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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的鸦片烟祸与政府对策研究鸦片问题是一个贯穿近代中国社会始末的严重问题。
辛亥革命后，鸦片问题并未因清王朝的覆灭而解决，从民国初年的“禁烟”开始，至国民党政权垮台止，三十多年的时间中，鸦片在甘宁青地区1又数度泛滥，对甘宁青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民国时期，在形式上历届政府都有禁烟的主张与措施。
西北一隅的甘宁青地区由于地理交通、社会局势、农业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条件，产毒与禁毒又有其独特的个性特点。
一、热闹的烟场与困顿的民生（一）、甘宁青地区农业社会的破败。
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会处的甘肃、宁夏、青海，农业枯滞，人口稀少，种族复杂，文化落后，经济衰颓，灾害频仍，人民生活困苦。
甘宁青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交流稀少，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处于边缘地化位。
“甘肃偏处西北，水不通航，山难行车，在国人心目中，仿佛列于化外，而不能与内地比论。
”21931年邵力子看到的是“数年以来的甘肃，天灾人祸，相间而至，地方残破，人民困苦，已达极点”3。
“外人游历青海者，谓内容腐败，满目荒凉，万落杂居，一盘散沙”4。
1929年新成立的宁夏省共领9县2旗，即宁夏、宁朔、平罗、中卫、灵武、金积、盐池、镇戎、磴口县和阿拉善额鲁特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总面积共计27.49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70万5。
社会经济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
在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主要是畜牧业。
经济作物主要有烟草、麻、药材等。
人民手中很少有货币，穿的是粗制的毛皮制品。
工业产品主要有粗制毛呢、黑肥皂、土布、火柴、铁锅、犁铧和马刀等。
农民身负地主的剥削和政府的压榨，正税而外，各种附加税、额外浮收，往往是额征的数倍。
单就国民军在甘肃征收的捐税而言，就有：教育捐、善后附捐、剿匪附捐、军事附捐、借捐、地亩捐、烟亩罚款、懒捐、建设捐、警察捐、清乡捐、房屋捐、汽车捐、开垦捐、车辆捐、船筏捐、牲畜捐、筵席捐等。
浅论建国初期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内容摘要】建国前，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西南地区的渗透和军阀的纵毒政策，重庆市内烟馆林立，种植、制贩、吸食烟毒的现象十分猖獗，严重影响了市民的身心健康以及重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市人民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禁烟禁毒”的号召，发布了各种公告和禁烟条例;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广泛发动群众投入，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
仅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就基本消除了市内延续上百年的贩运和吸食毒品的现象,解决了旧中国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烟毒泛滥问题,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本文主要是从烟毒流入重庆的历史、烟毒在重庆的泛滥及危害、重庆禁烟禁毒运动开展的过程、运动的历史意义等四个方面来论述的。
【关键词】建国初期重庆市禁烟禁毒烟毒流入重庆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从鸦片战争前后的鸦片贸易到其合法化，到后来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重庆被开放为商埠，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整个西南地区渗透，再到后来西南军阀的纵毒政策以及边境鸦片的走私活动。
烟毒泛滥的危害十分严重：不仅损害了身体健康，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950年初，重庆市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的禁烟禁毒运动的大背景下，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运动分为前后两期：1950年2月至1952年4月，1952年4月至11月。
禁烟禁毒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基本消除了市内种植、贩运和吸食毒品的现象，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 使重庆市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烟毒流入重庆的历史从根本上说，重庆的烟毒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后 , 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渗透 , 鸦片传入中国，由沿海到内地逐渐泛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鸦片贸易合法化, 外国鸦片更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在西南地区也兴起了鸦片贸易。
甲午战争后，1895年4月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重庆被作为被开放的四大商埠之一；此后，外商（特别是日商）陆续进入长江沿岸一带，在进行普通贸易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鸦片贸易。
近代陕西鸦片的吸食情况及影响韩锦【摘要】在近代中国,鸦片像一场不可遏止的瘟疫一样,蔓延到全国各地,并泛滥一百多年,给中华民族带来无限的灾难.陕西鸦片问题亦是如此,鸦片在陕西大面积的种植和吸食,严重影响了陕西人民的生活,使得他们的身心备受折磨,社会风气因此恶化,到处弥漫着腐朽颓废的气息.我们从近代陕西鸦片吸食的现状及原因中,就可以初步分析鸦片对陕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影响.【期刊名称】《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14)001【总页数】3页(P46-48)【关键词】近代陕西;鸦片;吸食;影响【作者】韩锦【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5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鸦片问题一直都是重要的社会问题。
它的产生不仅仅是一种偶然，而且是当时政治、经济以及国际社会环境背景下的一种必然。
“鸦片，又叫阿芙蓉，俗称‘大烟’，在陕西，它叫西土，又称西砖，长方形，以厚油纸包之。
”［1］(P328)它是用罂粟汁熬制而成的麻醉性毒品，罂粟最先产于埃及。
“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人把罂粟花出汁入药，有‘安神止痛，多眠忘忧’的效果。
中国本来并不出产鸦片，‘鸦片’一词也是从外文音译而来的。
”［1］(P328)16世纪中叶，鸦片制作方法逐渐由西班牙人、荷兰人传入，并逐渐被中国人掌握，吸食鸦片的现象走向普遍。
19世纪20年代末，英国的鸦片叩关而入，进入陕西境内。
陕西鸦片的来源有二:一是陕西商人去天津等沿海城市销货时转贩烟土回籍;二是“外来奸商偷运贩卖”，其中多是来陕挑贩广货客商直接携带。
鸦片被贩卖来之后，就散销陕西各地。
到30年代，在陕西的某些地区已出现了种植、贩卖和吸食鸦片的现象，原本民风淳朴的陕西，吸食和贩卖鸦片越来越严重。
同时，“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衙门中吸食鸦片的人更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吸食鸦片者十之八九，特别是在盛产鸦片的地区，不仅成年男子染上烟疾，就连妇女儿童也未能幸免。
鸦片在近代中国泛滥的原因探析文章探析鸦片在近代中国泛滥的原因：输入鸦片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竞争;巨额利润对各方的吸引;清政府的吏治腐败，统治阶级无能;民国成立后的国内状况混乱，因此，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
标签：鸦片泛滥;近代中国;原因自鸦片走私贸易进入中国以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带来严重的危害。
清政府、民国政府等都有禁烟政策，然而却成效甚微，都没有阻止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
鸦片贸易横行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由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构成的结果，是当时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状况的一个缩影。
一、输入鸦片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竞争当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国家众多，并且国家之间因为利益而相互进行竞争和勾结，这是鸦片泛滥于中国的直接外部原因。
西方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殖民国家，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
他们以澳门和台湾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不过数量不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成为对华鸦片走私量最大的国家。
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对外殖民扩张也发展迅速。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东方的殖民机构，它试图以各种方式打开对中国的殖民贸易大门，以便倾销英国商品，但却屡遭碰壁。
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男耕女织、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家，根本无需依赖对外贸易而生存。
因此，鸦片贸易就成为了东印度公司改变不利贸易入超局面的一种手段，确立其对华鸦片政策。
甚至最后，英国不惜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
同时，美国独立战争后开始急剧发展资本主义，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英国对印度鸦片实行垄断，所以美国人另辟蹊径，在土耳其发现了鸦片。
土耳其鸦片质量不如印度鸦片，但因价格低廉，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力很大。
1817年美商又在波斯湾找到新的货源，使得1817、1818两个年度中贩运总数达到4000箱，占各国输华鸦片总数的42%。
为了与美国争夺中国的鸦片市场，英国大力增加印度鸦片的产量，导致其价格下降，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开始处于不利的地位。
民国时期的军人与烟毒张彧【摘要】摘要: 民国时期，嗜毒者众多，作为国家安全守护者的军人群体尤甚。
无论平日还是战时，许多军人均少不了烟毒陪伴。
这一不良嗜好不仅是一些军人群体走向衰亡的要因之一，也给国家、人民带来了许多危害。
还原民国时期军人与烟毒的关系，对于加强新时期军队建设、提高军人思想道德品质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期刊名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5【总页数】6【关键词】关键词: 民国时期;烟毒;北洋军;地方军阀;军队建设烟毒包括鸦片及其衍生品吗啡、海洛因等，为臭名昭彰之毒品，少量吸食即可成瘾，长期吸食不仅严重损害身心健康，甚至会危及生命。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禁止种植、运输、贩卖、吸食以鸦片、海洛因为代表的毒品业已成为世界各国之共识。
然而在近代中国，烟毒却极为泛滥，吸食鸦片、海洛因为社会之时尚，不仅自吸自食，待人接物、馈赠交际也少不了以之为媒。
作为国家安全守护者的军人群体，与烟毒也有不解之缘，维系、扩充军队均需要借助于烟毒，肉体与心灵严重为烟毒所戕害。
在许多军人之日常起居、社会交际甚至行军打仗中，均可以见到烟毒之魔影。
深入研究民国时期军人与烟毒互动的历史过程，对于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人思想道德品质有着相当的借鉴作用。
由于资料琐碎，学界主要是从禁毒史的角度进行全局性或区域性的研究，对于军人与烟毒的研究相对薄弱。
本文试图以所搜集的资料，还原民国时期军人与烟毒互动的历史表象。
一民国时期吸食鸦片较为普遍的主要是北洋军及一些地方军阀部队。
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军时，制订有森严的军纪，其中即有不得吸食鸦片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
如炮标管带陆建章即时常吸食鸦片，在袁世凯的纵容下也未受到任何惩处，后来还被升为第六镇协统〔1〕。
进入民国以后，手握大权的北洋军自上到下迅速腐化，吸食鸦片极为普遍。
当时嗜好鸦片的军政大员有总统冯国璋、曹锟，大元帅张作霖，内阁总理赵秉钧、靳云鹏，督军卢永祥、李纯、齐燮元、张镇芳、赵倜、岳维峻、寇英杰、陆建章、阎相文、刘镇华、吴新田、李虎臣、张宗昌、褚玉璞、倪嗣冲、马联甲、李厚基、张敬尧、萧耀南、陆洪涛、吴俊升、孙传芳、张凤翙等〔2〕。
略论抗战胜利初期西昌地区的查禁烟毒摘要民国时期，西康省宁属西昌地区烟毒泛滥，民国政府虽颁布一些查禁烟毒的法案，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奏效。
抗战胜利初期（1945-1946年），民国政府再次采取措施查禁烟毒，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成效并不显著。
关键词抗战胜利初期西昌查禁烟毒作者简介：廖扬，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民国西康省宁属西昌地区因气候温和湿润，土壤肥沃，很适合鸦片的生长繁殖，因此自鸦片传入以来，该地区种烟贩毒现象较为普遍。
民国时期，政府为解决这里的烟毒问题，颁布了一些查禁烟毒的法案，抗战时期，政府还制定了“六年禁烟计划（1935-1940）”，但因该地区交通不便、地方武装混战、抗战等各种原因而未能奏效。
抗战胜利后，西昌地区的查禁烟毒重又提上议事日程。
一、抗战胜利之初西昌地区的禁烟举措1945年7月至1946年年6月，是民国政府改建西康省宁属地区中央建制机构的交替时期。
此时，抗战已胜利结束，影响西昌禁毒的不利因素逐渐减弱，政府决心两年之内尽快肃清该地区的烟毒，禁毒善后工作陆续展开。
根据四川省档案馆所藏“西昌警备司令部”相关档案，以及《民国三十四年七月至三十五年六月西昌警备司令部查禁烟毒报告总表》（下简称《报告总表》）内容，1945年，为解决烟毒问题，成立了四川省政府禁烟善后督理处，下设秘书室、会计室、统计室及三个具体执行科，每一执行科下设二股，组织系统较为完备。
从查禁烟毒机构设置看，中央政府禁毒善后分工较为明确，表明了铲除烟毒的决心。
首先，政府分析了此前查禁烟毒失败的原因。
认为烟毒未肃清与地方势力密不可分，1945年5月，四川善后督理处总结前几年禁烟善后得失时说：“本省瘾民因于前六年禁烟计划期间，施戒未能彻底，加以年来运售未绝，与各乡镇保甲检查不力之故…… ”。
督理处认为：中央查铲决心再大，实施惩戒并不彻底，鸦片禁而不绝，地方乡镇保甲也会因为个人利益加以阻挠。
二、抗战胜利之初西昌地区查禁烟毒效果分析笔者根据《报告总表》，结合此前这一地区查禁烟毒历史，对抗战胜利初期西昌地区查禁烟毒的实际成效进行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鸦片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及其种植面积考订HH秦和平关键字：鸦片,在西南地区,传播,及其,种植,考订,和平检之史籍，罂粟在四川等地有较长的种植历史。
早在唐代，四川已有罂粟。
而后，川滇黔不乏有关罂粟的记载。
如明代《洪雅县志》，将其列入花之属（注：束载、张可述：《洪雅县志》卷3《物产》，嘉靖刻本（天一阁藏书）。
）。
清代，各地志书中关于罂粟的记载不胜枚举。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的罂粟并不是罂粟科中的鸦片罂粟(Papaver Somniferum)，而是其他品种，“华种攒瓣，如芍药；惟夷种单瓣，故结实尤大”（注：任可澄等：《贵州通志》，1948年铅印本，《风土志四》第42页。
）。
我们认为：鸦片罂粟（夷种）由印度引入滇西，西南地区农户种植罂粟制作烟土的时间不早于19世纪初。
嘉庆年间，瘾民增多，供应短缺，烟价上涨。
利益的诱惑，滋生偷种行为。
鸦片罂粟从印度经缅甸引进滇西再传至贵州、四川，影响全国。
一、鸦片传入概况（一）鸦片罂粟传入云南概况嘉庆末年，滇西发现偷种现象，影响逐渐扩大。
云贵总督庆保、明山，云南巡抚韩克敬等均采取措施予以禁止。
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禁令成为一道道具文，难以产生效力。
反之，在官吏、士绅及土司头人的庇护下，鸦片危害有所发展，“云南一属，种罂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8页。
）。
种植、贩运和吸食成为公开秘密，形成禁者自禁、种者自种、共容一地、和平相处的局面。
道光十一年(1831)，御史邵正笏奏请朝廷，指出鸦片的恶劣危害，以及“近年内地奸民种卖鸦片烟，大伙小贩，到处分销，地方官并不实力查禁”等现象。
道光皇帝阅读这道奏折后，深感不安，要求各省督抚饬令下属厉行查禁，严惩偷种和贩运，消除危害；并于年终时必须上奏一次，便于中枢检查督促，毋致日久生懈（注：齐思和等：《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19～320页。
浅析民国时期绥远地区鸦片泛滥下的农业危机民国时期的绥远地区，鸦片的大量种植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农业危机。
鸦片不仅对民众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同时给绥远社会的农业生产乃至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鸦片的大量种植使得绥远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鸦片的种植占据了本来用于生产农作物的土地。
导致了农业危机的发生。
标签：鸦片泛滥；农业危机；绥远近代以来绥远地区的鸦片泛滥持久而严重。
尽管政府时有禁烟政策，但整体来看，绥远烟毒的泛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禁烟政策收效甚微。
鸦片像魔鬼一样，吞噬着绥远人民的一切。
一、绥远地区鸦片泛滥的原因绥远作为鸦片的主产区，鸦片的种植十分兴盛，“查归绥附近五县，在二十三年度冬季播种烟苗清册，共计69.171亩。
自二十四年度冬季播种，准种之亩数只有46.114亩。
”时人对绥远的鸦片种植情况有这样一个记述：在由归绥到百灵庙的途中，“全是一片荒原，除了长着一些草，或种植一些鸦片外，极少看见种植五谷”，在绥远东部“地势高亢，旱田居多，所有少数水田，人民图获厚利，于是尽种鸦片，结果农产品的量减少，吸食鸦片的人数增多，甚至日常应酬，非鸦片不足为荣”，作为绥远省有“塞上江南”之称的河套地区是绥远的重要农业区，除盛产粮食外，鸦片的产量也相当可观，尤其是民国以来，由于社会秩序混乱，河套成为绥远地区鸦片的重要种植区之一。
绥远鸦片泛滥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鸦片的药用功能。
鸦片是一种天然毒品，对人体具有刺激作用、经常吸食会导致上瘾，很难戒除。
但是，同时鸦片也是一种药物，“鸦片在医药治疗上，具有极大功效。
它可用以止痛，止泻，镇咳等功效。
”并且还可以缓解过度劳累时的疲劳，同时对于肠胃系统疾病也有一定缓解作用。
长期以来绥远地区自然灾害频繁，社会祸患不断，农村萧条，农民生活困苦。
近代以来，绥远地区虽然得到大规模的开垦，但地处塞外、相对封闭的状况并未能有根本改变。
近代的绥远，广大的农村处于贫困的状况之中，贫困落后、医疗条件差使得农民健康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便随时随地有发生疾病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