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欧洲

改变”来解读。无论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还是第　四代的心态史学，虽表现出某种“文化主义特　征”，但根本上仍属社会结构中的心态。因此，新　社会文化史要求对心态史进行再定义。他们认为　表象体系能制约判断体系，决定了观察世界、观察　社会和观察自身的方式方法，感情生活乃至最后　实践活动都由它予以决定。尤其是一些史学实　践，以“想象”、“激情”和“情感”等创造性术语的表　达，对生死、家庭和孩子等研究领域的深入研究的　集体表象史，引领心态史进入到新的境界。其所　寻绎而出的新意义，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旧认识，　

相反与后结构主义者的主张相契合，意义的建立　具有变化性，同时随着变化又体现出“断裂”或特　殊性，意义的产生和研究的可能，是因其有着不断　冲突的过程。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意义的解读，　

新社会文化史学者在各个领域进行着新尝试。　最后，寻绎意义的新尝试还具有“开拓性”。　就总体设计而言，新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细　

化，与重建信仰体系和表象体系的想法之间，并　不互相排斥。通过意义的重新演绎，新的面相陆　续呈现。如彻底的“历史化”或“文化化”。虽有人　

对后现代思想提出质疑，但无可置驳的是，新社　会文化史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深具“历史性”，其　“反基础主义”，便是要求我们对“自然化的”或物　化的范畴，进行彻底的历史化。同时，文化不是被　

动因素，而具有建构的功能，用文化观念来思考　和认识历史。这种态度使得他们对于规范的现代　性、确凿无疑的科学理性，乃至于理想化的结构　史，都进行重新审视。如此一来，正如米歇尔・伏　维尔在《历史与表象》中所概括的，数种体系的并　

存反映了历史研究的多层次性，而这种“瓦楞重　叠交叉般的结构”，又为未来史学的发展留下无　

限的遐思。　再如因方法和史料的变化，衬托而出的对　“差异性”与“多样性”的重视。以计量分析为主的　

８　传统社会史，一定程度上缩小并扭曲了历史，它是　社会临时共识的“平庸反映”，从而抹杀了事物的　差异。因此新社会文化史不仅重新界定社会史和　文化史，同时也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性别　史、新阶级史、阅读史、身体史和儿童史等因此而　兴起。如妇女史中关于性别认同的质疑和研究，他　们认为性别认同是通过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认　同被认为是由相互冲突的文化力量和各个差异系　统所构成，从而由此走向更开阔的性别史研究。这　也明显影响了对阶级问题的理解。以语言学的方　法，新阶级史通过对“阶级语言”的论述，追溯社会　的东西的种种话语性，这种“语言学转向”，虽所指　的是取得霸权的方式和模式，但背后却是对历史　差异性（即另类主角）的重视和发掘。再如“表象　

史”的研究要求认识历史资料的多样性。语言学的　方法与文本的分析，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不　容忽视的视角，历史研究由此而全方位，尤其是对　

号称“最坦白的语言”图像资料的利用，就为从集　体信仰史到政治表象史的研究的展开，提供了特　殊的支撑点。以上种种，由理念、方法再到材料，无　

不体现新社会文化史“开拓性”的特征。　综上所述，正如帕特里克・乔伊斯在《社会史　终结了吗》一文中关于后现代对历史学的挑战所取　的态度一般，２１世纪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对２０世纪　

后２Ｏ多年的新思潮坐视不管。新社会文化史对意　义的重新寻绎，既具“颠覆性”，又有“建构性”，更有　“开拓性”。回应这一挑战，不一定意味着拒绝这种　挑战，而是要积极地与之对话，因为其中蕴含着对　于历史学科本身基础性命题进行的反思。正如李　宏图所言，这是不同学派和理念之争，是历史学本　

身的特性使然。争论和突破，又深契张广智先生总　结西方史学史后概括而出的“钟摆现象”。新社会　文化史作为一种“现在进行时”的史学建构，需要我　

们更具耐心，以长时段的眼光来细细打量它。　（作者系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　

‘跳出欧洲，跳出西方＂　

——小议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观念　

张井梅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２１５０２１）　

人类历史行进至２Ｏ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进的步伐　愈加迅猛了。此时，欧洲中心地位丧失、美苏政治　争霸、以及第三世界崛起，这一切均表明着一个　与以往不同的世界正在诞生。世界历史客观进程　的变化，决定了历史学家治史观念的变革。面对　

历史巨变的挑战，历史学家适时地思索着人类历　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希冀铺展出当代世界史　观念研究的主要趋势：“跳出欧洲，跳出西方”。英　

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ａ￣ｒａｃｔｂｕｇｈ，１９０８—１９８４），即是这一世界史观念　

的最早倡导者和阐述者之一。　

巴勒克拉夫，曾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治史　

贯通古今，先后执教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　

学等英美多所著名高校。提及巴勒克拉夫，对我　们中国学者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他的《当代史学　

主要趋势》（１９７８年）中译本在中国新时期的学　

界流传甚广，引用率也非常之高。此外，其论著还　

有《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１９５５年）、《当代　

史导论》（１９６７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１９７８年）等。巴勒克拉夫以敏锐的历史哲学思　

想和博大恢宏的文锋笔力，为史学界展示了２Ｏ　

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世界历史研究的变革与走向。　

在论述当代史学时，巴勒克拉夫总结道：“大约从　

１９５５年起，历史学进入了一个迅速转变和反思　

的时期。”的确，把５０年代中叶作为战后历史学　

发生转折的界标，至少就西方史学而言，是毫无　

异议的。正是自那时起，西方史学发生了新的“路　

标转换”，重新思考、重新认识。诚然，巴勒克拉夫　

深邃丰厚的史学理论，为今天的历史学研究带来　

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提供了众多启示。这里，仅从　

以下两个方面，对其世界史观念略作阐述：　

其一，从世界史观念的历史变化来看　

在西方史学界，历史学家撰写世界史的努力　

从未间断过，从希罗多德眼中的世界到今天全球　

化意义上的世界，人们的认识经历了由局部到整　

体的过程，同样，世界历史编纂的观念也经历一　

个漫长的变迁过程：希腊罗马时期的滥觞、中世　

纪的神学世界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体史、１８一　

ｌ９世纪的普世史和文明史、一直到２０世纪的总　

体史。即使历史学家绞尽脑汁地计划着整部人类　

世界的历史，但结果仍差强人意。譬如，一直被传　

颂的希罗多德，他的历史舞台只是东南欧洲、小　

亚细亚和西北非洲，即当时希腊人所知的“世　

界”，记录的主题也都是围绕这三个大陆展开的　世事纷争。而波里比阿——被奉为最早倡导“普世　

史”的历史学家、最有力地坚持要有一部“普世史”　

的历史学家，人们的评价也是如此：他的著作自始　

至终贯穿实现“罗马精神”这个主旨，他的世界史　

主要是罗马帝国征服和扩张史。诸如此类的例子　不胜枚举。从中不难发现或直接或间接洋溢着的　

“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大肆宣扬欧洲人种的优越，认为　欧洲的历史是整个人类普遍的历史，且始终是人类　

历史矛盾运动的中心，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应以欧洲　

的历史来认识和判断。这种历史观把持统治地位　

长达多年，成为西方史学中根深蒂固的偏见，直到　

２０世纪初才受到挑战。文化形态学派的斯宾格勒　与汤因比，先后发表《西方的没落》、《历史研究》，进　

行猛烈攻击，提出应把世界历史视为多种文化（或　

文明）兴衰的历史、倡导历史的综合与整体研究等　

论见。伴随着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一种全新　

的、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史学浪潮出　

现了。其中首推巴勒克拉夫的突出贡献。　

战后世界史重构过程中，巴勒克拉夫根据　

２０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急　遽变化，明确表示要重新研究欧洲和整个世界，　

进而还原真实的人类历史。１９５５年出版的著名史　

学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所收１５篇　

论文，无一不围绕批斗“欧洲中心论”这个议题，　

他急切呼吁，“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　

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　观”；同时指出，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应当“跳出欧　

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　

的时代”。这里所说的“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即　

后来倡导的“全球史观”。　

其二，从全球史观的多元视角来看　

历史是进步的，人类是文明的，这种进步与文　

明又是全球世界范围内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共同享　

有的。是时，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联　

系，不断密切与深化，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西　

方史学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巴勒　克拉夫倡导的“全球史观”，已经更多地体现出当　

代的特色了。　

批判陈腐的“欧洲中心论”。巴勒克拉夫指出，　

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　

的理想是建立新型的历史观，即“全球史观”，它要　

求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抛弃　

９　以欧洲为中心地位的成见与偏私。因此，他在《当　

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分析：“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　

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　

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　

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　

义的东西加以排斥。”所以，现今已存结构的世界　

上，印度、中国、日本的历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　

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均处于至关重要的　

地位。这一切都意味着世界历史新观念及其潜　

能，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对待东方历史的新态度。　

关注世界历史的内部发展张力。所谓世界史　

的内部发展，简言之，即人类怎样由原始的、闭塞　

的、分散的人群发展相互密切联系、形成为一个　

整体的历史行程。这就要求不仅要公正地评估世　

界各个地区的文明，还需注重世界各个民族或国　

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抛弃传统的国别史汇　

编的世界史框架结构。巴勒克拉夫特别强调考察　

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　

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在《当代史　

导论》中，他首先从“结构的变化和本质的区别”　

人手阐明了当代史的本质，他说：“当代史的一个　

显著的事实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区　

的历史。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　

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因此，采用全球　

性的眼光并非是通过增强论述欧洲以外地区的　

事物来补救当代史的传统观点，而是要探索超越　

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联，进而　

“特别注重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　

实践“全球史观”的世界历史编纂。巴勒克拉　

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出色地体现　

了“全球史观”这一视角。这本地图集，对自公元　

１０　前９０００年到公元１９７５年间的世界历史作了宏观　

性的考察。它用早期人类的世界、最初的文明、欧　

亚的古典文明、划分为地区的世界、新兴的西方世　

界、欧洲统治时期、全球文明时代这样７个题目，阐　

明了世界历史从孤立分散发展为密切联系的整体　

过程。此后，以巴勒克拉夫为先导，在“全球史观”的　

指引下，重构世界史日渐形成一股史学潮流，不断　

推出世界史新作，其中应特别提及Ｌ・Ｓ・斯塔夫　

里阿诺斯。他的《全球通史》（１９７０年）更有甚于此，　

正如该书引论所言：世界史“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　

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　

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犹如一　

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　

进行考察时而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　

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