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档案记忆研究综述

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代表性观点及评述由于档案价值及其鉴定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各种鉴定理论各有其理论角度和论述方法，却没有哪种理论观点在鉴定理论中占主导地位。

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六种：年龄鉴定论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提出的。

该鉴定观涵盖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档案鉴定的理论体系，包括六条一般原则和七条具体标准。

迈斯奈尔的观点是对来源原则在鉴定领域适用性的首次肯定，在近代档案鉴定理论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

首先，他第一次提出“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并设定了具体的禁毁年限，改变了过去各国销毁古老文件、保留近期文件的习惯做法，使历史档案得以妥善存留。

其次，他第一次构建了一个由鉴定原则与标准构成的鉴定理论体系，改变了过去各国粗线条简单鉴定的传统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是一次重大突破。

再次，他第一次提出了档案来源是最重要的鉴定标准之一，强调应全面考虑形成机关在政府结构中的地位及机关职能与上下级单位职能的关系。

这种颠覆传统的年龄鉴定论具有划时代的作用，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

但是，年龄鉴定论只对年代久远的少量档案有作用，对于大量产生的现代档案鉴定并没有多大意义；而且档案禁毁年限的规定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在实际工作中也很难执行。

行政官员决定论这种鉴定观是英国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提出的。

该鉴定思想认为，文件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证据,档案人员不宜参与文件的鉴定和销毁，应“让行政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其文件的唯一代理人”。

行政官员决定论有其正确与合理的一面。

因为档案文件不是档案人员形成的，也不为档案人员所用，其价值判定及存毁自然不能由档案人员单独决定。

但它将档案人员排除在鉴定工作之外，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行政官员由于缺乏客观的历史文化意识，难免会出于个人目的而刻意销毁于己不利的文件，从而不利于维护档案的原始证据性。

另一方面，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档案价值的充分实现，行政官员站在机关的立场，难以从社会总体需求的角度去全面判断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

国外档案与记忆研究综述作者：高玉宝来源：《北京档案》2023年第12期摘要：档案与记忆的关系源远流长，人们对二者的认识几经变化。

以系统文献综述的方式对国外档案记忆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国外档案与记忆呈现五种关系，分别是稳定主导下的对立关系、面向意义的等同关系、媒介作用下的载体关系、中立角色下的保管关系和过程导向下的双向促进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应拨开记忆迷雾，找准档案定位，防范数字档案扩大记忆鸿沟，兼顾档案记忆与机构记忆。

关键词：档案集体记忆档案记忆关系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ives and memory has a long history，and people’s understand？ ings of the two entities have changed for several tim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archival memory research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way of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illustrates six typ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ives and memory， which are the opposite relationship under the dominance of stability， the meaning-oriented equivalence relation？ ship，the carrier relationship by the action of media， the custody relationship in a neutral role， and the mu？ tual promotion relationship in process.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the paper suggests to identify the accurate position of archives， prevent digital archives from widening the memory gap and make a balance between archival memory and institutional memory.Keywords：Archives； Collective memory；Archival memory；Relationship档案学科对于记忆具有天然的兴趣，因为记忆是人类与档案的第一连接点。

理 论 探 讨档案管理6/2017总第229期正如美国地理学家肯尼斯·福特所说：“档案可以与口头表达、传统仪式等手段帮助人类维持社会记忆。

”[1]诚然，档案作为社会历史记忆的载体之一，在构建集体记忆、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起了“世界记忆工程”，以提高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文献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

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利用本国已有的文献资料推出了相关的“记忆工程”项目，并取得了突出成效。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也卷入到构建“记忆工程”的时代浪潮中，包括青岛、广州、武汉等在内的城市都相继开展了“城市记忆工程”。

1 国内外“记忆工程”的实施现状“记忆工程”是从构建“记忆”的视角，对“记忆”档案资源进行整合、激活、再现、传承的过程，其针对的范围可分为国家、州、市、县等级别。

[2]笔者通过文献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国外“记忆工程”更多地以国家层面的记忆工程构建为主，而我国的“记忆工程”则以城市级记忆工程为主。

1.1国外现状。

国外“记忆工程”实施得较早，开展得也更加深入。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记忆工程的国家之一。

1994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启动“国家数字图书馆计划”，同时推出“美国记忆项目（American Memory Project）”作为该计划的旗舰产品。

“美国记忆”包含超过900多万条和美国历史、文化相关的数字藏品，被认为是关于美国历史和文化的较为全面的数字化记录。

[3]2000年，荷兰启动了“荷兰记忆（Memory of the Netherlands）”，该项目由荷兰国家图书馆组织协调，其藏品主要来源于荷兰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涵盖了通讯与媒体、艺术与文化、历史与社会、地理与环境四大主题的799407件藏品共构成132个特色主题库。

[4]“加拿大记忆”是一个以演讲者为核心、对战争给予关注和记录的专题性记忆项目，该项目对应的档案馆拥有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维和特派团退伍军人的超过2800份证词和1000多张图片。

您的好帮手——《档案界论坛》公众号 海 外 采 风75档案管理3/2019总第238期西方档案史研究源远流长，对于档案学科的自身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笔者近年来在从事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于西方档案史研究领域一些尚不成熟的认识，希望通过本文与学界同仁交流探讨，为国内西方档案史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

1 档案学界西方档案史研究概况1.1 19世纪前的西方档案史研究。

作为对自己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文档工作者开始关注于档案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

当时人们逐渐意识到档案工作在某些方面与图书管理工作有着明显的差异，文档工作者的自我认知开始觉醒。

意大利档案学家波尼法西奥在1632年发表《论档案馆》，其中较早论述了什么是档案馆以及古希腊罗马时期档案事业的发展情况，并通过这些论述最终表示，档案工作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技术[1]。

1681年法国学者马比荣在古文献学的奠基之作《古文献学》一书中系统论述了如何基于文档横向对比的方式进行真实性鉴定，而为了论述众多历史文档的形成背景，马比荣在书中详细介绍了163个法国王室历史上的档案保存机构，并选取了60份来自不同时代和机构的历史档案。

考虑到许多珍贵的手稿原件都已流失，马比荣无疑为后人留下了关于中世纪早期文档工作发展史的珍贵材料[2]。

延续着早期学者的传统，18世纪的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们也越来越多地谈及档案工作的过往历史。

1703年法国文献学家耶稣会学者热尔蒙发表了《法国历史上的古文献》一书，结合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社会因素，系统回顾了公元10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法国文档工作的发展历史，并以此指出，文档真实性鉴定要充分结合法国文档工作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3]。

而在日耳曼地区，斯皮斯于1777年发表了《论档案》，他在书中简要回顾了神圣罗马帝国文档工作发展历史中的某些重要事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论述了他关于档案工作实际方法的某些观点[4]。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档案学界关于档案史的研究并没有实现专题化，大部分关于档案史的回顾都作为一种基础论据，散见于各类关于档案工作方法的专著中。

记忆研究综述摘要记忆是大脑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家对大脑的记忆的机理进行大量地研究，取得很多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多未知。

海马是形成记忆的必不可少的组织，海马的不同部位在记忆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海马的损害会导致记忆障碍。

记忆形成的过程包括编码、储存、提取三个阶段。

根据记忆的时间长短和记忆阶段，记忆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期记忆。

长期记忆的表现形式有外显式和内隐式。

提出一些模型来解释，但并不完善。

遗忘是记忆的一个特征，大脑某些结构损伤后，会产生遗忘症。

1.记忆的生理结构基础1.1神经细胞大脑是由神经细胞构成的，神经细胞分为树突、细胞体和轴突三部分。

轴突于树突之间的相接处叫突触，突触是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结构。

当神经细胞受到刺激时，突触就会生长、增加，使之与相邻的神经细胞联结、沟通。

接受同样的刺激次数越多，其联结就越紧密而形成了定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记忆。

1.2海马[1]海马区是大脑皮质的一个内褶区，在侧脑室底部绕脉络膜裂形成一弓形隆起，它由两个扇形部分所组成。

早期科学家发现，因癫痫而行双侧颞叶包括海马结构切除的病人记忆发生障碍，表现为不能记住刚看过的文字内容，他们认为他对新知识经验的保持只能持续5秒钟，但切除以前已经保持的记忆没受影响。

神经科学家们开始相信，不同的脑部结构在记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内侧颞叶系统是由海马及相邻有关皮层组成，包括内嗅皮层、外嗅皮层和海马旁回。

海马是内侧颞叶记忆系统中与学习记忆最密切相关的结构。

临床上也陆续发现，海马及边缘系统其他部位的一过性缺血，可导致一过性的遗忘症。

海马及周围结构的很小损害，都可引起明显的记忆障碍。

此外对动物的海马也进行了积极研究。

海马是正常记忆必不可少的结构基础。

海马的损害会导致记忆的障碍，而且似乎主要是近记忆的障碍。

海马区在脑中为发作阈值低的部位。

因为几乎所有癫痫患者的发作皆由海马区所起始，像这类以海马区为主的发作，有许多的情形是很难以药物治疗的。

理 论 探 讨4档案管理1/2019总第236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档案的价值已经从服务于国家和学术精英（尤其是历史学者）延至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诉求，包括公共政策的责任性、信息的自由度以及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如利用档案保护个人权利、开展各层次的文化遗产教育、分享个人及社群与过去的历史联系等）”[1]，再加上普通民众文化信息权利意识的增长，从而使得社群档案（community archives）概念日渐成为国际档案学界热门的研究话题，它要求档案馆为不同地域、身份、性别、经济地位、文化习俗等特征而形成的社群开展查档、建档服务，为其重建、恢复记忆，使特殊群体或少数族群在国家记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扩大档案馆的社会影响力和服务辐射面。

本文从权力、技术与记忆构建三个维度入手，试图为西方社群档案思想的源起、发展及未来图景等问题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进而更好解读社群档案建设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1 后现代主义：“权力的档案馆”与“档案馆的权力”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思潮，他们致力于从微观层次上解构现代社会的霸权，通过揭示话语与知识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构成机制，消解长期以来“知识”“真理”“客观性”所包容的主观预设和人文建构因素，进而解构使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意识形态[2]。

后现代主义学者排斥所谓的世界观、元叙事、宏大叙事和整体性，更强调非决定论、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等，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3]，从而逐步引起了开始主张利用档案积极构建社会记忆的档案学者们的共鸣。

后现代主义引入档案界首先可能源自信息技术对档案学理论带来的压力。

数字信息技术使得传统的文件、档案、证据等概念的内核发生了重大变化，档案学者对此产生了诸多困惑。

1994年，特里·库克在澳大利亚《档案与手稿》杂志发表文章首次专门谈到了后现代主义在电子文件时代的影响[4]。

他强调，后现代主义认为“文件不是客观的事物”，但文件、档案背后的来源，反映了过去（或现在）的社会权力关系，档案工作者推行电子文件管理的后保管模式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倾向。

段先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产生于19世纪的欧美档案学，在核心理论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一直以来，我国档案界密切关注着国外档案实践动向和研究进展，并通过译介或评介的方式引入国内，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进程。

近些年，国内学者注意到个人存档、档案伦理等国外档案学研究热点问题，并分别对其进行了综述，但缺少对所有热点问题的总体性评述。

为更全面地了解国外档案学研究现状，本文通过对The American Archivist、Archives&Records、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Archives and Manuscripts、Archivaria、Archival science、Archifacts等国外档案学核心刊物所载论文以及国外博硕士论文数据库PQDT中收录档案学相关博硕士论文研究主题的分析，结合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国外档案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译介和评述，归纳出近五年国外档案学研究的五个热点主题：社群档案、档案鉴定、档案伦理、个人存档、社交媒体，围绕这五个主题领域对国外档案学研究热点进行总体评述，并与我国研究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对国内档案学研究有所启示。

1社群档案，非主流群体档案管理研究的兴起国外社群档案是伴随一系列政治运动及社会思潮兴起的，起初是指基于共同地域、血缘、背景、文化或情感的群体在表达政治诉求和展现自我过程中形成的相关材料集合，但由于此时国家档案占据主流地位，社群档案一直被边缘化或被误述，有关研究集中在表层的概念辨析或类别界定。

随着国外公民意识的提高，用于表述非主流群体意志的社群档案逐成规模，社群档案开始演变成一种大众档案思想范式［1］。

如何构建社群档案模式，将多元、异地的群体连接起来保证社群档案项目的实现，成为关注的焦点。

近五年，社群档案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社群档案模式构建、社群档案管理中档案工作者角色定位以及社群档案与传统记忆重现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