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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概述(1750-1840年)1750年至1840年是世界商业扩张的时期，此期间的广州贸易发展迅速，成为世界各地商人争相前往的重要贸易中心。
在18世纪中期，广州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广州的使馆区域“十三行”成为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主要场所。
这些外国商人大多来自英国、美国、荷兰、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以及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
广州的贸易主要以丝绸、茶叶和瓷器为主。
这些中国产品深受欧洲和美洲的市场欢迎，尤其是丝绸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
同时，中国进口了大量的欧洲纺织品、钟表、玻璃制品和金银首饰等，丰富了当地市场。
然而，广州的贸易并非完全自由。
在清朝的经济政策下，对外贸易受到一定的限制。
外国商人必须在广州的最高官员审批下，才能进入贸易区域进行交易。
此外，还有贸易税收、贸易限额等其他限制措施。
这些限制使得广州的贸易局限于一小部分外国商人，并且造成了大量的贸易走私活动。
然而，广州贸易的繁荣还是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
大量的外国商人带来了新的商业理念和技术，加速了广州的现代化进程。
与此同时，广州的贸易也促进了周边区域的经济繁荣。
许多中国商人和手工业者都依靠广州的贸易活动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州的贸易地位开始逐渐下降。
19世纪初，由于英国等欧洲列强的入侵和影响力扩大，中国遭受了一系列的外来侵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开放更多的港口，广州的贸易地位开始被其他港口所取代。
然而，广州在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贸易繁荣仍然成为当时的重要标志。
它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铺平了道路，并对广州以及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1750年至1840年之间的世界商业扩张时代，广州的贸易不仅在经济上蓬勃发展，也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时期，广州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重要节点。
世界各地的商人慕名而来，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
广州作为一个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商人。
鸦片战争对茶叶贸易的深刻影响作者：陶德臣来源：《茶业通报》 2020年第4期〔收稿日期〕2020-04-13〔作者简介〕陶德臣 (1965-) ，男，陆军工程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茶业经济和文化史、军事历史、党的创新理论研究。
Email：tdctea@陶德臣（陆军工程大学，江苏南京 210007）摘要：鸦片战争不但把中国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也对茶叶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
主要表现为：茶叶交易机构发生重大变化，茶叶出口数量大幅度上升，英国垄断了中国茶叶出口事宜。
关键词：茶叶；交易机构；茶叶生产与出口；英国中图分类号：S5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768（2020）04-174-0031840年，英国为了维护可耻的鸦片贸易，控制中国茶叶，不惜以武力为手段，发动了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不但把中国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也对茶叶生产与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
主要表现为：茶叶交易机构发生重大变化，茶叶出口数量大幅度上升，英国垄断了中国茶叶出口事宜。
1茶叶流通环节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外销茶叶流通环节为茶叶生产茶叶，售予茶商，茶商将茶运至广州，经“十三行”卖给外商，由外商运回国内销售。
从某种意义，茶叶贸易是一种垄断贸易，贸易主动权掌握在华商手中。
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废除，“十三行”不复存在，“行商的垄断已被中英条约所废除”，代之而起的是所谓“贸易自由”[1]P543。
这时的“十三行”被茶栈代替。
茶栈与“十三行”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机构与制度。
“十三行”也称为官商，这种洋行不纯粹是商业机构，实际上是半官半商性质的机构。
在中西交往中，它一方面包揽进出口交易：一切外洋进口货物，由洋行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洋行代办：另一方面，它又要充当外国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中介：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征收的税饷，要由洋行承保缴纳，外人在广州居留与活动，要由洋商负责照管监督；遇有中外交涉，也要由他们经办。
在中西关系中，他们实际上担负着商业的和政治的双重任务。
清朝的广州与对外贸易清朝时期，广州作为中国的重要对外贸易口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质的港口条件以及发达的商业网络，使广州成为了文化交流和贸易发展的中心。
本文将探讨清朝时期广州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和发展情况。
一、广州的地理优势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毗邻港澳地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其港湾深水、宽阔，并且拥有自然良港，这使得广州成为了交通运输的重要节点。
此外，广州的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这为贸易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
二、广州与西方贸易的兴盛清朝时期，广州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
这主要得益于康熙、乾隆两朝的海禁政策放宽，以及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
西方列强纷纷涌入广州，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1. 西方商品的输入广州作为中国的贸易大门，西方商品通过此地大量输入。
西方制造的纺织品、钟表、家具、瓷器等商品在广州热销，成为了广州市场的主要产品之一。
2. 广州的出口商品与西方贸易的同时，广州也向西方输出了大量的中国商品。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成为了广州的主要出口商品。
这些中国特色的商品在西方市场享有盛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广州与东南亚贸易的繁荣除了与西方贸易的兴盛，广州还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十分繁荣。
由于地理接近和历史的渊源，广州与东南亚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
1. 广州与东南亚商品交易东南亚是世界上丰富资源的地区之一，广州充当了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桥梁。
东南亚的香料、药材、烟草等商品通过广州输送到中国市场，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
2. 广州与东南亚商人的互动广州作为贸易中心，吸引了大量来自东南亚的商人。
这些商人在广州定居，并且与本地商人建立紧密的商业联系。
他们通过广州的贸易活动，促进了中东交流和文化交流。
四、广州粤剧的兴起广州作为清朝重要的文化城市，还孕育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即粤剧。
这种戏曲表演形式结合了说唱、舞蹈和功夫等元素，极富艺术魅力。
粤剧的兴起与广州对外贸易密不可分。
清前期中英之间的绿茶贸易
汤后虎
【期刊名称】《贵州文史丛刊》
【年(卷),期】2005(000)003
【摘要】十八世纪后,英国逐渐占据了中国同西方贸易的主导地位,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中国的绿茶凭借优良的品质倍受英国人青睐,大量运销英国.绿茶的大量出口推动了茶叶商品经济地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地兴起.【总页数】4页(P20-23)
【作者】汤后虎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广东,广州,5106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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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茶叶外贸兴旺思考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叶的国家之一，茶文化源远流长。
早在汉朝，中国茶文化便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还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国家。
随着东西方商贸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少欧洲传教士又将茶叶带到了欧洲。
然而，大宗的茶叶贸易却是始于17世纪初，此后二百年间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茶叶一直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主要货物。
而广州茶叶出口贸易在清朝初到鸦片战争之间迎来了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期，也可以说是黄金期。
一．清代鸦片战争前广州茶叶外贸的情况广州的对外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广州作为岭南贸易中心，岭南的货物很大一部分由广州运往海外，而海外的奇珍异宝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入广州，所以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继站由来已久。
虽然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丝绸命名，但是茶叶的销量也占到很大的比重。
由于封建社会时期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外贸易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广州对外贸易枢纽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
明朝时期，海患频仍，统治者疲于剿灭，而索性关门锁国，对外贸易也因此低迷不振。
清朝初期，沿用明朝之制，实行海禁，对外贸易几乎灭绝。
当时，海盗时有发生，扰乱边境百姓生活。
清廷想当然地认为海盗猖獗的原因在于沿海百姓与海盗勾结，所以要立法严禁，方能弥患。
于是，清朝政府在沿海各地，处处设防，不允许船只出海，也严禁外来船只。
而一旦有所疏忽，官员就会被议罪。
这种海禁政策严重地阻碍了茶叶出口。
公元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实现了全国统一。
在此形势下，康熙帝于次年谕令各省，认为海氛廓清，先前所定海禁处分条例可尽行停止，海禁遂开。
此后，中外对外贸易变得频繁起来，而广州也成为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外贸口岸，茶叶外贸也迎来了它的兴盛期。
此时，大量的外国船只驶入广州，据统计在清朝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的船只进入广州约有一千五百艘，而其他港口则寥寥无几。
广州成为外国船只来华的主要港口城市。
解读清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详情我国早有相当广阔的茶叶市场，并形成大商人资本的茶商。
因实行茶行制度，茶商具有一定程度的专利权，利润优厚。
清代茶商可分三大类型。
一为安徽、福建商人，属主要茶产区的茶商，尤以经营安徽祁门和福建武夷茶著称，资本巨大，行销四方。
二为陕西、四川商人，原由边区茶马互市而来，后以经营边茶为主，行销康藏。
三是山西商人及江浙、湖广商人，经营内地茶叶贸易。
其中尤以晋商即习称西客者实力最雄厚，足迹遍全国，并经营蒙古、新疆和在恰克图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我国茶叶亦早有出口。
17世纪时即有荷兰人来澳门购茶，而以陆路输俄国为大宗。
18世纪起，海路出口日增，以输英国为主。
1833年以前，中英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而茶叶占该公司自中国出口商品总值的80—90%，其增长情况如表2—45。
估计鸦片战争前全部水陆出口茶叶年约45万担，占茶叶总销量的23%左右，价值约858万两，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中国出口的第一位商品。
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前，出口茶价很高，红茶每担在26两，绿茶24两。
但因系广州一口通商，茶商将茶叶由江南产区翻越大庚岭运至广州，路途艰远，需时六周至二个月，费用很大。
而出口业务由广州十三行经手，利润为十三行及东印度公司所夺。
东印度公司经营茶叶利润年达350万镑，英政府亦获同样多的税收。
鸦片战争后，外贸中心转移上海。
徽州绿茶集中屯溪，由新安江经杭州转上海；祁门红茶或经屯溪，或经九江运上海；水运都不过10日。
浙东平水茶由绍兴起运，经杭州到上海，只需5日。
而武夷山茶运福州出口，只需4日。
上海、福州成为两大茶叶口岸，1856年，上海出口44.5万担，福州出口30.7万担，两共占全国海运出口量的77%。
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成为华茶区的出口口岸，原陆路运俄国之砖茶亦改由汉口出海。
至1881年，上海出口茶62.3万担，福州出口66.3万担，汉口出口26.8万担，三大茶埠出口占全国茶出口量的73%。
明清时期广东与中外贸易的变迁与发展明清时期，广东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商业实力，使之成为连接中国内地和东南亚、日本、朝鲜以及欧美国家的商业枢纽。
广东省同时也是中外贸易的发祥地之一，从明代开始到清朝末期，广东与中外贸易经历了许多变迁与发展。
一、明代广东与中外贸易的兴盛明朝时期，广东商业得到了极大的繁荣和发展，主要的因素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环境。
明代广东省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方起点，其港口众多、河流湖泊纵横、交通便利，逐渐形成了一个连接中国内地和国际市场的商业网络。
在海外贸易方面，广东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门户之一。
16世纪初，日本将关仔屿（今香港）作为对外贸易口岸，随后广州的商人也开始前往日本进行贸易。
此外，荷兰、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商船也纷纷来到广州。
中外贸易的繁荣对于广东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广东商人经常前往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地进行贸易，从而带回了许多稀有的珍贵商品。
与此同时，广东也通过出口纺织品、茶叶、瓷器等商品，使得当时的广东商品出口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二、清代广东与中外贸易的发展变革清代是广东商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
清初，广东与中外贸易的繁荣依然持续，但在乾隆年间，由于政府禁止私人海外贸易，使得广州作为中国对外门户的地位因此受到了影响。
因此，广州的商人将主要转移至珠江三角洲地区，如香山、新会等地。
清朝中后期，由于礼仪之战、鸦片战争等外国入侵事件，导致中国经济遭受苦难。
此时，广东继续发挥着其独特的优势，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进行贸易，进口了大量的煤炭、铁器等制品，同时出口了大量的丝绸、木材、瓷器等商品。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广东逐渐恢复其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这一时期广东政府在对外贸易上的开放政策给了广东商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近代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渐发展，向广东商人揭示了新的商业路径。
三、结语明清时期是广东商业的鼎盛时期，广东在中外贸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遍及全球的明清茶叶贸易明初，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建立邦交，互派使节，尤其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最密切，双方实施“朝贡贸易”，禁止私人贸易。
明政府为管理对外贸易，特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设立市舶司。
当时东南亚各国输华商品多属奢侈品和药品如犀角、象牙、玳瑁、玛瑙、香料等，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
明成祖为宣扬国威和发展对外贸易，特派郑和下西洋（今之南洋及印度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先后七次，到达的地方遍及爪哇、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更远至非洲东海岸。
郑和的船队，满载瓷器、茶叶、丝绸、金银等中国特产、用以换回亚、非各国的奇珍异宝。
郑和七次下西洋，使华茶能够在亚、非诸国得到广泛的认识，对华茶的传播有正面的效果。
明太祖废团茶兴散茶，散茶壶泡法或撮泡法的沏饮方式在十五、十六世纪兴起并流传，为明清以来中国饮茶方式的主流。
十七、十八世纪传入日本，形成沏泡法的煎茶道；十八、十九世纪传入朝鲜，经由草衣禅师等的倡导，韩国茶礼以沏泡法再度兴盛。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华茶源源进入沙俄，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中、俄互市地点、华茶（先是武夷茶，后是荆湖茶），以舟船、挑夫、牛帮、马帮相继，经由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西到河北张家口再以驼队经由内蒙、外蒙到恰克图交易运往莫斯科。
其运输途径为:武夷山→江西铅山河口镇→船运（信江）→（鄱阳湖）→九江→（逆长江）→武昌→（溯汉水）→樊城（襄樊）→唐河→社旗→洛阳→泽州（晋城）→潞安（长治）→祁县→忻州→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
一条自武夷山至恰克图的中俄茶叶之路兴起，清干隆、嘉庆、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繁盛，茶叶之路上的驼队，驼铃之声数里可闻。
这是继丝路之后，代之兴起的国际茶叶商路，是华茶经由陆路走向东欧之路，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及提高了武夷茶的名气。
2019年第02期学术专业人文茶趣作者简介：索亮（1974-），男，辽宁辽阳人，沈阳工业大学辽阳分校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高校历史、毛概教学改革。
收稿日期：2018年11月8日。
鸦片战争后中英茶叶贸易探析索亮（沈阳工业大学，辽宁辽阳111003）摘要：中国茶叶由于物美价廉的特点在国外非常受欢迎。
在鸦片战争前，中英茶叶贸易非常受限，仅中国广州这一个贸易港口。
而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国门的被迫开放，中英茶叶贸易迎来了新的发展，这不仅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深远影响，也对整个世界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产生影响。
本文先介绍了鸦片战争前中英茶叶贸易的状况，然后分两个部分分别探究了鸦片战争之后中英茶叶贸易对中国和英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浅析了鸦片战争后的中英茶叶贸易给现代贸易的启示。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英；茶叶；贸易我国是最早孕育茶文化的国家，在唐朝时期，我国的茶文化迎来了发展的高峰，茶叶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汉朝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茶叶贸易越来越频繁与成熟。
茶叶作为一种出口商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长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然而，在明朝时期，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一方面，海港区海盗猖獗，威胁我国边境安全；另一方面，我国“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实施，这些都促成了我国闭关锁国政策的颁布与执行。
茶叶贸易由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萧条的状态，直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与英国进行不平等的茶叶贸易，而英国不仅将中国的茶叶带到自己国家，也将中国的茶叶带到其他国家，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茶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对我国茶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推动。
探究鸦片战争后中英的茶叶贸易，不仅仅是探讨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应该涉及文化、政治等多个层面，这也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1鸦片战争前中英茶叶贸易的状况1.1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茶叶经济我国是产茶大国，茶叶种植业的发展在当时相对成熟与完善。
1801-1842年（自嘉庆六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之间），中国茶叶外销由10余万公担增至20余万公担。
仅广州一个口岸，每年输出的茶叶就值银5，000余万两。
1805-1820年（清嘉庆十至二十五年），这一时期，美国从广州输入茶叶成倍增长。
16年间，美国共派出348艘船来广州，运去茶叶10174万磅（46148吨），平均每年21艘，茶叶636万磅（2884吨），较前19年平均增长一倍多。
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禁海运贩卖茶叶七月二十六日谕：闽、皖、浙商人贩运武夷、松萝茶赴粤销售，向由内河行走。
自嘉庆十八年准由海道贩运，近则日益增多。
洋面辽阔，难保不夹带违禁货物私卖，著福建、安徽、浙江三省巡抚严饬所属，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违者治罪并将茶叶入官。
1819年（清嘉庆二十四年）嘉庆斥董教增请洋船仍由厦门贩运茶叶折十二月，嘉庆渝军机大臣等曰：闽浙总督董教增“闽省厦门洋船请仍贩运茶叶一折秘奏，甚属非是。
自闽浙和安徽运售茶叶广州改海运为河运后，洋面日见肃淸，海囗无从偷漏，今董教僧奏其有较多不便，忽请准厦门洋船仍贩茶叶，则与由海贩粤何异？著传旨申饬，所奏不准行” 。
1821年（清道光元年）此前，仍准江海关茶可由海上北运江南（辖今苏南、皖南等地）江海关北销茶叶，向由海运北上。
为截断茶贩与外商在闽粤海上直接交易，前也禁江海关茶货出海。
《宣宗实录》载，是年九月，江南巡抚陈桂生奏请弛禁，指出江海关茶船，不谙南洋沙线，与闽、粤、浙等省船只不同，应不在海禁之例。
为此，嘉庆渝内阁，著照旧例，凡北赴山东、天津、奉天（今沈阳）等处茶船，仍准其纳税放行，但其向由内河行走者，仍禁出洋。
1821-1839年（清道光元年至十九年）之间，美国从广州输入茶叶进一步增长。
19年间，美囯共派557艘船来广州（平均每年29艘），运去茶叶19510万磅（88496吨，年均4658吨）。
最高年份为1836年，派42艘船，运去茶叶1658万磅（7520吨），其中红茶为292万磅（1324吨），绿茶为1366万磅（6196吨）。
清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杨仁飞 茶叶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一项主要的出口商品。
1685年以前,我国海上茶叶贸易主要为荷兰、葡萄牙商人所控制。
英国商人虽从1658年起想通过广州口岸直接与中国从事茶叶贸易,但由于受到葡商的排挤和清廷的限制而无法在广州进行。
直到1685年,粤海关建立,英国商人才开始以广州为中心的中英茶叶贸易。
本文通过对清朝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发展过程的研究,分析清代封建性的对外贸易如何演变,并为外国洋行所控制、最后成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
一、广州中英茶叶贸易发展的三个阶段及趋势1685—1783年是广州中英茶叶贸易的开始阶段。
最初,茶叶是由葡萄牙、荷兰商人从广州运到伦敦。
1657年,伦敦有了第一家茶馆。
1669年英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和南洋采购茶叶。
在该公司的宣传下,茶叶逐渐流行于英国。
1701年之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和印度输往英国的茶叶已有很多,其中不少是从广州运出去的。
1701年由中国出口的茶叶总量为121417磅,其中由广州输出的为66738磅,占54.5%;1721年从中国出口的茶叶为1241629磅,从广州出口的为282861磅,占总出口量的22. 78%;而到1751年,从中国出口的茶叶为2855164磅,从广州出口的为2710809磅,占94.94%。
①1757年,因发生了洪任辉事件,清政府关闭江苏、浙江和福建三个通商口岸,独保留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从此中英茶叶贸易也就移到广州一地进行。
1761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出的茶叶为2862772磅,1781年为4061830磅。
②第二阶段是1784—1833年,这是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洋行商人垄断广州茶叶贸易的阶段。
这一时期,茶叶贸易处于繁荣期。
英政府为了扩大从中国的茶叶进口,于1783年公布了《交换法案》,这一法案使得东印度公司成为经营中国茶叶的唯一垄断公司。
这个公司与广州的对外贸易垄断商人十三行商一起,垄断了中国茶叶向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出口。
这一时期,广州的泛指产生于古代的典籍,含义不尽相同。
为什么《史记》中的“古文”有这么多的歧义?这是因为司马迁时代虽然有今古文的区别,但却未有今古文经学派别之争。
司马迁绝不会想到他的《史记》中的“古文”一词会引起后人那么多的论争。
在无法考实司马迁在10岁时究竟读的是什么“古文”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从泛指的意义上去理解,即司马迁10岁时开始诵读古书,这个“古文”的含义与《史记·封禅书》中所说的“古文”大体相同,不必将司马迁诵古文与《汉书·儒林传》所说的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联系起来。
作者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515063)责任编辑:郭 林中英茶叶贸易增长极快,运出的茶叶从1783年的69000担增长到1784年的229270担。
③茶叶在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出的货物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759年的88.3%④上升到1825年至1833年的94. 1%;1783—1833年东印度公司茶叶运出量占中英茶叶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0—60%强,占中国销往欧洲茶叶总数的80. 9%。
⑤由此可见,从1783年起茶叶贸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第三阶段是1833—1840年,这是广州中英茶叶从垄断进入自由贸易的时期。
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英国政府取消,允许其他私商到中国贸易,一向被视为禁区的茶叶贸易也向所有英国商人开放。
随着大量英国商人到广州运输茶叶,运往英国的茶叶大幅增长,但出口量呈不稳定的趋势,如1838—1839年出口的茶叶达40223866磅,而1839年—1840年则下降到25962919磅。
⑥在清前期长达200年的中英茶叶贸易发展中,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1、中国输英茶叶量稳步增长。
1701—1761年,广州输往英国的茶叶增长了五、六十倍。
⑦以1701年至1760年增长最快,1760至1795年增长二倍左右,⑧1795至1833年增长一倍多;1838年至1840年又几乎增加一倍。
⑨到1840年前,茶叶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
2、输英茶叶品种日渐增加。
在中英茶叶贸易的开始阶段,从广州运往英国的茶叶主要有武夷、工夫、小种、熙春等几种,茶叶品种尚不多。
随着18世纪英国公众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中国输英茶叶品种也日渐增多,一些新的品种为适应英国市场的需要而在中国专门生产,如在广州加工的花薰茶19世纪成为伦敦茶叶市场最富有特色的茶叶品种。
到1840年,出口到英国的茶叶已有十多种,如广东、福建的武夷、屯溪、小种、珠兰、白毫、安溪、花香、红梅、拣培、雨前、园珠、芝珠、熙春、皮茶等。
⑩3、出口到英国的各个茶叶品种量波动较大。
比如武夷茶,1785年前,它是广州出口量最大的茶叶品种。
1775—1785年东印度公司运出的武夷茶占广州当时红茶出口总数的77%,占该公司茶叶总运出数的53%。
但从1785年以后,武夷茶出口量大减,在1785—1795年十年中,公司运出的武夷茶只占所有输英红茶的31%,占公司运到英国茶叶的21%,1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
再如工夫茶,在1783年以前,东印度公司从广州很少购买此种茶叶。
1783年以后由于英国公众的口味发生一些变化,及武夷茶的价格较高,较为廉价的工夫茶开始受到欢迎。
1797年从广州运出的工夫茶量已超过其他茶叶品种成为最主要的品种,1838—1839年达到29262600磅,占当时中英茶叶贸易总量的80%12左右。
至于屯溪茶,在1812年以后,成为中国出口到英国茶叶的第二大品种,出口量呈稳步增长趋势。
二、鸦片战争前中英茶叶贸易的特点1840年之前,随着形势发展的变化,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在贸易方式与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1、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垄断了广州的茶叶外销。
英国人虽然来广州的时间比葡萄牙、荷兰、西班牙人都要迟,但凭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很快把这些早期的西方殖民国家排挤出去。
到18世纪后期,英国已全面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1783年,东印度公司通过《交换法案》确立了自己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贸易的专利权。
该公司从广州出口大量茶叶到英国,降低了英国国内的茶叶价格,将欧洲其他国家不仅排除出英国市场,而且也把他们排除出广州的茶叶市场。
尽管1784年美国独立以后,美国商人也到中国大量采购茶叶,并且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在1784—1839年间,成为是中国茶叶的第二大出口国。
但其比例一般在10—20%之间,13一直没有威胁到英国在中国茶叶市场的垄断地位。
2、中国的茶叶商人和英国的自由商人不断向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十三行商人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
广州的行商是由清政府特许的出口贸易垄断商,东印度公司则是获得英国政府允许的垄断商业集团,他们共同垄断了中英进出口的茶叶贸易。
而在中国国内市场中,还有一批实力很可观的茶叶商人,他们对行商长期控制茶叶出口并不满意,为着自己的利益经常起来反抗。
1818年,茶商向广州地方当局呈送了一份请愿书,抱怨他们的茶叶受到被大量退还、降等级、降价格等不公正的对待。
1819年茶商组成了联合会,向全体茶商倡议,在东印度公司接受两个著名茶行PUAN—LN Y—LAN和H ENGCHUN的茶叶之前,其他的茶叶商人不得向公司运送一箱茶叶;提出茶叶的等级一旦被确定就不能任意更改和退回;在向外商交货之前,茶叶应放在茶商的货栈,而不是放到行商的库房里;茶价得由茶商来确定。
14不过茶商的这些要求遭到了行商与东印度公司及其他方面的反对与拒绝。
就在茶商继续向公司提出抗议时,一些低级的行商却向东印度公司的监理会暗示,如果东印度公司向行商提供订购茶叶的预付款,那么行商就会以停止到茶区收购茶叶威胁茶商,迫使茶商放弃他们的行动。
东印度公司一开始对这些行商的建议并不在意。
但当行商写信给公司,说他们准备答应茶商的要求时,东印度公司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于是开始拉拢行商,并让行商贿赂粤海关和地方官员,让官府出面干涉。
到1820年1月,有几名茶商支持不住,同意以每担17两的极低价格将冬季茶出售。
1月22日,南海县衙贴出告示,称这次茶商的行动是非法的,下令逮捕组织这次行动的领袖。
茶商的反抗斗争以失败告终。
1825年,安徽的茶商向南海县衙递上禀帖,指控行商缺斤少两,少付茶价。
15行商声称做这些事的人是一些行外的商人与铺主,否认他们有这种恶劣行为。
此事也不了了之。
由于行商的对外贸易得到清朝廷的特别准许,致使中国茶商的反抗行动总是归于失败。
在英国,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声音也与日俱增。
1813年由于英国散商的不断坚持,东印度公司表示可以允许散商从事与茶叶无关的其他对华贸易,如纺织品等,但仍将茶叶贸易视为绝对的垄断商品,不容染指。
据统计,在1833年以前,散商及公司船员私人从广州运出的茶叶量不到公司出口量的1%。
16东印度公司虽然将茶叶贸易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公司购买茶叶需要大量的现金,尤其是白银。
这使得东印度公司的资金周转不够,与中国的贸易处于逆差中。
而散商通过从事棉花与鸦片贸易,对华贸易出现大量的顺差。
东印度公司需充分利用散商的资金,为其长期从事对华茶叶贸易打下基础。
这使公司对散商的财政依赖程度逐渐加深。
长期不允许散商从事茶叶贸易,使散商对公司的不满越来越明显,他们不断要求分享茶叶贸易的利润。
东印度公司鉴于散商贸易对公司的重要性,曾一度允许发执照给英国的散商,让他们前往澳大利亚。
1819年新到中国经商的英国散商就从广州向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口岸放出运装茶叶的船只哈斯丁侯爵号。
1830年威廉查顿的一个合伙人拉德船长用奥斯丁号将茶叶与生丝运往贺巴特城。
17到19世纪20年代,散商利用东印度公司由广州前往印度或印度前往英国的船只不需要有执照的规定,通过1826年刚刚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发展起与欧洲的直接贸易,新加坡一时成为散商贩运中国茶叶的转运港。
1829—1830年,从新加坡运出的中国茶叶有29786西元,1830—1831年为32873元,1831—1832年为10774元。
据格林堡研究,1831年每一季度就有4只“自由商船”往来于广州与伦敦之间。
181831年起,这些散商还用其他国家的名义直接参与广州的茶叶贸易。
如有以瑞典、丹麦、俄国等国商人的名义在广州的十三行街居住下来,以东印度公司无法控制的方法来突破公司的垄断。
而英国国内由于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强烈反对东印度公司的旧式垄断,迫使英国政府于1834年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
3、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行商的贸易关系变化较大。
在1840年前的广州中英茶叶贸易中,除了垄断与自由贸易的竞争之外,还存在着中英两大垄断商东印度公司与行商之间贸易关系的变化。
茶叶贸易合同对改变中英关系具有很大的作用。
中英茶叶贸易采用的是茶叶合同制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