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古文创作的理论

从“古文运动”到“金精美玉”——苏轼的文学追求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学苏东坡苏轼苏轼是有意在文学事业上继承欧阳修的人物，由于他的长期辛勤创作和对于后辈学者的培养，一个新的文人政治集团在他的周围形成。

这个集团在当时政治上没有像他们的前辈范仲淹、欧阳修等在庆历前后起的作用大，然而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更其广泛而深远的。

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家，苏轼在政治上有他一贯的主张。

然而他没有过分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与政治作用，而喜欢比文章作“精金美玉”“金玉珠贝”。

这比之初期从事“古文运动”的学者，要求以文章为“载道之具”，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见出他是更其注意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的。

苏轼自说少年时读书，每一书分作数次读，一次只就某一方面的材料去钻研。

如第一次只从古今兴亡治乱方面去看，第二次只从典章文物方面去看，这样读了几遍，他把这书里重要的几个方面都摸透了。

当他临文时，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联想起他过去的学习心得加以发挥。

他自称这是“八面受敌”的方法。

苏轼早年写的历史论文，如《鲁隐公论》《管仲论》《六国论》，和后来上书朝廷论军事政治，每提出一种意见，都能联系古今史实及前人论著，反复加以说明，见出他这方面的功夫。

然而这仅仅是苏轼文章基础的一个方面。

这方面的基础使苏轼的散文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可是它还不能说明他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艺术特点。

苏轼少年时在他父亲指导之下，曾多方面向古人学习。

就议论文说，他受《战国策》《孟子》《庄子》的影响较深。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他少年时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接着写了三篇《中庸论》。

《中庸论》在苏轼散文里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已经看出他散文风格上的某些特征，那就是说理的透辟与想象的丰富。

远在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已经总括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形势，深究治乱的根源，对汉朝的政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课外阅读】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背过古文。

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写文章就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他们写的文章内容包罗万象，包括给皇帝提建议、提意见的上疏，也包括他们给别人文集写的序言等等。

这么说吧，古文就是古代文人表达思想的方式。

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就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

不过在这唐宋八大家里面，只有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的作家，剩下的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是宋代作家。

所以其实宋代才是古文运动最兴盛、最成熟的时期。

北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是以韩愈拉开序幕的。

他提倡古文，是为了反对另一种文体，就是继承了六朝时期骈文风格的“时文”，因为是当时流行的文章，所以叫“时文”，骈文重形式。

古文讲究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对仗，追求辞藻华丽、声音和谐，还特别喜欢引经据典，更重内容。

韩愈认为古文这种写法才显得文章写得好，于是便开启了古文运动。

唐朝的王勃写的那篇著名的《滕王阁序》就是骈文。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这段话对仗工整、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然而，却不太知道都说了些什么。

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引的这几句话中，每句话都涉及古时候的典故，你必须很熟悉这些典故，才能真正读懂这几句话。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古文，开篇是这么写的：“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开门见山，简洁明快，直接描写景物。

即便对古代典籍一无所知，也能明白他要说什么。

当然，每一种文体都可能有好文章。

就像《滕王阁序》一样，遇到才华横溢的王勃，骈文一样可以精彩纷呈、流传千古。

然而，当写作者并不是都像王勃那样有才华的时候，骈文追求华丽漂亮，就会显得过犹不及。

而写文章，当然内容更重要，如果都不知道你要什么，文章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追求形式大于内容，不仅耗费了写作者大量的精力，还让初唐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空洞无物，形式僵化的文章。

韩愈提倡古文就是要扭转这种趋势，希望文人们能够彻底抛开文章形式上的种种顾虑，自由自在地表达思想。

浅谈苏轼的散文创作浅谈苏轼的散文创作苏洵的散文篇一：苏轼的散文创作在论及苏轼的散文创作时，首先要注意到他的文学思想与北宋文学变革运动中其他人有显著不同的地方（这不仅与散文有关）。

当然，在表面的基本原则上，苏轼与欧阳修是一致的；他在为欧阳修《居士集》所写的序中，赞扬欧阳氏“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又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批评五代“文教衰落，风俗靡靡”，都是强调“明道”和“致用”这两条。

但实际上，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之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

他指出写作如古人所言，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是“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这虽然不是很新鲜的见解，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文学的个人性；倘若考虑到如前所述苏轼的思想出入于儒、道、禅，而非“纯儒”，这种对文学的个人性的认识就更有其突破儒道狭隘范围的意义了。

同时，苏轼对文学的艺术性是相当重视的。

一般古文家常引用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一句，反对在文章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苏轼则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

（《答谢民师书》）这里公然对孔子加以曲解。

孔子所谓“辞达”，原只是指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事实与思想，而苏轼却把“系风捕影”般的“求物之妙”这种以个人内在感受为基础的很高的艺术境界作为“辞达”的要求。

这些地方，他比也具有艺术爱好的欧阳修走得更远了。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一点是“以意为主”。

因此，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即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x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这也同欧阳修一致（见《上欧阳内翰书》）。

苏轼的文论和散文宋初提倡古文的学者，当西昆体流行的时候，要求以文章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孙复《答张稠书》）。

到北宋中叶，古文既已盛行，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政治作用的同时，还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贝”，“各有定价”，相当重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

苏轼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与诗歌，特别是他同后辈来往的书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文艺见解。

他早年随苏洵出三峡，下长江，受自然景物的激发，跟苏辙写诗唱和，就认为诗文创作要象山川的云兴雾起，草木的开花结果，是由内容充实郁勃而自然表现出来，不是文章的工拙问题（《江行唱和集叙》）。

后来反复强调“辞达”，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

”即重视文章表达思想内容的本身作用，而没有象道学家那样把文章仅仅作为载道或明道的工具看。

他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这又注意到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跟王安石仅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不同。

那么怎样才能辞达呢？这就是他说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够表现事物特征的神妙之处。

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

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这里首先要求作者认真观察、研究描写的对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时还要求作者有熟练的艺术技巧，在写作时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象他说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何蓬《春绪纪闻》引苏轼语）他晚年形容自己写作诗、赋、杂文时的情况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答谢民师书》）即从不同的内容出发，自由表达，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

它是苏轼在文艺创作上长期刻苦锻炼，不断总结经验，逐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心得体会，对我们今天克服种种形式主义的文风还有一定启发。

浅议欧阳修、苏轼文道观之异同摘要：欧阳修、苏轼是相继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苏轼对欧阳修的思想和精神作了继承和弘扬，二人为当时古文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就对他们在对“文”、“道”内涵及其关系以及在论文中的文道观存在异同进行分析。

关键词：欧阳修；苏轼；文道观；异同古文以“道”为灵魂，“道”学的涵义丰富，从韩愈的作为文化价值之善的“道”，到欧阳修的合乎自然人情之真的“道”，再到苏轼的作为美之渊薮的“道”，是道学内涵在唐宋的逐步完善和发展。

欧阳修和苏轼都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杰出领袖。

他们在进一步完善韩愈之道学思想的同时，载“道”之文也随之逐步走向成熟和完美。

二人都重视文与道，重视文与道的关系。

但在文道观的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就二人对文与道认识的异同做初步的分析。

中国文人思想发展到宋代，“道”逐渐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支柱，同时也是诗文艺术的本体。

宋人文道合一的“道”已经不同于韩愈等人的教化之“道”、政治之“道”，而是将政治、道德、哲学化合于审美，内在化为人的性情，由自得再到自在的“道”；是实存实有，是人文修养的“道”。

欧阳修和苏轼相继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二人有志于道，是理想的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故当欧阳修退居汝阴时，欧阳修曾郑重告诫苏轼：“子来，实获我心。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见利而迁，则非我徒”。

文必与道俱，意谓文章的工拙雅俗直接与一个人的思想品质、道德修养和个性气质相关联，要使文章品位高雅，自然流畅，须是从心中流出，无矫情粉饰。

欧阳修说“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欧苏先后肩负起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重任，其抨击时文之弊，团结同道，明确革新的方向，把“道”作为理论纲领，树立自己的旗帜。

然而欧阳修、苏轼在文道观上存在一定差异。

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主张文道并重，不轻“文，不废“道”；苏轼则更重视“文”，把“文”放在第一位。

在“道”的内涵上，欧阳修所论主要是“百事”，是现实生活；苏轼的“道”则包含了宇宙万物的一切，凡情之所系，有感于心者，皆为“道”的内容。

第四章苏轼一、人生观及创作道路1.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祖父苏序，父亲苏洵，其弟苏辙。

一生被贬至三地：黄州、惠州、儋州。

2.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3.苏门六君子：上述四人外，还有陈师道、李廌4.人生态度：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一方面，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非常奇妙地统一在苏轼一生的生命实践中，但传统儒学主导着苏轼人生的基本方向，在苏轼深层的思想意识的逻辑结构中，儒、道、佛互为一体，相互映照感发，形成了多元自足的实践体系；另一方面，他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苏轼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脱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

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二、苏轼的文1.苏轼的文学思想：文、道并重，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

2.苏轼的文道观：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

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泛指事物的规律而不仅仅是儒家之道，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

因此，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这使苏轼的古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3.苏轼散文总的艺术特色：“辞达”：当行即行，当止则止，少有芜词累句。

（2）“通脱”，有圆活流转、错综变化和自然真率之美，善于用比喻，多形象思维，有诗化倾向，以情感和才气为文，富于想象。

4.苏轼的古文（1）议论文：他的议论文多雄辩滔滔，气势纵横，议论与文采交融，感情与理智并注，语言明快畅达，长于形象的说理，颇具文学价值。

北宋文论常识与名词解释北宋文气论基本继承韩、柳之说。

古文家以儒家道义为内容欧阳修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答吴充秀才书》）便同于韩愈“气盛言宜”说。

政治家以政治教化为根本王安石说“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更与柳冕文章教化论同。

至于道学家以文载道，作文害道。

在文气论上有所发展的是苏轼父子。

苏轼提出“文理自然”。

他们强调作家的独特艺术风格和文章的独创性，他们在写作上不强调“道”不拘于儒家道义而重视作家的文学素养和生活阅历。

这就把作家的精神气质与文章的艺术风格区别开来，强调了作家的文学素养和生活阅历。

从而使文气论与文章写作实践更紧密结合起来，突出了个性和艺术性。

文论常识：1、北宋文坛四大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及黄庭坚。

2、欧阳修推崇韩愈的古文，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提出“道胜者，文不胜而自至”的观点。

他所谓的道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履之以身，施之于事的紧密地关切现实的问题。

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而后工”的命题，远绍屈原的“发愤抒情”，近承韩愈的“不平则鸣”说。

3、王安石主要秉持儒家立场，提出“有补于世”说，主张讲究适用、事功的“道”。

4、苏轼一生仕途曲折，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立的人格精神。

在《题柳子厚诗》亦言“诗须要有为而作”，而“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提出“有为而作”，强调文学经世致用、关心时政。

并在此基础上，再次提出“文理自然”的思想。

5、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人。

6、以文、道为线索，宋代理学经历了北宋周敦颐之“文以载道”的首唱，到程颐之“作文害道”达到重道轻文的极端，最后在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提出的“道本文末”“文道一贯”得到了某些修正和综合。

7、黄庭坚坚持诗文推崇杜韩，强调学识，提出“无一字无来处”，另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主张学古能化。

还提出了“以俗为雅”与“以故为新”，体现在她的审美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