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退四川：抗战的“东方敦刻尔克”奇迹

中国工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作者：潘前芝来源：《党员生活·中》2020年第11期1940年5月末，英国利用一周时间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港口成功撤退30余万英法聯军，敦刻尔克因此名垂史册，为盟国保存了反攻所需的关键人员。

而在比这更早一些时候，发生在中国川江航线上的宜昌大撤退，为中国民族工业保存了发展命脉。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决定“以空间换时间”，将东部沿海地区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等向西部迁移。

迁移所依靠的交通工具中，飞机、火车、汽车资源有限，速度最慢的水路成为内迁主要通道。

当时，大多数人，包括国民政府，对能抵抗到哪一步并不清楚。

有些厂家以为到了武汉基本就安全了，于是开始寻址建厂，着手恢复生产。

但战事发展超出预料，南京沦陷不久，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的宣言，随后，企业被要求继续内迁入川。

由汉入川，宜昌是必经之地。

长江航道，自宜昌至四川，水流湍急，滩险林立，两岸峭壁，船只只能满帆借助风力上行，且大型船只根本无法上驶。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宜昌处在日军的星月形包围之中。

此刻的宜昌长江码头，物资器材积压成堆，从下游运来的各种器材设备，加上兵工器材总计在12万吨以上，可以说，全中国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了宜昌，一旦无法及时入川，后果实难预料。

但以当时可用轮船数和单艘轮船运力计算，完成这批人员与物资的抢运，需要约1年时间，且此时离川江枯水期只有40多天，一旦进入枯水期，抢运就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同时，日军飞机在头顶盘旋轰炸，人们争先恐后地挤在码头上抢着登船，慌乱和无序的境况成为制约抢运工作最大的不确定性问题。

已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兼任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的卢作孚临危受命，经过调查和计算后，他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驾驶员以及宜昌港口的管理人员开会，商定出详细的抢运计划。

在这次抢运计划中，首先要求所有单位将物资按轻重缓急分为三个顺序，优先起运最重要物资，按秩序装船，不得争先恐后;根据航段情况、物资重要程度和装卸难度实行分段航运，调节航程以提高现有运力;增加装卸设备，设立转运站，增添趸船大型起重吊杆;同时增设电台，加强调度，把船、岸和宜昌指挥中心连接起来，随时了解船舶运输情况，以保证有序调度。

悲壮的撤退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悲壮的撤退——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是二战期间一次重要而悲壮的历史事件，发生在1940年5月的法国敦刻尔克。

在战争的背景下，盟军士兵们进行了一场艰难而危险的撤离行动，以获得重要的时间和空间，为后续的战斗做准备。

本文将从背景、行动过程以及影响等方面，对敦刻尔克大撤退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背景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当时法国已被德国纳粹占领，英法盟军在与德军的冲突中一度失利。

在此背景下，盟军被迫撤退至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开始了一场艰险而具有挑战性的大撤退行动。

行动过程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自1940年5月27日开始，历时9天，至6月4日结束。

行动中，英法盟军通过陆军、海军及民用船只等多种方式，将近40万的士兵从敦刻尔克撤离至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

在撤退的早期，德军对盟军形成了较大的包围圈，使得撤退行动面临着极高的风险。

然而，盟军通过精心组织和周密计划，利用前线的武装部队掩护以及船只的接运，成功地将大量士兵撤出战场。

这场撤退行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撤退，需要迅速而精确的决策，以及士兵们的勇气和英勇行动。

从战场到海滩，从阵地到船舶，每个环节都需要协调一致，且时间紧迫。

重型军车和步兵阻塞了街道，德军的空袭和炮击不断造成伤亡。

然而，尽管种种困难和危险，撤退行动仍然顺利进行，最终成功地将士兵转运至英国本土。

影响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对于整个二战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为英法盟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以重组力量，为后续在欧洲战场上的抵抗做准备。

撤退后的盟军在英国进行了有效的整编，为未来陆战、空战和海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外，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也彰显了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

英法两国士兵在面对重重困难时，紧密合作，相互支持，共同迎战敌人。

而这种团结与合作也体现在其他国家的加入和帮助中，比如荷兰、比利时等国，他们提供了船只和军人，为撤退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撤退四川：抗战的“东方敦刻尔克”奇迹民康轮运输支前物资后空船返回重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尽管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看到的仍是连连丢城失地。

随着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失守，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急，就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被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了。

而在这场光照千秋的大撤退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便是川人的民生公司与川地军民百姓。

著名的民生轮船公司是四川合江人卢作孚于1925年创立，战前主要经营重庆至上海的长江航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

自此，卢氏放弃了预定的欧洲之行（战前曾设想到欧洲旅行考察船运业务），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航运组织之中，并向他的员工明确提出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的倡议。

随着华北陷落，淞沪战争爆发，南京告急，武汉面临威胁，民生公司奉命集中了所有的轮船，在两个星期内将四个师、两个独立旅的川军将士，由重庆、万县等地以最快的速度输送到了武汉前线。

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卢作浮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

主要的任务就是抢运战略物资入川。

此时，从上海、南京和华北、华中撤退到武汉的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大批的军队和给养，以及故宫南迁的国宝等等，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运到西南后方。

卢作孚集中川江中下游的所有轮船，在武汉保卫战的炮火硝烟中，日夜工作，紧急抢运。

1938年10月21日，广州落入敌手。

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

至此，中国国土精华尽失，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

整个国民政府抗敌武装力量，已无一个完整的师可以继续作战。

那些年，我们记忆里的国防信息管理学院 11编出学委 2011300740006 杜诗卿国防这个词在我耳边提了不知多少次，留在记忆里的可能是一些故事。

我的初中在湖北宜昌四中就读。

我们学校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儿童公园，城市仿佛就是围着这个公园建起来的。

我们每个去过公园的孩子都知晓，公园下方是密密麻麻的地道，出口颇多。

有一些出口现在也开着，被辟为纳凉和游玩的地下场所，经营者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地下长城。

所谓地下长城，即是防空洞。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全民备战的紧张气氛中，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全国大中城市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活动，参加者数以亿计。

全国挖洞的轴长度超过万里长城，挖掘土石的体积超过长城的土石方总量。

后来我们有些人还说，这个“地下长城”名字取得真贴切。

然而现在又有多少在里面玩耍的孩子乃至成年人知道这些呢？尽管墙上还依稀可见当年深挖洞时的各种口号、标语，尤其是毛主席老人家的号召。

我们学校历史很久远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旅宜同乡会”创办的，解放之后教育部门为了以示纪念，就把学校命名为湖北省第四中学，后来即为宜昌市四中——城市中心地带最大的初中。

因此，这样一个关键的地方自然也是备战防空洞延伸的一处。

初中时，一位叫赵国芳的白发老先生，教我们地方课，直白说就是教授学校和这座城市的历史。

地方课的赵老先生告诉我们：当年，一个老教师站在讲台上，地下正在挖洞，挖着挖着教室讲台后的地面突然陷了下去，老师连人带书一起掉了进去。

老先生提起这段轶事，全班哄堂大笑，也许笑过之后大家的记忆里也就抹去了这一笔。

这些年过去了，估计很多人把这位地方课的老先生也一并忘记了。

今天想起那时天真无邪的我们，对地方课上的精彩讲述听得兴奋不已，会浅浅一笑。

对于军事上的事情，我听得最多的几个词还是枣宜会战、石牌保卫战、宜昌大撤退等等。

这些战争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战争给民族的创伤，还有对中国军人、对实业救国的民族企业家油然而生的敬意。

卢作孚与“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作者：徐文杰来源：《晚晴》2017年第10期最近，电影《敦刻尔克》登陆各大院线，让人们重回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二战史上，有一场号称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场由实业家卢作孚指挥的“宜昌大撤退”，拯救了150万人，打破了日本粉碎中国的美梦。

宜昌大撤退是中国抗战史上辉煌的一页，卢作孚作为民族英雄将永载史册。

生逢乱世，卢作孚的“修身救国”之志从未改变，一生践行中国梦。

救国：从教育到实业卢作孚幼年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即辍学，后赴成都，凭借数学和国文方面的天赋自学成才。

他先后做过教师报社记者和主笔。

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积极支持四川的学生运动。

随着阅历的丰富，卢作孚逐渐认识到落后的教育状况对国家民族进步的制约，于是萌发了“教育救国”思想。

1921年，四川军阀杨森在泸州推行新政，卢作孚担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主持教育改革，后因军阀混战而中断。

三年后，四川政局刚一稳定，卢作孚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又因四川军阀内战而陷入艰难境地。

卢作孚悟出了一个道理：“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依靠军阀政权办教育是难以成功的。

经过多方考察，卢作孚决定以内河航运作为实业救国的突破口。

1926年，卢作孚以多方募集的8000元作为资本，发起成立“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公司的名字上他就想表明，公司关注民生。

他要创造一个“新的集团生活”的“建设事业”。

卢作孚突破传统的“买办制”管理方式，实行经理负责制，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宗旨。

在卢作孚的经营下，民生公司的声誉迅速传扬开来，几乎班班客满。

此后，通过整合兼并，到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的轮船达到46艘，职工3991人，股本为350万元，资产达1215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航运业务，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

毁业纾难青史流芳正当民生公司迅速发展壮大之际，抗日战争爆发了。

国难当头，卢作孚急电公司员工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作者：董尹来源：《支点》2015年第10期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

在当时经济凋敝、实业不振的情况下，抗日战争胜利的取得着实不易。

在这背后，一场由爱国企业家发动和组织的，自上海溯江而上至重庆的“工业长征”，保存了战时有限的工业生产能力，完成了重要工业装备跨区域转移的空前壮举。

这场被誉为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工业内迁，它的意义不止于抗战的胜利，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格局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战火逼近，西迁武汉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十分落后，并且布局很不合理，绝大部分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以上海为最，而西南、西北等内陆各省现代化工业寥若星辰。

据1932年的统计显示，上海登记的工厂数为1235家，占全国的31.39%，资本总额1亿4千多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9.73%。

而蓄谋已久的日军，则妄想于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达到实现侵华的目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工业荟萃之地上海的形势岌岌可危，一旦落入敌人之手则非常危险。

而内地各省地广人稀，几乎没有工业基础，难以满足抗战的需求，重新建设又为时过晚。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沿海工厂迁至内地。

如此一来，既可以避免沿海工业遭到灭顶之灾，为战时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又可以避免沿海民族工业落于敌手为敌所用。

与消极抗战路线相一致，国民党政府对于沿海地区工厂的内迁也只是一个粗略的意向，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工厂内迁的呼声越来越高。

上海机器五金制造业同业公会主席委员颜耀秋，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要求内迁：“这次事变不是局部性的，如不内迁，势必沦入敌手，也就是间接资敌，纵有任何困难，也要想办法搬进去。

”国难当头，颜耀秋的话代表了大部分民族企业家当时的想法。

虽然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人，但形势危急，内迁的序幕已经在上海拉开。

经过数日协调，迁移委员会决定“凡中国国民投资之工厂，均可一律迁徙……迁移目的地为武汉……政府给与相当津贴”。

《须知》一经公布，上海工厂纷纷报名登记，紧张的内迁开始了。

宜昌大撤退线路图
卢作孚 正在抢救物资的民生轮船员工
装满物资开往重庆的民生轮船 水流端急的长江
昌抢运得以顺利完成，同样离不开多方力量的支持和牺牲。

首先要感谢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

当时，张自忠、薛岳等部在宜昌周边地区与日军作战，迟滞了日1000余名船工集体写信给国民参政会说：“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是在为争取抗日的胜利。

”话虽不长，但爱国热忱跃然纸上。

停靠在重庆码头等待卸下物资的民生轮船。

敦刻尔克大撤退：希特勒为何命令德军停止前进？2015年07月01日 10:08来源：中国新闻网作者：金煜核心提示：撤退的第二天，驳船、拖船、货船、客轮、渔船、汽艇乃至私人游艇，纷纷出海驶往敦刻尔克。

联军撤退过程中，距港口仅10英里的德军先头部队却接到希特勒亲自下达的停止前进命令。

决定历史的一瞬是什么？解答的关窍如同摩尔斯密码，我们只能根据规律去破译。

从1937到1945，我们追寻国内抗战史的目光，已历12期；从这一期开始，我们将关注投向1939年后波澜壮阔的世界战场。

我们重走70多年前亲历者的足迹，跨越欧洲、亚洲和美洲，去丈量战争的图景，去还原这场正义的和平，以及人性的光辉，这也是我们对二战的诠释。

1945年，死亡和暴力再次被牢牢锁住，每一位亲历者都是这密密麻麻锁扣中的一环。

在诺曼底的美军公墓，安息着漂洋过海来的年轻人；伦敦的博物馆里，坠毁的飞机残片被制成永久的纪念碑；敦刻尔克的海边，众人合唱的《马赛曲》响起，如同雪崩般扩散开去。

所以，未来的报道里，你会看到我们力图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史迹里，重新找寻有温度的印迹，从陌生名字、墓碑和纪念册里，捡拾诗歌戏剧一样的人生。

历史才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套用茨威格的名言：没人能超越它。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把二战国际报道的第一期留给敦刻尔克。

因为短暂的撤退孕育着未来的胜利。

启示录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军队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马其诺防线被突破，比利时军队投降，30多万英法联军全部集中在法国敦刻尔克和沿海港口，一场撤退行动开始。

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纪念馆馆长卢西恩·贝恩看来，灰暗的战争岁月里，大撤退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

为了纪念敦刻尔克大撤退，巴黎曾举行一场花卉比赛，选出全法最美的玫瑰，这株玫瑰就被命名为“敦刻尔克”玫瑰。

它闻起来有胡椒的味道，也有淡淡的清香。

“这是法国人民对待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态度——它是成功的。

”卢西恩·贝恩说。

敦刻尔克大撤退：1940年5月，英法联军的防线崩溃后，英军在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敦刻尔克进行了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

在这项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行动中，英国利用各种船只撤出了大量部队。

战役背景随着德国军队于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动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但英法联军只是躲在马奇诺防线后，没有对波兰进行有效的军事支援。

9月27日，德军占领华沙，波兰完全沦陷。

1940年5月10日，德军136个师在3000多辆坦克引导下，绕过马奇诺防线进攻比利时、荷兰等国。

仅十多天，德国装甲部队就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

北部的英法联军事实上已被包围在法国北部的佛兰德地区。

5月27日比利时军队投降，40万英法联军开始向敦刻尔克撤退。

利用这座港口城市设置阻击防线，再利用船只渡过英吉利海峡成为英法联军的唯一生路。

战役过程5月24日，德军从西、南、东三个方向逐渐逼近敦刻尔克。

当德军坦克距离港口仅10英里时，却接到了希特勒停止前进的命令。

这一命令在后来引起争议，军事专家普遍认为由于敦刻尔克地势险要，不利于装甲部队作战，希特勒是为了保存装甲力量。

事实上，英国早在5月19日就预见到了失败，战时内阁指示海军部制定代号“发电机行动”的远征军撤退计划。

希特勒阻止德军坦克进逼敦刻尔克给了英法联军建立阻击阵地的机会。

尽管5月27日德军装甲部队恢复了对敦刻尔克的攻势，但他们面临敌人有组织的防线而无法突破。

英法联军成功地延迟了德军进攻，并且为部队撤离敦刻尔克赢得更多时间。

5月26日晚，英国海军部下令开始执行“发电机行动”，该行动由多佛尔军港司令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中将全权指挥。

由于敦刻尔克地区一直遭到德军猛烈轰炸，只有东堤可以停泊船只。

在“发电机行动”的第一个晚上，在英国海军的努力下，首批人员顺利离开敦刻尔克回到英国。

英国海军部开始在沿海和泰晤士河沿岸征用船只。

5月27日，德国空军第3航空队和第2航空队大举出动，猛烈轰炸敦刻尔克港区和海滩，而英国空军起飞200架次战机掩护海滩登船点和运输船只。

1938：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作者：毛剑杰来源：《党员文摘》2017年第11期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关键阶段：华中战场激战正酣，武汉面临沦陷，重庆成为战时首都。

随之，大量入川的抗战物资滞留在长江枢纽港宜昌。

枯水期到来前，十余万吨物资、数万人员由穿越三峡的船只安全转移至重庆……这一壮举让人想到了两年后欧洲战场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被世界知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宜昌，生死存亡清末、民国时期入川，长江水路几乎是唯一畅通的大道。

宜昌以上的峡江航道滩多浪急，1500吨以上吞吐量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从中下游来的大船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才能继续溯江入川。

1938年夏天，当中日武汉会战正酣、国民政府准备撤往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腹地时，夹在武汉、重庆两大重镇之间的宜昌，成为举足轻重甚至决定生死存亡的角色——浩浩荡荡的人流不断涌入这个长江上、中游的转运枢纽。

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有3万多人（不含流动人数）。

比难民更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

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

”除了入川的，还有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增援的川军部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到抗日前线。

当时，人口只有10万余人的宜昌城一下子被挤爆了，数公里区域内，各种大宗物资堆积成山——它们并非等闲之物，而是全中国航空、军工、轻重工业的精华。

更让人心急火燎的是：再过40天左右，峡江航道就要迎来漫长的枯水期，届时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行驶。

这也意味着，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须在40天内运完！按照当时中国船舶的运力，这些物资转运入川至少需要一年！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是笼罩在宜昌上空的恐慌气氛。

各企业、各机关都在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到后方去，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