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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制度的利弊英国的福利制度对英国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积极作用⒈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
英国在二战后率先颁布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案，向人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福利，一定程度上抚平了人民受到的严重战争创伤，对稳定战后混乱的社会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广泛的社会福利措施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最低生活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长时期地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局势也有颇大的作用。
⒉推动了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
几十年来，社会保障措施保证了大批生活有困难的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目前平均每1000人拥有8名医生，9张病床。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的健康水平和工作能力，而资本家也视福利制度是提高生产效率、追求利润的投资。
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中小学教育体系，使英国大学从战后的20多所增加到目前的48所，并使大量的工人家庭子女也能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90年代以来，英国大学在校学生一直在35万左右，每年培养出约10万大学毕业生。
这促进了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⒊缩小了贫富地区的差距。
由于英国中央政府每年大量拨款用于公共保舰社会保险等福利体制，有力地缩小了威尔士、苏格兰，特别是北爱尔兰与英格兰的贫富差距。
消极影响⒈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日益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据官方《国民收入与支出》统计，1951―1982年社会福利支付增长倍，而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近1倍，同期社会福利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跃升为%。
社会福利费用的，一半由企业和个人所缴纳的国民保险基金提供，其余由政府财政拨款。
此外，政府还要承担国民保健，对个人的社会服务、教育和住房等费用。
社会福利庞大的支付成为导致经常性财政赤字的最重要因素。
⒉社会福利制度带来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福利措施平均化，助长了一些人对国家的依赖思想，不去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坐享社会福利。
有的失业者认为领取失业津贴可不纳税，还可从事逃避税收的“地下经济”，收入并不比低工资职工少。
欧洲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欧洲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人们对欧洲福利国家的典型印象，是它们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和高水平社会福利保障，而这些保障主要源于其福利制度。
19世纪下半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一面镇压，一面安抚,实施了一些迷惑群众的社会立法，先后颁布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和《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
一般认为俾斯麦的这“三部曲”是欧洲福利制度的最早雏形。
1 9 4 2 年, 贝弗里奇教授设计了一个主张建立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全民性”的国民保险制度，成为了当代福利国家制度的蓝图。
20世纪经历了二战之后，欧洲福利制度开始得到不断建设和完善，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影响。
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使广大群众获得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促进了社会稳定。
欧洲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和福利津贴得到显著增长，特别是社会上的“弱者”, 如孤寡老人、残疾人等，都得到了生活上的基本保障。
其次,累进税制和各种福利措施促进国民收入再分配,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同时，欧洲的免费教育制度使所有青少年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休假制度保障员工充分地休养生息，发展爱好，更好地实现自我，造就更多富于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素质的劳动力。
但福利国家制度本身也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一些严重的不良影响。
高福利使一些人工作动因被破坏，宁愿躺在福利的摇篮里睡大觉而不愿参与劳动市场竞争，工作热情和生产效率普遍下降，甚至有人拿着失业津贴去出国度假。
另外，它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多的人失去了责任感，贪图享受过度消费。
而这样的高福利是以高税收为其前提条件的，赋税的不断加重使人民不满与日俱增。
沉重的赋税还造成地下经济泛滥和人材外流。
比如英国每年就约有一千多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流入美国。
同时，福利机构庞杂, 制度僵化, 造成巨大浪费。
福利开支的惊人膨胀使得财政上入不敷出，选择借贷。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包袱更因老龄化的加剧而更加沉重。
欧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比较与启示受制于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不同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差异较大。
本文将就欧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比较展开探讨，并探究其背后的思想与价值观念。
一、欧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历程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
当时，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为工人提供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等服务。
20世纪30年代，美国推出了“新政”，将社会福利政策上升为国家政策，并创立了社会保险、公共住房和劳工保护等制度。
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出现了“福利国家”模式，政府逐渐承担了更多的社会保障职责。
随着社会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社会福利政策的意义与价值在不断加强。
二、欧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区别与影响因素1、政治体制欧洲地区一些社会福利制度最早的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其政治体制均为议会制和君主制。
相较之下，美国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有独立立法权。
这种联邦制给了州政府较大的自主权，使得各州间的社会福利政策有较大差异。
2、经济水平欧美国家的经济结构与阶层分布存在巨大差异。
欧洲地区的福利国家模式主要源自于工业革命后，各国经济实力很长时间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社会保障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面前变得相对较为辅助。
3、国家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导致了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不同。
在欧洲，信仰与爱国主义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反作用，因此社会保障措施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的平衡措施。
相比之下，美国的文化传统把个人自由和市场力量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强调个人责任，担心过度的社会福利会扼杀市场机制。
三、欧美社会福利政策的启示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有着鲜明的特点。
欧洲国家的福利政策十分完备，涵盖范围广，被视为是相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有效支出。
相对而言，美国的福利政策较为薄弱，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险，政府承担的职责相对较少。
福利国家理论及其对我国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启示[摘要]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普遍为公民提供了广泛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纷纷建成福利国家，英国、瑞典、日本是其典型代表。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福利国家理论面临各方面的挑战不断加深，研究西方福利国家理论对于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应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速度；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保障充分就业；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扎实逐步地向高福利国家推进。
[关键词] 福利国家；理论；模式及困境；启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更多的关注如何解决民生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如养老、就业等一系列问题。
关注社会保障事业，要追根溯源，考察国外有关发展社会福利的理论，充分理解并运用加以借鉴，这无意对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是有启示的。
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提供了一个蓝图，它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思路，尽管福利国家理论根植于西方，但是，我国仍然可以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的成果，为我所用。
一、福利国家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脉络（一）福利国家理论的提出1941年，威廉·坦普尔第一个提出“福利国家”的概念，用以区别纳粹德国为统治者服务的“权利国家”，但当时他对概念的解读较为浅显，未对这一概念有着明确的界定。
1942年，素有“福利国家之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主持制定了《贝弗里其报告》，这份报告对福利国家的蓝图有了大致的规划，指出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对于英国发展的重要性。
报告对福利国家及社会保障的发展影响深远，标志着福利国家理论的成型。
福利国家是指由国家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学术界对于福利国家的性质有着不同的见解，有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管理公共物品的一种工具”；也有学者将其看作是一种社会政策，是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措施的结合；还有学者主张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
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作者：于瑞红来源：《科教导刊》2010年第26期1福利国家制度的萌芽所谓福利国家指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通过国家立法给全体公民提供福利的国家。
福利国家制度最早萌芽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
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市场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失业、贫困、劳资冲突等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给予纠正，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举办社会保险、社会福利。
历史学派的观点和主张得到当时德国政府的采纳，德国在1883年颁布了《疾病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标志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
之后，德国又颁布了《工伤保险法》，《养老、残疾、死亡保险法》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保险的法律。
继德国之后，英国、瑞典、芬兰、丹麦、挪威、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关于福利制度的法律。
福利国家制度首先在欧洲萌芽有其历史必然性。
在思想文化层面，欧洲国家受宗教思想的影响深远，自古就有扶弱济贫的历史传统。
此外，思想启蒙运动兴起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观念在欧洲也深入人心。
在现实层面上，工业革命后，北欧国家长期有社会民主党掌握政权，他们大都接受了“社会是共同利益的整体”的观点，主张国家在解决失业、贫富差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和成熟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
造成大批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人数上升，整个社会陷入萧条。
1929年英国首相劳和乔治提出兴建公共工程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摆脱危机，其中社会福利方面的措施影响深远，包括兴办公共工程，实行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以工代赈等。
1935年，美国通过了《社会保障法》，确立了以联邦政府为主导的，以解决老年人问题和工人失业问题为主体的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制。
罗斯福执政时期，福利国家制度在美国逐步发展起来。
经济危机爆发后，原来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理论已不能解释当时的经济现象。
西方福利制度的利弊篇一:西欧国家福利政策利弊分析社会福利事业在欧洲已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英国政府为了安抚救济贫民, 于1 0 01 年颁布“ 贫穷法” 。
在工业革命时期, 英国政府又把大量贫民转为产业后备军, 于1 8 3 选年颁布“新贫穷法” ,对贫民实行救济.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创办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调节缓和阶级矛盾，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统治的一种方法。
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固然对其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二、影响1、积极影响(1)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2)调节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3)促进社会服务，缓解就业压力;(4扩大公民自由，体现团结互助;(5)巩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2、消极影响(1庞大的福利开支使资本主义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严重的妨碍了经济的增长和对高新技术的投入，成为社会持续充分发展的障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凸现。
1(2 助长了社会成员的闲散性，福利制度被讥讽为“培养懒汉的制度”。
第二, 西欧国家利用社会福利制度可以适当调节社会需求, 刺激消费, 推动经济发展.西欧各国每年花费的社会福利开支是巨大的, 这就扩大了消费, 增加了社会有效总需求” ,起到刺激生产、发展经济的作用。
第三, 西欧由于普遍推行社会福利制度, 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增加第三产业就业人员, 一定程度减少失业的压力。
西欧国家为社会福利事业服务的医疗、职业培训、老年保健等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 吸收了大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失业者, 吸收了一批新就业人员, 并为提高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供了便利条件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固然对其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对其国家的政治经济有一定积极影响。
但是, 也使西欧国家越来越感受到“社会福利的沉重压力” , 在财政、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因素。
福利国家的弊端及对中国的启示福利国家，又称社会福利国家，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福利服务和保障的国家模式。
这种模式的出现，旨在解决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等问题，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带来人民普遍受益。
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下面将从几个方面探讨福利国家的弊端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福利国家弊端如下：1.财政问题。
福利国家需要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如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救济等，这将给国家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会导致经济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支持。
2.失业问题。
福利国家为人民提供一系列的保障和福利，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存在“舒适区效应”，使得他们对于工作的要求更高、对待工作的态度更加消极，从而导致失业率的提高。
3.人口老龄化问题。
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寿命也相应地延长，这将导致更多的人进入退休年龄，为政府养老金等福利政策的实施带来更大的压力。
1.福利政策的建设应该逐步推进，不能一步到位。
中国当前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政府应逐步构建福利政策制度，提供适当的福利保障，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
2.政府应该扮演主要角色。
福利国家的实现需要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政府需要负责制定合理的福利政策，加强管理和监督，同时适度推进市场经济化，落实“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3.应该注意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
福利国家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但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收入水平和经济活力作为基础支持，否则将导致财政负担过重、失业率等大量问题。
总之，福利国家是一种不断进步和改进的制度，对于中国来说，政府需要根据中国国情和人民需求不断推进相关改革和政策，同时注意政策的可持续性，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更多的人共享福利。
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启示作者：梅新育时间：2012-08-30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国内消费增长滞后于出口等项增长的今日中国，适度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消费需求，已经是大势所趋。
然而，“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在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扩大消费的同时，我们需要对其副作用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重蹈覆辙，以至于自废武功，断送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途。
一、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系统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制本来并不是英国的发明，甚至也不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中国汉族盛大王朝和罗马帝国就已经一步步发展起来了相当多的社会福利项目。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就规定了对国民婚姻生育给予财政奖励与政府帮助；汉朝时开始建立老年人优待制度；宋朝建立了官办平价药店、低收入家庭房租补贴等项制度，以及类似现代孤儿院、养老院的设施；到明朝时，出身贫贱、深知大众疾苦的朱元璋不仅恢复了宋朝已经建立而为蒙元毁弃的几乎全部社会福利项目，还根据亲身惨痛经历而建立了“经济适用墓”等新项目，亦即贫困居民家庭人口死亡后，可向官府申请廉价或免费墓地，以供安葬。
所有这些社会福利制度，曾令晚明时期来华欧洲人颇为惊叹，艳羡不已。
在近代工业化社会中，又是俾斯麦在德国首先建立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
然而，把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发展到“从摇篮到墓地”无所不包的程度，却是英国和某些北欧国家率先所为，其利弊得失相应也在这些国家表现得最为充分。
“福利国家”思想和实践在英国可以上溯至19世纪的新《济贫法》等法规，但全面铺开则是二战之后的事情了。
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体现了英国国民的普遍意愿，以至于英国主要政党及其领袖人物，不管内心对此真实看法如何，在二战之后都长期以“福利国家”倡导者自居，非如此则无法争取选民支持。
正是这种意愿，使得英国选民在二战刚刚结束之时就抛弃了领导他们赢得胜利的英雄丘吉尔，转而选择了没什么英雄气概和拿得出手业绩的艾德礼，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后者带领工党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目标。
在英国式“福利国家”制度的顶峰，英国福利项目之多、政府向国民提供的津贴和补贴名目之繁杂，为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
除常规的失业津贴和疾病补助金、养老金、低收入家庭房租补贴等项目之外，还有附加津贴，包括低收入家庭补助金（1971年起）、幼儿补助金、产妇补助金、寡妇津贴、残疾人补助金、领养老金者的药费补贴、食品补助金（1973年起的牛奶，1974年起包括面包、乳酪、黄油）、养老金领取人的廉价黄油供应（1973年—1974年）和牛肉供应（1974年），等等，堪称包罗万象。
二、英国“福利国家”制度实践的成效论及这一制度的成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首要成果毫无疑问是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了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旧有的社会矛盾，使得英国社会得以保持大局稳定，而不至于爆发颠覆性的社会革命。
同时，由于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显著扩大了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有效地化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痼疾，即生产无限扩张而人民群众消费能力不足的矛盾。
同时，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的社会福利开支具有“内在稳定器”作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和低收入者减少，社会福利开支自动缩减，抑制了政府开支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势头。
经济萧条之际，失业和低收入者增多，社会福利开支自动扩张，从而维持社会一定的消费水平，避免失业率过度上升而加剧经济波动烈度。
从二战结束直至次贷危机爆发，数十年间西方国家经济周期运行的总体特点是危机萧条烈度减轻而景气时期延长，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功不可没。
三、英国福利国家制度在微观层次上削弱了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尽管如此，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也不例外。
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埋下了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
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
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
如果说在经历了19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的那一代人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那么，到战后“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且难以收拾了。
即使对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劳动者而言，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较高所得税也沉重打击了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
因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过度膨胀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在战后西方财政税收格局变化的趋势下，尤其突出表现为所得税过重，英国战后数十年来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尤重。
早在1950年代英国实行“福利国家”初期，所得税率之高就已经使得很多原来喜好加班加点工作的人感到自己的额外辛苦不过是在白干，加班的动力大大衰减。
到后来，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失业者收入往往比工作者还多的地步，因为就业后的收入要纳税，而失业救济金和补贴所得无需纳税。
从上世纪60、70年代直至现在，这种现象始终存在。
由于相当一部分掌握话语权力者要么缺乏全局眼光和长远思维，以个案煽情取代对全局的冷静客观思考，要么有意哗众取宠，致使某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人道主义”长期占据了“政治正确”的地位，不仅导致失业者收入比工作者还多的问题来得更快、更严重，而且加剧了外来移民问题。
上述“动力真空”问题大大恶化了英国在战后的国际人口流动格局。
一方面，专业人员、功成名就者大量移居国外，以躲避源于过滥社会福利支出的高额税收。
移居加州的1970年代英国头号影视明星凯恩直言：“我热爱英国，但我要等到税收政策改变以后才能回去”，成为许多外流英国专业人士的心声，英国则因此而长期蒙受严重的人才流失之苦。
另一方面，依托庞大海外殖民帝国，英国数百年来形成了国内不得志者奔赴海外另谋生路、寻求机会的传统。
虽然海外英国公民中不乏为非作歹之徒，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备受践踏，但对英国而言，这一传统在总体上确实发挥了培育和弘扬国民自我奋斗精神的正面作用。
然而，由于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过多过滥，英国国民得到了一个新的、却是破坏性的选择——降低生活标准，依靠政府福利救济在国内勉强度日。
随着作出此种选择的“阿混”人数日多，英国国民进取精神遭到了深刻的毁坏。
因为仅仅是所谓“上流社会”堕落腐朽并不足以根本毁灭一个社会，只要有相对顺畅的向上流动机制，保有蓬勃进取精神的基层民间自会不断向社会领导层提供新生力量。
但倘若基层民间普遍堕落不求进取，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真的是不可救药了。
帝制中国和罗马帝国都曾实施过颇为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根据笔者迄今掌握的材料来看，除清朝时仅仅面向八旗部族的旗人俸禄制度外，帝制中国还没有出现福利项目泛滥成灾造成全民堕落寄生的问题；而在保留着相当多选举制度的罗马帝国，特别是在罗马帝国核心地区罗马城和意大利，这个问题特别显著特别严重。
昔日骁勇罗马战士后人堕落到不事生产，成天沐浴、酗酒、看戏、沉湎角斗和竞技表演、观赏各类仪式典礼，结果先是沦为蛮族雇佣军头目攫取帝国君位的道具玩偶，后来在蛮族大举入侵中彻底沦为蹂躏、侮辱、掠夺、屠杀的对象，泛滥的福利项目实不能辞其咎。
那么，鉴于西方国家数十年实践中福利项目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向下刚性，易于增多而难以削减，即使在国家面临“主权破产”之虞时，压缩过高的福利项目也往往招致社会骚乱（如近年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希腊等“欧猪国家”），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是否面临更大的风险重蹈罗马帝国上述覆辙？四、“福利国家”制度带来的国际人口流动风险对英国社会潜藏着更大毁灭性风险的是，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还吸引了许多文化背景迥异的海外移民来吃福利，而他们又日益拒绝融入当地社会，社会撕裂的风险正在滋长。
尽管英国政府几乎从来不曾鼓励英联邦国家人民移居英国，而是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但英国的帝国地位却自然而然地促使英联邦国家人民迁居英国，而且迁入英国的前英属殖民地居民以印度、巴基斯坦和西印度群岛人居多，以至于在英国国内形成了“有色人种问题”。
1966年，英国来自西印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非白人人口分别达到了 454100人、223600人和119700人，多数是1950年代迁入英国的。
时至今日，在英国越来越多的社区，穆斯林等外来移民群体开始占据相对多数、乃至绝对多数，某些城市、甚至英国全国人口构成也正在出现类似发展趋势，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ofManchester）人口统计学家们认定，2019年，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市（Leicester）就将成为欧洲第一个白人非多数的城市（即白人占总人口比例低于50％）；到2024年，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也将成为白人不足50％的所谓“多元化城市”。
这种局面将给英国社会治安乃至国家政治认同带来何种挑战？从2011年的伦敦暴乱，奥运形象大使切尔西·艾夫斯领头打砸警车、抢掠苹果手机店；到近年来英国穆斯林团体在一系列问题上吹毛求疵，乃至刻意挑战国家忠诚、对外战争、阵亡将士等原则性问题，已经暴露出了不容忽视的危险苗头。
在1960年代，非白人外来移民群体的形成与增长就引起了英国社会的重视，认为这不仅影响英国的国内就业，而且会形成一个与英国生活方式不适应的、代表另一种文化的“有潜在敌对意识”的种族集团。
时至今日，单一外来移民人数增长和在局部地区日渐占据多数，正在孳生声称代表这个群体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一旦形成，为了维护、扩张自己在政坛上的“江湖地位”，他们所要努力推进的就不会是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认同直至最终融合，而是刻意强调、凸显、乃至制造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的不同，并片面要求对这类不同给予“宽容”，却从来不提外来移民对当地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的接受、遵循与认同。
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诸如“多元文化”之类“政治正确”的思潮下，他们的这种倾向又会受到进一步激励。
由于大城市就业等机会较多，外来移民群体较多地集中于大城市，21世纪初的人口统计显示当时49％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伦敦，以至于近年有“伦敦斯坦”之称，进一步放大了这类政治力量的能量。
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从几个方面激励了上述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
首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在英国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了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的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
其次，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