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洞天》：掘出宝藏该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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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洞天》：掘出宝藏该归谁
几个与掘宝有关的名著
见宝不掘得好报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包含着“教化”的目的，作品总是有着一个惩恶扬善的主题。
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状元堂陈母教子》就很典型。
这个杂剧一开始说陈母守寡拉扯三子一女长大，有一次打墙时刨出了一窟金银，大儿子说“这是天赐予俺的钱财”，陈母却下令掩埋，引宋儒邵尧夫训子之言“我欲教汝为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教子好好读书。
以后果然老大、老二接连中了状元，女儿也招到一个状元女婿。
最小的儿子只因为掩埋时拿了四个金元宝，一直被陈母及兄弟们看不起，但最后居然也中了状元。
显然，作者的观点是见钱不眼开的人定能得好报。
负心人难逃厄运
明末清初的《八洞天》是一部三卷篇幅的短篇小说集，第一卷“假掘藏变成真掘藏攘银人代作偿银人”，则讲的是这样一个负心人不得好报的故事：
明朝正统年间，浙江兰溪有个磨豆腐的甄奉桂，租了冯乐善的小门面房子做生意。
穷极无聊，过年时和乡邻们开玩笑说是大年夜在房内挖到了银子。
想不到有个朋友盛好仁信以为真，给他资金，委托他到外地经商。
房东冯乐善也将另一套从刘姓典来的大房子租给他。
甄奉桂财运高照，一搬进大房子就真的掘藏，居然得了五千两银子，果然成了大富翁。
他巴结大官宦，欺压盛好仁，赖冯乐善的钱。
结果虽然他成了当地首富，可是没几年就发背疽，又被医生误诊，五脏溃烂而死。
他的财产被官宦接收，百般培养的儿子也因科举考试失利而逃亡。
冯乐善和盛好仁却结成儿女亲家，恢复了原来的家业。
在这一卷卷末，不知名的作家点明本卷的主题是“正交情”。
挖到银子不还结果变狗
无独有偶，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桂员外途穷忏悔”，也是一个类似的故事：
元朝时苏州有个桂富五，因为负债被恶霸勒索，走投无路，想寻短见。
巧遇本地财主施济，仗义疏财，替他还清了三百两银子的债务，还让他在自己家的一处桑枣园安身。
过了一年，桂富五在桑枣园的银杏树下挖出三个瓷坛，坛内共有一千五百两银子。
夫妻两人商议：如果还了施济的三百两银子，就要说出银子的来历，“原是他园之物，祖上所遗，凭他说三千四千，你那里分辨？和盘托出，还只嫌少，不惟不见我们好心，反成不美”。
所以索性不还，暗中将银子拿到绍兴去买田。
八年后施济去世，桂富五乘机搬家到绍兴。
以后施家家道中落，寡妻严氏和儿子施还无可奈何到绍兴找桂富五(已改名桂迁)，想要回那三百两银子。
想不到桂迁根本不认账，严氏一气之下，回到苏州不久就发病去世。
施还为办丧事，只得出卖祖屋，结果在清理房屋时发现祖父留下的藏银遗嘱，除了在桑枣园的藏银已失外，各处埋藏的银子有上万两，得以还清债务，依然做个大财主。
而桂富五却为捐官被人骗去财产，妻子和两个儿子暴毙。
因桂富五当初曾起誓报答施家，否则来生“犬马相报”，结果妻儿都已投生为施家之狗。
桂富五只得到施家忏悔，自己为施家之仆，将女儿送给施还为妾，以偿当年之债，才得以善终。
清代李绿园所著的小说《歧路灯》里，却正好有一个与上两个故事相对照的故事。
谭家老仆王中，因老主人遗言，得到主人家城南菜园地二十亩为家业。
后来在井池石板下掘得窟藏银两约有一千一百两上下。
“若是气量浅小的人，在路上拾条手巾，道边拾几文钱，尚不免喜形于色，逢人自夸造化。
”而王中却说：“这园子原是大老爷在日赏我的，我立意没有要主人产业的理……我挖这银子，仍然是上下土木金石相连，还是主人家财帛。
”于是他请他
人出面替主人赎回已出典的街面房屋，使得主人家再度复兴。
他这样做，就连主人的表弟王隆吉也说：“难得难得，就是咱两个亲表兄弟，我得了这银子，我就要瞒你；纵然我想给你些，又怕你得了少的还想多的，只怕还告我哩。
好个王中，难得难得。
”
发现宝藏归自己
抛开有关报应或者伦理之类的观念，仅仅从法律角度来观察，在他人土地里挖出银子，发现人究竟有没有权利据为己有？这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了。
在法律上凡是埋藏在地下、没有确切的所有者的财物称之为“埋藏物”，挖掘出埋藏物的人称之为“发现人”。
唐、宋、元这三个朝代的法律将埋藏物称之为“宿藏物”，都明确规定：凡在自己及国有土地内发现的宿藏物均归发现人所有，但如果发现的是古器钟鼎之类形制特别的宿藏物，就应该送官府，“送官酬值”，由官府出价收购。
凡在他人土地发现的宿藏物，“合与地主中分”，发现人和土地所有人各得二分之一。
如果发现人“得宿藏物隐而不送”，就要按照应该交给主人的部分金额，“坐赃论减三等”(赃满价值二尺绢帛要笞责十下，以上递加至徒一年半为止)。
所以桂富五不仅应该清偿原来施济代他还债的三百两，还应该将发掘出银子的一半即七百五十两给施济(小说对此丝毫没有提及，可见作者实际上并不熟悉元朝的法律，这个故事应该是在明朝形成、而假托元朝事迹的)。
明朝的立法与以上这三个朝代不同。
《大明律·户律·钱债》规定：“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
若有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限三十日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
”也就是说埋藏物全都归发现人所有，无论所发现的地点如何。
而“异常之物”又全都归官府所有，也没有报酬可言。
清朝法律完全沿袭了这些规定。
因此在第一个和第三个故事里，掘藏的人完全可以将发掘出的银子据为己有。
现在法律上讲的“埋藏物”是指所有人不明的地下财物，而古代法律并不明确这一点。
因此即使是土地或房屋所有人宣称埋藏物是自己的祖先所藏，也很难收回埋藏物。
比如在第一个故事里，甄奉桂掘到宝藏后，房屋的原主到衙门告甄奉桂“ 霸产坑资”。
双方都贿赂县官，而县官却说“掘藏有何对证？纵使他掘了藏，与你何干？既是你父亲所藏之物，你弃屋之前，何不自己掘了去？”
借着法律空子做圈套
当然也有一些地主会打歪主意，伪造一些文件，雇佣一些旁证，来“证明”埋藏的宝物是自己的祖先埋藏于此的，而文件是现在刚找到的。
由于法律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的处置方式，就会形成各种纠纷。
还有的是扎好圈套，故意让人挖掘，再设法敲诈钱财。
明末小说《型世言》第十五回“灵台山老仆守义合溪县败子回头”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败家子沈刚败完了家产，卖掉了祖屋，手里还剩三百两银子，想买一处住宅住下。
他过去的两个光棍赌友就联手设局，先是放风说某处冷僻住宅有“藏神”(地下有宝藏)，然后带了沈刚去看房子。
预先在暗厢房里地上泼酒点上，满地隐隐的蓝火，自己却假装看不见，沈刚以为“地下火光，毕竟有藏，众人不见，一定是我财”，因此也不多还价，只值一百两的房子倒出了两百两。
搬进去当夜，两夫妻在厢房里挖了两个更次，什么也没见着。
第二天原来的房主却突然来了，说是夜得一梦，已故母亲在梦中嘱咐，厢房里埋有银子两坛，共三千两。
闯进来一看见房内挖了几个大坑，就一口咬定沈刚拿走了自己的银子。
虽然沈刚辩称买房契上是说好“上除片瓦，下连地基”的，可是那人耍无赖，说是自己已经将这笔银子捐给了朝廷，就要让官府来“追赃”。
沈刚被迫无偿退还房子，还倒贴了一百两息事宁人。
更厉害的例子是《十二楼·三与楼》的故事：得知他人房内有宝藏，就去官府投递一个匿名帖子，说是某处某人为强盗窝赃，在地板下藏有抢来白银多少多少两，害得那户人家平白无故地吃一场天大的官司，倾家荡产。
虽然这个故事里被害人是一个“欺心小人”，但是这种做法很可能也是当时有过的。
由于明清法律将埋藏物的所有权都赋予了发现人，因此“掘藏”发财成为一切穷极无聊者
的梦想。
尤其是破落户子孙，无时无刻想发现先人的宝藏。
鲁迅先生的小说《白光》就是写这样一个破落户子弟，财迷心窍，为了追寻想象中预示宝藏的白光，结果淹死在了河浜里。
实际上直到今天，民间还有着这些习俗的影响。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7月上半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