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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冲突及其解决一、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冲突涉外民事案件的涉外因素决定这类案件一定会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相联系。
与之相联系的这些国家对于某一个涉外民事案件可能都主张行使管辖权，因而造成争相管辖的局面，这种管辖权冲突被称为积极冲突；也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即与之相联系的国家对于某一个涉外民事案件都不主张行使管辖权，造成投诉无门的局面，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
这种管辖权冲突被称为消极冲突。
不过，消极冲突的现象比较少见。
解决管辖权消极冲突的途径是通过国内立法，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可以在方便当事人的情况下，例外地受理一些任何别的国家都不予受理的案件。
在实践中大量出现的是积极冲突。
造成管辖权积极冲突的原因有：1 国家依主权原则认为，行使司法管辖权是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的表现，因而争相管辖。
2 属人管辖与属地管辖的冲突。
在某一个涉外民事案件中，一些国家以当事人是本国公民，从保护本国公民利益出发主张管辖；而另一些国家以被告在该国有住所、居所，诉讼标的物在该国境内或法律行为发生在其境内为理由主张管辖。
假如在一个案件中，当事人国籍、住所，及临时所在地不在一个国家境内，就会出现上述三个国家都主张管辖的局面。
特别是英美国家在管辖权的确立上赋予法官很大的权力，英国主张“有效控制”原则。
英国国际私法专家戴西(Dicey)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法院，对于任何案件，只要够作出一个有效的判决，英国法律应承认它有管辖权，如果不能作出有效判决，英国法律就不承认它有权管辖。
”这就是说，英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只要能够有效地执行，英国法院就有管辖权，而不管其被告是否在英国境内。
在美国，为了扩大自己的管辖权，法律规定适用“最低限度联系”原则，认为涉外民事案件中只要有任何联系因素与美国有关，就是与美国有最低限度的联系，美国法院就有管辖权。
例如，在外国设有子公司的美国公司，如其子公司在国外的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律规定，即使该行为依行为地外国法是有效的话，美国法院也可以对该公司行使管辖权，其理由是该公司的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律，其效果及于美国。
论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冲突及解决方法摘要：随着国际民事交往的频繁和经济的发展，国际民事诉讼争议日益增多。
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冲突由于各国国内不同的涉外民事诉讼法律而经常出现管辖权冲突的情况，本文在归纳了国际民事案件有关管辖权冲突的类型以及一些国家比较典型解决的方法，又总结了中国在解决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冲突时的做法以及实践中的具体操作。
关键词：管辖权平行诉讼不方便法院原则引言:在国际民事诉讼中，管辖权的问题至关重要。
一方面，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因此有关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立法和实践相差千里；另一方面，明确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归属管辖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开始，关系到实体法律的选择直至争议的解决；再一方面，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也关系到判决的域外承认与执行。
一、国际民事案件的管辖权的冲突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是指在国际民事诉讼中，与某一国际民商事案件相关联的所有国家或都主张管辖权或者都拒绝管辖的情况，前者称为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后者称为管辖权的消极冲突。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一）一事两诉或平行诉讼一事两诉、一事再理、平行诉讼、重叠诉讼或重复诉讼、未决诉讼等现象都是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积极冲突的表现方式，这种冲突方式也是管辖权积极冲突形式中最常见的一种，这种形式的特点就是有关国家的法院对同一事实的案件都具有管辖权，而且，也不排斥其他国家法院的管辖。
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有关国家关于管辖权的立法和实践相同，二是有关国家承认平行管辖和协议管辖。
一事两诉可以表现为下列两种类型：1.重复诉讼（repetitive suits），或称为相同原告诉讼、原被告共同型诉讼，即同一纠纷当事人中的一方始终作为原告在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针对同一被告提起诉讼。
一般而言，重复诉讼的起因可以归结为原告追求私人利益的追打限度保护，其目的不过是寻求对自己最有利判决。
2.对抗诉讼(reactive suits)，也称为相反当事人诉讼、原被告逆转型诉讼，即同一纠纷当事人中的一方作为原告在甲国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而对方当事人同时作为原告在乙国以甲国诉讼中的原告为被告提起诉讼，而对方当事人同时作为原告在乙国以甲国诉讼中的原告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就是原告、被告的地位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法院中的地位发生逆转。
论我国外国法查明的制度及其完善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国际民商事交往愈发频繁，外国法查明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外国法查明制度是国际私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妥善解决涉外民商事纠纷、促进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国的外国法查明制度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的现状我国关于外国法查明的规定主要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中。
其中明确了在涉外民事关系中，适用外国法律的，应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
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
在查明途径方面，我国法律规定了多种方式，包括由当事人提供、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规定的途径、中外法律专家提供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外国法的查明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二、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存在的问题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外国法查明的基本制度框架，但在实践中仍面临一些困境。
首先，外国法查明的责任分配不够清晰。
在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的情况下，对于当事人提供外国法的程度和标准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操作难度较大。
有时当事人可能因能力或资源限制无法有效提供，而法院又可能因责任不明确而消极对待查明工作。
其次，查明途径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有待提高。
虽然规定了多种查明途径，但在实际操作中，某些途径可能受到限制。
例如，通过中外法律专家提供外国法，可能存在专家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难以保证的问题。
再者，对于外国法无法查明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
这容易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不同的判断结果，影响司法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此外，缺乏对外国法查明的监督和救济机制。
一旦出现外国法查明错误或不当的情况，当事人往往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
三、完善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建议为了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完善我国的外国法查明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明确外国法查明的责任分配应当进一步细化当事人和法院在外国法查明中的责任。
在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时，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提供外国法的范围、方式和期限。
关于探析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
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是指我国法院在国际民事案件中行使管辖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
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司法独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概念、原则和制度框架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首先，国际民事管辖权是指我国法院对于涉及跨国民事纠纷的案件是否具有审理权的权力。
这个权力由我国法院根据我国的法律和国际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使。
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的核心就是确定哪个国家的法院应该对案件进行审理。
再次，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的具体实施以及相关规则主要由我国的法律和国际民事诉讼法来规定。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系列的管辖权原则和规则，如我国对外管辖权的基本原则是我国法院对所有与我国有民事关系的当事人都具有管辖权；涉外民事诉讼特别管辖的规定等。
而国际民事诉讼法则对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包括与涉外民事诉讼的管辖和司法协助有关的规则。
最后，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的建立和使得我国的法院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司法独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司法公正和效率，增强外商投资的信心，推动我国与国际社会的良好交流与合作。
总之，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是一套在我国法律和国际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行使的系统。
它对于我国的法院具体行使国际民事管辖权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以
切实提高我国法院处理国际民事纠纷的能力和水平，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需求。
中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及其完善丘国中摘要：我国已正式成为WTO成员国，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涉外民商事争议将会越来越多。
而民商事纠纷法律处理的首要问题是管辖法院有无管辖权。
本文就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根据作一简要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提出若干建议，旨在更好地解决我国法院的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问题。
一、引言我国已成为WTO成员国，其中利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我国与国际社会的民商事交流将越来越频繁，其结果必定是涉外民商事纠纷的不断增加。
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纠纷，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及国际化的进程。
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处理与国内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处理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国内民商事案件的处理主要着眼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而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处理除了上述事项之外，首当其冲的是必须解决管辖权问题。
因为在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法律事实中至少有一项涉及外国因素，而不同国家的法律中有关管辖权根据的规定又不尽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因此，在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中，受理案件的法院有无管辖权便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
涉外律师常说的一句话：“打涉外官司，先打管辖权，再打时效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最后才谈事实和法律”，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涉外民管辖权问题的重要性。
二、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根据一国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是一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核心。
一个国家对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确定，取决于它所采用的管辖根据。
所谓管辖根据，系指一个国家的法院有权审理具有涉外因素的民商案件的理由，是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关系同法院地国家存在的某种联系。
基于主权原则，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不同的理由将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赋予本国法院。
因此，不同国家的法院的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便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冲突。
关于我国法院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主要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程序法》及最高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之中，也散见于其它一些法律法规。
总结起来，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根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以“地域”为基础的管辖根据。
以“地域”为基础的管辖根据，也称属地管辖权，是指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以一定的地域为管辖根据，由该地域所属法院行使管辖权。
这是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的管辖根据之一。
也是我国涉外民事管辖权的主要根据。
作为我国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的“地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所谓被告住所地，在我国是指被告的户籍所在地。
经常居住地则是指被告离开自己的住所最后连续居住满一年的地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提起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以公民为被告时，如其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时，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又根据该法第237条的规定，上述规定不仅适用于国内民事诉讼，同样也是我国法院行使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原告住所地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主要是指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亦可成为我国法院行使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
2、标的物所在地或被告财产所在地以标的物所在地或被告财产所在地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做法。
我国也不例外。
在我国，该原则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之中。
我们通过对该条的考察，不难发现，以标的物所在地或财产所在地作为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①、在适用时应受到被告住所地的限制，只有当被告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时，才允许以标的物或被告财产所在地作为管辖权的根据;②、上述“地域”为管辖根据只适用于合同纠纷或其它财产性的权益纠纷，也就是说不具有财产内容的人身性质的争议，如人格、身份权、亲权等纠纷只能以住所地为管辖权的根据;③该管辖根据只适用于基于有形财产权(包括动产及不动产权益)而产生的争议，而因无形财产而产生的争议均不适用;④、以被告财产所在地为管辖根据还强调该财产能被扣押方能适用，也应意味着若被告在拟行使管辖权的法院所在国中的财产是依法不能扣押或价值过分低于争议标的金额时，不宜以财产所在地为行使管辖权的根据。
3、法律事实发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及其它一些法律法规及有关司法解释，法律事实发生地作为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一般发生在合同、侵权等债的关系领域，而一般不适用于物权性质的争议。
法律事实发生地，不仅仅指行为发生地，而且包括行为结果地。
只要行为或结果中有一项是发生在我国领域的，就认为我国法院有管辖权。
通常而言，法律事实发生地包括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侵权结果地等等。
同样必须明确的是，以法律事实发生地为我国涉外管辖权的根据是以被告在我国领域内无住所为前提的。
简言之，我国现行法律确定的属地管辖权制度中，是以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根据为主，而辅以标的物所在地或财产所在地、法律事实发生地的一种立法模式。
(二)、以“当事人意志”为基础的管辖根据以“当事人意志”为基础的管辖根据，也称协议管辖。
是指涉外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用协议的方式来确定他们之间的争议应由何国法院来管辖，从而使被选择的法院对双方争议的案件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245条分别对“明示协议管辖”和“默示协议管辖”作为明确的规定。
该管辖根据实质上是“契约自由”原则在国际私法领域中的自然延伸。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法律在确认协议管辖的效力的同时，也对其作为诸多限制性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争议性质的限制。
并非所有的争议均可适用协议管辖，必须是涉及财产性质的案件及合同案件才能适用。
也就是说人身性质的争议或其它争议均不适用;②、“实际联系”的限制，即双方当事人选择的管辖法院必须与案件争议的事实有实际联系;③形式的限制，管辖协议只能以书面或默示形式为之，口头形式或其它形式的管辖协议无效;④、协议管辖不得违反我国法律中有关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
(三)、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管辖根据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管辖根据，理论上通常称为“专属管辖”。
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争议中，有一些争议与某国的重要政治利益、国家机构的利益或国家的公共政策密切相关，如果不规定自己享有独占的审判管辖权，该国就有失去保护有关权益的可能性，其国家主权就有可能受到挑战。
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了专属管辖。
我国也是如此。
我国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条、第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特别程序法》第条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①、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②、因沿海港口作业中发生的纠纷;③、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④、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而提起的诉讼;⑤因船舶排放、泄漏、倾倒油类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海上生产、作业或者拆船、修船作业造成海域污染损害提起的诉讼;⑥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有管辖权的海域履行的海洋勘探开发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合同履行地海事法院管辖。
综上所述，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必须按以下顺序加以确定：①、专属管辖，②、协议管辖，③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④、标的物所在地或财产所在地及法律事实发生地法院管辖。
上述顺序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在没有第一顺序的管辖根据时，才能按第二顺序的管辖根据确定管辖法院，如此类推。
同一顺序如多个管辖法院时，各法院均有管辖权。
三、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在司法审判中的体现。
因此，每个国家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都希望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管辖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管辖以的冲突问题。
而涉外管辖权的冲突不仅仅不利于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解决，而且也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交流与合作，甚至于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全面矛盾和对立，从而影响到国际关系的稳定。
因此，各国在制定和完善本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时，不仅仅要从本国利益出发，还应本着国际礼让的原则，将自己的管辖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方能尽可能地减少管辖权冲突所引起的不利后果。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全面合作的开始或深化。
在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中，就应本着即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又尽量减少冲突的原则，参照有关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及发达国家中业已存在的一些成熟做法，对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方能满足我国入世后的法律要求。
本人认为，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规范住所地的确认制度。
以被告住所地为管辖根据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个方法。
但各国对有关住所地的确认制度各不相同。
在理论界，关于住所地的认定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
一是长住的意图;二是久住的事实。
而在我国，住所地指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
且不说户籍制度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制度，其它国家没有相应的法律概念。
仅就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发展趋势而言，我国的户籍制度正在不断的软化，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户籍制度将不复存在，以户籍所在地为管辖根据便会成为无本之源。
从国际立法实践角度而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以惯常居住地代替住所的倾向。
莫里斯曾指出：“有可能这样，如果住所地不能很好地改进，惯常居住地作为一项连结因素和管辖因素最终将取代它”。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现行的关于确认住所地的制度已不适于时代的要求。
有必要重新确立我国有关住所地的认定标准。
笔者认为，1979年5月美洲国家在蒙得维的亚签订的《美洲国家关于国际私法中自然人住所的公约》对完善我国的住所地确认制度，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该公约第2条规定：自然人的住所应依下列顺序予以确认：1、其惯常居所所在地;2、其主营业所所在地;3、在无上述所在地的情况下，其单纯的居所所在地;4、在无单纯的居所所在地的情况下，其人所在的地方。
(二)、最大限度地扩大协议管辖的应用。
协议管辖在解决涉外民事纠纷方面有许多好处。
首先，协议管辖是解决管辖权积极冲突的最方便和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其次，协议管辖有利于当事人争议处理的合理预见;第三，协议管辖便于判决的最终执行。
因为协议选择的法院通常是当事人所信任的法院，该法院所适用的准据法双方当事人一般也比较熟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当事有自动执行法院的判决;第四，协议管辖为全世界所普遍接受。
196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5条第1款即规定：“除非当事人间另有约定外，只有被选择的某个法院或某几个法院享有管辖权”。
而1997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局提出的《为准备有关民商事案件的国际管辖权与外国判决效力公约的预备草案》第4条则对协议的形式作了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