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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研究韩国是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农业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
本文旨在探讨韩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现状、影响因素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韩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
在此之前，韩国农业处于传统阶段，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生活贫困。
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开始重视农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土地改革、农村发展、农业科技等，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韩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推广和应用，韩国农业生产效率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
现代农业设施普及率大幅提高。
韩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设施的投入，使得现代农业设施普及率大幅提高，如灌溉、农机具、温室等。
农业结构也得到了优化。
传统农业比重逐渐下降，而高附加值的农业产业比重逐渐上升。
然而，韩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存在一些问题。
城乡差距依然存在。
尽管韩国农村经济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
土地集中问题突出。
虽然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土地集中问题依然存在，影响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和治理。
本研究采用了文献资料收集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评价，了解韩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现状和问题。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韩国农民、农业企业以及农业管理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以了解韩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情况和影响因素。
通过对文献的综述和问卷调查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韩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现代农业设施的普及，使得韩国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
同时，农业结构的优化也使得韩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更加可持续。
韩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存在一些问题。
韩国的农村改革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赵建超【摘要】韩国农村改革前后经历了两个时期，促使农村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二元结构均衡发展．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增强了综合国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时期，韩国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启迪．为我国构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提供了借鉴。
为此我国应该：加大政府参与引导，发挥农民主体功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加强农民素质教育，优化农村文化环境；强化配套政策力度，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突破二元结构限制，统筹城乡一体发展；构建农村生态经济机制，实现农业持续发展。
【期刊名称】《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3)009【总页数】5页(P19-23)【关键词】新农村建设;韩国;经验;长效机制【作者】赵建超【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44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303建国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大政方针制定的重中之重。
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取得较大成就，但是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韩国在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传统文化等方面与我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经历了战争摧残后，它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近百年的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
因此，根据我国自身特色，学习韩国农村建设经验，对于建立和谐农村，推动国家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韩国社会经济凋敝，城乡公共设施建设遭到破坏，土地流失严重。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53年韩国出台了土地改革方案，明令改变土地占有上限，但这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农民小规模经营状态，人民生活质量没有得到较大改善。
1960年，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韩国制定并实施了两个五年规划，重点扶持发展工业，不断扩大产品出口。
韩国的两个工业计划带动了国家重工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同时也导致了工农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尖锐等社会问题。
韩国新农村运动考察报告与思考韩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其农村发展模式一直备受关注。
近年来，韩国新农村运动在农村振兴与农民生活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引发了广泛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
本文将对韩国新农村运动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和探讨。
一、韩国新农村运动的背景韩国的农村一直面临着人口流失、农业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低下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韩国政府于2004年启动了新农村运动。
该运动以农村为中心，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政策优惠和技术指导等多种手段，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活。
二、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特点1. 多元化经营模式：韩国新农村运动倡导多元化经营，鼓励农户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农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农村休闲等产业，实现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2. 强化农民组织：韩国新农村运动注重促进农民组织的发展和壮大，通过培养农民社区组织和经济合作社等形式，增强农民的凝聚力和自主权，使其能够更好地参与农村经济的决策和管理。
3. 提供全方位支持：韩国新农村运动向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包括财政资金、农业技术培训、市场推广等。
政府还设立了农村发展基金，用于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创业。
三、韩国新农村运动的成果和启示韩国新农村运动开展多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首先，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许多农村地区实现了农民收入的大幅提升。
其次，农村社区环境得到了改善，乡村旅游和休闲业的发展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再次，农民组织得到了推进，农民在农村经济管理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经验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要思考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元化模式，将农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与传统农业相结合，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要注重农民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自主性，增强农民参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后，政府要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包括资金支持、技术培训、市场推广等，为农民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和条件。
韩国新村运动的做法和启示韩国新村运动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是由总统亲自倡导、政府强力推动、全体国民参与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农业、改变农村、改造农民的大变革运动。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基本历程（一）历史背景。
60年代中期，韩国实施出口工业战略，在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下，工业原始积累初具规模。
但农业落后，农民贫穷，工农脱节，城乡差距拉大，贫富差别悬殊。
人均国民收入只有85美元，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口的63%。
“住草屋，点油灯，吃两顿饭”是当时韩国农民的真实写照。
60年代末，80%的农户住茅草房，50%的村庄无法进汽车，20%的农户通电，80%的农民不能温饱，农民意识消极懒惰。
（二）战略转变。
1970年开始，朴正熙政府开始倡导“新村运动”，把实施“工农业均衡发展”放在首要地位，逐步实施了由先工业化发展战略，向工农并行发展战略的转变。
主要采取农村开发战略和精神开发战略与公民运动相结合，逐步实现了生活条件、居住环境的改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国民精神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三）发展过程。
1970-1980年为启动推进阶段。
目标是改善农民生活生产条件，改屋顶、改厨房、改厕所、打水井、架桥修路等。
政府无偿提供部分水泥、钢筋等物资，激发村庄和农民自主建设的积极性和勤勉、自助、协作精神。
建立新村运动协会，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并且建立新村运动研修院，大批培养新村指导员。
在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着力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1974年农民整体脱贫，城乡差距缩小。
1980-1990年为加速建设阶段。
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和措施，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
政府通过规划、协调、服务，提供必要的财政、物质、技术支持，着重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村加工业，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强化民间青年会、老人会和妇女会的自助合作精神。
1988年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
1990年以后为全面发展阶段。
城市繁荣发展逐步向农村扩散，新村运动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特征。
韩中农村政策变化历程及新趋势作者：金钟燮沈权平来源：《农业与技术》2015年第21期摘要：本文通过研究韩中两国农村政策变化的历程，分析出两国在实行农村开发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当前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及两国内部出现的新的形势，判断出两国日后农村政策变化的新趋势，为韩中两国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也为中国参考借鉴韩国农村政策提供启示。
关键词：韩中两国；农村政策；历程；新趋势中图分类号： F3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1132070韩中两国从历史，文化及地缘上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两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特别是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使得这种来往更加紧密，已形成鲜明的互补关系，其双边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领域已延伸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如，中国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借鉴和引进韩国的“Saemaeul运动”经验和模式，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
为此，本文将以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韩国Saemaeul运动的经验为基础，解析韩中两国政府推行的农业及农村发展政策的变化过程及存在问题，寻找两国农村开发事业的异同点，并利用数据对农村开发投资规模与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使中国新农村建设事业能够更加有效的参考借鉴韩国Saemaeul运动，为中国新农村建设事业取得成功提供更准确的参考依据。
1 韩国农村政策变化1.1 农村政策演变1971年被命名为Saemaeul运动的农村开发政策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农村开发政策。
为了有效的推进Saemaeul运动，韩国政府在人才培训、资金投入及宣传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为了培养Saemaeul运动的专业人才，韩国政府于1973年5月31日在京畿道水原市建立了Saemaeul运动研修院，代替了原本农协大学进行的农村领导者教育和培训。
1972年接受培训的人数为1490人，1973年增长到4354人。
之后，每年接受培训的人数规模都在6000人以上。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不断扩大财政投入来支援Saemaeul运动的快速发展。
韩国新村运动韩国新村运动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是由总统亲自倡导、政府强力推动、全体国民参与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农业、改变农村、改造农民的大变革运动。
一、历史背景从政治角度看, 近代以来韩国韩国政治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社会秩序混乱, 腐败盛行。
1961 年朴正熙领导的军事政变的成功为韩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为了建立稳定政治秩序, 必须发展经济, 改变农村地区的极端贫困状况。
从经济角度看, 韩国长期贫穷落后，人多地少。
60年代中期，韩国实施出口工业战略，在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下，工业原始积累初具规模。
但相比之下, 农业则落后了许多, 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社会矛盾加剧, 广大农民面临绝境。
韩国农村的落后状况, 已经成为韩国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社会角度看, 当时韩国农村的生活条件非常差。
改善生活环境、缩小城乡差距成为韩国农村发展的重要要求。
二、发展进程在韩国新村运动的30 年中, 政府制定具体的阶段性目标, 其发展进程可分为几个阶段:( 1) 基础建设阶段( 1971～1973 年) 。
这一阶段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资, 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并且建设一些新村建设协会, 推动新村运动, 政府还派新村指导员以进行协调领导工作。
( 2) 扩散阶段( 1974～1976 年) 。
这一阶段, 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 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
同时, 政府派人到新农村进行科技文化推广活动, 帮助农民增收。
( 3) 充实和提高阶段( 1977～1980 年) 。
这一阶段, 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 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重点放在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和特色农业方面, 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和社会实效。
( 4) 国民自发运动阶段( 1981～1988 年) 。
这一阶段, 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和措施, 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新村运动民间组织, 培训、宣传工作由这些组织来承担, 政府只是宏观规划和引导。
提要：韩国在60年代迅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农业发展严重失去了均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
韩国政府和学者们基于国情和农情，经过科学论证，组织实施了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和发展中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本文着重对韩国新村运动的发起依据、社会特征、社会效益和如何借鉴进行了分析、评价和比较，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韩国新农村建设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一）国民伦理水平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
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
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暴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学潮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
一到政界选举之际，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
韩国人多地少，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
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
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为显著。
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
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农业与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三）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困难：农业萧条、生产落后的直接后果是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的生活困难。
国家何以成功：家团底色下的韩国“新村运动”研究韩国新村运动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由朴正熙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农村现代化运动”,它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农村的现代发展。
本文立足于对韩国传统制度底色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通过选取江原道水白里为主体个案,探讨了国家与农村社会是如何在新村打造中实现相互改变的,主要回答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干预何以能够成功”的问题。
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从两方面展开:一是重新认识传统。
本文将韩国农民在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稳定制度底色概括为“家团制”,即以紧密的血缘关系构建的家庭基础结构和以多元有效的互助关系构建的社会团体形态共同形成的治理制度。
它的突出特点表现在:以家庭为基础,以团体为保障;平等基础上的有效互惠;家团互动下的有限自主治理。
但是,作为适应农业社会的制度底色,它也有其不足性,即内敛性下的有限扩展;有效统合上的低度发展。
二是重新认识国家与农民在传统制度底色下的行为选择。
“新村运动”是一场“过更好生活”的运动,它蕴含着保存什么与改变什么的抉择。
本文从国家与农民社会的互动视角,将国家的新村培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国家的试炼与村庄的回应、国家的调试与村庄的自助、国家的辅助与村庄的自主。
这三个阶段所蕴含的基本逻辑是:在社会个体化的进程中,国家输入“新村主义”,并将现代的市场机制与家团互助传统进行有效对接;强调国家指导下的村庄自主选择,村庄则将传统的组织联结与现代“发展主义”理念进行了有效统合;同时,借助国家的政策支持实现资本扩展,将家团底色下的家团有限互利改造为村庄与家庭的双增共赢。
本文的基本研究结论是:第一,新村运动不是现代的理性官僚精心设计下的产物,而是国家与农村社会在互动中通过不断调试形成了理念和社会的适应性,即国家将现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村庄领导人实现了与传统制度底色的有效对接,从而走向的是将个人(或家庭)的利益追求与对村庄社区的服务相平衡的道路;第二,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在于两个结合:一是在发展主义的导向下,国家的强制性权力与调适性权力的有效匹配;二是在尊重家团底色的基础上,国家的选择性激励与适应性改造的组合联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