三个标准来看，赵先生并不受运输公司的管理，显然不属于劳动关系。
但《劳动合同法》对这种个人承包形式中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改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的，发包人与承包个人共同对个人所招用的雇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里所说的“连带赔偿责任”指的是民事责任还是劳动法上的责任，法律并没有予以明确，从而造成实务中的不同理解。
本案将发包方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认定为民事责任而非劳动法上的责任，与此前类似案件的裁决结果不同。
《劳动合同法》的上述模糊规定使用人单位接受个人承包提供服务的法律风险大为增加，也导致了此类劳动争议案件的大幅增加，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尽快对这一问题予以明确，以避免更多类似争议的发生。
二、4月，北京：十年加班工资索赔案案情回放：1998年9月孙先生进入北京某物业公司工作，一直在公司做电梯维修工，其工作为综合计算工时制，按月综合计算工时，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赶上轮班也不能休息。
据孙先生称，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电梯维修工的职责，其从事的工作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在岗。
但是进入公司工作11年来，公司却没支付过他任何加班费和经济补偿。
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孙先生依据该法起诉，要求公司支付其1998年9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的加班费及经济补偿金共计17万余元。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决某物业管理公司支付该公司员工孙先生11年的加班费和25%的经济补偿金共计6万余元。
物业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市一中院。
在审理中，孙先生向法院提供了相关证据，向企业讨要11年内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的加班工资。
该物业公司提出孙先生的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孙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为60天，但是像孙先生这种一直在一个企业连续工作如何认定诉讼时效，在《劳动合同法》中却没有明确规定。
目前法官审理这类案件只能根据北京市高院的精神，对于职工翻老账索要加班费诉讼时效在两年以上的案件，两年以内部分由企业举证，两年以上部分由职工举证。
如果职工能够证明企业10年或者20年一直拖欠加班费，法院应该支持职工的诉讼请求。
据此，北京市一中院于2009年4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支持了孙先生索要11年加班费的诉讼请求。
点评：本案涉及劳动争议仲裁、诉讼时效盲点问题。
近年来，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提高，像本案这种处在在职工作状态下的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的案件时有发生。
这类加班工资案件的一个共同点均是由劳动者翻旧帐而引发的且追索时间长，动辄十年二十年的加班工资。
有关劳动报酬的诉讼时效问题，2008年5月1日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一年时效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根据该法的规定，我们认为本案中孙某提起加班费的诉求未过诉讼时效，但是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出发，根据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规定，用人单位对工资支付凭证、考勤凭证负有两年的保管义务，也就是说对于两年内的工资支付凭证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两年之外的用人单位并不承担举证责任，再回到本案，孙某有权要求公司支付其所有年限的加班工资，但对于两年之外的加班工资，若孙某不能提供相关的加班证据，则其诉求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本案中最终员工的胜诉也是基于其提交了相关加班证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了劳动报酬类争议的时效起算时间，但未规定往前追溯保护多长时间。
有些地方考虑到追溯保护时间过长可能造成案件证据认定困难、用人单位压力过大等问题，从追溯保护时间、举证责任等方面做了一些实验性规定。
比如，2002年的上海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确指出鉴于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2年以上备查，其实体追索劳动报酬的保护时间以2年为限。
又如2009年7月份北京高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亦明确指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问题产生争议时，在二年保存期间内，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超出这一期间的则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这些地方性的文件思路值得司法部门、立法部门借鉴。
三、4月，广东中山：200亿天价标的劳动争议案案情回放：2007年11月，潘某与广东中山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潘进入东力公司洗衣机车间做普通员工。
但实际安排工作时，潘却被安排到冲压部做冲压工。
实际工种变化后，潘认为公司没有与其协商，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心里产生矛盾。
而公司方面则不愿意因工种的变更而更改劳动合同，从而导致双方矛盾逐渐升级。
2008年6月2日，东力公司以潘长期不上班自动离职为由拒绝其进入工厂。
而潘则认为，他是于一个月前向公司提出辞职但由于车间领导挽留，所以并无实际离职。
随后，潘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要求该公司支付其2008年5月份工资1570.65元、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87.28元，以及10亿元的精神赔偿。
同年9月，中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要求东力公司支付潘2008年5月份工资1570.65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87.28元，驳回潘要求10亿元的精神赔偿等其他仲裁请求。
潘对该仲裁裁决不服，随后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除了上述工资和赔偿金外，还额外追加要求东力公司赔偿其精神损失100亿元。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潘的诉讼请求，潘不服该判决向中山中院提起了上诉。
2009年4月，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后认为，潘因劳动争议纠纷而提起精神损失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但法院采信了一审已认定的用人单位解除与潘的劳动合同关系是违法的，判令用人单位东力公司应向潘永亮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580.92元及2008年5月份工资、赔偿金1963.31元，两项合计5544.23元。
点评：本案反映了我国目前劳动争议案件仲裁不收费、诉讼收费低从而导致的劳动者“滥诉”现象。
基于对弱势地位劳动者的保护，防止劳动者因没钱而无法维权局面的发生，我国劳动立法不仅在实体法上实行倾斜保护的立法原则，在程序法上也大幅度倾向劳动者。
2008年5月1日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明文规定劳动争议案件仲裁不收费，劳动争议在仲裁阶段的经费全部由财政予以保障。
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费用不超过50元，可见现在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费的低廉。
这些规定在保证了劳动者维权的同时也造成了劳动者“滥诉”现象的发生。
我们认为，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应当是有限制的自由，对劳动者的“滥诉”如果不予以规制，将大大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违背立法者的初衷。
四、4月，浙江杭州：“50周岁”强制退休第一案案情回放：1991年吴女士调入浙江某公司工作。
1995年，企业开始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公司将其定岗为财务人员。
吴女士出生于1955年8月30日，至2005年吴某年满50周岁。
2005年9月人事部经理通知她，让她办理离职手续，原来吴某年一直认为自己可以在财务岗位干到55岁退休。
在和公司人事部交涉期间，她看到了时间为2005年8月4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盖章的退休证。
原来，公司早在一个多月前就着手为她办理了退休事宜。
吴某随即给公司领导写了一份报告，认为自己未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同意退休，但公司表示已经给她办理了退休手续。
吴某表示，公司办理退休时并没有征求她本人意见，而且当时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报批退休手续中用的照片是2005年7月公司员工外出时拍的风景照，身份证复印件则是购买机票时用的复印件。
退休手续没有经本人签字，单位提交审批时也没有向其索要身份证原件。
吴某觉得单位提交的退休手续审批材料存在弄虚作假，而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签署同意退休的意见，违反了《劳动法》以及有关规定，剥夺了她的劳动权。
2006年11月，吴某将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告上法庭。
2007年2月，一审法院以吴某没有技术职称聘书为由，判她败诉。
随后，吴某找到了公司从1992年11月就聘她为会计员专业技术职称的聘书证明，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期间，2007年5月1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止本案审理。
恢复审理后，在法院的主持下，吴某同意和解，公司愿意补偿吴某10.3万元，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并留一份在法院备案。
但公司说要把和解协议拿回去盖公章，然后就再也没消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