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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如何影响世界政治宗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其敏感而又富有争议的话题，它在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也变得愈加复杂和深刻。
本文将讨论宗教如何影响世界政治。
宗教对政治具有重要影响的原因在于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宗教信仰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它提供了一个框架，指导人们如何生活、如何与其他人相处、如何应对社会变迁。
同时，许多宗教还包含一些道德准则和社会价值观，这些概念对政治决策和国际事务也有重要影响。
历史上，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教组织对国家政府的控制力。
例如，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拥有庞大的土地和财富，并与国家政府关系密切。
它参与了国家事务，为国家的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意见，甚至还在某些情况下施加了控制和压制。
类似的情况在伊斯兰教国家也普遍存在，伊斯兰教法和穆斯林教派对国家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有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
现在，虽然宗教组织对政治的控制力有所减弱，但却仍然有很多宗教对世界政治产生着重要影响。
其中一些影响是正面的，一些则是负面的。
首先，宗教信仰可以激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关注。
例如，基督教教义中，有很多强调关注弱势群体和止暴制乱的要求。
这就激励了很多基督教信徒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发声维护公义和权利。
同样的，伊斯兰教也有很多强调慈善和社会服务的要求，这就鼓励了很多穆斯林参与到慈善和援助工作中。
这些行为反映了宗教信仰对社会公益和保护弱者的重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治力量更加负责任地处理社会事务，保护公民权利和福利。
其次，宗教信仰也可以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例如，犹太教对以色列的国家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佛教则对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
有些宗教关注政治平和和非暴力，这也有助于调解和解决跨国纷争。
例如，印度教和佛教对南亚地区冲突的调解起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在全球化和跨国合作的时代，宗教团体也越来越参与全球事务，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组织，这就给宗教通过政治手段发挥影响力提供了机会。
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例子
宗教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下是一些例子：
1. 冲突与战争，宗教信仰常常是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之一。
例如，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长期冲突，其中包括宗教圣地的争夺，以及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宗教分歧，都对该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外交政策，宗教信仰可以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
例如，一些国家可能会基于宗教价值观来决定其对外政策立场，或者在与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进行外交关系时采取特定的策略。
3. 跨国合作与对话，宗教信仰也可以促进跨国合作和对话。
例如，各种宗教组织和跨国宗教团体可以通过促进宗教间的对话和理解来增进国家间的合作与和谐。
4. 人权与宗教自由，宗教信仰对于国际人权和宗教自由也有重要影响。
一些国家在处理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和自由时可能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干预，这可能会影响国际关系。
5. 难民和移民问题，宗教信仰也可以影响国际社会对待难民和移民的态度。
宗教迫害可能导致大量信仰相同的人口成为难民，这会影响国际社会的移民政策和国际援助。
总的来说，宗教信仰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它不仅涉及到政治、外交和安全等方面，还涉及到文化、价值观和人权等多个领域。
因此，了解和理解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宗教如何影响世界政治当代世界充斥着各种地区冲突与国际争端，从宗教的角度看，许多冲突与争端的背后，都有宗教因素。
小编整理了相关知识，快来学习学习吧!宗教战争趋势及对影响在这里，主要是讲缅甸与泰国内部的另一种战争形式----宗教战争。
众所周知，缅甸与泰国，是两个主要的佛教国家，佛教在这两个国家里，可以说，有着很崇高的地位，甚至可以左右国家的一些重要决策。
但摊开东南亚到南亚的地图，可以看到，这两个佛教深厚的国家，实际上一直在面临被伊斯兰宗教逐步蚕食的困境。
在缅甸西北部的若开邦，宗教冲突已经愈演愈烈，特别是在2011年之后，重大的冲突已经发生多次，并快速向南和中缅边境蔓延，密铁拉、曼德勒、腊戌等地的宗教冲突所引发的焚城损失，远远超过了十多年的民族武装冲突所造成的损失之和。
而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府、也拉府、陶公府三个府，也是已经存在长达几十年的宗教冲突，在2011年之后，原本只是在这南部三个府范围内的宗教冲突，也在开始向北和向泰老边境地区蔓延的趋势。
从这两个方向的宗教冲突的蔓延路线就可以看出，伊斯兰宗教正在一路南下，一路北上，然后转向东北向中缅边境、中老边境蔓延，到达云南，与云南目前正在日益壮大的伊斯兰宗教汇合，从而彻底吞噬两个古老的佛教之国。
这个目标可能会演变很长时间，几十年，上百年。
但这种已经非常明确的。
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伊斯兰宗教扩张的步伐就会加速，目前，正是处在扩张加速期中。
以往，只有泰国南部存在几个有组织的伊斯兰武装，而在缅甸，由于长期的军政府高压统治，加上缅甸还存在着极端佛教组织，所以，缅甸的伊斯兰扩张一直没能成为气候。
2011年之后，中方加大了对疆独的打击力度，大量的疆独分子开始借道泰国前往土耳其，而许多未能离开泰国的疆独分子，开始加入到泰南的几个伊斯兰武装组织中。
泰国近年来的政局持续动荡，在清剿泰南分离武装组织(伊斯兰)中，也受到美国的干扰和施压而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使得泰南伊斯兰武装在快速崛起，原有的多个组织，也在开始向统一的一个组织整合，形成武装扩张的合力，近几年，在泰老边界、泰国北部、泰国首都已经制造了多起恐怖活动，就在前不久，泰国首都已经再次出现伊斯兰恐怖袭击的高级别预警，在这多事之秋，泰国国王的驾崩，全国进入一年的哀悼期，相信这种恐怖袭击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一、宗教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全球宗教复兴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众多全新的问题。
宗教从不同方面影响乃至塑造了当今国际政治现状。
这些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催生了新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
国际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主体或除经济、政治外的“第三种力量”。
由于宗教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文化渊源，它们在西方社会具有较高的“声誉”，能够对公众产生较大的影响，并具有政治动员能力对本国和各国政府的政策取向产生作用。
那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就往往扮演西方国家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的角色。
二是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和塑造。
宗教的全球复兴却对现行的国际关系原则和规章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虽然一般认为跨国宗教的挑战目前主要表现为非西方宗教或文明对抗国际社会制度所建立在其上的西方信仰和价值观，或是挑战对国际制度的西方的世俗解释，但主要由西方各国政府、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国际公约构成的国际宗教人权制度，却对许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形成制约。
在许多情况下，国际宗教人权制度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家主权和历史传统发生矛盾，成为国际冲突发生的原因和放大器。
三是对国际和地区冲突的影响。
无论是恐怖袭击等非传统的国际冲突，还是以巴僵局、南斯拉夫内战等地区冲突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根源。
由于宗教所具有的排他性、由宗教导致的持久憎恶感、对宗教圣地的争夺，以及政治边界与宗教边界的交错，都增加了宗教问题引发地区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冲突的强度与烈度。
冷战结束以来“弱国强宗教”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新景观，这也使一些国家的内部冲突失控和外溢，使宗教在世界范围更加政治化和公共化并更具对抗性四是宗教日益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
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事件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外交决策圈对宗教问题空前关注，并且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角度对宗教问题上纲上线，鼓吹从“民主和平论”脱胎而来的“宗教自由和平论”要在“促进宗教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建立积极关系”，并且把推进所谓宗教自由作为反恐利器。
我国宗教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我国各宗教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指我国的宗教事业由我国的宗教信徒自主办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在友好、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既要坚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防止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又要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树立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我国宗教的良好形象，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必要性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中国人民基于历史的自主选择。
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基督教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有关在华传教的种种特权，深入我国内地大规模传播，发展教徒，扩充教会势力。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国基督徒先后开展了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尝试摆脱西方教会的控制。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天主教和基督教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成为可能。
我国天主教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我国基督教开展了三自爱国运动，走上自治、自传、自养的道路。
从此，我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成为我国信徒自办的宗教事业。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中国人民基于现实的必然选择。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宗教界与世界各国宗教界的友好交往日益增多，但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因此，在鼓励我国宗教界开展对外友好交往的同时，引导和支持宗教界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关系到我国宗教的健康发展，关系到维护国家主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是我国各宗教的共同责任，也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必然要求。
越是在扩大开放的形势下，越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不动摇。
浅论世界三大宗教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世界宗教多种多样，目前广为流传，并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主要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创始人释加牟尼，基本教理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
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得到成佛为最终目的。
目前信徒约2.4亿人，主要流传在亚洲，如日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和中国（喇嘛教也属佛教，圣地在拉萨）。
基督教于公元一、二世纪开始流传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东部、巴勒斯坦一带。
信仰上帝创始并管理世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降世成人，救赎人类。
目前信徒约10亿人。
主要流传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国。
内部又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以及一些较小的派别。
天主教的中心是梵蒂冈，主要信徒分布于南欧、美洲各国；正教（或称东正教）信徒以苏联、东欧为主；新教（也称“基督教”）以北欧、北美、大洋洲为主。
伊斯兰教起源于公元七世纪初，由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创建。
其教义主要有：信仰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信天使，信《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的经典，信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安拉的“前定”，并信仰“死后复活”、“末日审判”等。
目前信徒约6亿人。
主要流传在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
圣地是麦加和麦地那。
宗教对世界政治、经济影响甚大。
有些国家宗教地位十分重要，例如，有的国家政教合一（伊朗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伊朗总统是没有实权的，实际的权力在宗教领袖那里。
关键是军权和革命卫队的指挥权和国家安全机构的控制权在宗教领袖那里。
宗教领袖由专门机构推举，终身任职，所以是最顽固最保守的势力。
总统实际是受宗教领袖的制约。
如果总统比较开明，比如过去的阿塔米，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如果总统比较顽固保守，比如现在的内贾德。
就放任他在前台表演。
万一砸了还有宗教领袖维持。
宗教领袖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总统选举。
论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由于世界重大政治力量对比以及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利益关系与矛盾性质在冷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构成影响地区、甚至影响世界安全格局的冲突危险性和可能性, 已不只是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原来仅仅属于地区性、甚至是次地区性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升级为能够左右大国关系, 足以影响世界安全格局、严重制约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的全球性的因素。
当然, 民族宗教问题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影响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局势的程度和角色也是不同的。
有时, 民族宗教问题就是国内国际冲突和突发事件的直接原因; 有时, 是挑起地区冲突或制造突发事件的一种旗帜; 有时, 也可能是某种利益集团制造冲突和突发事件所要达到的目标。
虽然从民族宗教问题的背后和本质来看, 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动机, 但最后这些利益都与民族和宗教挂上千丝万缕的联系。
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 也是目前全球性的重大政治问题。
当今世界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 大多与民族矛盾相关联。
20 世纪,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 民族冲突频繁, 成了国际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
冷战结束以来, 前苏联、东欧、非洲、拉美等地民族矛盾因失去两极格局制衡而迅速激化, 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车臣战争、格鲁吉亚内战、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乱, 非洲的布隆迪内战、扎伊尔内战等一系列民族冲突和战乱接连爆发。
进入21 世纪,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民族间的利益争夺更加激烈, 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各种矛盾, 继续引发冲突和战争。
民族矛盾巳成为当代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当代世界民族问题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和特点: 一方面, 是全球性的民族问题。
体现在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的矛盾上, 这就是西方强势民族与东方和其他地区后起民族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 是地区性的民族矛盾和冲突。
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 波黑地区的穆、克、塞各族之间的冲突, 伊拉克和伊朗、科威特的冲突, 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 独联体中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其特点是土地相邻、利益相左、宿怨积累、互相排斥。
一、宗教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全球宗教复兴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众多全新的问题。
宗教从不同方面影响乃至塑造了当今国际政治现状。
这些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催生了新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
国际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主体或除经济、政治外的“第三种力量”。
由于宗教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文化渊源，它们在西方社会具有较高的“声誉”，能够对公众产生较大的影响，并具有政治动员能力对本国和各国政府的政策取向产生作用。
那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就往往扮演西方国家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的角色。
二是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和塑造。
宗教的全球复兴却对现行的国际关系原则和规章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虽然一般认为跨国宗教的挑战目前主要表现为非西方宗教或文明对抗国际社会制度所建立在其上的西方信仰和价值观，或是挑战对国际制度的西方的世俗解释，但主要由西方各国政府、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国际公约构成的国际宗教人权制度，却对许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形成制约。
在许多情况下，国际宗教人权制度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家主权和历史传统发生矛盾，成为国际冲突发生的原因和放大器。
三是对国际和地区冲突的影响。
无论是恐怖袭击等非传统的国际冲突，还是以巴僵局、南斯拉夫内战等地区冲突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根源。
由于宗教所具有的排他性、由宗教导致的持久憎恶感、对宗教圣地的争夺，以及政治边界与宗教边界的交错，都增加了宗教问题引发地区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冲突的强度与烈度。
冷战结束以来“弱国强宗教”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新景观，这也使一些国家的内部冲突失控和外溢，使宗教在世界范围更加政治化和公共化并更具对抗性四是宗教日益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
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事件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外交决策圈对宗教问题空前关注，并且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角度对宗教问题上纲上线，鼓吹从“民主和平论”脱胎而来的“宗教自由和平论”要在“促进宗教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建立积极关系”，并且把推进所谓宗教自由作为反恐利器。
宗教自由问题已开始脱离美国政府的人权政策而成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议题。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宗教对国际关系是有一定关系的，宗教中的一些好的鼓励人约束人的教义，可以对人们避免发动残酷的战争有一点的影响。
然而也是由于宗教中的一些教义冲突，宗教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根源，宗教纷争是国际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
对于宗教纷争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我们要善于利用宗教，避免宗教对国际关系坏的方面的影响，把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引向好的方面，为中国的对外关系打开新的局面，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打造好的国际环境。
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影响在亨廷顿看来，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每一种文明都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特征，无论这种文明就人口和国土规模看是大的（中国），还是小的（讲英语的加勒比人）。
我国学术界对亨廷顿的观点的反应是敏感而及时的，且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复杂的论争，以至于"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争论，已大有从一个"敏感"的学术命题，转变为一个"敏感"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之势。
对亨氏"文明冲突论"之价值评析，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亨廷顿教授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并承认，亨氏所讨论的问题，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但同时强调，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之嫌。
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都是西方对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主任作出的回应。
它基本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对这处变化的忧患心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的提出，使我们看到西方学术界对苏联和东欧事件和思想观念引发出的乐观精神，转变到了一种使西方文明在21世纪将会失去世界主宰地位的忧虑。
它突出了文明和文化问题及其矛盾，对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冷战结束后新世界政治格局和文明发展，制定我们国家相应的战略、策略，都会有一定参考和启示意义。
（一）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确出现了分化的特征，而各极的组成在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上的确有相近之处，即国际社会各大利益集团的组成，各自都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必将伴随政治、经济利益冲突而展开，有时甚至会成为冲突的焦点。
（二）我们必须重视文化及文明发展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加强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明的影响力。
（三）我们应当认识到文明和文化发展和强大的根基是经济、军事、国家的综合实力。
应当从末来文明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考虑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
应当有备无患地考虑到亨廷顿提出的导致文明冲突的因素，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那种强烈的自省意识。
应当提倡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危机意识”。
在国外，有一大批亨廷顿这类不断地为国家制作“问题”、“忧患”、“危机”等意识及思维方式的思想家。
中国的新世纪宏大构想实现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要抓住文明发展的机遇。
不断发展东方文明，自省自重，团结一致，增强实力和活力，去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化解文化冲突可能作出的贡献文化自觉在当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过去一味封闭地崇尚“国粹”，而致力于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审视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研究在当前的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究竟能作出何种贡献，同时，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对自己重新再认识。
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以下几点是中国文化所固有而又可以作为当前世界文化重构之参照的重要方面：（一）不确定性与“在混沌中生成”的宇宙观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
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
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郭店竹简作“有状混成”）从中国的宇宙观出发，最重要的就是不拘泥于人们以为是“已定的”，其实仍在不断变化的“确定性”，而是去研究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从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
这也许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哲理之所在。
既然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而是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那么，基于不变的立场和观点的世代复仇就不一定有一成不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因此，中国“和为贵”的哲学反对“冤冤相报，无有已时”，提倡“仇必和而解”、“一笑泯恩仇”。
其实，随着主体视角和参照系的改变，客观世界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
甚至主体对本身的新的认识也要依靠对“他者”的重新认识和互动来把握。
前述《道德经》中论述的“惚恍”和“不存在而有”的宇宙观，与当今的混沌科学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来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产生出巨大能量的时代。
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
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
或许，当未来社会朝我们未曾指望的方向发展时，混沌科学会帮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二）与西方不同的多种思维方式1、执两用中，一分为三。
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他们重视以主体为一方对客体进行切割、分类而加以认识。
由此出发，现存集中的权力系统只能通过普适化、均一化、互相隔离的分类方法来管理世界，这就损坏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也损坏了真正有创意的自由发展。
不可改变的规律性、普适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霸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思维方式与此全然不同。
首先是“一分为三”的原理和由此而产生的中庸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分为三”的原则。
作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的八卦，每一卦都是由三画组成的，由三而深化，至于无穷。
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要“执其两端”，然后“求其中道”。
这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一智慧的结晶也许能救助日益趋向暴力、恐怖、极端的世界。
2、五行相生相克。
五行思想是中国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另一个系统，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后来的《左传》、《国语》等多有论述，意谓世界万物皆由五种元素及其构成的关系所组成。
从多种元素相生相克、广泛联系出发，就必然重视事物的多样性，重视差别和相互关系，其结果必然是崇尚多元、尊重自然。
3、“反者道之动”。
数百年来，无论是西方还是在西方影响下的东方，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进化论的影响都十分深远。
中国文化强调“听其自然”，强调“万物静观皆自得”，强调“无为”，强调协同发展，但同时它又反对停滞不变，作为中国文化远古根源的《易》的核心就是发展变易。
这对于“可持续发展”，对于制止当今社会的盲目狂奔正是很好的参照和缓冲。
其实，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
如果人们改变了“直线狂奔”、盲目奋进争夺的思维定式，习惯于回头看看，文化冲突就可能得到很大的缓解。
4、“负”的思维方式。
老子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车轮、器皿、房间的有用之处，都不是其实体，而是非实体的空间。
又如中国画中，画月亮不是画其本身，而是画周围的云彩，中间那个空白的、没有画的地方才是月亮。
这些都是强调要给人以空间，强调“有容乃大”，强调包容、宽厚。
四、论邪教的特征及其危害邪教是指冒用宗教和其他名义建立的对国家、家庭、社会、个人正常生活秩序及其生病财产有严重危害的组织。
邪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第一，邪教的信仰和崇拜对象是有限的、现实的。
对某种被认为是无限性的对象的信仰和崇拜是所有宗教的基本特征，邪教作为一种宗教形式自然也有这一特征。
但邪教所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则非真正具有无限性的天上神灵，而是世间的东西，是虚假的无限性，是世间现实的有限之物。
所以，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对大多数信众来说，邪教都是具有欺骗性的。
因为在邪教的信仰中，信众们深信是献给天上神灵的信仰和崇拜，实际上却献给了地上的教主。
因为信众们在心灵中所奉献的对象必定是具有绝对无限性的神灵，而这种神灵也只有在神圣的天国世界中才存在，而世间的一切东西则都是有限的。
然而邪教教主又必然以绝对完美的外衣来迷惑信众，欺骗信众，将信众对神圣对象的信仰和崇拜引向自身。
第二，邪教的信仰和追求带有功利性和现世性。
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宗教信仰应该是超越功利的，而且是指向现实世界之外的来世或另一个世界的。
但邪教则不同，它有明显的功利性，现世性。
邪教信仰的功利性表现在信仰者尤其是邪教的教主和组织者都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现实功利的欲望，尤其是对金钱、财富、美色、权力等具有现实价值的对象的欲望。
作为邪教的信仰总是希望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如发财、消灾、提升、祛病、延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