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简述国内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研究国内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研究是对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理论在中
国文学领域的探讨和应用。
乌托邦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模式，强调人性的
善良和社会的和谐，而反乌托邦则是对乌托邦的否定和批判。
这两种文学
流派在中国的研究和创作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国内乌托邦文学的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初。
在这个时期，一些知识
分子开始关注社会变革和理想化社会的构建。
他们在文学中创造了一些理
想社会的形象，试图通过文学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
品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无题》，它们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批判，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不满。
这些作品启发了早期乌托邦文学创
作的蓬勃发展，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乌托邦文学和反乌
托邦文学的研究也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
来研究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以期更全面地
理解和解读这些文学流派。
同时，一些新兴的文学作品也在探索和创造新
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形象，如凌力的《中国世纪三部曲》和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等。
这些作品通过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和构建，对现实进行反思
和批判，并希望通过文学来激发人们对社会问题和的思考和行动。
总的来说，国内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学领域具有
一定的影响力和价值。
通过对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创作和研究，我们可以
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思考社会问题，为社会进步和做出贡献。
试论乌托邦“现代性与未来中国政治的理想维度-论文如果乌托邦意味着最美好的政治希望，那么，它并不是用来直接诉诸实践的，它的用处限于思想的层面：它可以启迪我们的政治想象，激发我们的政治活力，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批判现实的清晰参照。
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张彭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很早的时候我就明确意识到，要理解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乌托邦一定是个不能绕过的重要主题。
在彭松这部着作里，有三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其一是他对乌托邦概念的辨正与澄清。
在我自己有限的阅读经验中，乌托邦这个概念常常被泛化，乃至滥用，其内涵有时甚至扩大到了这样的地步：乌托邦被用来指称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社会。
很显然，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乌托邦一词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其二是他将乌托邦与现代性问题关联起来思考，自觉地在古今之变的视野里探讨乌托邦的意义。
这实际上是他这部着作的主要关切点，无论是从书名还是各章的标题都可以清楚地看出。
其三是他也将乌托邦的问题关联于马克思主义，这大概和他以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有关，也表明他能够自觉地将对乌托邦的思考关联于中国政治，甚或对中国政治的关切还是他选择乌托邦作为研究主题的主要动机。
乌托邦所要探究的是“最好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可以从托马斯莫尔那部大书的全名清楚地看到。
而关于什么是“最好的国家制度”的追问，虽然在思想层面可能需要诉诸哲学的基本理论或神学的基本教义加以论证，但在心理层面则往往源于对现实国家制度的不满：说莫尔的《乌托邦》意味着对英格兰都铎王朝的政治现实的批判当然是持平之论。
不过，主导着乌托邦思想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是希望：人总是能够希望，而且是无端地希望，哪怕身处绝境。
如果“最好的国家制度”首先是在人类的希望中呈现出来，而哲学或神学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为之提供一种可能的论证或说明，那么，我们就应当将理解乌托邦的重心放置在希望这一人类先天具有的心理能力上。
然而，哲学理论或神学教义往往在逻辑上给予乌托邦思想以基础性的支持，这一点亦不应忽视，特别是在崇尚“拒斥形而上学”的时代氛围里。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反乌托邦主题是一个常见且引人深思的话题。
反乌托邦主题通过描绘一个被压迫、不自由、不幸福的社会来警示读者，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担忧和对未来的预见。
本文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主题，并分析其中的原因和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主题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当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人们对社会变革和现代化的追求充满了希望和幻想。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作家开始怀疑这种追求的真实性和可行性，他们开始思考社会进步的代价和可能的后果。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反乌托邦作品。
其中最著名的是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
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描写了一个疯狂的主人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愤怒。
通过主人公的视角，鲁迅展示了一个被封建社会和传统观念束缚的社会，人们在其中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部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除了鲁迅，《1984》也是一部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
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被极权主义统治的社会，人们在其中失去了个人自由和隐私。
虽然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但其中的反乌托邦主题与中国现实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中国作家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也是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它以幽默的方式描绘了一个被官僚主义和权力腐败所笼罩的社会。
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反思。
那么，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这么多反乌托邦作品呢？一方面，这与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和文化背景有关。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然而，中国在近代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变革，这使得人们对社会现实和未来充满了疑虑和担忧。
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例如社会不平等、环境污染和人权问题等。
这些问题和挑战成为了作家们反思和揭示的对象。
46乌托邦到反乌托邦文学嬗变下的现代性意义董婉琼 湖南师范大学摘要：反乌托邦文学自从乌托邦文学分流出来后，就与乌托邦文学形成互为“矛”和“盾”般的存在，反乌托邦以乌托邦为根基对其进行解构，乌托邦因反乌托邦的否定而辩证发展。
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代表的反乌托邦文学对世界中产生的现代性问题进行批判，对人们反思当前社会追求物质文明所带来的众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乌托邦；反乌托邦；现代性；思想意蕴乌托邦(utopia)最早由托马斯·莫尔据希腊文所创，该词产生自他1516年创作的《乌托邦》。
乌托邦本意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乌有之乡。
美好的地方是不存在的，是因如此，才使得乌托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一种神秘的魅力，促使人们不自觉地向它靠近。
而反乌托邦(Anti-Utopia)并不是对乌托邦的反抗，而是作为依附于乌托邦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产生。
乌托邦文学带有对现实的忧患和对未来的希冀，所以乌托邦文学作品既包括对现状的批判，又怀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乌托邦式的幻想并不是天马行空而产生的，对它展开的想像之所以能被大众接受应当是以当下不合理、不理想的社会现状为基础，这样才能获得读者的认同进而具有探讨的价值。
一、研究现状综述西方对乌托邦较系统的研究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哈贝马斯称之为“乌托邦力量的穷竭”的时代，涌现了一批研究乌托邦的作品，如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6)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乌托邦，如麦尔文·J ·拉斯基《乌托邦与革命》(1976)，专门建立了乌托邦研究会，发行期刊《乌托邦研究》(Utopia Studies)。
几乎同时期，“乌托邦”一词派生出了“反乌托邦”(anti-utopia)文学，因此，学术界认为反乌托邦是依附于乌托邦而产生的，早期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单纯地批判和讽刺现实社会，代表有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1726)等，这些小说大都通过描绘出一个不存在的世界来否定现实。
乌托邦视角的现代性反思摘要：由于放弃了超越性的终极价值层面，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凝固化为实托邦，成为“单一的现代性”，隐藏着“现代性之隐忧”。
走出这种现代性困境，需要突破意识形态框架，在现代性与乌托邦的相互关联中，使现代性成为“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
一方面，从乌托邦维度开启现代性的诊断与治疗，享受现代化的积极成果，试图走出困境和出路；另一方面，运用现代性语境中的普世价值，乌托邦思想本身从目的转向过程，形成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辩证乌托邦”观念，发挥乌托邦观念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乌托邦；哲学的治疗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2-0028-06目前，绝大多数民族国家以现代性为建设纲领和追求目标，在物质、制度和思想观念诸层面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
但是，“福兮祸所伏”，结构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伴随日益加深的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等外在困境，以及经受从生存世界进行污染到精神世界内心的焦虑苦恼的内在困境，无不显现出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然而，正如罗洛梅所说，“当我们迷失了方向时，我们往往跑得更快”，[1]现代性大有不可阻挡之势。
鉴于此，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是必要的，而把乌托邦观念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更具有现时代的积极意义，凸显了乌托邦维度对于人之存在和人类命运前景的至关重要性。
因为，“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
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
”[2]本文试图从乌托邦维度揭示现代性的动力品质及内在的不足，由现实性空间转化为某种可能性空间，从而为对现代性的反思提供不同的理论思路。
一、现代性的超越维度缺失何谓“现代性”？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
尽管如此，我们仍须更深入地认识、研究和理解现代性，以便使现时代的人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和机遇，又可以避免现代性的内在困境。
写作中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是当代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概念，它们分别代表了人们对理想社会和恶劣社会的设想。
在写作中，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法，更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探索。
本文将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在写作中的运用及其对现实的启示两个角度展开论述。
一、乌托邦在写作中的运用乌托邦最早出现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
乌托邦在写作中的运用，常常被用来描绘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例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通过描述一个没有隐私、没有个人自由的极权社会，揭示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对读者进行思想上的震撼和唤醒。
在写作中，乌托邦的设想不仅仅是对社会的批判，也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通过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型，作者试图通过文字来实现自己内心的愿景。
这种形式的写作往往给人以希望与感动，激发了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的渴望，推动社会的进步。
二、反乌托邦在写作中的运用与乌托邦相反，反乌托邦在写作中被用来描绘一个极端糟糕的社会状态。
在反乌托邦中，作者通常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夸张描绘，揭示现实社会中的丑陋和弊端，对读者进行思想上的警示。
例如，奥威尔的《1984》中，他通过对极权社会的描绘，警示人们要警惕权力滥用带来的恶果。
反乌托邦在写作中的运用，不仅是对现实社会的揭露，也是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通过对社会各种问题的激发式表现，作者试图触动读者的神经，引发共鸣，呼唤人们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和改变。
三、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现实的启示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在写作中都起到了探讨社会现实问题的作用。
通过对理想和恶劣社会的设想，作者试图引起读者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
乌托邦通过呈现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鼓舞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然而，乌托邦也警示着人们社会实践中的困难和难以避免的问题。
它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告诫人们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应警惕社会的种种弊病。
反乌托邦则通过描绘一个丑恶的社会现象，激起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思想与社会反思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思想与社会反思，是作家们对于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的产物。
在这些作品中，他们以独特的方式揭示了社会问题和人性的弱点，通过对乌托邦的否定，呼吁读者对当下社会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于乌托邦理想的否定。
乌托邦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构想，它追求人类社会的完美和幸福。
然而，作家们通过揭示乌托邦的缺陷和不可行性，暗示了现实社会的问题。
例如，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主人公通过对于乌托邦的幻想和现实的对比，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
他通过对于乌托邦的否定，呼吁人们不要盲目追求理想化的社会，而是要正视现实，积极改变社会。
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思想还表现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
作家们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揭示了社会问题的根源和危害。
例如，在茅盾的《子夜》中，作家以一个家族的兴衰为线索，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不公。
他通过对于社会问题的揭示，呼吁人们关注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改革。
同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思想也反映了作家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反思。
作家们通过对人性的揭示和批判，暗示了人性的弱点和缺陷。
例如，在余华的《活着》中，主人公的命运被无情地摧毁，他的亲人相继离世，他被迫面对生活的苦难和绝望。
作家通过对主人公的刻画，揭示了人性的脆弱和无助。
他通过对人性的反思，呼吁人们关注他人的痛苦，传递爱与关怀。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思想与社会反思，不仅仅是作家们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更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期许和希望。
作家们通过对乌托邦的否定和社会问题的揭示，呼吁人们正视现实，积极参与社会改革。
他们希望通过文学的力量，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然而，反乌托邦思想与社会反思并非仅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它是全球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西方文学中，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等作品也表现出类似的思想。
文学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社会批判与理想构建探讨引言文学反乌托邦作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学创作，通过对未来社会进行恶化和畸变的描绘，旨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并探讨理想社会构建的可能性。
这些作品通常以荒诞、恐怖、暴力等元素为特征，通过强烈的反差展现人类自我毁灭的倾向。
本文将对文学反乌托邦作品中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理想构建展开探讨。
文学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社会批判文学反乌托邦作品通过夸大和恶化现实社会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这些作品往往通过描述集权统治、人类剥削、道德沦丧等问题来揭示当代社会存在的弊端。
比如，《1984》揭示了政府极权主义对个体自由和隐私权利的侵犯；《美丽新世界》则暴露了科技进步带来人类心灵贫乏和道德缺失的后果。
这些作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引导读者思考和反思现实社会中的问题。
文学反乌托邦作品中理想构建的探讨在揭示社会弊端的同时，文学反乌托邦作品也通过构建理想化的社会来探讨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些理想社会常常具有公平、平等、自由、和谐等特点，旨在给予读者希望和启示。
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描述了一个法治、正义、智慧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我们》则展示了一种没有贫富差距和个人私欲，追求真爱与精神升华的理想世界。
通过描绘这样的理想化社会，文学反乌托邦作品鼓励读者思考如何改变现实并追求更好的未来。
结论文学反乌托邦作品以其独特的方式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系统批判，并提供了对抗当代问题和构建理想社会的思路。
通过借用夸张和恶化手法，这些作品警示人们关注社会问题，并思考如何改变现状。
文学反乌托邦作品的独特性在于，它们不仅展示了社会对立和问题，还给予了人们理想和希望，引导读者积极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来。
因此，文学反乌托邦作品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文学创作中的反乌托邦与乌托邦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反乌托邦和乌托邦这两种文学创作形式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反乌托邦是指对社会秩序、政治制度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的一种虚构文学作品形式，反映了一种悲观主义的思想。
而乌托邦则是指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和政治理念，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文学创作中，反乌托邦常常通过描绘一个虚构的社会形态，来批判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比如，《1984》这部小说中，乔治·奥威尔通过具体而深入的描写，展现出一个集权极权主义社会的种种恶果。
这种反乌托邦的描写方式，既为读者提供了对现实世界的警醒，同时也给予了人们对于更好社会可能性的想象。
与反乌托邦相对的是乌托邦，它将人们的理想社会呈现在文学作品中。
例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他描述了一个无污染、没有贫富差距、人人平等、社会和谐的理想社会。
这种乌托邦的描写，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美好生活的期望，激励人们积极探索社会进步的方向。
然而，反乌托邦和乌托邦并不只是简单地对立存在。
事实上，在文学创作中，这两种形式经常交叉融合，使得作品更加具有深度和复杂性。
比如，《美丽新世界》中，奥尔德斯·赫胥黎将“美丽”与“反乌托邦”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他描绘了一个完美看似的世界，但实际上隐藏着人类灵魂的缺失，恶果逐渐显露。
这种混搭的创作形式，不仅让作品更富有张力，也更易于引起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反乌托邦和乌托邦的创作形式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通过虚构的社会形态，作家们不仅能够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也能够探索更多未来社会的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关注人性的弱点、社会的弊端以及权力与自由的较量，并试图提供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反乌托邦和乌托邦并不是文学创作中的唯一形式。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
在反乌托邦和乌托邦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作品，如现实主义作品、科幻作品等等。
每种类型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存在的价值，都有助于拓宽人们的思维和视野。
乌托邦到反乌托邦文学嬗变下的现代性意义作者：董婉琼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14期摘要：反乌托邦文学自从乌托邦文学分流出来后，就与乌托邦文学形成互为“矛”和“盾”般的存在，反乌托邦以乌托邦为根基对其进行解构，乌托邦因反乌托邦的否定而辩证发展。
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代表的反乌托邦文学对世界中产生的现代性问题进行批判，对人们反思当前社会追求物质文明所带来的众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乌托邦；反乌托邦；现代性；思想意蕴乌托邦（utopia）最早由托马斯·莫尔据希腊文所创，该词产生自他1516年创作的《乌托邦》。
乌托邦本意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乌有之乡。
美好的地方是不存在的，是因如此，才使得乌托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一种神秘的魅力，促使人们不自觉地向它靠近。
而反乌托邦（Anti-Utopia）并不是对乌托邦的反抗，而是作为依附于乌托邦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产生。
乌托邦文学带有对现实的忧患和对未来的希冀，所以乌托邦文学作品既包括对现状的批判，又怀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乌托邦式的幻想并不是天马行空而产生的，对它展开的想像之所以能被大众接受应当是以当下不合理、不理想的社会现状为基础，这样才能获得读者的认同进而具有探讨的价值。
一、研究现状综述西方对乌托邦较系统的研究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哈贝马斯称之为“乌托邦力量的穷竭”的时代，涌现了一批研究乌托邦的作品，如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6）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乌托邦，如麦尔文·J·拉斯基《乌托邦与革命》（1976），专门建立了乌托邦研究会，发行期刊《乌托邦研究》（Utopia Studies）。
几乎同时期，“乌托邦”一词派生出了“反乌托邦”（anti-utopia）文学，因此，学术界认为反乌托邦是依附于乌托邦而产生的，早期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单纯地批判和讽刺现实社会，代表有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1726）等，这些小说大都通过描绘出一个不存在的世界来否定现实。
二十世纪的乌托邦文学褪去了对未来蓝图的勾画，保留了批判因子，以理性、科学的现代性观念为根基，切入了质疑、解构等思想，这个时期的反乌托邦文学是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标志走向成熟——扎米亚京的《我们》（1920）、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8）与其它反乌托邦文学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潮流。
汉语“乌托邦”一词最早在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中出现，五四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和倡导“三民主义”革命派思想里，都包含着浓厚“大同理想為中心的各种乌托邦主义”观念。
中国乌托邦研究与西方相比晚了近五六十年，由于近现代时期受苏联影响较大，国内学术界都倾向于将乌托邦与空想社会主义相混淆，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了西方理论的译介，重要的译介如Gerge Kateb编写的《现代人论乌托邦》、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等等一系列著作和论文，至此，国内才有意识地把乌托邦和空想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涌现了一批研究反乌托邦的著作，如刘向愚《反面乌托邦小说简论》（1993），着重分析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异同，并将“反乌托邦三部曲”并列进行了一次评论，这是中国较早的研究乌托邦文学的作品。
研究乌托邦文学的还有姚建斌《乌托邦文学论纲》（2004）、周黎燕《中国近代乌托邦小说的书写》（2007）等硕博论文几十篇。
研究乌托邦的专著日益增加、研究的角度日益多样化与近代以来社会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和变革的时代……我们生存于难以置信的富裕和令人震惊的贫穷之中”，“我们变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专注于此时此刻的调整，而不是重新去创造”。
乌托邦思想淡出大众的视野，人们沉浸在物质的消费和享乐中，抛弃自我的理智和洞见，而社会的悲观情绪加剧，雅各布指出“乌托邦精神，即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这种概念，已经消失了”。
虽然近年来国内对乌托邦文学的研究渐渐升温，但我国乌托邦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是存在差距。
因此，本文试图以乌托邦思想理论为基础，以《美丽新世界》为例来探讨反乌托邦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二、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乌托邦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提出了“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即人人欢乐幸福的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早期乌托邦理念的代表，在“理想国”里描绘了一幅未来理想国家的图画；公元1世纪基督教依托《圣经》诞生，《圣经》中伊甸园则向众生展示了一个完美的天国。
《圣经》作为欧洲重要的文学典籍，对后世文化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乌托邦思想在《圣经》描绘的未来理想乐园的诠释下也流传下来，成为文学母题。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倡科学和理性促使了文学领域内乌托邦观念的生长，继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乌托邦》后，以培根为代表的实验性科学主义兴起带动了对乌托邦积极意义的书写，培根的《新大西洋岛》（1622）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还有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老实人》（1759）描述的遍地黄金的王国都能窥探到乌托邦的影子。
正面乌托邦书写至二十世纪初开始向反乌托邦文学转变，“反乌托邦三部曲”构成了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反乌托邦文学。
工业化生产重塑历史文明，随着工业化、科技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运转模式而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世界大战及战后的恢复都给人们带来精神及物质上的巨大创伤，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到“大约三十年时间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条约，胜利者也未得到休养生息”，“一切文明的本质结构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
痛苦、迷茫等消极悲观的情绪笼罩着人们，他们不再相信上帝的力量，“拒绝描绘上帝逐渐变成了拒绝描绘乌托邦，这样一来，就只能用否定性的术语来描绘乌托邦了”，于是反乌托邦就应运而生了。
反乌托邦（Anti-Utopia）批判遥不可及的“理想王国”实质上也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变相的肯定。
作为乌托邦的分支，在乌托邦这个大的主体框架下，“如果说乌托邦小说是通过刻画一个自由、完美、富足，不受现代文明玷污的社会来表达对现存制度和社会的质疑与批判的话，那么反乌托邦小说就是通过将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病、文明弊病予以放大、夸张、变形之后达到讽刺、批判的目的”。
反乌托邦笔尖更为犀利，它通过对现实的夸张、变形、扭曲建立起一个人间地狱，反乌托邦主义者认为“乌托邦的生活是一种骗局，另有一些人认为乌托邦是行尸走肉。
”因此，这个比当下世界还要糟糕几百万倍的社会就是未来的“美丽新世界”，当人们意识到工业化社会并不能造就他们所期待的乌托邦，平静被打破，噩梦就产生了。
三、《美丽新世界》的现代性批判《美丽新世界》虚构了一个福特纪元623年，即公元2532年的世界：人被批量化生產，儿童阶段就开始用催眠教学校正人们的思维，使所他们形成“守法的良好公民”，所有的人都被严格划分成五个等级：伽马、德尔塔、爱扑塞隆……各个等级的人本分地在自己所处的阶级工作，从小受到的教育让他们接受本职工作带来的痛苦并视之为幸福。
除此之外还有国家发行的“嗦麻”（soma）——公民可随意使用的合法化致幻剂，任何人感到痛苦就可以来一颗嗦麻，让他在梦中度假，“只需吞下一小片，多少烦恼都不见”，“有了嗦麻，我们就不需要什么安慰了”。
因为有药物消除每个人的不满和怨念，整个世界按秩序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展示了这个世界全球性的格言“社会，本分，稳定”。
这个时候野蛮人约翰闯进了“文明世界”，他的羞耻心、道德感、亲缘血系的认同感、爱情观与文明发生激烈的碰撞，最后不可避免地被所谓的“文明”异化，在孤独、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里，个人的情感、激情被磨平，而更为可怕的是人们都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创新的思维能力。
赫胥黎以当时汽车生产商“福特”，即工业化的美国为原型，在批判机械文明的同时，也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二十世纪的英国。
野蛮人约翰实际上就是今天人类的化身，赫胥黎以约翰的处境和最后的结局向人们预示着高度科技化乌托邦的最终走向。
表面上看，小说描绘的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社会极端稳定、科技高端顶尖、人人永恒幸福的人间天堂，实则刻画了一个专制极权、人人丧失自由、失去思想的人间梦魇。
反乌托邦小说采用扭曲变形的手法把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会可能出现的弊端表现出来，以戏谑的方式将乌托邦社会设想的生活具体化，把人们日常工作的细节剖析撕裂开来，结果得出一个冷冰冰的牢笼，人如困兽一般而又不自知地挨着时间。
在嗦麻创造的伊甸园里，“‘单一国家’取消了他的自由，恢复了他的幸福”。
思想自由是最难以实现的乌托邦，“真正的问题是精神的问题”。
赫胥黎用乌托邦工程创造了一个人人幸福的乐园，在这乐园里，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基于对人性的终极认知，他们已经为个人安排了最好的幸福。
更“幸运地”是新世界中的乌托邦工程在当代世界真实地推进着，这无不给盲目标榜“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格言敲响了警钟。
四、结语《乌托邦》问世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乌托邦文学派生出来的乌托邦思想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反乌托邦、恶托邦等思想仍然具有现代性的意义。
“乌托邦思想受着一种‘秩序狂’的控制……改变就是不完美的象征”，因此我们要对乌托邦持一种严肃的态度，于是反乌托邦的存在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反乌托邦文学往往蕴藉着对当下社会深沉的优思，关注着人类的生存境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它真正反对的是绝对理性、乌托邦实体中的荒谬的原则，最终的指向与乌托邦一致，即对人类存在积极意义的追问和探索。
参考文献：[1]（英）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M].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01.[2] Gerge Kateb：现代人论乌托邦[M].孟祥森译，台湾：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3]（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M].姚建斌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4]（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1.[5]（英）乔治·奥威尔：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评扎米亚京的《我们》[M].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英）安道尔·赫胥黎.美丽新世界[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