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都市计划的新理念

现代都市计划的新理念作者:李芸现代城市规划作为区域发展计划的一种类型，其内容的变更和战略理念的转型是和区域发展理论乃至国家发展观念的调整相同步的。

国际范围的城市规划体系从早期侧重建筑外形到重视经济发展计划，再到后来强调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控制，也是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的。

20世纪中叶，区域发展观的内涵拓宽和战略计划目标的转变，较典型地体现在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确立的发展目标的变更上。

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开始时，秘书长吴丹概括地提出：“发展=经济+社会变迁”这一广为流行的发展公式，事实上是以经济为核心的。

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视野的扩展，6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也感到，发展虽是生产力的提高，但这是一个“可以无限延续的连续的过程”，包括多种多样的促成因素，其中“社会学的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种观点在随后的国际发展战略中得到了确认。

在1970年10月通过的“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的大会决议中，提出：“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

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在工业与农业、贸易与财政、就业与教育、卫生与居住、科学与技术等领域中——采取以共同和集体行动为基础的全球发展战略”。

80年代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多次提出并强调了“内源发展战略”，再一次在全球范围内突出和推广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概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7-1982年的社会发展计划中，正式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内涵发展”方案，随后在1984-1989年度计划中，又列为向发展中国家广泛推行的社会发展模式。

这一理论将社会发展资源的方式分作两大类：经济物质的发展是外源，人自身的发展和文化、价值观的进步为内源，而社会发展必须“致力于使文化和人类价值的多样化”，强调人类才是“发展的促进者和目的”，内源发展以人为中心，是提高人类和文化价值的事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5召开的以“内源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为题的专题讨论会上明确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就模式来说它必须是基于人民的文化本性从内部形成起来的；就最终结构来说它必须以满足居民的实际需要和渴求来为人民服务。

”因此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专家的密切配合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们制定了衡量社会发展的新标准——“人的发展指数”（IDH）。

这些指标考虑了许多因素：评价寿命、扫盲、教育、健康、失业、城市化、军事开支、工资和过象样的生活所必需的收入，等等。

在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较早意识到社会经济统筹发展以及人力资源优化的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A·刘易斯。

他在代表性著作《发展计划》中探讨城市发展计划时曾指出：“一个好的发展计划应该提出一些措施，以制止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的进一步膨胀，从而发展其它人口中心。

为了限制一个特大城市，可以选择四到五个目前拥有10万人的城市予以特别关注，促进它的发展。

这些城市就其位置和自然资源而言明显地具有发展的潜力”。

随后刘易斯强调城市战略规划中的非经济因素：“这类计划建议的主要障碍不是经济性，而是政治性。

……发展计划应该配置大量资本给地方当局，与地方资源或自愿劳动力结合起来，使每个地方机构能够自主决定如何花费自己的资金。

”刘易斯这本于1960年代发表的著作，是我们所见到的论及城市规划中最早高度重视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文献之一。

在他之后，各学科有关城市发展战略或计划的学者研究视野都逐渐开阔趋向多元化，对城市发展的完整性和城市形态规划的系统性达成了共识。

其突出标志是1975年修订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内容首次概括成5大方面，即：①自然；②人的生理和感情的需要；③社会；④人们居住和活动的建筑物外观或结构；⑤公用事业网或系统③。

在60-70年代城市规划理念趋于完整系统的基础上，近20年来，城市发展规划的学者和专家又根据城市居民的需要和城市现代化自身的实践不断充实调整着城市形态规划思路，在城市社会文化发展计划中更加突出了现代城市发展的人文内涵，审美取向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新的计划主题。

一、城市发展的人文内涵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城市发展规划中一直贯穿了对满足居民个性需要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重新崛起，城市形态规划中的人文关怀也更为突出。

自从产业革命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历史阶段。

但由于人类对这种快速发展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理论指导和协调能力，使得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的发展出现某种程度的畸形，其主要表现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调，人民的生活环境不断恶化，各种“城市病”日益严重，对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直接危害。

这些现象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忧思和关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出现一批关心人民生活环境建设的城市形态规划理论家，我们称他们为“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家”（humanisticurbanplanningtheorist），其中以霍华德、盖迪斯和芒福德为主要代表人物。

霍华德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理论；盖迪斯强调城市与区域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提出了生态学区域论的观点；而芒福德则是两位城市形态规划理论先驱的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难以全面概括，但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以人为中心，因此有人称芒福德为最杰出的人本主义城市学者。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思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人为本”。

人的需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需求，主要指人的衣、食、住、行需求；二是文化需求，或称精神需求。

城市建设应当兼顾人的这两方面的需求，不可偏废，特别要注意防止只顾物质建设而忽视精神和文化建设的倾向。

物质需求的满足主要依靠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及对各种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文化需求则要求城市建设要注意把握城市的历史脉络，研究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营造符合当地居民心理的、有个性的城市文化氛围。

人是城市的主体，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求，是建筑与城市出现并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终目的。

城市规划建设必须对人类的各种需求作出正确的理解、合理的安排，应该根据可能的经济条件的技术手段提供符合人民需求的城市及其设施。

这是人本论的核心思想。

城市是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综合构成。

城市居民与人工环境的关系之密切自不待言，因为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房屋、道路、市政设施等人工构建物，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城市建设的首要矛盾，是认识城市、研究城市的理论基础。

“人本论”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而非争斗，要“创造性地利用景观，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于居住”（芒福德语）。

城市的规划、设计与建设，要尊重人的需要，但要尊重当地自然条件，尊重自然规律。

只有这样，才能规划和建设出有个性的城市。

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理念，现已成为不少工业化国家的城市现代化行动，并取得不少显著的成效。

例如：“悉尼中心区”是悉尼大城市区和全澳大利亚的金融贸易、商业零售、旅游观光、文化娱乐及政府活动的重要中心。

《悉尼中心区发展规划》的编制目的是要充分挖掘悉尼中心区的发展潜力，确保其充满活力；保护中心区历史文化遗产、宜人的自然环境；维护并增加公共场所的品质，提高步行环境的质量，从而加强悉尼中心区多元文化和综合性功能的发展。

在该规划文件的封页上标注着“Acityforpeople”的字样，表明规划“以人为本”的宗旨。

“以人为本”不仅仅是理论，而应将其贯彻到每一项具体的规划设计与实施项目中去，在这方面，《悉尼中心区发展规划》的相关规划条例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城市发展的审美取向爱美是动物的共同倾向，而人又是最会欣赏美和创造美的高级动物，人类创造美的最主要的实践主体便是自己的家园。

对于城市人而言，创造美好的城市形象，既是其人性的张扬，又是城市文明进步的深层动力，所以，世界著名建筑师沙里宁说过：“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那里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作为融合着有形景观和无形文化的城市美景，既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明的综合展示，本身也是当地居民素质、行为、理念和精神追求的抽象整合。

当代国际最新的城市形态规划与管理理论，已将城市形象塑造和维护视为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城市形象犹如人的身影，自从有了城市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城市形象。

但人类自觉地、理性地、大批量地为自己的所在社区进行包装设计和审美定位还是在工业革命之后。

工业化“塑造了一个以机械代表自然，物性代替人性的单个、杂乱、不和谐的环境，使得城市环境受到工业废气、废水、噪音、尘烟的污染。

因而在世界上出现了改变污秽环境的‘自然主义’思潮。

于是很多公园式宅园、公园型城市纷纷出现，使得居民生活在环境幽雅的城市景观中。

”因而在上个世纪的工业化先行国家中，出现了早期的建筑美学、城市设计艺术和城市景观理论。

本世纪初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城市规划，堪称现代城市形象理性设计的经典之作。

该国于1913年由政府主持，发动全世界城市设计师帮助搞设计，并举行了世界性的设计比赛，从137个设计方案中反复推敲论证，最后选定美国建筑师35岁的贝雷·格里芬的方案。

格里芬的方案之所以能中选，关键在于这个规划蓝图，能够利用堪培拉的自然条件，把城市建设与园林建设融为一体，使堪培拉成为一座花木茂盛、四季常绿、空气清新、水源丰富的具有田园风光的现代化城市。

格里芬80多年前就能重视城市环境绿化、美化，这是很有远见的。

到上世纪20-30年代随着“新城市建设美学”的产生，城市美学理论在国际和国内都开始了科学的萌芽，正象苏联著名建筑学家、艺术学博士A.B.布宁所记述的：“20、30年代之交，彻底破除世纪来的一切根深蒂固的城市建设美学观念开始了。

这是由于城市功能技术组织和建筑空间结构及其艺术形象相同时开始改变而发生的。

……新风格（作为美学概念的功能主义）在20年代末在许多欧洲国家就成了建筑思维的支配体系。

”似乎是巧合，我国的城市研究先导也可以追踪到上世纪20年代末，例如在南京为国民党政府建都后的第二年（1928年），陈植在《东方杂志》上撰文，专门强调：“美为城市之生命，其为首都者，尤须努力改进，以便追踪世界各国名城，若巴黎、伦敦、华盛顿者，幸勿故步自封，以示弱与人也”。

在30年代的大学教材《都市计划学》中也专门设列“城市美观”一章，并论及：“城市计划家均公认，美为人生之一需求，盖美学属于精神上卫生之一道也。

”这表明在1920-30年代，城市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都已在我国展露了头角。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又一次加快了我国的城市化步伐，这一时期城市美学、城市景观设计理论蓬勃兴起，在这些理论的孕育推动下，国内终于在1990年代明确提出了城市形象设计的概念范畴和战略理念。

其中较有影响的论著有，王建国：《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1991年）、罗治英：《花城市形象设计课题报告》（1993年）、陈俊鸿：《城市形象设计、城市规划的新题》（1994年）、王家善：《加强街面管理，树立城市形象》（1994年）、朱铁臻：《建立现代城市形象》（1994年）、张鸿雁：《城市建设的“CI方略”》（1995年）、仇保兴：《优化城市形象的十大方略》（1995年）、卢继传《持续发展观与城市形象设计》（1997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