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盘山遗址发掘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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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历史】漫谈大禹、大禹治水与巴蜀文明漫谈大禹、大禹治水与巴蜀文明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谢兴鹏近年来,有不少关于研究巴蜀文化、巴蜀文明的文章,但很少把大禹与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从巴蜀文化巴蜀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大禹、大禹治水及以大禹文化与巴蜀文化、巴蜀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禹、大禹治水和大禹文化对巴蜀文化、巴蜀文明的起源、发展、繁荣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把二者联系起来研究很有必要。
本文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大禹治水始于蜀1、禹生西羌在蜀(1)鲧禹先祖封于蜀。
《大戴礼记・帝系》:“青阳降居氐水,昌意降居若水。
”(“氐水”《史记》作“江水”)青阳就是玄嚣,玄嚣一系都活动在中原和北方,昌意一系则多与南方相关。
若水在今四川西部雅砻江,昌意或其子乾荒娶蜀山氏女,而颛顼也生自若水。
《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
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之误)。
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
①鲧、禹为颛顼之后,其生于巴蜀应当是可信的。
(2)禹生石纽在蜀之石泉(今北川)。
《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载:“修巳背剖而生禹于石纽。
”《正义》载:“禹,西夷之人也。
”《史记•六国年表》载: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
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
石纽,在蜀西川也。
”《华阳国志》载:“石纽,古汶山郡也。
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刳儿坪。
”《蜀王本纪》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
”郦道元《水经注》载:“禹生于蜀之广柔县石纽村。
”《唐书•地理志》载:“茂州石泉县治有石纽山。
石泉今属龙安府,山下有大禹庙,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此。
”《锦里新编》载:“刳儿坪,在石泉县南石纽山下。
山绝壁,上有‘禹穴’二字,大径八尺,系太白书。
营盘山遗址--藏彝走廊史前区域文化中心
陈剑;陈学志;范永刚;蔡青
【期刊名称】《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卷),期】2005(22)1
【摘要】文献记载内容和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在构成藏彝走廊的六条南北流向的大河水系中,岷江上游占居极其重要的地位.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了下压奠基人牲坑的广场性质遗迹、各种类型的房址、陶窑、灶坑等现象,出土了陶质雕塑人面像等大量高规格的遗物,初步确认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的一处大型中心聚落,也是藏彝走廊五千年前的区域文化中心,其周围还分布有十余处中小型遗址.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岷江上游地区一种新发现的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因素为主体成分,同时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类型.
【总页数】3页(P1-3)
【作者】陈剑;陈学志;范永刚;蔡青
【作者单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72;阿坝州文物管理所,四川,马尔康,624000;阿坝州文物管理所,四川,马尔康,624000;茂县羌族博物馆,四川,茂
县,623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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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困境交织中的史前遗址保护规划探讨——以宜兴市骆驼墩史前遗址保护规划为例[J], 庞骏;张杰;王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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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于遗址价值研究的史前遗址展示体系策划——以龙虬庄遗址为例 [J], 钟彦华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两重证据”下的古蜀文明发展历程作者:***来源:《中华瑰宝》2022年第05期古蜀文明因为三星堆、金沙等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金器和古城址而引发极大的社会关注,它在蚕桑、渔猎、治水、神权、礼乐等各方面的历史内涵也日益显露。
有学者认为古蜀文明是与中原地区夏商文明平行发展的另一种早期文明。
2003年,继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等成都平原古城遗址发掘之后,文物工作者基本结束了对岷江流域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工作。
至此,学者们认为,营盘山、宝墩、三星堆、金沙四址考古成果组合起来,与汉文典籍相关记载相互印证,构建起了一个古蜀文明起源发展的体系。
文献与考古相互印证与周边民族一样,先秦资料对古蜀族群或方国的记载极少,只能在殷墟甲骨文里找到一些记录。
如卜辞“蜀受年”,为占卜蜀国年度收成的记录,显示殷商时蜀地已进入农耕社会,同时也显示此时中原王朝与蜀国已有联系。
另外,《尚书·牧誓》中所举的助武王伐纣的八国中,蜀为其一,可知其时古蜀国国力已达到一定规模。
系统记录古蜀历史的是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与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
因两著成书较晚,学术界有人认为两书中的相关记载不足为信,殊不知两著所述均来自作者丰厚的史料积累。
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为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他曾大量接触蜀地流传的典籍文献,以及民间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
常璩则为蜀郡江原(今四川省崇州市)人,先为氐人李雄在成都建立的成汉政权的史官,“得遍览先世遗书”,他“强学好问,招还流民中又多有识远方地理与乱离故事者,记问既丰,颇多撰述”(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成汉灭亡后归东晋,入秘阁,掌著作,《华阳国志》就是他此时期整理史学旧作改撰而成。
由此两著所述,自“蚕丛”以下皆当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而蚕丛则是两著共述的蜀之“始王”。
《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华阳国志》等书中作“柏灌”),后者名鱼凫。
博物馆重建新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征求意见稿)目录第一章总论 (1)1.1项目概况 (1)1.2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3)1.3项目背景 (3)1.4项目编制依据及范围 (5)1.5结论与建议 (6)第二章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8)2.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8)2.2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与紧迫性 (11)第三章项目的需求分析和功能定位 (13)3.1**博物馆现状 (13)3.2需求分析 (15)3.3需求预测 (17)3.4功能定位 (19)第四章场址选择及建设条件 (20)4.1场地选择的基本要求 (20)4.2场址位置 (21)4.3场地现状 (21)4.4建设条件 (22)4.5市政配套条件 (26)第五章博物馆工艺设计要求 (27)5.1工艺设计的任务 (27)5.2工艺设计的主要内容 (27)5.3总体工艺流程 (30)5.4文物藏品的收藏与保护 (31)5.5陈列展览设计要求 (33)5.6传承教育区 (37)5.7文保科研区 (39)5.8配套服务 (39)第六章项目的规模测算和建设内容 (41)6.1建设规模的测算 (41)6.2建设内容 (42)6.3面积分配表 (47)第七章博物馆布展方案设想 (50)7.1布展方案概况 (50)7.2布展具体内容 (50)第八章建筑设计方案 (56)8.1博物馆建筑设计构思 (56)8.2建筑设计目标 (56)8.3建设指导思想和建设原则 (57)8.4设计方案 (60)8.5方案比选 (68)第九章公共基础配套设施 (70)9.1结构 (70)9.2电气 (72)9.3空调通风 (76)9.4给水排水 (80)9.5智能化系统 (83)9.6安全防范监控系统 (88)9.7多媒体环境及展示系统 (91)第十章消防、劳动安全卫生 (93)10.1消防 (93)10.2劳动安全卫生 (98)第十一章环境保护 (101)11.1项目建设期间的环境保护 (101)11.2项目建成后的环境保护 (102)第十二章节能、节水措施 (105)12.1节能措施 (105)12.2节水措施 (106)第十三章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配备 (107)13.1工程建设组织保障 (107)13.2组织机构 (107)13.3人员的培训 (109)13.4人力资源配备 (109)第十四章项目的进度安排及招投标 (110)14.1建设工期 (110)14.2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110)14.3项目实施进展表 (111)14.4招投标 (111)14.5招投标基本情况表 (113)第十五章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114)15.1投资估算编制依据 (114)15.2投资估算编制说明 (114)15.3项目总投资 (118)15.4资金筹措 (120)第十六章经济效益分析 (121)16.1经营效果测算 (121)16.2经营收入测算 (121)16.3营业税金测算 (122)16.4运营成本费用测算 (122)16.5经济分析结果 (124)第十七章社会效益分析 (125)17.1社会效益分析 (125)17.2风险分析 (126)第十八章结论和建议 (127)18.1结论 (127)18.2建议 (128)附件:附件一:地震受损房屋建筑修复加固通知书附件二:关于**博物馆建设地震安评的说明附件三:****博物馆灾后重建选址区域考古勘探工作的基本情况说明附件四:已开展项目前期环评相关工作的证明附图:**博物馆新馆建设建筑设计方案彩图册第一章总论1.1 项目概况1.1.1项目名称**博物馆重建新馆工程。
关于宝墩文化的来源问题,近年学术界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讨论,主要有东来说、说、[2]东西交汇说运用了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从器物特征的比较研究入手,讲述了宝墩文化与周围文化的关系。
虽然各自的侧重点和结论有所不同,其中也有些图一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分布图□重要遗址■无正式剖面城址○大溪始建的城址屈家岭始建的城址●石家河始建的城址1.阴湘城2.马家院3.城河4.屈家岭5.石家河6.龙嘴7.笑城8.陶家湖9.门板湾 10.叶家庙11.张西湾 12.鸡鸣城 13.青河 14.走马岭 15.鸡叫城 16.城头山(采自《四川文物》2017年第4期)图二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城墙剖面比较图坛和水稻田,还有一个筑城奠基时的人祭坑(图三∶1)。
[13]荆州阴湘城古城,圆形,面积20万平方米,使用年代经过了屈家岭文化早中期,石家河文化和商周时期。
城墙墙心横断面为梯形,高7米,用堆筑方法筑成斜坡状,顶宽6.5米,底宽约30米。
图四 宝墩文化古城址群分布图业发展史上的‘核心’位置”,“早在1988年,湖南澧县彭头山在我国第一次发现9000年以前的稻作遗存,长江中游地区在我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首次得到学术界的肯定”,长江中游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的分布,南到道县玉蟾岩,北到河南贾湖,中心在两湖和江西,这是一定的道理,反映了当前考古学新成果对中国古史的一种新的诠释,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九州”中“梁州”的地界,《禹贡》云:“华阳、黑水唯梁州”。
顾颉刚在《禹贡新解》中说:“梁州北以秦岭为界,东至华山,西界无可考,南限于长江,即今四川盆地地区”。
图八 “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分布图及进入成都平原路线图等多种因素看,它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另一代蜀王——“柏灌氏蜀王”。
它们曾与“蚕丛氏蜀王”并存过一段时间,后期则被逐步融入。
石棺葬的起源与族属摘要:石棺葬最早出现在辽西的红山文化和西北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其各自独立起源,在当地亦非主流葬俗。
约商周之际,典型石棺葬出现在川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区,很快成为流行葬俗,其随葬器物显示浓郁北方草原色彩,这使学界久将岷江上游石棺葬来源指向西北氐羌民族。
近年考古发现表明,自公元前4千纪始,甘肃南部史前文化便向川西北迁徙,石棺葬传入岷江上游,并渐扩至川西南、滇西北、藏东等地。
云南元谋、永仁等地发现年代偏早的石棺葬,其与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显非同一系统,族属亦不相同。
其在西南地区的文化演进过程中的角色,值得关注。
一、死亡,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人类的古老哲学命题。
古往今来,人类也因此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丧葬规则和礼俗,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丧葬文化。
最早有意识为死者举办丧礼的行为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考古发现,尼安德特人(Hom oN eanderthal ensis)已出现为死去亲人举办葬礼,并将随葬品(食物、工具、饰物等)放入墓穴,甚至在尸体上摆放鲜花、抛洒赤铁矿粉。
与尼人共存了很久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m Humans)在距今13万年前出现在非洲。
在地中海东岸利万特(Levant)的Qafzeh洞穴发掘出一批距今10万年左右的现代人墓葬,也显示出进步的丧葬行为。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的丧葬方式日趋复杂且规范化,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族群差异。
总体上看,在一般的河谷平原长期实行土葬,后来逐渐出现木制棺椁葬具。
但在有些丘陵山地,由于生活空间的狭窄或土地资源匮乏,人们不得不在山崖凿挖墓穴或开采石材营建墓穴。
可见,人类的丧葬方式和墓葬结构一方面要受到固有传统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各自生活区域的环境和资源有着密切关系。
二、石棺葬是一种独特的墓葬形式。
中国境内的石棺葬主要分布在长城沿线自东北向西北、再折向西南这条弧状地带上。
据考古发现,最早的石棺葬出现在两个地区:一个是东北的辽河上游(辽西、内蒙古东南部及河北北部);另一个是西北的黄河上游(甘肃和青海)。
良渚文化一、考察发掘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
稻谷有籼、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
良渚文化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
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5]二、文化命名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
施昕更成为良渚遗址的第一个发现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驱。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将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自此,长期以来笼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纱被撩开了。
在前一阶段考古诸多发现的启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窑一带相继发现了反山显贵者墓地,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遗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和墓地。
目前已发现各类遗址135处,它们共同构成了分布密、类型多、规格高的遗址群落。
学者们称之为“良渚遗址”,它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片“圣地”。
2007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以莫角山宫殿为中心的四周还有一圈环绕的城墙。
这个大发现标志着在七十年考古历程中,继发现良渚遗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确立了良渚文明。
遗址发现5月,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件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先生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
营盘山遗址发掘概况
2013-01-1416:25|来源:茂县羌族博物馆|作者:格布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石器、细石器、骨器、蚌器等类遗物总数近万件。
茂县营盘山遗址
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器
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石器、细石器、骨器、蚌器等类遗物总数近万件。
陶器从陶质陶色来看,以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为主。
其中夹砂陶可分为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以陶胎夹有颗粒粗大的片岩砂粒的陶片最具特色。
泥质陶的火候均较高,尤其是彩陶片和表面打磨光亮的细泥红陶、褐陶片的硬度更高。
陶片的纹饰种类丰富,包括粗细绳纹(包括交错绳纹形成的网格纹)、附加堆纹、素面磨光、彩陶、绳纹花边口沿装饰、素面、弦纹、瓦棱纹、划纹、复合纹饰(绳纹与附加堆纹组合成的箍带形装饰、绳纹之上饰凹弦纹)、捏塑与刻划相结合的人面像等。
陶器以平底器和小平底器为主,有少量矮圈足器,器形包括侈口罐、深腹罐、碗、钵、高领罐、盆、瓮、带嘴锅、缸、宽折沿器、瓶、纺轮、陶球、穿孔器等。
其中彩陶器的器形有盆、钵、罐、瓶等,彩陶均为黑彩绘制,图案题材有草卉纹、线条纹、变体鸟纹、弧线三角形纹、网格纹、蛙纹等。
石器可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包括由大型剥离石片稍作加工而成的切割器、砍砸器、杵、石球(弹丸)、网坠等,还有少量个体甚小的燧石片;磨制石器包括斧、锛、长方形穿孔石刀、凿、砺石等。
玉器包括环镯形器等装饰品、璧形器、仿工具及武器类的斧、锛、凿、穿孔刀、箭镞等。
细石器包括大量的石叶、石核,质地以燧石及水晶为主。
骨器包括簪、锥、针、削、箭镞等。
出土文物包括四川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质雕塑艺术品,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使用朱砂的遗物,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及规模最大的陶窑址等,出土的彩陶器数量也为四川之最。
同时,又对2000年调查新发现的波西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出土了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特色的彩陶钵、敛口钵等器物,证明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在很早就有文化交流。
2002年还新发现了文化面貌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相似的沙乌都遗址(年代距今约4500年),以沙乌都遗址为中介,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与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文化(即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前身)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从而为探讨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与古蜀文明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新材料。
这些实物资料较为清楚地揭示了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的基本面貌,可以初步建立起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距今6000—4500年间)的文化发展序列。
目前基本确认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之一,其周围还分布着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遗址群。
而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一种新发现的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因素为主体成分,同时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类型。
鉴于营盘山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该类型文化遗址中面积最大、考古工作规模最大、发现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故建议此类遗存命名为“营盘山文化”。
从已有的考古工作成果看来,该类遗存的文化遗址目前在四川松潘县、黑水县、茂县、理县、汶川县境内岷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台地上均有发现。
此外,还在营盘山遗址清理了春秋战国时期(距今2500多年)的石棺葬100余座及同时期的房屋基址多座,出土陶器、铜器、石器等类文物上千件,较大程度地丰富了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研究内容。
经勘探发现,在遗址总面积15万平方米范围内还分布有近6万座规格各异的石棺葬,该墓地的规模属国内罕见。
以营盘山遗址为中心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一,它是迄今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规模最大、出土遗存最为丰富的考古工作,是一项填补学术空白的重大突破,极大地丰富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内容,是四川地区乃至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成果。
使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的内涵能够得以基本明确,并可以建立起本地区距今6000——45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初步序列。
将阿坝州的历史上溯至6000年前,使阿坝州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厚重感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增强。
第二,营盘山文化为研究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及融合情况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它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据较为独特的重要地位。
第三,营盘山遗址是距今5000年前岷江上游地区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其周围还分布着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遗址群,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聚落体系,如此规模的遗址群在长江上游地区极为少见。
同时,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营盘山遗址也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它代表了5000年前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
第四,岷江上游地区已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波西遗址、距今5500——5000年的营盘山文化和距今4500年的沙乌都遗址,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体系。
而成都平原目前发现有距今4500——3800年、以史前古城遗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距今3500——3200年、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两地文化的发展演进一脉相承,它们都是璀灿的巴蜀文明的组成部分。
营盘山遗址群不仅将巴蜀文明的历史渊源推进至6000年前,也为探索辉煌的三星堆和金沙文明的源头提供了新的线索,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
营盘山还是一处规模宏大、分布密集、延续时间甚长的石棺葬墓地。
本次发掘还在营盘山遗址范围内清理石棺葬150余座,出土陶器、铜器、玉石器等类文物上千件。
根据已发掘单位面积内石棺葬的排列密度推算,营盘山遗址15万平方米范围内分布的石棺葬总数可达数万座,堪称国内罕见。
从本次发掘清理的150余座石棺葬来看,墓葬间不见叠压打破现象,石棺葬底部均为铺设石板,仅使用侧板和盖板,随葬品包括陶器、铜器、玉石器等类。
墓葬排列整齐,分组明晰,墓葬的形制大小有别,随葬器物多寡不一,一些墓葬盖板上立有底部制作平齐的长条形卵石,个别墓葬附近还设有陪葬的器物坑,二次葬现象常见。
这些情况表明墓地经过了统一的规划,其时代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
与石棺葬同时期的遗迹现象包括石条砌成的方形火塘、柱洞和基槽等房屋设施等。
这批资料较大程度的丰富了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研究内容。
2003年的发掘结束后,营盘山遗址还申报了该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本项申报工作受到四川省文物局的肯定和支持。
自2003年开始,国家文物批准在营盘山遗址进行为期三年的正式考古发掘,年均发掘面积为1000平方米,我们认真做好现场发掘及出土文物的保护工作。
同时,抓紧进行前期试掘
及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完成正式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力争尽快在权威出版社出版大型发掘报告专著。
自2003年开始,组织各种规模、各种专题的专家论证研讨会,对考古成果进行科学研讨并予以权威认证。
同时,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营盘山文化进行全面宣传和深入报道,使该项考古成果的社会效益得以较大程度的发挥。
积极开展与国内外高校、科研单位的合作研究工作,目前已与北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达成了合作研究的意向协议,即将进入实施阶段。
距今5000年前的营盘山文化的主人是今天汉、羌、藏等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阿坝州,也是四川省乃至长江上游地区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它极大地丰富了阿坝州旅游资源的人文内涵,为阿坝州的旅游开发增添了新的资源。
相信经过各界的通力协作、全力打造,将会使营盘山文化这一品牌所应有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经济价值得以全面实现。
责任编辑:热麦卓什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