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_张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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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10-09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12XNL003)作者简介:张康之(1957—),男,江苏铜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行政哲学与文化研究。
第15卷第1期2013年01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IT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5No.1Jan.,2013·政治文明与法律发展·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构想合作治理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摘要:我们正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意味着社会关系以及人的共同行动模式都将通过这场社会变革而获得一种全新的形态。
在社会关系方面,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普遍性协作关系将为合作关系所替代;同时,在共同行动方面,工业社会的协作行动也将为合作行动所替代。
所有这些方面的变革都将最终反映在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上,从而使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以合作治理的形式出现。
合作治理是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共同行动,在合作治理体系中,政府只是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一元,既往的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格局将失去历史合理性,政府的控制导向也将为服务导向所替代。
所以,合作治理也将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
在这种社会治理中,自治与他治都将获得全新的属性。
关键词:后工业化;合作关系;合作治理;政府;社会;自治与他治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1971(2013)01-0051-10黑格尔看到,“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不大相同的看法”[1]。
其实,不仅哲学自身是这样,而且,当哲学的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科学中去的时候,也会因为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理解而发生争论。
面对同一个世界,由于人们的哲学立场和方法不同,会有不同的看法。
2006年第2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2,2006第33卷Journal of the Central Universi ty for Nationalities Vol.33(总第165期)(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General No.165全球化中的合作与和谐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1摘 要2 全球化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地通过理论研究而加以拓展的课题。
在思考全球化问题时,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人类社会后工业化的背景之中,需要看到全球化是一个全球走向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共存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世界统一化、同质化的进程。
全球化是对工业社会中心)边缘结构的国际秩序体系的解构,是在民族国家自主性的基础上构建合作及和谐国际社会的过程。
1关键词2 全球化;中心)边缘结构;合作与和谐1中图分类号2K021文献标识码2A1文章编号21005-8575(2006)02-0012-061收稿日期22005-11-051作者简介2张康之(1957-),男,江苏铜山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学理论。
理论研究总是在舆论走向寂静的时候才开始。
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0一度是一个舆论热点,当舆论开始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其他地方的时候,关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开始兴起了。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不能回避和无视。
当前,中国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用合作的理念处理国际关系,试图营建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
这是顺应全球化的历史趋势而作出的正确选择。
一、后工业化背景下的全球化人类历史经历过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现在,种种迹象表明,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我们正处在一个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
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包含着对全球化进行历史定位的内涵。
在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
作者: 张康之[1]
作者机构: [1]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出版物刊名: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页码: 5-14页
主题词: 合作制组织;官僚制组织;网络结构;信任
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基础是官僚制组织的话,那么,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将会依赖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去开展社会活动,这种组织应当是合作制组织。
合作制组织在结构上是一种网络结构,它的规则体系是为了合作者开展合作而设置的,它的运行机制是一种高于协作机制的真正合作机制。
合作制组织是通过信任而实现着对整个组织的整合的,它的社会治理功能表现出服务的特征。
第6章虚拟空间管理1.简述虚拟空间生成的征候。
答∶在虚拟空间的生成中,人类社会呈现出了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的迹象。
它们不仅是虚拟空间生成的征候,更指引着社会治理变革思维实现从实体性向虚拟性的转变,进而促使社会去建构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1)领域边界的消融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打破了以往社会由各种边界确立起来的线性结构,从而使生活于其中的人获得了自主性的空间,并在自由、开放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去充分展现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因而,网络结构将在边界清晰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关系的异化以及由于边界分割而形成的孤立无助的个体有机地整合在了社会网络关系中。
为此,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生成的具有虚拟性的社会网络结构彻底消融了以往社会结构中的一切边界,从而使任何想要在封闭系统中进行控制和支配的活动都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
(2)空间特性的变革按照社会网络结构中的自由、平等去思考人类社会的治理活动时,合作的关系、话语、行动和理念建构起了人类思维空间的基本框架。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正在经历空间结构特性的变革,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以及具有网络化、非中心化特性的复杂性思维和虚拟性思维的成长,指导着人类社会去建立起全新的观念,在去中心化的过程中解构等级结构和中心一边缘结构,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变革政府模式及其管理方式。
(3社会的去中心化后工业化进程蕴含着消解中心—边缘结构的内在要求,而官僚制组织所代表的社会中心—边缘结构也将在这一社会变革进程消解,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正在进人一个没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社会及其组织将呈现为网络结构,组织及其人员都是社会网络结构上的节点,而组织中的每个人又都是组织网络结构中的节点。
2.简述空间特性变革的基本内容。
答∶从中心—边缘结构到网络结构的转变蕴含着社会的空间特性的变革。
(1)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是外在于人并规定、约束、限制人类生存与发展、行为与思想的客观力量。
而思维空间主要是以认知、审美以及道德感知等形式存在的。
作者: 伲永贵
作者机构: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出版物刊名: 学海
页码: 185-188页
年卷期: 2016年 第5期
主题词: 后工业化阶段;合作治理;制度;组织
摘要: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凸显。
如何才能实现有效善治呢?张康之教授在新著《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给予了充分阐释和解答。
《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一书从宏大的历史视野出发,通过对人类社会演进逻辑的探究,在比较分析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治理模式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本质内涵以及实现途径,描绘了一幅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变迁图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日/第002版特别策划张康之:超越工业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张康之话语是有历史性的,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拥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
在农业社会,整个话语体系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渗透着等级关系。
到了工业社会——特别是由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提出了人权的问题时也把个人放置到了思想的中心,由于思考和观察世界从个人出发,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而出现了所谓个体与整体关系问题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体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两大话语体系。
审视近代以来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所有的学术作品都要么从个体主义的视角出发,要么从整体主义的视角出发去进行思想和理论阐释,只不过有些学术作品更为直接一些,而有些学术作品表现得较为隐蔽而已。
而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类开始后工业化进程的时候,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而我们所拥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依然是要把新的社会发展现实和新的历史现象纳入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去,这就显现出了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比如,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果被强行纳入整体主义及个体主义的话语体系中,都显得非常勉强。
特别是对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在新自由主义还是在凯恩斯主义的视角中,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其实,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当前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是属于后工业化推展出来的,它意味着我们囿于工业社会的话语体系是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更不用说找到科学的应对方案了。
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超越的是人类在工业社会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所要建构的是后工业社会的话语体系。
比如,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一些在全球蔓延的流行性疾病,需要的是全球合作的行动,而不是简单地从整体的视角还是个体的视角出发的问题了。
后工业化所推展出来的是人类合作的价值,而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话语无法表达这种合作形态。
所以,如果希望深入到对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把握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合作形态的认识和理解,就需要建构起属于合作社会的话语体系。
第1章导论1.简述公共管理的概念?答∶"公共管理"的概念具有三重含义∶其一,是公共部门中的管理;其二,是服务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其三,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组织及其成员对社会的管理。
一般认为,公共管理是指政府等多元社会治理力量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和战略性地运用治理手段而对与公共利益实现相关的广泛的社会事务的管理,其目标是促进社会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就。
对公共管理的概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1)公共管理主体是一切从事和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总和,或者说,一切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围绕着社会事务开展活动的组织都属于公共管理主体的范畴。
现代社会的治理活动都是以组织为载体或基本单位展开的,因此,从组织的意义上来审视公共管理活动,政府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社会治理主体,而是需要与多元化的社会治理力量一起开展合作治理的组织。
所以,公共管理主体是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公共管理是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治理。
(2)公共管理的目标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目标体系,表现为提高社会治理活动的效率、促进社会发展和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就。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一切公共管理主体都需要在注重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提高效率,不断地改善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注重绩效和服务品质。
对政府而言,要把重心放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上;对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来说,应当在其所活动的区域(或领域)内积极开展治理活动,及时地把存在于社会中的各种利益诉求传递给政府。
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在公共管理过程中,都需要以积极的态度自觉地完善公共服务的合作关系。
(3)公共管理的手段或途径是多样的,概括地说,主要是由政治的、法律(政策)的和管理的三个方面构成。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过程由于专业化追求,往往把政治的、法律(政策)的和管理的手段隔离开来,由不同的部门突出运用其中某一手段。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变革路径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北京100872)摘要:当前,全球化和后工业化已经成为一场现实的运动,它意味着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革命,特别是以公共行政为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首先会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问题。
由于近代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在这场变革中,必须选择构成主义的而不是结构主义的变革路径,而且,人类也完全能够在构成主义的路径中自觉地规划革命的进程。
后工业化的社会革命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它的观念形态还是实践形态,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而公共行政的变革则是其突破口。
这场变革的基本目标是,建构合作的社会及其道德的制度。
关键词:后工业化;社会治理;公共行政;构成主义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9)01-0066-08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通过社会变革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人类前进中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社会变革,而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转型过程中的。
比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型,就是人类曾经经历过的最伟大变革之一。
在这次变革中,每一个国家都无可避免地经历过惨烈的战争,即使像英国那样是通过/光荣革命0的形式而完成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的,它无疑也是此前一个很长时期的英国内战的结果。
其他国家也都无一例外地在此前和此后发生过打碎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战争。
其实,不仅是这样的历史性转型期会以战争的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即使是一些小的变革也同样会通过战争的方私去达成变革的结果。
现在,人类开始走向后工业社会,这是又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会通过战争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吗?假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的前景是不堪设想的。
因为,人类在今天已经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会因为某一不理智的行为而顷刻之间陷入灭绝的境地。
鉴于此,思考社会变革的路径,即构想人类如何以和平的方式去完成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文 史 哲JOURNAL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HY2013年第5期(总第338期)No.5,2013(Serial No.338)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共同行动模式张康之摘 要:广义的合作具有三种形式,分别是互助、协作和合作。
这也是合作的三种境界:互助具有感性的特征,作为人们共同行动的一种形式,往往是偶发的和不可持续的,主要存在于一次性的共同行动之中,即使频繁发生,每一次也是独立的;协作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之上,发生在结构化系统之中,可以进行科学化、技术化建构;我们所说的狭义的合作则是人们基于实践理性开展共同行动的形式,同时,在共同行动中生成的合作关系也具有实践理性的内涵。
互助中的人是完整的人,协作者则是抽象的和片面化的个人,至于合作者,则需要在人的共生共在关系中加以认识。
关键词:合作;互助;协作;共同行动当人类进入21世纪后,“合作”的概念流行了起来。
其实,“合作”一词可以说代表了人类有史以来都一直向往和追求的人们共同行动的境界。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合作”一词一直被用来指称共同行动中的那些积极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行为,出于增进人们共同行动中合作行为的目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行动者间的关系、行动体的体制以及规则体系等方面去自觉地作出安排,以求合作行为能够获得某种客观上的保障,从而促进合作行为的增长而不是削减。
不过,总体而言,在人类历史上,合作行动一直是以一种理想的形式而存在的,是一种观念,或者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虽然合作的意识形态是基于人们的合作行为而形成的,但是,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合作关系及其行为都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基本上是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经验事实。
也许在人类社会的总体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条趋近于合作社会的轨迹,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分化为不同的群体、阶级并在这些不同的群体和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时候起,合作就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
Vision on Public Policy towards Cooperative Society: Review on Governance in Cooperative
Society by Zhang Kangzhi
作者: 向玉琼
作者机构: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95
出版物刊名: 中国行政管理
页码: 96-101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1期
主题词: 合作社会;政策;《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张康之
摘要:工业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竞争的社会需要协作体系来维护,协作生成于竞争之中又对竞争加以管理和约束。
政策就是协作体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协作的一种路径。
政策通过抽象的规范系统将不确定的个体行为纳入到规范和控制之中,从而为竞争的开展提供平台。
在政策的运作下,一个他治的社会生成了,政策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管理工具。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合作关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竞争的社会逐步由合作的社会所取代,政策也将从一个外在于人的管理工具转为内生于人的合作行动系统的构成要素。
张康之教授的《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一书为合作社会及其中的公共政策做出了全新且全面的规划,这是对合作社会中的社会治理工具作出的创新性的构想。
社会科学研究2009121社会治理中的合作问题1主持人语2回顾人类历史,可以发现它的阶段性特征,所以,近代以来的历史考察往往是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的。
一种简略的划分是把人类历史分成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正在展现出某些迹象的后工业社会。
在农业社会存在着的是普遍的支配行为,到了工业社会,竞争行为普遍化,从而把支配行为排斥到边缘。
那么,到了后工业社会,什么样的行为将会取代竞争行为的普遍性地位呢?在理论预测中,我们寄希望于合作行为。
当然,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合作行为都是存在的。
但是,在农业社会,能够称得上合作行为的往往是感性范畴的互助,到了工业社会,则以工具理性的协作形式出现,真正的合作行为应当属于后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
人的行为,特别是模式化的行为是与一定的制度、组织结构等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社会的支配行为是在其制度和组织等所构成的支配性框架下发生的,工业社会的竞争行为也受到制度以及组织的支持和规范,后工业社会的合作行为也将如此。
合作行为的普遍化是有着客观的历史根据的,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危机事件频发,特别是在2008年,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
这说明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0(贝克语),面对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现实,支配行为不足以应对,竞争行为将会使其变得更糟,唯有合作才是人类共生共存的基础。
这组文章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去探讨合作问题的,而且着重于梳理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其得失。
当然,这组文章更多地属于合作问题的建言性叙述,目的是引起学术界对合作问题的关注,希望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合作问题研究的行列中来。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张康之1摘要2随着人类踏入21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纷至沓来,表明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0。
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社会振荡。
从20世纪80年1基金项目2教育部/211工程0三期子项目/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科平台建设01作者简介2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了。
由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没有根据后工业化的要求展开,所以,加剧了社会的风险度。
我们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所适应的是工业社会治理的要求,显然是不能够被带入后工业社会的。
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建立的是全新的合作治理体系。
1关键词2后工业化;合作治理;协作体系;危机事件1中图分类号2D630111文献标识码2A1文章编号21000-4769(2009)02-0015-10人类正处在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正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动荡一样,人类也会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冒着一场又一场暴风骤雨前行。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就进入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因素向人类在以往的时代中建立起的生活形态挑战,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打破了人类追求平静生活的梦想,进入2008年,以往频繁但个别出现的危机更是以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形式出现。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都可以看作是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这一历史性社会转型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振荡。
它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以及治理方式进入一个日益式微的过程,同时,建构后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和治理方式的进程也必须启动。
特别是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社会的变迁要求对社会治理体系作出调整,迅速变化着的社会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治理体系调整相伴随,在今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非常危险的。
工业社会几百年的文明成就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拥有了可能毁灭人类的武器。
为了避免一切不利于人类的延续和发展的可能后果出现,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应探讨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去领导我们的社会,或者说,重塑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治理体系去扭转既有社会治理体系功能性失灵的局面。
就后工业社会是对工业社会的扬弃而言,它的生活形态和治理方式都应当在工业文明否定的意义上来加以思考,就像工业社会是农业社会的否定形态一样。
一、危机事件与治理失灵进入21世纪,/危机0一词对人所能够造成的心理冲击变得不那么强烈了,这是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处处被人提起的词语,人们时时处处都似乎处于危机状态中,危机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
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作为工业文明最伟大标志的治理体系在每一次应对危机事件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都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但是,它在每一次取得成功的时候,又会遇到更大的和更为棘手的危机,在它应对一个又一个危机事件的过程中,甚至没有哪怕一点点喘息的机会。
这说明什么呢?其一,人类的确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0;其二,人类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让更多的问题积累了下来,从而以危机事件的形式出现了。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应对危机事件中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可是,危机事件的出现,也恰恰是由于它的治理失灵而造成的,正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没能有效地解决工业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使矛盾积累下来并演化为危机。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顶点,现在正走在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中,作为工业文明标志的社会治理体系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理要求,也同样需要加以扬弃。
在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是服务于竞争秩序的,人类通过工业革命而打碎了农业社会的身份共同体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竞争的社会,用个体化的竞争取代了身份差别所引发的冲突。
但是,如果我们把篮球和足球分别比喻为财富和麻烦的话,那么,拼命地把财富弄到自己家里和不遗余力地把麻烦踢进人家的门内,就是工业社会中人们普遍的病态追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社会的人们对这两项运动的疯狂。
在竞争的社会中,社会治理过程也就是规范竞争行为和建构竞争秩序的行动。
然而,规范所要建构的行为方向上的一致性,却不能排除行为主体把交往对象作为目的实现之对手的状况。
在这里,规范的作用是外在于行为主体的强制性力量,它可以把行为主体团结为协作共事者,却不能让他们不去把交往对象看作为对手。
所以,协作者行为方向上的一致性是一种形式上的一致性,而在实质上则包含着相互离异的倾向。
正是这种形式与实质的竞争,决定了规范发挥作用过程的控制导向特征。
可是,控制导向是任何一种合作行动的大敌,即使在工业社会的协作行动中,如果组织在协同行动中出现控制要求时,也必然会努力扩大自身选择协同行动伙伴的空间,置他者于可替代性的位置,甚至会努力营造一种限制他者选择能力和行动自由的氛围。
在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协同行动规则的挑战,一旦遇到了可资利用的时机,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破坏规则,从而使协作体系发生变异,使协作体系中协同行动者之间的形式平等被实质依赖所置换。
显然,这种行为是消极的,但工业社会的协作体系却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这是因为协作体系内在地包含着工具理性,即把协作设定为行动者自身利益实现的手段。
工业社会治理方式在思维特征上的控制导向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的治理体系在遇到一切问题的时候都本能地产生控制冲动。
从世界各国政府在2008年出现的这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来看,所包含的就是一种强烈的控制冲动。
一切控制冲动都必然要导向极权主义,尽管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以民主的形式去有效地防范极权,而政府的极权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特别是当社会遇到了较大规模危机的时候,极权主义就有了滋生的温床。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政制往往自动拆除自己的防线。
鲍曼揭示极权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说: /极权主义倾向需要意识形态作为梯子,但一旦爬上去后,这一倾向转变为力量,那么,梯子就不再有用。
0112以至于造就出一个只需要对极权主义意志加以逻辑演绎而不需要意识形态的社会。
/这样一种免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并非是一种狂野的梦呓,也不是来自疯狂心智之理想;极权主义倾向与现代的、太现代的社会有着共同的理想,这就是对确定性之圣土的朝圣。
012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希特勒就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攫取权力并成为极权者的。
现在,危机状态为政府提供了同样的借口,也为政府提供了同样的机会。
或者说,应对危机事件是当前世界各国政府所能够获得的一个有用的/意识形态0,它可以利用这个/意识形态0而达到极权,它通过许诺稳定、确定性而为自己的极权开辟道路。
一旦极权成为政府应对危机的工具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时,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极权主义政体打算提供给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唯一的自由,就是倾听、做笔记与服从。
不服从,就毁灭;极权主义的宫廷只为御用诗人与御用画家留有空间,定制的任务是描绘统治者所选择的现实,而不是创造现实。
,,创造现实的权利,以及决定何者之真实足以呈现的权利,依然属于统治者所独享的特权。
0132当全球性经济危机出现后,人们立即就根据危机的全球性特征而提出建立全球性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反映的是几个国家要把极权强加予世界,而在这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则主动提出建立全球性机构去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那几个国家所组成的所谓/轴心国0。
如果这样的话,历史进步的足迹又将出现一段退行的印痕,后工业化的进程就会中断,而它与社会进化的必然性之间的冲突也就会变得更加激烈,并以更大的危机而加予人类。
工业社会的危机治理包含着上述逻辑,其实,即使在常态的社会治理过程中,也如福克斯和米勒所说的:/在现代的策略中,既得利益者可能会在他们的俱乐部、大学和思想库中进行密谋,以产生一些(霸权性的)思想体系,一些逻辑上一致并相对可靠的对于世界的元叙事,通过它们,就可以把握、控制世界的各部分的关系)))不论多么虚假)))并由此将其合法化。
并且,这一元叙事的边界具有足够的伸缩性,因此可以通过用自己的术语重新解释相互对立的可能方面来同化和吸纳它们。
0142其实,20世纪充分成熟起来的社会控制技术,在意识形态方面,恰恰表现出制造思想体系并加以意识形态化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管理型的社会治理体系之所以在百孔千疮的情况下还能继续运行,就在于/密谋的0思想体系能够不断地为它作出新的合理性证明。
即使就这些思想体系自身而言,在思想内容上已经与18世纪的启蒙正典相去甚远,却还能够证明自己是源于启蒙正典的,是合乎启蒙正典精神的,甚至比启蒙正典更具有真理性。
不过,毫不含糊地说,它可以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却不能够避免失灵,更不能不遭遇危机。
危机根源于矛盾。
一个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或妨碍任何一个利益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只有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福利的关照的基础上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才是共同体和谐的保障。
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缺乏对这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的利益实现的关注,它的发展就会演化成风险,就会出现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如果通过强权的方式来消除这种不安定因素的话,只能使这些不安定因素潜伏一时,而且会积聚起来等待着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