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青铜器鉴定研究共144页

青铜器铭文研究之西周金文由于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已进行得比较深入，所以西周金文在整个西周时期各个阶段的面貌即大致得以明朗。

鉴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阶段与主要依据形制、纹饰进行的铜器分期似并不完全同步，同时也为了使对西周金文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在时间上有个较清晰的印象，其下以西周早、中、晚三期为序来概述青铜器发展、演化情况。

虽然在一定时期内，青铜器铭文会有某些共同流行的，带时代性的风格。

然而这并不能排斥铭文风格上有某些不合主流的个性的体现，因为当时书写铭文的作者在风格上未必皆雷同，所以，以下对各阶段铭文特征的介绍，就只是泛泛而谈。

西周早期金文可分两个阶段来概述：第一阶段，主要是武王、成王时期，但康王时期(约偏早)仍有部分器铭具有本阶段特点。

在内容上，仍存在较多的字数很少的族氏铭文及其与先祖曰名组合的铭文。

铭有此类铭文的铜器，多数当属于商亡国后臣服于周人的商朝遗民。

但自此阶段开始，长篇与较长篇的铭文已多了起来，内容关系到许多西周初期的重要史实及当时的官制，军制等。

从总体上看，此阶段金文扔保留了不少商晚期金文的持点。

首先是布局不够规整，依然是竖成行而横不成排。

字形大小仍不均匀。

象形性还较强。

书写气势亦较豪放，笔画较浑厚、凝重，有的笔画中间粗肥，而首尾出尖，笔捺皆有波折。

所有这些均与商金文近同。

上述特征可从武王时期的利簋与成王时期的保卣、甗侯鼎及康王时期(约偏早)的作册大方鼎的铭文中得知。

第二阶段，康、昭王时期。

此阶段铭文多为较长篇或长篇，内容范围与第一阶段较长铭文相近似，亦多关系当时的战争、政治、封赐等重要史实。

族氏铭文已少见。

与第一阶段铭文不同的是，多数铭文排列较第一阶段规整，不仅竖成行，而且横也成排。

但仍有部分铭文由于每竖行字数与字的大小未能一律，在总体较整齐的情况下显出个别的不整齐。

此阶段铭文有两种字体形式。

其一：字体笔画仍显浑厚，还有明显的波折，部分笔面仍作中间粗两头尖形。

如康王廿三年之大盂鼎铭文。

其二：字形一改过去较浑厚、豪放的书风而为规整、拘谨。

青铜器研究报告青铜器研究报告一、引言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遗产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之一。

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还体现了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和艺术造诣。

本报告通过对青铜器的研究，旨在深入了解青铜器的制作、用途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二、青铜器的制作青铜器的制作使用了铜与锡的合金技术，这种合金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和工艺表现力，适合制作各种形状复杂的器物。

青铜器的制作主要包括铸造、打磨和装饰三个步骤。

铸造是青铜器制作的核心环节，通过将熔化的合金倒入铜模中，然后冷却成型。

打磨是为了使器物表面光滑，以及修整形状。

装饰是为了增加器物的美观性和艺术价值，常见的装饰手法有刻花、铸花和填色等。

三、青铜器的用途青铜器的用途多种多样，主要分为礼器和生活器两大类。

礼器是用于祭祀和公共场合的器物，包括酒器、乐器和祭器等。

生活器则是用于日常生活的物品，如饮食器具、衣饰饰品和农具等。

青铜器的使用范围广泛，不仅体现了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反映出其对自然、社会和宗教信仰的认知和崇敬。

四、青铜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青铜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古代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

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不仅体现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艺术造诣，也传承了古代人民的思想和价值观。

青铜器还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后世铸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音乐、美术、文物鉴赏等领域中，青铜器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意。

五、结论通过对青铜器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

青铜器不仅是实用工具，更是艺术珍品和文化载体。

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中。

青铜器记录了古代人民的智慧、生活和信仰，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也是人类文明的宝库。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青铜器的研究和保护，让其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永远闪耀光芒。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20世纪中国青铜器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日臻成熟，这一点在西周青铜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西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可以追溯至北宋时期。

但断代理论与方法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则发生在20世纪。

20世纪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在整个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0世纪中国青铜器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日臻成熟，这一点在西周青铜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20世纪西周青铜器断代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西周青铜器断代的理论与方法，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金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另一种是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

金文学的理论与方法以郭沫若为代表。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出版。

他在充分发挥铭文研究长处的同时，兼顾形制与纹饰的特点，避免了单纯依据铭文的偏颇，使“标准器断代法”脱颖而出，从而把20世纪的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置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对日后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40—50年代，考古学家陈梦家在中国和欧美诸国考察了众多的西周青铜器。

与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相比，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在形制、纹饰、铭文的研究方面有了新内容。

在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陈梦家提出了标准器组断代法，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逐渐细致化。

1962年，文字学家唐兰在《考古学报》发表长文《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系统阐述了他的“康宫”原则，即凡是铭文中出现“康宫”字样的器物，必制作于西周康王之后，这是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论断。

虽然学界对这一论断还有争议，但它的提出有助于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的深入。

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强调以田野考古发掘的资料为研究对象，依据器物的形制、纹饰及其他考古现象来进行断代研究，选取考古发掘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器群作为各个时代的界标，并依此来推论其他铜器群的年代。

青铜器的鉴定第一篇：青铜器的鉴定青铜器的鉴定目录青铜器鉴定青铜器鉴定的涵义青铜器鉴定的基本方法青铜器仿制青铜器作伪历史辨伪基本方法1.铸造辨伪2.器形辨伪3.铭文辨伪4.纹饰辨伪5.材质辨伪6.声味辨伪青铜器鉴定青铜器鉴定的涵义青铜器鉴定的基本方法青铜器仿制青铜器作伪历史辨伪基本方法1.铸造辨伪2.器形辨伪3.铭文辨伪4.纹饰辨伪5.材质辨伪6.声味辨伪展开百分网青铜器鉴定bronze ware，identification of对古代青铜器中的传世品进行研究，从而确定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工作，青铜器的鉴定。

青铜器鉴定的涵义鉴定工作的第一步是辨伪。

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研究确定某件真品的价值，给予恰当的评价。

为了确定每件青铜器的价值，首先要确定其年代及文化性质。

有的青铜器能依据其铭文确定其绝对年代，一般应确定其时代或分期(相对年代)。

文化性质一般指的是中原青铜器或是巴蜀青铜器、滇文化青铜器。

然后从其形制、纹饰、铭文及铸造工艺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已知的古代青铜器及其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判断其在中国古代青铜器本身发展历史上、古文字学上、美术史上和铸造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从而确定其价值。

青铜器鉴定的基本方法主要是比较法。

无论是辨伪，还是研究某件青铜器的价值，都是运用与已知的古代青铜器及其研究成果和价值进行对比的方法来进行的。

熟知各个时期、各种文化的各类青铜器的特征及价值，不断了解古代青铜器的新发现及新的研究成果，亲手抚摸观察各种伪品，才有可能做好鉴定工作。

另外，还应逐步引进推广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X光检测、荧光光谱分析及范土的热释光测定等。

百分网青铜器仿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制礼作乐均依周制，政府或私人为了举行祭祀等礼仪活动的需要，不断仿照《三礼图》或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而铸作新的青铜礼器，这就是仿制品。

它是对于古代文化的尊重与仿效。

其特点是在器物上大多标明仿制的时间、用途及仿制者等。

西周青铜器铭⽂赏析近⽇，得观陕西宝鸡周原地区出⼟的西周青铜器商卣、折觥(盖)、史墙盘、豊卣(盖)、 (⽧+兴)盨甲、(⽧+兴)簋⼄(器)、⼗三年(⽧+兴)壶⼄(盖)、三年(⽧+兴)壶甲、师同⿍、豊邢叔簋、(害+夫)簋等11帧铭⽂拓⽚。

陕西宝鸡周原地区是周⼈最早活动的地⽅，是周的发祥地。

当地迄今还遗存有许多周早期⾄西周晚期的历史痕迹。

周原博物馆是在周原遗址⼤规模考古发掘的基础上，于1987年建⽴的遗址性博物馆。

周原⼀词，最早见于《诗经·⼤雅·绵》中“周原肚肠，茧茶如怡”之诗句。

周原于岐⼭之阳，即今关中平原的西部。

具体所指有⼴、狭之别，据史念海先⽣考证，⼴义的周原“包括凤翔、岐⼭、扶风、武功县的⼤部分，兼有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部分，东西长七⼗余公⾥，南北宽⼆⼗余公⾥，顺着渭河成西北东南⾛向”②。

这些遗址的发掘对于探索周⽂化的起源，全⾯了解西周的历史、⽂化起到重要的作⽤。

上述11帧拓⽚的青铜原器除师同⿍1981年12⽉出⼟于扶风县黄堆乡下务兹村、(害+夫)簋1978年5⽉出⼟于扶风县法门镇齐村外，其余9件均于1976年12⽉出⼟于扶风县法门镇⽩庄村。

11件青铜器除豊邢叔簋(1984年11⽉5⽇被盗)、(害+夫)簋藏于陕西宝鸡扶风县博物馆外，其余9件均收藏于陕西宝鸡周原博物馆。

青铜器流⾏于新⽯器时代晚期⾄秦汉时期，以商周时代的器物最为精美，西周是青铜器发展的⿍盛时期。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不仅造型奇特、纹饰精美，⽽且在青铜器⽫的腹部、底部或盖部等位置铸刻有记事性的铭⽂。

铭⽂的内容、形式、数量，甚⾄书体等⽅⾯取得的成就是前代所不能达到的。

西周青铜器铭⽂虽说是铸刻在青铜器⽫之上的，但其在书法上表现出来的浑厚、苍茫、⾃然的⾦⽯⽓味，成为后世学习书法的重要取法对象。

西周⾦⽂按照历史的演变顺序及其不同时期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特点可以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个王世;中期包括穆、恭、懿、孝四个王世;晚期包括夷、厉、共和、宣、幽五个王世③。

作者： 王世民[1];陈公柔[1];张长寿[1]
作者机构： [1]不详
出版物刊名： 文物
页码： 96-96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9期
主题词： 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分期断代;考古发掘;考古学;研究者;参照系
摘要：本书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之一。

从考古学方面对西周铜器的典型资料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期断代。

本书自1999年出版以来,得到诸多研究者的认同与引用。

本次修订、重印,作者又选取了最近十多年各地考古发掘的西周有铭铜器中的典型器,对本书的分期断代进行检视和补充。

本书可作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参照系,是西周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必读之书。

西周青铜器的研究西周青铜器研究西周青铜器是指，西周时期铸造的青铜器，包括出土器物和传世藏品。

是中国早期重要的历史文物，同时也是珍贵的艺术品。

目录一、概念二、铸造特点三、纹饰特点四、铭文特点五、发现及研究六、年代与分期七、鉴定八、图片展示九、参考书目十、活动总结一、概念主要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其他日用杂器等。

西周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此期间，青铜冶铸技术继续发展，铜器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但种类有一个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过程。

西周时期有许多铸工精湛、造型雄奇的重器传世,且多有长篇铭文,它是研究西周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等的重要资料。

迄今所知,西周青铜器的分布北起内蒙古、辽宁,南到湖南、江西、四川，东起山东半岛西周青铜器，西到甘肃、宁夏，其中以王畿所在的陕西、河南出土最多。

王臣铸作的铜器占西周青铜器的很大比例。

诸侯国的铜器也有发现,但多属姬、姜两姓的诸侯国，如燕、鲁、卫等，反映了西周社会宗法分封制的特点。

边远地区如巴蜀、吴越等古国的西周时期铜器，多带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其礼器和乐器的形制与制度受中原周器的影响较大，但兵器、工具和杂器等多保留本地土著的传统。

二、铸造特点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

摘要本文以西周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明器为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墓葬共计97座，出土青铜明器430多件。

首先，按照都邑与封国的区别，分类梳理目前所见的青铜明器墓，其次，对出土的青铜明器进行形制分析，进而对墓葬进行再分期，最终划分为三期。

最后，在分期基础上对出土青铜明器的种类、组合状况、摆放位置以及墓葬等级、族属、葬俗等六个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

本文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

首先对“青铜明器”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及评述，进而点明本文的选题意义。

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作概括介绍，最后对出土的青铜明器的时空范围、种类、墓葬等级划分标准等作相关说明。

第二部分，由三小部分组成。

按照国别的不同，对目前西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明器分别进行概述，暂无法判定国别的墓葬均以现在地理行政区划为准。

第三部分，对出土的青铜明器作形制分析，依据典型器物的共存关系把铜明器分4组，与之相关墓葬也分为4组，这4组墓也代表西周时期青铜明器墓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

分析各段墓葬中铜明器组合及特征，可以合并为三大期。

依据有铭铜器或同出实用器对墓葬的绝对年代进行推测。

在此基础上，对青铜明器墓的分布与族属、数量与等级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部分，根据铜明器的出土位置，对青铜明器墓进行分类，对不同地区铜明器的摆放位置进行横、纵两方面的比较，进而归纳铜明器位置摆放的一些规律。

第五部分，在前面的分期基础上，对出土的铜明器与铜实用器的种类、组合形式作比较。

第六部分，在上述基础上，对随葬青铜明器习俗的兴衰原因、随葬品摆放位置相关讨论及明器中的复古现象进行相关的探讨。

第七部分为结语。

I通过本文研究最终我们认为：随葬铜明器的习俗从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经历了一个兴起、发展、鼎盛的发展过程。

这一习俗源于商代，后成为周人墓的典型特征之一。

随葬铜明器的习俗与墓葬等级有关，经历了自下而上的流行趋势，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变。

铜明器在墓中摆放有一定的规律，多摆放在棺椁之间，与陶器和实用铜器也保持相对的空间位置。

第五十四讲西周历日铭文铜器断代的标准与验证（上）西周铜器断代除考虑铭文、字体、纹饰、器型、工艺外，历日铭文是一个更加重要的标准，特别是王年、月份、月相及历日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铭文，更是判断铜器年代的绝对条件，但首先须建立相关标准，否则就会各行其是，争论不休。

标准1、对于周人所使用的历法性质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标准2、须建立正确的误差时限。

标准3、对于月相的解释，须合情合理。

标准4、对于王年必须有文献依据，在取舍时须给出合理的解释。

在此基础上，再以能够确定的某王标准器物进行验证，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据张汝舟先生考证，四分历实际是假殷历真夏历，而周人实行的正是这种历法，并且因为整个西周时期尚不明推步，而是依靠观象授时和年终置闰（金文中只见“十三月”、不见“闰某月”字眼，故凡是年中置闰的历法都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经常出现因闰前移一个月的情况。

从出现这一情况的年代来看，基本是3年左右一闰，与太阳回归年与朔望月的长度有关。

又因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5日，而朔望月的长度为29.5日（12个月总天数为354日），每年将有11.25日的差距。

即便三年一闰，也只能安排30日或31日，尚余2.75至3.75日。

加上岁差原因（因周人所用的历法创制年代距商和西周有多至600年左右的时间差距，每307年差1日，因此存在1至2日的误差），实际历日与推定历日间会有1至6日的误差。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误差，才使人产生了“分段说”与“年中置闰”的错觉。

一些学者以二或三日误差为限判定合历与否，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有关各种月相语词的解释，历来有“定点说”、“分段说”和“定点分段结合说”三种。

“定点说”认为，各种月相语词都确指某一具体时日，如旁死霸为晦前一日，哉死霸为晦日，既死霸为朔日、初吉，旁生霸为大月之初二，生霸（也即《尚书.康诰》、《顾命》哉生霸）为初三朏日，望为十五日，既望为十六日。

“分段说”又分“二分说”与“四分说”。

文物鉴定工作中发现的三件西周青铜器图三西周即盘及其铭文、拓片口径36.2、足径26.4—27.8（略变形）、通高12.7厘米。

折沿，方唇，双附耳，平底，圈足外撇。

腹部四组凤鸟组成的带状纹饰，附耳背部的两组凤鸟纹短小，另两组形体则较长，有草率的云雷纹地纹。

内底有铭文七行，行十字，重文二，共七十二字：中吉父盘和中吉父盉，锈蚀并不严重，都有较多铁锈斑迹，器物皆具同时期特征，符合盘、盉流行于西周中期的历史事实，为中吉父一人作器，显然不会有什么出入。

中吉父盉与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一号青铜窖藏出土的衛盉较为接近，是为佐证[1]。

两件器物没有出土地点和资料来源，别具了一些特殊意义。

1978年陕西扶风县齐家村曾有西周中期墓葬青铜盉置于盘中的盉盘同出之典型实例[2]。

笔者主持发掘的晋候墓地Ｍ92，同墓出有青铜“晋候喜父盘”与盉，并没有置盉于盘中，盘盉的器形与中吉父盘盉较为接近，体现了流行于西周中期的器物共性（青铜盉资料待发表）[3]。

而稍晚的Ｍ31虽同墓出土有青铜盘盉，但盉的形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4]。

盉或为古代盛酒器，或说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

而盘则是盛水器，用于宴飨之前的沃盥礼。

盉与盘在功用上的直接联系，目前似乎还没有确凿的文献或考古依据。

即盘保存状况不错，没有如中吉父盘、盉器物上的斑斑铁锈。

底部铭纹达七十二字，一字锈蚀不可辨，是—件西周中期难得的重要器物。

事有蹊跷，1974年12月陕西扶风县黄堆公社云塘大队强家生产队平整土地时发现一批西周青铜器[5]，其中一件兽首衔环瓦纹即簋，内底铭文也七十二字，与即盘铭文体例、布局一致，内容仅一字之差。

即盘铭文之末行首字锈蚀严重，不可释读。

按即簋之末行首字为“簋”，则即盘末行首字当为“簋”。

由此，1974年发现之即簋与近期发现之即盘，应为“即”一人所铸，此推测当不会有太大出入。

两者的其他关联，不得而知。

是当年同出而流散之物，或者异穴出土？成了历史之谜。

注释：［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吉金铸国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