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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梁实秋与鲁迅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辩驳范文 在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坛上, 两位文学巨擘———梁实秋先生与鲁迅先生, 为各自的文艺理念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他们以 “硬译” 为导火索, 围绕着文学的“阶级性” 和 “超阶级” 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论战, 最终因鲁迅的辞世而作罢。
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文学是否具有阶级性。
梁实秋作为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领袖白璧德的入室弟子,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等西方文学家的影响, 对当时世界主流的资产制度是相当认可的,对方兴未艾的共产主义运动持否定态度。
他倾向于理解现实, 接受现实, 改良社会, 认为人类社会具有共同价值、普世价值。
鲁迅生活在苦难的旧中国,早年留学日本,尝试学医救国, 但未能学成。
后意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不在于身体的羸弱, 而是思想的落后与麻木所致, 遂弃医从文, 试图唤醒国人。
他对旧有社会制度的腐朽和颟顸深恶痛绝, 认为与其在旧有世界上修修补补, 倒不如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他的观点与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鸣。
他主张用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方式看待人类世界, 认为人类之间除了斗争和利用, 别无他物。
“1926 年, 刚从哈佛大学学成归来的梁实秋在《晨报副镌》上陆续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评〈华盖集续编〉》等文章”, 开始针对鲁迅的理念发难。
1927年, 梁实秋又在《复旦月刊》上刊发了《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 发表了与鲁迅观点背道而驰的不同意见。
稍后鲁迅便发表了《卢梭与胃口》一文予以回击辩驳。
至此, 两人开始为各自的世界观、文学观进行针尖对麦芒的辩论。
1929年, 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了《文学有阶级性吗》一文, 该文否定了文学具有阶级性,认为其论述的错误在于 “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
错误在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 同时强调 “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 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文学。
2021鲁迅与梁实秋信顺之争的原因探析范文 摘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翻译界就翻译标准的“信”“顺”发生了激烈论战。
其中,林纾、严复为代表的近代译论体系在论战双方的翻译观念中都有所体现,成为了论战的依据;双方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存在文化、政治等利益上的矛盾,使得论战成为必然;而论战的两位主将在不同的文化教育环境中形成的迥异的个人翻译理念,成为论战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 信顺之争;鲁迅; 梁实秋; 翻译观; Abstract： Inthe 1930 s,fierce debates took place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regarding the “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 of translation standards.The system of translation theory mainly constructed by Lin Shu and Yan Fu was embodied in the translation views of both sides,which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debate,different social class stances of the two sid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made the debate inevitable,different personal translation views of the two leaders formed in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debate. Keyword： debatebetween 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 Lu Xun; Liang Shiqiu; views on translation;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中,中国近代新文学发展繁盛,这一时期的作家学者不仅进行文学创作,亦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
・序跋与书评・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六期 鲁迅梁实秋“人性”论战评议● 蔡清富 发生于70年前的鲁迅、梁实秋论战,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但时代的风雨并没有洗刷掉这次论战的意义。
它像一块磁石,依然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1997年华龄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还有着不少的销售量,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呢?这是因为这次论战涉及的文化问题很多,如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民众与天才的问题,文艺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关于文学的翻译问题,等等。
其中,尤其是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理论意义。
而这个问题又是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人们总希望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中获取某种教益。
我国以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梁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大多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的观点是正确的,梁实秋的观点是错误的。
海外有的研究者,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说:“我多年前研读这场争论的印象是,鲁迅并不公平,论辩也有欠逻辑,文字上很不客气,还有人身攻击。
相形之下,梁实秋就理性得多,公平而且有耐心。
这场笔战的结果,就我的印象而言,是鲁迅得胜,但并不是他有理,而是因为他的文笔比较犀利。
不过,道理是在梁实秋这边的。
”(转引自《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近年我国的研究者,也有人对过去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
1997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鲁迅等人与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论战,是一种“错位的对话”,其理由是:“这场论争涉及面甚广,新文学的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诸问题都在论争中被提了出来,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本质、功用、价值等问题,更应认真讨论、深入论争。
但是,由于当时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这次论争基本上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忽视了其他层面。
梁实秋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结论,在政治上自然是荒谬悖时的,但他立论的理论基础———新人文主义却主要根植于文化范畴和审美范畴,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建设中,自有其参考性价值,绝非一无是处,比如追求审美的普遍性、永恒性,就本是古今中外文学的一个共同目标。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
梁实秋回国后发表文章，把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
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不满，撰文反驳，揭开了鲁梁论战序幕。
后来撰文又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
梁实秋不得不应战。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现在，凭借直感，他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
论战进入最高潮是鲁迅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文中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
鲁迅和梁实秋的笔战主要是围绕关于文学的阶级性和资本家的走狗、还有硬译、关于女子人格、关于不满现状、吐半口血看秋海棠等问题，一直持续到鲁迅逝世。
王宏志翻译与创作读后感王宏志老师在《翻译与阶级斗争》这篇论文中，探讨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1929年鲁迅与梁实秋关于翻译问题的论争。
王老师通过对鲁、梁二人翻译观和政治观的探讨，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此次事件中的政治性因素及其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指出翻译归根结底是一种弥散着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行为。
一表面看来，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是一次直译（鲁）与意译（梁）之争，即一个翻译方式的问题。
涉及的主要几篇文章是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答鲁迅先生》和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但是深入来看，就会发现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观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二人都追求既不错误也不死硬的翻译。
只不过在认为暂时还没有这样完美的翻译的情况下，二人选择了不同的权宜之计罢了。
在此基础上，王宏志老师进一步诘问，翻译观相似的不同译者之间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原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两人是怎么吵起来的呢？何况，翻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有什么关系？两个问题出现在同一场论争里，翻译观上分歧又不大，问题的焦点显然很可能在“文学的阶级性”上。
在1929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鲁迅已经左转并加入左联，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马列主义；而梁实秋则持一种浪漫主义-新人文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学中有普遍的人性，而没有所谓阶级性——这样的观点在事实上其实是否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文学。
并且二人的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群体，这也为他们的矛盾升级推波助澜：鲁迅指认梁实秋是新月派；梁实秋则隐晦地反复多次暗示鲁迅和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有可能导致对方被捕甚至被杀的罪名，是完全背离“新人文主义者”所鼓吹的“人性”的卑鄙行径，鲁迅对此也非常不齿，斥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在双方眼里，对方一个是代表英美资产阶级思想、投靠依附黑暗政府、反人民反革命反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动文人团体，另一个是破坏了文学的尊严与健康两大原则的极端分子。
-161-文学交往活动本身就是文学史上充满张力的文学文本，是文学史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书写着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观念。
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以及他们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和文学事件。
瞿秋白是懂文艺的政治家，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和评价，对域外文艺理论的输入与撰述，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思考，对文学批评实践以及文艺论争的组织策划与实施……以上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现代中国百年文学进程的思想潜流与历史背景。
然而这一切都牵扯着大量切实的人事，而鲁迅及其相关交往，尤其是那场旷日持久的翻译论争论战，则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931年上半年，由于过度左倾，“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
a 此刻被从实际政治斗争漩涡中排挤出来的瞿秋白，闲置上海。
一天，瞿秋白在茅盾家初见冯雪峰并读到他送来的报刊。
当读到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时，瞿秋白连声赞叹“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b 瞿秋白言语中鲁迅的“究竟”，当然是他对鲁迅思想立场的同志之感的默契和秘响旁通。
此后冯雪峰回忆瞿鲁“没有见面以前，秋白同志也是一看到我，就是‘鲁迅，鲁迅’的谈着鲁迅先生，对他表示着那么热情”。
c 由于现实的“挤”，1928年5月始鲁迅发愿读译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并热心于译介苏联文学作品，彼时“战斗的*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项目“民国时期广州革命文学研究”（GD18CZW07）、2018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大学生革命文学素养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序号：1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红娟,华南农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傅修海，华南农业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642）。
a 茅盾：《关于“左联”》，《左联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1页。
b 冯雪峰：《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
浅析鲁迅与梁实秋翻译论战摘要：本文拟从鲁迅与梁实秋关于翻译的论战入手，对比分析鲁、梁不同的个人经历政治立场，通过对鲁、梁关于“硬译”论战的追述，来阐释鲁、梁的翻译思想不同的原因，以期更好的理解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观。
关键词：鲁迅;梁实秋;硬译引言鲁迅与梁实秋，展开了一场持久论战。
论战始于梁实秋于1926年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表达了对新文学运动的不满。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反对当时文人们所强调的翻译文学的社会功利性。
然而鲁迅却强调文学应该具有社会和政治价值。
由梁实秋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而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的持久论战。
长期以来，关于探讨鲁迅与梁实秋论战的文章也不少，他们大多以论战为着眼点来探讨鲁、梁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如“直译”“意译”“转译”，以及翻译标准的“信”“顺”问题，或者对鲁、梁论战本身进行梳理。
但是对探讨关于鲁迅与梁实秋论战的原因的文章为数不多，大多数文章都撇开政治原因，专谈文学或翻译思想;把鲁迅与梁实秋论战的原因和他们的翻译观放到一起来分析的文章较少。
所以，本文拟通过对鲁迅与梁实秋关于“硬译”论战的过程的追述，对比分析鲁迅与梁实秋不同的个人经历、政治立场等以此来揭示鲁、梁论战的原因，以期更好的理解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观。
一、鲁迅与梁实秋“硬译”争论的起始1.1鲁迅与梁实秋争论第一回合鲁、梁的论战始于1926年梁实秋在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文中将五四文学描写“人力车夫”说成是肤浅的人道主义，不符合理性的尺度。
1这引起了鲁迅的不满。
于是，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对梁实秋进行了批评“小说描写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就不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下流人。
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 ”2这里大学教授和文人主要是指梁实秋和新月社的人。
3这可以算作他们论战的第一回合，鲁、梁结怨。
梁实秋1927年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说道：“鲁迅先生是小说家及…杂感家‟。
【作者信息拓展】鲁迅为什么要骂梁实秋是“丧家狗”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有很多鲁迅的文章，其中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
鲁迅的文章文白夹杂，让人读来似懂非懂，很伤脑筋。
唯有这篇简单、通俗、易懂、好记。
而且大伙儿很快就“实用”上了。
几个小朋友玩着玩着就骂起来，“你丫是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被骂一方也好不含糊，“你丫才是乏走狗，还是丧家的！”如果鲁迅地下有灵，会不会感慨万千，后悔自己没有在文章前面注明：未成年人不得阅读？鲁迅，就不用我多啰嗦了。
他是现代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
梁实秋呢，他的来头也不小，头衔是一串一串的：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梁实秋这人非常勤快，属于笔耕不缀的那种。
从1915年发布处女作，到1987年逝世，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2000多万字的作品。
不过，梁实秋所做最有影响的事，可能不是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也不是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而是与鲁迅打了九年之久的一场论战。
从1927年到1936年，两人围绕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诸多论题，展开了一场互有攻守的持久论战，给读者留下了100多篇文章，多达40多万字，相当于两本厚厚的书籍。
“丧家狗”事件，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插曲。
其实，最初不关鲁迅的事。
1930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梁实秋祖父是官居四品的官员，父亲是首都警界人士，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官二代了。
梁实秋本人也很聪明，13岁就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即今清华大学之前身)。
在校期间，他与好友闻一多合作发表了《冬夜草儿评论》一书，得到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来信称赞。
21岁时，梁实秋留学美国，后进入哈弗大学读研究生，师从美国著名人文学者白璧德，获得哈佛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学位。
梁实秋受到白璧德的影响很深，在著书撰文上也有意无意带着精英主义的烙印。
现代文学论争史上，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旷日持久，以1930年为中心，长达8年，产生了40多万言100多篇文字，内容涉及教育、文学、翻译、批评、政论等诸多方面，包含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诸多论题。
这场大论争高潮迭起，基调是严肃的，但也不乏恶骂甚至人身攻击。
在这场论争中，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个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称谓了。
冯乃超贴标签
从学理上看，鲁梁论争之初，鲁迅无论在论述方式还是论述姿态方面都留下了较多的商榷空间，但梁实秋深受其美国老师白璧德的影响，文风明显流露出精英主义的贵族气息，比如称普罗只是生孩子的阶级、好作品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等，使其论战在姿态上有所失分。
不过，此时双方还能克制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
鲁梁二人从“论战”急转直下成为“论骂”的转折点，是冯乃超的半路杀出。
冯乃超是左翼文学理论家，1930年参加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
冯乃超和鲁迅一样，极其反感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的一些主张。
1930年2月，他在蒋光慈等主编的《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批驳梁实秋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
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
冯乃超站在普罗大众的一边，具有道德上的天然制高点，奉送给梁实秋的这顶帽子，并没有经过学理上的推理与论证，所以说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只是逞了一时口舌之快，纯粹是道德上的一厢评判，该定义并未在事实和逻辑上坐实过。
梁实秋挑动政治神经
梁实秋看到《拓荒者》上冯乃超关于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的文字后，做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发表在《新月》杂志上以示答复。
文章先据冯乃超一文中所引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后，又就“走狗”定义道：“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并质疑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梁实秋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甚至觉得自己应当属于无产阶级，并从逻辑上反讽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有一种简单的论理学：非赤即白，非友即敌，非革命即反革命”，非赞同左翼，即“走狗”。
冯乃超给梁实秋扣上“资本家的走狗”这顶帽子后，鲁梁论战开始悄悄发生微妙的变化，意气的成分加重了。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新月》上看了梁的文章后，愉快地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
”当然，鲁迅对冯的文章也未必满意，觉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因此，决定自己“来写它一点”。
鲁迅加上两个定语
“这一点”就是现代文学论战名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争又从梁实秋和冯乃超之间转回到鲁梁，鲁迅在梁实秋的原题上，新添了两个定语“丧家的”和“乏”。
鲁迅无法根据定义证明梁实秋属于“资本家阶级”，所以对梁实秋的自我辩护置之不理，只是剑走偏锋，辛辣挖苦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
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
在鲁迅看来，梁实秋既然自己都不知道主子是谁，不是丧家是什么？话已至此，思想分歧和文艺理念冲突已在其次，意气之争则占了上风，鲁梁论战以鲁迅高踞普罗大众的道德制高点发出的嘲骂而达到了高潮。
鲁迅起就“政治檄文”
鲁迅和梁实秋此番论战的重头戏体现在一个“乏”字上，因为论战的深意已经超出普通的文人论战，而直抵敏感的政治神经。
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和《“资本家的走狗”》两文中写出了暗指“左联”和鲁迅的三件事：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到××党去领卢布。
梁实秋说：“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
在白色恐怖时代，“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的时候，鲁迅认为梁实秋这种借刀杀人的影射“比起刽子手来更下贱”。
鲁迅说：“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
”
鲁迅明骂梁实秋，实际上是在帮左翼解套，特别是最后两句用意非常明显：“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绝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
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
言外之意是说，我们还是在文艺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论战，你梁实秋不要把这件事情政治化，不要把国民党当局引进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乏走狗”的文章是一篇政治檄文。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写好这篇杂文交给《萌芽月刊》时，“他自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
”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
意气之争伤害了鲁梁感情
“走狗”、“丧家的”、“乏”，这三个词是一个递进而“骂”的过程。
在这场有关普罗文学的战斗中，由于鲁迅站在普罗一边而梁实秋相反，交战伊始，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就由立场划定了，剩下的就是战斗的手段。
在正义的旗帜下，战斗的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胜。
鲁迅使用的当然是骂的手段，在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这种骂充满了道德正义感。
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国民党当局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气息。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充满大量政治语汇，左翼色彩十分强烈，和鲁迅之前与新月派的论战风格大相径庭。
论争双方因为竭力想将自身从潜在的政治迫害和政治裙带中解脱出来，不惜意气用事，甚至实施局部的人身攻击，使论争的本来面目变得愈加复杂难辨。
鲁梁论争以对梁实秋贴上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标签而结束，在论战的过程中，鲁迅与梁实秋相互之间的感情事实上都受到了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