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财政原因

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的钱和粮草怎么来的？全职写作不易，您的赞赏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恳请各位把本文转发到朋友圈或微信群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其中大小战斗380多次。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回顾伟大的长征，后人更多把焦点投注在红军的浴血奋战和艰苦卓绝之上，甚少有人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长征中，红军的经费和粮草是怎么解决的？今天我们就来捋一捋这个问题。

01 长征前的经济准备俗话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任何的战争行为或是军事行动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前准备。

1934年“广昌保卫战”的失败，让红军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打赢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是希望渺茫了。

为此，红军开始考虑战略转移，并提前进行了大概半年的准备。

准备的第一步是扩军，经过残酷战斗，红军队伍减员严重。

无论是进行战略转移还是继续保卫苏区，都需要补充新鲜力量。

1934年5月5日，《斗争》杂志号召“冲破敌人封锁线去恢复和创造新的苏区，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创造新的红军”。

5月19日，《斗争》杂志再次发布中央的号召，明确“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了 5、6、7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计划”。

这一次扩编运动的效果非常显著，最后参加长征的87000多人最后，有一半来自1934年5月之后参军的新兵。

补充兵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即将到来的战略转移做好经济和各项物资的准备。

打仗军事物资消耗最大，我们先来看看红军是如何准备军事物资的。

1934年6月1日，《红色中华》在社论中提到“我们急迫的需要十五万斤的子弹壳，十五万斤的锡，十五万斤的铜，二十五万斤的铁，与十万斤的土硝”面对这样一个用量，中央苏区展开了征集军用物品的突击运动。

长征精神主题座谈会关于财政工作的内容大家好，今天我们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要深入学习长征精神，把它运用到我们的财政工作中去。

长征精神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

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运用到财政工作中，具体要怎么做呢？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谈谈我的看法。

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

在财政工作中，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我们要像当年红军战士一样，不怕困难，敢于攻坚克难。

在财政收入方面，我们要加大征管力度，严厉打击逃税漏税行为，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在财政支出方面，我们要坚持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不必要的开支，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我们要发扬“团结协作”的长征精神。

财政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紧密配合、协同作战。

我们要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各部门要充分考虑彼此的需求和利益，做到公平合理。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各部门要加强监督，确保预算资金的合规使用。

我们还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联系，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为财政工作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要发扬“自力更生”的长征精神。

在财政工作中，我们要坚持自主创新，不断优化财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我们要加强财政科研和技术创新，提高财政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比如，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财政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更加符合国情的财政政策。

我们还要加强对财政干部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为财政工作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源泉。

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运用到财政工作中去，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让我们携手共进，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为推动我国财政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浅谈红军时期红色财税工作的优良传统及其历史经验一、大力发展经济，积极开辟财源早在红军时期，我党与工农苏维埃政府就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开辟财源、保障军民供给。

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之初，中央苏区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

随着苏区的不断发展和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财政状况日益吃紧。

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边作战、边筹款、主力红军军饷自筹的财税工作方针[1]。

红军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执行了正确的财税工作方针是分不开的。

后来，随着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红军队伍的扩充、苏区的壮大和红色政权的发展，我们党逐渐认识到，仅靠打土豪、分浮财已经不能满足红区支出的需求，出路只能在于发展生产，增加供给，扩大收入来源，以此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于红色根据地的围困给苏区带来的经济困难，保障红色政权和军队的存续和发展。

苏维埃政府力倡发展农业生产，号召根据地军民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发展农耕;同时还大办工业、商贸业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

在培植财税来源的途径方面，注意运用经济手段来”放水养鱼”，譬如将发行建设公债所得收入的2/3 借给公家所办的商贸业部门用于生产和流通;将作战缴获和打土豪罚没的钱财做本金支援各类公办企业和生产合作社，逐渐形成了苏区特有的一套培植财源的方法，保障了中央苏区党政军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需要。

1934 年1 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对红色苏区的财税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表述。

他指出，”苏维埃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

”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

因此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乃是： (1) 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2) 税收; (3) 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抗战战时财政与税收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而艰难的历程，财政与税收问题在这个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困难和外敌入侵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政府不得不借助财政手段来支持战争的进行。

本文将着重探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抗战战时财政与税收问题。

一、战时财政抗日战争中的财政运作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由于战争的需要，政府需要大量资金来维持军队装备、物资供应和抗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开支。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政府加大了对内国内经济的调控。

通过统一价格、限制商品流通和加强物资储备等方式，政府希望能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其次，政府进行了赈济募捐活动，号召全国人民积极捐款捐物来支持战争。

此外，政府还通过发行国债、贷款和租界征收等方式来筹集资金。

与此同时，政府还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争取外援资金。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先后签订了《中美互济合作协定》和《中英同盟合作协定》，通过向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借款来缓解财政压力。

二、战时税收除了政府财政收入外，税收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税收是政府从个人和企业等经济主体身上征收的一种财政收入，用以支持国家的战争开支。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税收征收。

首先，政府加大了对茶叶、卷烟、酒精、盐等日常消费品的征税力度。

这些消费品的税收增加可以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并且对大多数人民来说，税负相对较轻，不会给生活带来太大负担。

其次，政府对企业的税收征收也较为严格。

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对战争有直接支持的产业，政府对其进行了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更多的企业为抗战贡献力量。

此外，政府还加大了对地主、豪绅等富裕阶层的税收征收力度，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也是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一种方式，以缓解社会矛盾并增强国家的战争资金来源。

三、战时财政与税收的意义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抗战战时财政与税收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突出了国家的财政运作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

长征的背景原因宣讲稿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

长征的背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因素。

本文将从这些方面进行探讨，以更好地理解长征的背景原因。

一、政治因素长征的背景原因之一是政治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加剧，内战爆发。

红军在一系列战役中失利，被迫转移。

此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需要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长征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敌人围追堵截，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寻找新的发展道路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二、军事因素长征的背景原因之二是军事因素。

在长征开始前，红军在中央苏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然而，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攻日益加强，红军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此时，中国共产党需要采取战略转移，以保存军力，避免被敌人歼灭。

长征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军力，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

三、经济因素长征的背景原因之三是经济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

红军在革命战争中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持，但是苏区内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

此时，中国共产党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基础，以支持红军的发展。

长征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基础，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

长征的背景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因素。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征的背景原因的探讨和研究，对于理解中国革命历史和世界革命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在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外援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1％到85％。

1941年至1945年外援中断，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靠各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

【正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分两个时期，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1941年至1945年主要依靠边区政府的各种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

本文就这两个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及与其相关的问题进行考查。

一、1937年至1940年的财政来源及1941年发生财政困难的原因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

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外援。

因此，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

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

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

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1937年，万元，占年财政收入％；1938年，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939年，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940 年，755 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

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

）除外援外，其余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少量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

这几项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资料。

1939年税收万余元；没收款万余元；罚款近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

1940年税收万余元，企业盈余万余元；公产收入万元，寒衣代金万余元，罚款万余元；杂项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

总之，从上面各项收入的统计资料比较可以看出，1937年至1940年，外援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的主要部分。

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1938年余万元，1939年余万元。

红军经济措施
红军在长征时期和游击战争中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来维持军队的生活和军事行动。

1. 军垦：红军鼓励士兵和干部开展农田开垦，解决粮食和生活物资的供应问题。

军队将征用土地分配给士兵和干部，进行耕种和养殖。

2. 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农民。

这一措施有利于调动农民参与红军的斗争，增加了农民对红军的支持。

3. 发行纸币：红军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解决了物资交换的问题。

红军纸币的发行量和价值都经过严格控制，以防止通货膨胀。

红军纸币流通范围主要限于解放区和红军活动区域。

4. 制定经济计划：红军制定了经济计划，以统一管理和调配资源。

计划包括生产计划、物资供应计划、财政计划等，确保军队的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

5. 发展合作社：红军鼓励农民组织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

合作社可以集中资源进行生产，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益，为红军提供物资支持。

这些经济措施有助于红军在长征和游击战争中维持军事行动并满足士兵和干部的基本需求。

它们还加强了红军与农民的联系，增强了红军在解放区的影响力。

苏区人力、物力财力不断下降，是红军被迫退出苏区的重要原因中央苏区持续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深层原因，大约有4点：一是国民党军兵力强大并实施了新的“围剿”方略。

由于前4次“围剿”的失败，蒋介石可以说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到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

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

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国民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850架作战飞机和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

据《大公报》1933年3月22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了1756种之多。

这次“围剿”，蒋介石可以说是下了血本，无论是兵力上，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以往。

首先在军事上，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行营，调集江西、福建、湖南、湖北5个省的国民党军队53个师又8个旅和5个航空队，总计50万兵力。

此时，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仅有10万人，双方兵力对比是5:1。

蒋介石重金聘请了塞克特等德国、意大利军事顾问，在庐山举办了“军官训练团”，培养了7500多名基层指挥官，并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在中央苏区周边构筑了1万多座堡垒，还加强了运输补给力量。

在政治上，蒋介石采纳了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一方面发挥军事的力量加强攻势，一方面用种种方法训练地方民团。

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颁布《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等，普遍建立和健全保甲制度，1934年又把保甲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实行“连坐法”，一家“通匪”，“十家连坐”。

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封锁，严禁粮食、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

在外交上，经济上通过财政部长宋子文（蒋介石的大舅子）、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蒋介石的担挑、宋霭龄的丈夫），完成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改革，并频频出国争取到了美国5000万美元的贷款，发行了4.4亿元的公债，购买了意大利一大批轰炸机和2500万美元的德国武器，大大滴充裕了政府财政，扩张了军事实力。

“多方筹措”？红军长征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的？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摆脱敌人的封锁，陕甘宁边区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尤其是以359旅为代表的南泥湾开荒行动，让陕北边区变成了塞外好江南，极大的改善了当时军队的经济物质条件。

八路军依托根据地改善了当时的钱粮经济情况，那么红军时期或者说是长征时期，没有到达、建立陕北根据地的时候，我们的红军战士们的军需和钱粮物资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还请各位帮忙“长按2秒点赞按钮”来个强烈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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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的准备工作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在同年10月开始了长征。

不过在开始长征之前，红军为接下来的长途跋涉行动做了两方面准备，一是扩军，二是筹备钱粮物资。

从战斗结束后到7月份，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红军物资就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并将军队人数恢复到了10万人规模，那么钱粮筹集的问题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红军队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工作，一是按照人头，在正常供需的情况下，几个月的时间每人节省出来3升米的份额；二是靠着收缴的粮食进行补充；第三个途径就是发动群众借粮。

筹粮工作在上级的统筹和领导下，很快完成了预定目标，此时的粮食已经达到了24万担，在秋收和动身之前，队伍又筹集到了几十万担粮食，截止到9月30日动身前，已经筹集了大概100多万担。

除了粮食，财政部又用两个月的时间筹到了80万的军费，对于当时的红军队伍来说，80万也并不算是小数目了，怎么携带这笔钱财成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领导人们经过商议后决定采用更为灵活的管理和理财方式，比如将之前从敌人手中筹集到的黄金、银元这样的硬性通货拿出来，分发到每个战士手中一部分，既便于携带又能解决钱款运输，在长征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什么情况还能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在之后的转移过程中便才用了战士们管小钱，中央管大钱的财政方针。

临行前中央又将之前筹集到的粮食分成了两份，一份留给苏区的军民改善生活，另一份作为随军物资。

延安时期毛泽东抓财政收入粉碎经济封锁近来通过翻阅《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读到，从1937年至1940年这四年间，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机关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两部分“外援”：一是国民政府拨付给八路军部队的军饷，二是海外爱国华侨和抗战后方进步人士专门捐助给中共及军队的各项捐款，这两项“外援”约占当时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

其中，1937年的外援为4563.9万元，占年财政收入的77.20％；1938年的外援为46.8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51.69％；1939年的外援为566.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1940 年的外援为755 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

除了以上两项“外援”之外，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其余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少量的税收和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行政性收费。

比如，据史料记载，1939年边区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全年财政收入的9.17 ％。

由此可见，两项“外援”是当时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的一大主要部分。

1937年至1940年的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财政虽然比较困难，但由于各级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精打细算，不仅边区财政尚可维持平衡，而且财政尚有所结余。

比如，1938年边区财政就结余10.3万元。

这当然是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干部战士从牙缝中节省出来的。

然而，从1941年开始，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财政却出现了十分严峻的困难形势。

资料显示，1941年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财政年度财政直接亏空567.2 万余元。

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等等。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陷入极端困难境地的呢？就当时的历史情况看，主要因素大体上有三：一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边区的外援全部中断。

红军被迫长征另有隐秘缘由“土地革命”的极限之所在，恰恰也就是中央苏区发展的极限之所在。

经过若干次的“翻饼”之后，1934年的苏区，在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时，无论是物资的补给，还是兵源的补给，都已经难以为继，更兼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红军最终选择长征，是必然之事。

民国农村的破败程度，其实超过了晚清。

以福建为例：1929年一份莆田地区的调查则显示，莆田盐田民众“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

其实，这种破败不仅仅限于自耕农和租佃农民，地主们也同样陷入困境。

中共方面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谈及1949年前的农村经济时，曾中肯地说道：“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

”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地主庄宗国，坐拥四百多坎盐田，其生活标准是：“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

自耕农和佃农们吃甘薯，中小地主普遍借债，大地主则吃地瓜干……农村普遍破败的根源何在？在胡适看来，民国农村的普遍衰败，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同时又遭遇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结果。

胡适具体总结了两大原因：（1）西方经济的强势冲击，使中国农村粗疏的主、副业无力抵抗；（2）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剧农村衰败。

1934年3月16日，山东国民党人李天倪向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救济农村破产提案》，该提案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农民的粮食生产饱受廉价进口粮食的压迫，而且通过详细的成本核算，得出农民在现有粮价前提下，种粮收入还不够偿付种粮成本，最后不得不破产的结论。

农村经济全面破败的状态使大部分农民确实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国民政府和中共苏维埃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前者的解决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农村复兴运动”；后者的解决措施，则是发起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革命”。

“农村复兴运动”终于流产，“土地革命”却风起云涌，个中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大量只有5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寄望于得到50亩、100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

2013年3月第3期总第229期理论学刊Theor y Jour nalM ar．2013N o．3Ser．N o．229中央红军长征的背景分析4董振平(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摘要]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是：国民党战略战术思想的变化；根据地存在着严重的经济财政危机和军事政治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的侵华。

所有这些情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央红军战略的调整，并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中央红军的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既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是国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中央红军；长征；背景[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3-0039-05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举世瞩目，中央红军为什么要实行战略转移?学术界传统的观点、也是最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红军主力最后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而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王明“左”倾错误。

近来学界开始注意从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因素等不同视角，对红军长征的原因分别进行研究，分析也颇人情理。

但是，要想得到更合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就必须对长征的历史背景进行多视角的全面考察，对引发红军长征的动因进行系统的思考。

一、国民党战略战术思想的变化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长沙起义等城市中心暴动相继受挫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开始转人远离城市、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

在较短时间里，根据地面积迅速扩大，红军人数急剧增加。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重力整合内部，并终于在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以后，得到了一个形式上全国统一的局面；随之开始组织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

起初，国民党并没有把红军看在眼里，准备上并不充分；而红军则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主动退却，诱敌深人，待发现和造成敌之弱点，再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时机与地形，集中兵力反攻，歼敌于运动之中。

《红星照耀中国》长征主要原因《＜红星照耀中国>长征主要原因》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而导致长征这一重大战略行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国民党的大规模军事“围剿”是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

在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新生的红军力量，不断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他们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武器和资源，对红军根据地进行了多次残酷的“围剿”。

特别是在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采取了更为严密的军事策略和战术，对红军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武器装备也远远优于红军。

他们采用了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术，逐步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使得红军在根据地内的生存和发展变得极为困难。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这成为了长征的直接导火索。

其次，红军根据地的经济困难也是促使长征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军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经济问题。

由于根据地大多位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资源匮乏，生产水平低下，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导致根据地的物资供应极度紧张。

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得根据地的财政负担沉重，无法满足红军的物资需求。

粮食、药品、武器弹药等物资的短缺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寻找更有利于发展的地区，红军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

再者，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是红军长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在当时的党内，存在着一些“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和决策。

这些错误的思想和决策导致红军在军事战略、政治工作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失误。

“左”倾领导者在军事上采取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不切实际地要求红军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正面决战，忽视了灵活的游击战术和根据地的建设。

这种错误的军事战略使得红军在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削弱了红军的实力。

在政治上，“左”倾错误也导致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和组织动荡，影响了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长征中的困难和挣扎锻造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特殊的远征形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传奇。

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经艰难困苦、挣扎闯关的历程，也是中国人民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锻造的过程。

长征路上的困难和挣扎，尤其是面对自然灾害、敌人的围追堵截、疾病的折磨等重重困难，最终锻造了中国人民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自然灾害给长征带来的困难长征是在1934年10月开始的。

在起点，长征的道路就不见容易，这条路不但常常引领红军向着危险的深山险谷前进，而且充满阻隔和艰险。

在长征中，自然灾害、地形险恶、食宿困难等各种困难和挑战都不可避免。

首先，自然灾害成为长征的最大敌人之一。

长征的起点地区因为自然环境的变化而陷入到旱灾严重的境地。

这种饱受旱灾侵扰的环境对长征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

红军生活环境恶劣，粮食匮乏，水源也越来越不足。

红军不得不从城市、山区等地搜刮粮食，都市地区不少地方遭受了破坏。

在此背景下，长征的进程被迫停滞，给红军的生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其次，地形的险恶也成为长征的威胁。

长征的路线大部分都是在高山、深谷、陡坡上进行。

因为交通不便、设施缺乏等原因，道路很多都没有铺设，使得长征中的红军在前行过程中遇到各种危险。

在崇山峻岭的区域，红军常常不得不面对阻挡他们前进的险地，以及根本没有道路的地形，这种情况下，红军进行长征显得十分困难。

二、敌人的追杀和围剿长征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敌人的追杀和围剿。

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几乎是掌握了所有的军事资源，并占据了优势。

国民党使用各种手段来削弱红军实力，以便彻底消灭红军。

敌人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使用了各种手段，派出了重兵围剿，以期消灭红军，然而，红军却以闪电战术进行战斗，以强劲的战斗力避免了对他们的消灭。

在长征进程中，红军被迫进行遁形、散兵行动，以求逃避敌人的在一番猛攻中。

这种无形中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给红军带来了恐惧。

长征中红军难道只是靠信仰么？红军长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众所周知，战争的基础是经济；尤其是到了热武器战争的时代之后，经济和政权的综合实力更是几乎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力量。

但是，有这么一支部队，他们似乎不是这样的。

那就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

在我们以往的认知当中，红军能在十年内战中面对巨大的实力差距生存下来，似乎是完全凭借着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信仰，但是事实真的如此么？其实，红军其实是不穷的。

首先，在长征开始之前，我们是有存货的。

早在八七会议以后，毛主席就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

所谓打土豪，具体分为四种方式：没收，派款，罚款，挖窖。

没收很好理解，打倒地主以后，红军会没收地主的一切生活生产资料。

派款主要针对商人和资本家，按占据资本多少对他们收取一种累加税的税款。

罚款是对地主和资本家收取一定数目的款项，作为他们长期剥削农民的处罚。

挖窖是红军攻入城镇之后，挖去跑路的地主和资本家存在在地窖里的资本。

虽然仅仅依靠“劫富济贫”只能获取有限的资产，但是对于红军来说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目。

所谓分田地，顾名思义就是打倒地主豪绅后将他们的田地分给农民。

但是这项举动可不仅仅是造福于民，其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以往收取农业税需要向地主收取，而地主往往会隐匿资产，私自占用佃农生产的剩余价值。

分给农民土地以后，收取税目就不用经过地主这个“中间商”，而是直接向农民收取累加税，不但增加了苏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可谓一举两得。

除此之外红军还在根据地大力发展商业。

虽然在穷乡僻壤的革命根据地里小农经济依然根深蒂固，大多数地区都是自给自足，商业十分不发达。

但是党和红军大力发展主观能动性，设立集市，鼓励农民把剩余的物资拿到集市去卖。

同时，红军设立的税款远比国统区的层层重税轻得多，小商小贩也喜欢去红军的集市交易，这样，红军也获得了一笔收入。

但是，真正在财政收入中占大头的，是一种制造武器所必须的金属——钨砂。

中国占有世界钨砂百分之80的储量，而中国钨砂百分之70的储量在赣南，正是中央苏区的所在地。

红军长征后，中共的经费从何而来，据说当时师长的工资只有5元红军长征以后，中共的经费从何而来，据说师长的工资只有5元面对国民党的不友好政策之时，中共中央也不再因碰上强敌而有所顾虑，既然国民党执行“围剿”政策，那么中央就不会坐等不管，于是便有了“反围剿”指令，只是两方的实力相差明显，主要体现在兵力与装备上，第五次的失败迫使中共走向长征之路，这是转移战略的一个实施，也是将壮大队伍作为目的的措施，于是1934年的10月，红军走向长征。

这次的路线将会途经多地，要跨越地势的险要，也要遇上天气的恶劣，最大的困难还是有限的经费，军队生活的条件不会好到哪里，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有一定的创造力，那也会遇上更多的消耗。

在一年之后，中央红军队伍到达了陕北吴起，在这个时候他们所剩的资金有限，一个队伍总计有七千多人，却只有一千多大洋，这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难以供应。

现在对整个队伍来说，就是想到办法获取更多的经费，遇上这样的问题，中央便想到向较为宽裕的团队借钱调用资金，当时就是找到了红15军团的军团长，徐团长借给中央队伍有五千大洋，这解决了中央红军队伍目前的经济问题。

然而这些对接下来要面对的依然是不够的，好在宋庆龄女士明白队伍的难处，宋家虽然富有，但她与弟弟早已断绝关系，所以她将丈夫的体恤资金全部支援给了队伍，这些经费总计起来也有五万，这对红军来说是占据大部分的支援。

接下来就要依靠自己如何使用经费，同时也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赚取更多的经费，在长征过程的斗争中，这无疑是给红军机会，只要将敌方击溃，敌方留下的物资和经费便会落于胜方手中。

这一次长路程的征途，让红军用了大概两年的时间，而内战的结束也意味着两方再一次走向合作，再一次合作之时便是面向抗击外强的侵略，自从经过事变两方决定和平共处以后，在双方的谈判结果中，便提到过国民党政府需支付红军队伍经费，大约一个月有二十至三十万的军费。

统一战线之后，经过改编番号的更换，“八路军”取代了“红军”的称号，整个八路军总计有4.5万人，每个月国民政府便要支付六十多万法币作为军队经费。

【大历史】揭秘抗战时期中共经费来源国共内战开始前，延安是个贫穷的山区，但中共规模不小的军队及在敌占区数量庞大的地下党都需经费供养，仅靠根据地微薄的税收不能解决问题，那么经费来源何处呢？<地方党组织供黄金>各地方党组织“缴纳”黄金是中共经费重要来源，而山东胶东特委贡献最大。

招远盛产黄金，是中国第一个年产万两黄金的县。

侵华日军小川支队1939年武装占领招远后，疯狂掠夺黄金资源。

为防止八路军渗入，日军对成品金实行全面管制。

为虎口夺金，中共胶东特委成立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领导矿工和日军及伪军机智斗争。

中共胶东特委还通过秘密创办金矿等方式，秘运矿石到中共控制的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往延安。

<国民政府发放军饷>1937年，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后，国民政府根据协议对3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以后几年略有增加，但总数未超75万元。

国民政府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向八路军发饷。

新四军方面，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对蒋介石的要求，每月新四军应领军费18万元，但实际每月仅领8万元。

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增加到每月13.5万元。

1941年1月，新四军在领到补齐的欠饷后，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宣称新四军是“叛军”，就此停饷。

<多年接受苏联经费>苏联援助也对中共非常重要。

1934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失去电讯联系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基本停止，直到1936年才恢复小额经费援助。

1937年9月，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转达毛泽东要求共产国际按月提供经费的请求。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答应向中共提供150万美元。

此后多年，苏联一直坚持给予中共援助。

当时这几笔钱相当可观，如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边区全年收入的5.2倍，到1940年还有1.5倍之多。

(凤凰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