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诒，字广厦，又号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

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

他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康有为故居原名"涎香老屋"，坐落于南海丹灶镇银河乡苏村，清代民居建筑，为一厅、二廊、二房布局，硬山顶，故居面积81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珠江三角洲清代农村住宅形式--" 镬耳屋"。

"涎香老屋"始建于清代中叶，至康有为时，康氏家族已在老屋住了五代人，故康有为故居称之为"百年旧宅"。

是康有为出生及幼年生活和读书的地方。

现在，在康有为故居中有"涎香书屋"、"澹如楼"、"七桧园"旗杆夹石。

出都留别诸公康有为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

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

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

出虎门康有为粤海重关二虎尊，万龙轰斗事犹存。

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

康有为的书法创作与他的书学思想，可谓手心相应。

这一点，也正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活动紧密结合的行世风格，相映成趣。

康有为的书体，从碑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尤其是在《云峰石刻》、《六十人造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诸碑中，他涵泳沉潜，创造出独特的魏碑行楷——康南海体。

康有为的书法，初视不甚平正和顺，细节处理甚至稍嫌刚糙与悍戾，与柔弱甜美的帖派书风形同冰炭。

但其放笔直取，一任霸悍，解衣磅礴，不拘小节，有动少静，敢作敢为……这份声威，一见夺目，再见惊心，非常“动人”。

康有为的历史故事康有为（1858年-1927年），字南轩，号尔锐，清末民初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誉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他以其独特的思维和不懈的努力，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将介绍康有为的历史故事，以展示他的成就和贡献。

康有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他自小聪明过人，勤奋好学，年轻时就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和领导才能。

1880年，他考入了北京的顺天书院，开始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和思想，这对他的思想触动非常大。

康有为在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与中国的现实进行对比。

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制度的弊端和国家的凋敝，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他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和制度，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康有为在思想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创立的“新学”思想上。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进行改革和更新，提出了“废孔复孟”的主张，主张将儒家经典重新解读，以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

他的新学思想对后来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国近代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康有为还积极参与了政治改革运动。

他曾创办《时务报》和《中国日报》，通过这些媒体宣传自己的思想，并呼吁国家进行政治改革。

他主张建立宪政制度，提倡民主和平等的理念，这些思想为后来的革命派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康有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他在康梁派遣事件中被指责为汉奸，被迫离开了北京。

康有为在日本度过了大部分流亡生涯，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现代化的追求。

他继续撰写文章，发表演讲，致力于宣传进步思想和推动政治改革。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回到了中国，并担任了南京政府的要职。

他积极投身于国家事务，推动着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康有为还参与了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重要法律文件的工作，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有为晚年居住在重庆，并致力于教育事业。

他创办了私立南开大学和北平大学，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

康有为第一节勤学与苦闷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

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

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 年3 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 岁“能诵唐诗数百首”。

6 岁，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 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

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③。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

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

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

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

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

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

“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

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①。

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

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

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Kang Youwei康有为(1858～1927)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字广厦，号长素。

广东南海人。

家为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

祖父赞修，道光举人，曾为州学正、训导。

父亲达初，早年从朱次琦游学，做过知县。

生平和思想咸丰八年(1858),康有为生于南海西樵之银塘乡(亦名苏村)（见彩图广东南海县苏村康有为故里）。

7岁能文,被目为神童。

又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不离圣人，乡里戏呼为“圣人”。

19岁得从同县大儒朱次琦学习。

朱次琦，号子襄，道光年间进士，教授于本乡礼山草堂,学者称九江先生。

他沟通汉学与宋学,而直溯孔子，自有一套教学体系。

除教授生徒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外，又注意学生孝悌、气节、气质、威仪等品德修养,“一时咸推为师表”(缪荃孙《朱次琦传》)。

康有为从朱学习三年,思想颇受其影响，也为学业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从礼山草堂回西樵山后，开始了接触新知识的时期。

他在西樵山独学的4年中,除研究史学并由宋明性理而扩及佛学外,因结交张延秋编修,得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自订年谱》）。

又遍读当时所能见到的、由江南制造局及西方教会所译的各种西书。

光绪八年(1882)，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下第南归，复游上海。

前此他曾游览香港，至此愈加感到“西人治国有方”，不可像古人那样把外域都看做是不开化的夷狄，更大量购买西书而归。

从此遂大讲西学。

由于广读西书，思想变化日益显著，自成其独特的体系。

他学习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同前），并著内外《康子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

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康有为开始接触实际政治，并以自己学习所得教授生徒和著书立说，扩大影响。

光绪十四年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乃于九月发愤上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书虽为顽固派所阻，未得上达，但引起朝野很大震动。

康有为（1858-1927），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学者。

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

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康有为支持尊孔复古不仅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对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也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谋中国文化的新出路，而是用旧文化对抗新文化，为帝制复辟运动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持。

一般来说，随着政权的交替，制度上的立新较之思想上的去旧要容易得多。

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文化政策、教育体制逐渐确立，新的文化方针、教育方针也逐渐得到贯彻，但守旧势力如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旧学名流、前清遗老以及新旧军阀仍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维护他们久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对新教育极端仇视。

他们将力量集结起来，疯狂地反扑新文化、新教育。

思想界的尊孔回流与守旧派发动的尊孔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认真推究起来，康有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误，既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也有时代条件形成的局限。

首先，不存在康有为只反对所谓“袁记中华民国”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问题。

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进步的步履而前进。

辛亥革命之前，他作为保皇党领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难并予以恶毒攻击。

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又满怀不安，“惴惴恐惧”。

辛亥革命一个月后，他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欢呼革命的胜利，而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哀叹“亡国”。

可见，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始终就没有好感，怎么可能有拥护之情？再次，正是因为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充当民国初年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才导致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莫逆师徒反目，分道扬镳。

梁启超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帝制复辟、妄图再建一个封建王朝的阴谋后，幡然悔悟，毅然发起护国运动。

康有为
保皇会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团体。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后，于1899年7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与李福基等在加拿大创设。

又名中国维新会。

《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港澳、日本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

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入，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扶救皇上”的时机，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先订和约以保南疆”，酝酿“讨贼勤王”，同在国内的唐才常联系、准备起事。

但保皇会及其首领康有为拒绝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自立军的经费也延宕未交，自立军失败。

此后，它的斗争锋芒渐由针对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转向革命派，由保光绪帝转为保清朝封建政府，想以的权威和光绪帝的“圣德”感化会员，说革命要“有流血之惨”，要“引起分裂”。

1906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康有为发出文告，“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分争，而促外之瓜分”。

又说：“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宣布旧保皇会“告蒇”，于1907年2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元旦）改为“国民宪政会”。

3月23日，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赴，“议行君主立宪”。

国民宪政会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以尊帝室为旨”，成为继续抵制革命、鼓吹“宪政”的政治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