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论刘禾对萧红《生死场》的“女性主义”解读作者简介：杨梅（1989——），女，汉族，山东省烟台市，东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摘要：作为欧美汉学家，刘禾对萧红的《生死场》的女性主义崭新视角的解读，揭开了《生死场》中蕴含的女性身体经验的全新的评论维度，也颠覆了评论界对于《生死场》一贯地民族国家的权威批评视角，但与此同时刘禾似乎又陷入了“女性主义”的绝对立场而与传统的“民族国家”视角二元对立，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关键词：刘禾，萧红，生死场作为欧美汉学研究中少有的女性学者，刘禾以女性特有的敏锐视角，在丰富的西方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支持下，在想象的自由批评空间里对现代文学做出了崭新解读，包括对鲁迅“国民性”理论的质疑、对老舍的《骆驼祥子》“内心叙事”的阐释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萧红《生死场》的解读中，刘禾独树一帜地采用了女性主义的立场，给萧红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刘禾对萧红《生死场》的新解读出现在她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最初收入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998年又被王晓明收进《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后来，1999 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刘禾的《语际书写》中再次收录该篇。
多次被收录出版，文章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同时也奠定了萧红抗日作家的地位。
小说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村的生活，其中女性的命运构成了乡土色彩浓厚的生活图景中的一个主色调。
1934年作品问世之后，被鲁迅编入“奴隶丛书”，并在其序中称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胡风为其后记中也称赞了书中所体现出的抗日精神和中国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生死场》因而被认为是“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读本。
从鲁迅、胡风开始，评论界对于《生死场》的解读一直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将《生死场》看作是一部“民族寓言”，对《生死场》进行了一种单一的国家民族主义的解读。
浅谈19世纪初期的美国汉学发展与中美互动摘要：19世纪初期的美国汉学发展是世界范围内汉学兴起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美国汉学，中国文化，中美互动一、19世纪初期的美国汉学美国汉学站在欧洲汉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是雄厚地资金投入、完备的科研场域和训练有素的研究人才以及丰富的研究资源，美国都超过了欧洲，成为了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引领者。
随着全球贸易扩张，美国商队驱航来华，与中国建立起了贸易关系，美国汉学也应运而生。
随着美国海上殖民热潮和海上贸易范围的扩大，美国对于中国的兴趣前所未见。
此时的美国“对中国的兴趣甚至超过其开发本国边疆的兴趣”[1]。
美国商人山茂召早在18世纪初期便来华经商，然尔美国商人只对其经商盈利感兴趣，对于中国的知识并没有太大热情。
1784年，山茂召作为美国最早的商务代理人和美国驻广州领事，乘坐第一艘到美国商船“中国女皇号”抵达中国，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记录在他的日记中，提供了中美贸易的最早的一手记录。
从日记的内容可见山茂召作为商人和政客对于汉语毫不感兴趣，更不要说中国的文化和学问了。
1847年面世的《山茂召日记》(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the FirstAmerican Consul at Canton )也属于重要的早期汉学著作。
1830年，随着美国商船“罗马号”踏入中国国土的是第一批美国人厄贝尓（R. David Abeel）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美国汉学伴随着中美直接贸易的产生而产生。
1829年神治文来华前夕，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给他提出的要求是, “在你的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向我们报告这个民族的性格、习俗、礼仪一特别是他们的宗教如何影响了这些方面。
”显然，汉学家肩负着了解中国的任务，这也是美国汉学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以汉学研究为传播福音服务的特殊性，使得美国汉学研究一开始就体现出了与欧洲汉学研究的截然不同。
文学LITERATURE0 前言丁玲（1904-1986），在国际上文坛上被称为“中国革命的女儿”、革命文学界的“主要核心作家”，以及“中国的女权主义者①”。
丁玲自从1928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便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20世纪30年代，海外汉学界便有了对丁玲个人及文学的零星研究。
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英语国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重大转折，西方文学界和中国文学界再次开始了交流，这也促进了美国汉学界对于丁玲文学的研究。
其中，梅仪慈、白露、比约奇、颜海平和丁淑芳五位汉学家，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他们的研究代表了不同时期海外汉学界对于丁玲及其文学作品的不同观点。
1 美籍汉学家关于丁玲及其作品的研究1.1 梅仪慈关于丁玲及其作品的研究1981年，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认为英美学术界对于丁玲的介绍过于匮乏，在此之前也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关于丁玲作品分析的专著。
198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的《丁玲的小说：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叙述》（Ding Ling’s Fiction: 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该著述着重探究了在丁玲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意识形态是否对其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更进一步说，这部著作也是在探讨丁玲的文学作品叙事与其意识形态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梅仪慈在著述中用了“意识形态”这个词来作为丁玲及其作品研究的一方面，是因为所有作家都是有国籍的，每一位作家都来自于某种特定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无法避免地，作家会带着一种主观的视角进行创作。
梅仪慈在著述的引言中指出，她在研究丁玲及其作品时，着眼点不是在于丁玲文学创作时期的艺术手法与其政治思想间的关系，而是作品本身。
梅仪慈认为丁玲的小说创作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都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美国的汉学研究大致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时候的汉学研究大多是来华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员等对中国社会的记述，尚未形成体系。
与西欧传统汉学注重将古文字、古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不同的是，美国的汉学研究在发展伊始，便初显其“现实性”关照，即“欧洲汉学家们对中国的研究，比较多考察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偏重于对现实的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考察，兼及历史和文化。
”尽管如此，从目击实录的早期汉学逐渐发展为一门系统而独立的专门学科——美国现代中国学，美国的中国研究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持久的发展过程。
根据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朱政惠教授的观点，可将这一发展过程分为4个阶段：18世纪晚期—19世纪中期是美国早期传教士汉学兴起时期；19世纪中期—20世纪早期是美国专业汉学的形成时期。
20世纪早期—二战的爆发，是美国传统汉学向近现代中国学的过渡与转型时期；二战结束后，美国的现代中国学研究正式兴起并快速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的中国研究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总结归纳出美国汉学向中国学转型发展中的特征，在此先就美国早期汉学的发展与演变做一简要的爬梳。
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发端中国和美国最早的接触始于1784年，当美籍“中国皇后”商船开往中国的同时，中美交流的历史也随之开启了。
而远航中国不仅使美国发现了在中国的商机，收获了丰沛的利润，与此同时打开了美国人认识中国新的大门。
在这段历史中，“最早从美国出发来到中国大陆并有完整观察记录的是一位名叫山茂召的商人”。
作为首位来华的商人，山茂召将自己对中国所观察到的一切记录在日记当中，后被收录整理形成《山茂召日记》，“《山茂召日记》被认为是第一位踏上中国国土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所见所闻的记录，是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社会及其民众的最初印象的记录。
”因此，可以说美国对中国最早的关注几乎是与中美之间的贸易交往所同时进行的，因而也为日后的汉学研究增添了一份实用主义的色彩。
美国的汉学研究现状作者：莫兴伟来源：《参花·下半月》2015年第04期美国汉学的开端始于卫三畏的《中国总论》。
这部对中国之历史、地理、人民、政治、文学、社会、艺术进行了概述，共计两册26章的巨著与裨治文、伯驾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的作品一起，成为了19世纪美国人了解中国信息的最主要来源。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汉学都停留在业余汉学的水平，即依赖长时间呆在中国并最终“无师自通”地对中国进行研究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国进行零散分析。
而尽管耶鲁大学于1877年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但作为专业汉学建设必须仰仗的力量——美国各大高校，却依然较少关注中国研究，这就使得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在同时期里远远落后于其西欧同行。
战后的美国之所以能够摆脱之前在汉学上一直落后于欧洲的窘境而逐渐成为西方汉学的中心，是与美国国力的发展、政府的重视以及财团的支持分不开的。
随着“国防教育法案”在1958年的通过，美国汉学研究得以获得美国政府和包括福特基金会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大量的资金投入，进而极大地加快了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机构化和学科化建设的进程：为配合相关中国学课程的开设，美国23所大学（至1969年）设立了中国学博士点，而最关键的是由这些高等学府和各类研究机构培养出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开始将美国的汉学研究方向朝“地区研究”转变为无论是强调对近现代中国进行关注，以求服务于美国政府及社会的现实需要，还是在确保美国汉学家语言技能的前提下强化其包含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在内的学术训练，或是在维持学科分工的基础上提倡跨学科研究，都表明这一具有美国特色的研究已极大地迥异于西欧传统汉学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文献考证的做法。
而为了与传统汉学相区别，这种将社会科学引入研究过程中的模式也有了“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的称谓。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战后的中国开始成为现代美国汉学学者的研究重点，而“冲击—回应”（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且内部缺乏动力的中国传统社会只有通过动态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西方社会的冲击才会有所反应进而摆脱困境）、“传统—现代”（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变迁源于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西方是中国经济走向近代化的决定力量和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三种研究方法则长期被美国汉学界奉为圭臬。
论美国汉学界的萧军研究摘要在美国汉学研究领域，有关“东北作家群”的领军者之一萧军及其创作的研究体现出文本细读阐释、社会历史批评、性别政治研究以及地理文化考察等多重视域交互与协同的多元对话。
其中，夏志清、葛浩文以及李欧梵等美国汉学家对于萧军及其文学创作实绩进行了独特且深入的阐释。
关键词：美国汉学界萧军夏志清葛浩文李欧梵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在美国汉学领域，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有关“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萧军及其创作的研究始终未曾间断，其中既体现出对于该创作群体的关注，又彰显出对于萧军的独特认识。
一方面，针对译介情况而言，早在1942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英译本即已出版，堪称是首部被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其时斯诺夫妇还曾专门向美国读者进行了推介。
目前，萧军的《五月的矿山》、《羊》等作品及其在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议上的发言都已被译成英文，并被多种选集频繁收录。
另一方面，基于研究状况来看，相关研究既将萧军视为东北作家群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小说家，又注重挖掘其作为创作个体所展现出的独到之处。
具体而言，无论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史景迁、柯文，还是致力于文学研究的夏济安、夏志清、葛浩文、王德威、李欧梵、郑继宗、耿德华以及刘禾等学者，都曾立足于各自的视角对于萧军及其文学书写进行了颇为独到的阐述。
例如，史景迁曾在其《天安门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将萧军视为其时中国除老舍之外最著名的文学骄子。
鉴于此，以下分别选取美国本土学者葛浩文、美国华人学者夏志清与李欧梵作为个案，力求揭示上述学者对萧军研究的诸种特质。
一夏志清的萧军研究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一般将《八月的乡村》视为萧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
这部由萧军于1935年自费“非法”出版的长篇小说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坛的轰动，进而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即便是曾对萧军多有微词的丁玲，也号召作家以该著述为楷模。
其后，国内对于萧军创作的研究多以剖析该著述为主。
然而，以夏志清为代表的美国学界的部分文学批评家对于萧军的创作却作出了迥异的判断。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中，他指出：萧军给予了其后描写游击战争的小说家一套公式，即：农民士兵粗野的语言，每隔一个段落即加插的爱国歌曲，偶然的田园式风景描写，再加上以暴露敌人残暴行为为名的对性及暴行的露骨描写。
时过境迁之后，在该书的中译版序言中，他曾反思自己此前对于《八月的乡村》的评论略欠公正。
此外，在参与《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一书的编辑工作时，夏志清明确宣称比较欣赏以反讽态度审视新知识分子的写实作品，依据此种标准，萧军的《羊》位列选集之中，并被视为萧军最优秀的作品。
《羊》中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关于两个白俄男孩儿，一个是十四岁的郭列，另一个则是十一岁的阿辽什。
他们曾短期入狱，而后即将被释放。
二人决定出狱后不返回上海去投靠流亡中的父母，而是立即前往苏联。
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位对于即将回到自己祖国的两个孩子充满羡慕之情的中国知识分子。
而另一条线索是关于两个贼，一个是单纯且诚实的青年，因生活所迫阴差阳错地偷了一只羊，后在狱中饱受虐待而死。
另一个贼则是一个职业扒手，因其专门偷窃外国人而在狱友中赢得了英雄般的身份。
在夏志清看来，“《羊》是一篇真正动人的小说，作者对偷羊贼和被充公的那两只山羊同样都遭到的折磨与死亡，描写得特别生动。
受拘禁的小说主角，无能为力地旁观着兽性暴力在他四周施展，我们读者同情之余，几欲容许他抱持‘追求另一更好祖国’的感情美梦”。
与之相应，其他美国汉学家对于该小说的解读多与上述观点一脉相承。
马斯顿·安德森的论文《被禁止的观点：萧军〈羊〉中神秘的叙述者》与杜博尼与雷金庆合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有关萧军的条目都针对《羊》进行了重点阐述。
以后者为例，其中指出：《羊》明确的主题是无辜的人们遭受不公正的社会摧残，其“兴趣点从客体（其他囚犯的命运）向主体（叙述者）的此种转向，令人想起鲁迅那些富于探索意义的叙事，同时向有阅读经验的读者表明：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的另一种阐释，这类人希望为大众代言却又对此无能为力，因而自囚于文人的牢笼之中。
由于自身被囚并目睹一些政治激进分子被处死刑，叙事者理应深知故事于有意无意之间也已成为牢狱中的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生存状况的深刻写照”。
总之，夏志清对于萧军的解读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针对萧军的考察开创性地拓展了美国汉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空间；另一方面，他对于萧军及其代表作的误读也难免为美国汉学的相应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
二葛浩文的萧军研究尽管葛浩文曾将其主要学术精力与时间用于针对萧红的翻译与研究，但他发表的首篇文章（1975年与郑继宗先生合写）是关于萧军的，第一篇中译英小说是萧军的《羊》，第一封寄到大陆的信是写给萧军的，而其到大陆访问见到的第一位作家也是萧军。
此后，两人曾数次在北京、哈尔滨以及美国等地互访并切磋。
葛浩文曾将1942年版的《八月的乡村》的英译本送给萧军，而后者也曾将自己的多部作品赠与前者。
在获取了大量资料并与萧军取得了直接联系并从其处获得了一些手抄本、照片等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葛浩文在多部著述与数篇文章中论及萧军的生活与创作。
例如，在传记《萧红评传》中，葛浩文针对萧军与萧红以及同鲁迅的交往等层面进行了深入剖析。
在他看来，萧军与萧红这两个东北作家各自与其导师鲁迅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
萧军是个性情易变、热情洋溢、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鲁迅所从事的思想斗争之中。
与其相反，萧红却安于传统中国女性的角色，她从鲁迅那里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情感上的安全感。
又如，在论文集《漫谈中国新文学》中，葛浩文的《二萧散记——又论萧军、再谈萧红》一文涉及“萧军小传始末”、“萧军小传”以及“萧军的文学著作”等部分。
其中，“萧军小传始末”是有关萧军寄给葛浩文的小传以及后者的说明，该小传叙述了萧军在1950年代被批斗前的生活及创作过程；“萧军小传”凭借萧军辑注的萧红给他的四十多封信，进而重新研究了二萧之间的关系；“萧军的文学著作”则介绍了萧军晚年的状况以及其时的作品。
再如，萧军逝世之后，在悼念文章《信徒不必当和尚——记萧军先生》中，葛浩文着重剖析了萧军的创作成就。
在他看来，鉴于萧军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剧本以及古体诗等创作实绩，从文学作品来看，萧军是个多样化的作家。
然而，他无疑是以小说而出名的，其小说也最能代表他的人格、人生观及不屈不挠的精神。
基于此，该文凭借历时视角对于萧军的创作历程进行了分阶段的梳理与探究。
此外，葛浩文还在该文结尾写下了如下文字：“如今，萧军走了，留下了几十本作品。
认识他的人，一定有更多的收获。
我的收获是：我以为中国像他那样的人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上述评价中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因而不仅是对萧军创作历程的肯定，而且是对其个人魅力的褒奖。
总之，萧军与葛浩文之间的“忘年交”使后者基于二者之间真挚的友谊而在其研究中受益匪浅。
由此，葛浩文的萧军研究凭借其原始资料的获取与当事史实的求证等方面的优势在美国同仁的同类研究中彰显出独特的史料价值。
然而，必须承认，由于他对于萧红的偏爱及其基于西方女性文化体系而形成的批评立场，其针对二萧关系的评判因不顾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境及对于萧军的苛责过甚而不免有失公允。
三李欧梵的萧军研究李欧梵有关萧军的研究立足跨文化视野，将其置于世界文学与文化的总体格局中进行了多元考察，进而体现出从本土文化到世界文化、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融会贯通的研究范式。
首先，他对于萧军的人生经历与其创作的关系颇为关注。
他指出，萧军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形成与满洲的自然风景有关，“对萧军来说，‘诚实无畏’的人与广阔崎岖的‘东北’或满洲大自然相结合。
以这种背景衬托出他同乡的愚蠢残忍，成为他大部分早期故事的主题”。
与之相应，《八月的乡村》是公开的自传，其中萧明代表萧军知识分子的一面，将萧军自己从拿枪到握笔的人生角色的转变连接起来。
然而，来自草根阶层的萧军还有英雄情结，因此创造了另一个英雄形象铁鹰队长来补助萧明的不足。
铁鹰队长被塑造成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正面英雄典范，他有眼光、有勇气，能自律，思想正确且献身公务。
对萧军来说，铁鹰队长是融合了共产党员与草根土匪英雄的理想形象。
其次，他立足于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将萧军与同期其他中国作家进行对照研究。
例如，他认为，与郁达夫相比，萧军热爱自己的作家身份与地位，希望通过写作来反抗社会，因而不能认同前者有关知识分子是多余人的论调。
又如，他指出，即便环境从城市上海变为乡村延安，萧军的生活和思想与郭沫若、蒋光慈等城市左翼作家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萧军人生观的中心，可以称作英雄生机论，这在郭沫若和蒋光慈那里也是显而易见的。
再者，他还将萧军的作品置于世界文学序列之中予以参照研究。
例如，他在其《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一书中，以斯巴达克思与开普勒作为参照，剖析了《八月的乡村》中的萧明与铁鹰队长的性格特征。
此外，在他看来，该小说中对于角色的处理，可以直接与其模仿对象，即法捷耶夫的《毁灭》相比较。
两者的共性体现在：首先是都以农村为背景，描写了一支游击队的漫游与挣扎。
法捷耶夫的故事发生在内战期间的苏俄远东沿海三省，而萧军的故事则发生在中国东北；其次是都拥有三个主角：唐老疙瘩和木罗式加，萧明和美谛克，铁鹰队长和莱奋生。
两者的差异表现在：首先，针对关于角色的态度而言，法捷耶夫描写苏俄农民时将自己与之隔离，他的主要关注对象不是农民木罗式加，而是美谛克与莱奋生这两位知识分子。
与之相反，萧军在情感上更加介入唐老疙瘩这一农民形象；其次，基于对于情感的处理来看，法捷耶夫遵循19世纪庄严的苏俄小说的传统写作，在小说开头即将感情疏离这种苏俄知识分子的特征赋予其中的重要人物美谛克。
萧明的人生抉择却不像苏俄知识分子那样源于社会或哲学因由，而是源于浪漫的爱情，而他对于安娜的爱情完全没有使革命蒙羞。
概言之，上述两组角色之间所存在的异同之处，显示出两位作者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不同理解。
总之，李欧梵的萧军考察体现出从文学文本视角到中国文学整体观再到世界文学视域的数种转换，进而显现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有效结合的双向阐释。
综上所述，美国汉学领域的诸位学者对于萧军及其创作的探究广涉文本细读阐释、社会历史批评、性别政治研究以及地理文化考察等多重考察视域，从而在诸多层面拓展了有关萧军研究的学术空间。
同时，毋庸讳言，有关萧军的研究成果从外部研究角度来看，较多限于萧军与鲁迅、萧红等人的关系；从内部研究角度来说，较多囿于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短篇小说《羊》等经典文本。
然而，总体而言，美国汉学界对于萧军的研究的确始终致力于在各个层面实现突破，从而不仅不断为夯实与充盈该国的东北作家群研究提供着诸种可能，而且无疑有益于推动当下国内外学界的萧军研究的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