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史记_悲剧人物结局的美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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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悲剧人物结局的美感形态Ξ余 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9)摘 要:本文着眼于《史记》悲剧人物的最后时刻,发掘悲剧人物身上潜藏的价值因素,分析三类悲剧人物结局并得出三类美感形态:悲壮、悲慨、悲惜。
关键词:史记;悲剧人物;结局;美感形态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示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87(2000)04-0023-03悲剧人物的结局一般伴随着非自然死亡。
悲剧人物身上由于凝聚着不同于常人的浓烈的生命意识,于是在他死亡的那一刻,往往会爆发出强烈的生命光华与非凡的震撼力。
他们以自我的毁灭展示出潜藏于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量,并以其特有的情绪感染人,教会人们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对待生命,从而认识生命和死亡的真谛,在深感自身渺小无力时能发现自己的伟大崇高。
《史记》写了大量的悲剧人物,这些悲剧人物的结局各不相同。
在体会这些悲剧人物的不幸遭遇的同时,我们的美感体验显现出不同的形态。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处于生与死二难选择的关头,是生还是死会显示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趋向。
《史记》悲剧人物以其特有的生命终结,让我们体验到生命的巨大感动。
一、意志高昂的悲壮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宣扬一种典型的硬汉性格:一个人生来不是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毁灭他,但你绝对不可能战胜他。
这是摒弃了外在失败的内在胜利,以肉体的失败获得精神胜利的加倍补偿。
《史记》中写了一大批这样的悲剧人物,他们以无怨无悔不同于常人的悲剧性结局,实践了一生的守护,即生命的极度尊严与价值。
他们的死,通常处在外在势力非常巨大,而他们自身势力又非常渺小但精神力量却无比巨大,二者相遇,悲剧人物通常选择死亡来获得精神的不朽,要么自杀,要么他杀,不管怎样他们都有藐视强权的气质与精神,永不失败的骄傲感。
对于这类人物来讲,生存越是处于弱势,生命的头昂得越高。
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军处,斩宋义处,谢鸿门处,分王诸侯处,会垓下处,精神笔力直透纸背。
”(吴见思《史记论文》)的确如此,项羽“自是千古英雄”(李贽《藏书》),他叱咤风云,“非有尺寸,乘势起于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他支撑起一代历史重荷,面对死亡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和清醒。
尼柯尔教授在他的《论悲剧》中谈到:“死亡本身无足轻重。
……悲剧认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死亡面前做了些什么。
”(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07页)项羽并不是不留恋生,不然何以有《垓下歌》中那种天荒地老的大悲哀和乌江边的踌躇徘徊,但他不允许自己苟活下去。
苟且活着,就意味着精神的丧失,所以他拒听乌江亭长的劝告,主动选择死亡,生命意志的高昂使他的死充满了壮烈。
他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总结失败的原因为“天亡我,非战之罪《史记》悲剧作品之所以使人产生“恐惧和怜悯”,重要原因即在于一悲到底。
《史记》悲剧精神的目的性、坚韧性、超越性、彻底性,使《史记》悲剧人物多具有英雄性,既悲且壮。
辞旨抑扬,哀而不伤。
这些悲剧作品不只是让人们一洒同情的泪水,悲悲戚戚,而是令人扼腕切齿,催人豪迈进取,具有振奋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32・Ξ收稿日期;2000-06-10.也”。
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天”是不可战胜的。
随着否定生命时刻的来临,悲剧气氛越发浓郁,悲剧主人公自断生路,即使身受多处创伤,依然头脑清醒、斗志昂扬。
自杀之前,他徒步与如阵云般的汉骑兵作战,站在精神的高处,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嘲讽的口吻对其同乡吕马童同时对强大的汉军说:“吾闻汉军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得”,说完毫不犹豫自刎而死,将自己高贵的头颅用自己的手亲自割下送给仇敌。
在项羽自杀的那一刹那,读者的心随着悲剧主人公的精神一起飞腾,获得由大军压境的痛感转化而来的强烈快感,生命力量蓬勃发展。
就在这一刻,我们超越了平时的自己,扩大了平时的自己。
荆轲、田横为捍卫自己的尊严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荆轲带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反”的豪情走上刺杀秦王的道路,就在刺杀失败即将死亡的那一刻,也依然傲视秦王,“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萁踞而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面对死亡,荆轲放声大笑,在死亡面前用笑声筑成一道捍卫尊贵的坚固屏障;田横自刎并令客带着他的头颅去见汉高祖,为的是“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下,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
”面对失败,他作出以死相抗的抉择。
这类悲剧人物具有至大至刚的精神品格,压在他们身上的力量大多在生命的最终时刻爆发出来,如同面对火山的突然爆发,如同面对海上的风暴,瞬间感化了读者。
现实是一张无边的黑幕,悲剧人物毁灭自己照亮了别人,他们的毁灭让人领会到悲壮力量的同时,使世人明白世界上还有比生命更值得珍视的东西,那就是做人的尊严与灵魂的高贵。
二、生命虚妄的悲慨唐朝司空图在《诗品》中用形象性的语言表述“悲慨”:“大风卷水,林木为摧。
适苦欲死,招憩不来。
百岁如流,富贵冷灰。
大道日丧,若为雄才。
壮士拂剑,浩然弥哀。
萧萧落叶,漏雨苍苔。
”(《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0年,第43页)这是经历繁华过后对生命失落的深层体验,伴随着失落的体验陡然明白生命的真谛,领会人类存在的孤独感、无常感、幻灭感。
《史记》中的这类悲剧人物大多具有怀疑精神和自我反省精神。
这一类人一生积极进取,如白首还未封侯的李广等,如成功后无辜被杀的白起、蒙恬等,他们的结局都属于生命的非正常死亡。
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一生征战无数却无军功,他请教相面先生:“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吾相不当封侯邪?且固命也?”表现出对命运的怀疑态度。
后因主动请战而与大将军卫青发生矛盾,带着对功名的彻底失望,引刀自杀,其结局的一番话语颇能引起人们对于自己在短促的一生中所做的奋斗与挣扎产生怀疑,他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落入功名、命运的怪圈。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表达了后人对他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
白起、蒙恬都是威震当时的秦国大将,为奠定秦国的统一基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就是这样两位人物,临死之前几乎表达同样的哀怨。
白起说:“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蒙恬说:“我何过于天,无罪而死?”白起、蒙恬的迷惑是由于不能跳出身处的世界而对自己的悲剧结局作出全面审视。
读史的人从旁观察他们的生存环境,不禁对生存于名利政治旋涡中的人们的生存状态感到恐惧,慨叹他们的最终失败。
李斯带着少年时代立志做仓中老鼠的梦想投身仕途,最后不免与其子同时腰斩咸阳,临死时拉着儿子的手长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是对其一生追求的富贵荣华所作的彻底否定。
上举三人都追求过、奋斗过、挣扎过,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均不免与自己认定的人生价值一起毁灭,他们的毁灭带给我们的首先是思考,思考之余不禁悲叹人生追求的虚妄,感慨悲剧主人公人生遭际的偃蹇。
这一类悲剧人物的死亡场面并不阔大,对立矛盾的冲突表面上也不剧烈。
他们的悲剧性冲突是在渐进中完成的,他们的死是渐进过程的必然结局。
其悲剧是“大风卷水,林木为摧”之后的“萧萧落叶,漏雨苍苔”,一片空蒙,几声叹息。
三、殉道迂阔的悲惜《史记》中写了两类殉道者,一类是思想意识超出当时的历史水平而被推上祭坛成为牺牲品的人物,如商鞅、晁错、屈原、吴起等;一类是思想意识明显落后于当时的历史水平而与主流意识发生激烈冲突的人物,如伯夷、叔齐、孔子、王 等。
他们高扬自己的生命追求,将意志固执地强加于不承认它的那个世界,可他们始终不・・42明白社会前进的方向是社会总体合力形成的。
社会集团有社会集团独特的意识,如果悲剧人物的意识明显超过社会集团的意识,那么造成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恩格斯《致斐・拉萨尔》);如果悲剧人物的意识大大落后于社会集团的意识,造成的是历史的已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也必然造成悲剧性冲突,二者冲突的结果是社会集团绝不允许有异端思想的存在,总会以强大的集团力量逼杀每一个异端者。
异端者在现实世界中无处藏身,悲剧于是诞生了。
不管是意识超前还是落后,他们所坚持的理想总得不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和理解,因而他们的行为不免显得迂阔。
《史记》花了大量笔墨写了这两类人物的死亡,让人们在尽情领略人物的悲剧命运时,为悲剧人物身上负载着的美好价值的毁灭感到惋惜。
春秋战国时期,道统与政统逐渐分离,三皇五帝时期古老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面对人性解放的大潮不得不成为明日黄花。
殊不知,政治体制的维护完全信奉唯利是图的游戏规则,人性中残酷的一面终于得到彻底的暴露。
就在人性逐渐沦落的时代里,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王 “义不北面于燕”,伯夷、叔齐“末世奔利,唯彼奔义”……他们始终处于捍卫美好人性的前沿,并试图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唤醒民众。
伯夷、叔齐互相推辞君位,以“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为理由谏止武王伐纣,武王平定殷商纣以后,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其薇而食之”,后饿死于首阳山上。
他们一生的价值就体现在“义”上,尤其是在“末世奔利”的时代潮流下,“唯彼奔义”更显难能可贵。
临死前的那首《采薇歌》将悲剧推向高潮,“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将安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表达了自己坚守的理想面临穷途末路的悲哀。
人们再感叹他们生不逢时的同时,也为尧舜时代美好价值观念的毁灭感到痛惜。
商鞅的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使秦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为秦王朝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为汉王朝的巩固营就“万世之利”。
他们无疑代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
但为了开辟人类前进的道路,商鞅、晁错一无例外的遭到反对党人的联合绞杀,他们以死亡获得他们作为特殊存在的优越性。
屈原是孤独的,因为他的思想意识里只有他的“美政”理想,他的一再遭贬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古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并在《怀沙》赋中反复申诉“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的孤寂落寞。
孤独求败的他注定要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堂・吉诃德”。
因此怀石投身汨罗成为他唯一的选择,因为在他生活的楚国里,不可能有他所希望的“尧舜之君”,也缺乏理解他的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