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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参加会议的这13位代表，他们有着同相的理想，同样的目标，同样的起点，却各自有迥异的人生结局。
有的成为烈士、有的当了叛徒，还有的做了汉奸，只有2个人在28年后，最终站上了天安门城楼。
一、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
湖南湘潭人。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
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
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
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二、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
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曾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
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
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董老享年90岁。
三、何叔衡（1876-1935），男，汉族，湖南省宁乡县人，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
也是一位前清秀才。
“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吗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及其所代表的地区，历来有不同说法。
早期多说是13人，间或也有11人之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持12人的说法。
其中11人的说法缺少充分有力的论据，也没有足资印证的材料，难以成立。
在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2人和13人这两种说法中，没有争议的一大出席者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11人。
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是否为一大代表，另有一个当事人在回忆中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也提出过异议。
为了弄清包惠僧是否参加一大和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产生一大代表的经过以及有关的情况。
当确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之后，即由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通知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加之缺乏经验，又没有可供遵循的章程，因此，一大代表的产生并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
据当事人的回忆，各地党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织的通知后，多数地区并没有选举代表，有些地区的代表是领导人指定的，有些地区的代表是个别协商产生的，一大开会期间也没有进行代表资格的审查。
在党的中央机构尚未成立的情况下，作为各地代表的第一次聚会，这种状况是不足为奇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不承认何叔衡的代表资格，他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
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
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张国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不能成立的。
理由有三条：第一，张国焘提出何叔衡不应出席会议的主要原因，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
这种说法不符合何叔衡本人的实际情况。
何叔衡生于1877年，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是这个进步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秋又参与发起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及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主办《湖南通俗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团结教育进步青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大十三位代表的不同人生作者：何虎生来源：《人民论坛》2011年第13期近日，我穿越十余省，行程两万余公里，对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故乡进行了深度采访，包括探访一大代表的故乡，请当地党史和地方志专家讲述十三位代表在当地的活动情况，一大代表后人对先辈的追念等等。
采访结束后，我对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人生轨迹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可以把他们分作三类。
三分之一多的代表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中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或为革命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或壮烈牺牲。
在烈士的故乡采访，我们会发现一些共同点。
他们都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便吸引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
李汉俊利用自己外语水平好的有利条件，一方面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另一方面为其他同志的译本进行校注，如陈望道同志翻译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就是由李汉俊校注的，对中国人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好的范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称赞“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者”。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以其强大的真理性感染力深深影响着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并成为他们的理想和信念。
王尽美同志在一大后将自己的名字王瑞俊改成了王尽美，其意就是要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社会。
邓恩铭同志，一位来自贵州山区的水族中学生，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便坚定地为这个信念去奋斗终身。
他是高唱着国际歌，高喊着共产党万岁而壮烈牺牲的。
他们都有着脚踏实地为党工作的作风。
陈潭秋同志，许多人只知道他是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的，殊不知他曾是中共中南地区、华南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在白区坚持战斗。
他任中共中央新疆代表时，正是盛世才反共倾向明朗化的时期。
他忠实地完成了党委托的任务，并组织撤退。
他把自己放在最后一批撤退名单中，但还没有来得及走就被盛世才秘密逮捕了，并惨遭杀害。
由于消息不灵通，他牺牲后，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一大会址简介共十三人，代表全国五十三名党员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也参加了大会，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柯尔斯基。
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景区介绍1952年。
纪念馆原有馆舍系利用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树德里的原有建筑。
中共“一大”106号），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上海代表李1921年7月23日起，大会在底层一间约18平方米的客堂中召开。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等13名代表。
会议被一个会通过了党纲，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会址按纪念馆原貌修复，室内布置维持了当年的原样，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内还辟有三个陈列室展出我党创立时期的史迹和文物。
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共“一大”会址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革命旧址。
1996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实施中共“一大”程。
新建筑的外貌与中共“一大”会址建筑相仿，占地面积715平方米。
地上一层为观众服务设施，设有门厅、多功能学术报告厅和贵宾厅。
二层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展览厅。
1999年5月27日，中共“一大”50周年纪念日。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建馆近50万余件，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近一千万人次。
1997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中共“一大”会峥嵘岁月1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3位代表的展位以籍贯为单位陈列：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借到粮食后，即将此证盖印交借出谷子的人领去……”一张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陈潭秋签发的《五百斤借谷证》，记录了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和军民的鱼水之情；一本出版于1920年7月的《天问》周刊第23号，泛黄的页面上刊载着毛泽东发表的《湖南人民的自决》：“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摧陷廓清……”如今，这一论断早已被证实。
相关记载中国共产党“一大”号（原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
纪念馆的“一大”原址是两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上海20年代的典型民居），一栋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宅，另一栋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文博女校。
中共⼀⼤13位代表的最终⼈⽣结局中共⼀⼤13位代表的最终⼈⽣结局1921年07⽉的中共⼀⼤，是在反动统治的⽩⾊恐怖下秘密举⾏的，除了会议⼀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以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们太多的注意。
但是，由此所点燃的⾰命的⽕把，给⿊夜沉沉的中国⼤地带来了⼀道光亮，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也由此谱写出了灿烂的篇章。
出席中共⼀⼤来⾃全国各地的代表共有13⼈，另有共产国际及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两名外籍⼈员。
中共⼀⼤代表的曲折经历，尽现了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
李达上海共产主义⼩组代表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
1890年10⽉2⽇⽣，湖南零陵（今永州）⼈。
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
1913年后，两次赴⽇留学。
1920年8⽉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发起成⽴共产党早期组织。
11⽉，主编《共产党》⽉刊。
1921年7⽉出席中共⼀⼤，当选中央局宣传主任。
9⽉，创办⼈民出版社。
1922年7⽉出席中共⼆⼤，后到长沙任湖南⾃修⼤学学长。
1923年4⽉，任《新时代》⽉刊主编。
同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随后离开中共组织。
1923⾄1926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
1927年1⽉，任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
5⽉，任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教育长。
9⽉回到武汉，任中⼭⼤学⽂学院教授。
1928年到上海创办昆仑书店。
1930年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学教授。
1932年后任北平⼤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学系主任。
1938年到桂林，任⼴西⼤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1年9⽉后，长期困居家乡。
1947年任湖南⼤学教授。
1949年9⽉，参加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会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同年12⽉，重新加⼊中国共产党。
1949年任北京法政⼤学副校长，1950年任湖南⼤学校长，1953年任武汉⼤学校长。
曾任中央⼈民政府政务院⽂教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常委等职。
1966年“⽂化⼤⾰命”开始后，受到诬陷和迫害，同年8⽉24⽇在武汉含冤去世（1980年平反昭雪），时年76岁。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本刊专稿·!"#$%&'()*+,金 冲 及 中共一大代表是多少人，是１２人还是１３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已经很多了。
持不同看法的研究者，已列举种种材料，相当充分地阐明各自作出判断的理由，似乎已没有多少新话可以再说。
但是，明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１００周年，是中共一大举行１００周年。
为了纪念中国历史上这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到时候对中共一大到底有多少代表这个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肯定无法回避。
近来闲谈中，在一些同志的鼓励下，笔者想把自己的想法不厌重复地一吐为快，是否恰当，请读者评判。
有一句老话“治史如断狱”，是有一定道理的。
它们都要求重证据，而同一件事情可能会面对不同的证据，需要细心比较哪一种证据更可靠，经过反复分析，作出明确判断，除非事情本身根本没有可能作出判断。
治史和断狱大体上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治史，一般不可能重新回到现场去勘察和调查。
作出判断的证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有没有档案或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可查，二是有没有当事人的叙述。
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了，还要仔细分析所引用的档案是否可靠，能不能说明问题，有没有其他重要档案有不同说法；对叙事的当事人，也要看他同这件事关系深浅的程度（也就是知情的程度）以及叙述的时间距离事情发生相隔多久（也就是记忆可靠的程度）。
这两条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证”和“人证”，是“断案”的主要根据。
因此，在研究历史时，研究者要特别重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并经过慎重鉴别，不能轻易相信那些未必可靠的第二手资料，也不能因急于提出新见解而对已有证据采取不够慎重的态度。
在历史研究中，这被称为考证或考据，是马虎不得的。
同中共一大人数直接有关的当时历史档案，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件，就是长期存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它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这两份档案放在一起，写于１９２１年下半年。
中共一大代表人物故事八百字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13人，分别是，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武汉代表：董必武、陈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还有共产国际派的代表：马林，赤色国际职工委派的代表：尼克尔斯基，共十五人，参加了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
在此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尤如大浪淘沙，接受血与火的考验，其人生跌宕起伏，留给后人无限感慨和思考。
陈公博：1892年生，广东广州人，1922年脱党，1938年，投入汪伪政府，1944年，任汪伪政府主席、军事委员长，1946年，从日本引渡回国，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死刑。
张国焘：1897年生，江西萍乡人，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负责组织工作，192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1936年，任中共西北局书记，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投靠蒋介石政府，在国民党军统戴笠手下当特务，被党开除，1949年，随蒋介石逃亡台湾，1979年，病死加拿大。
董必武：1886年生，湖北黄安人，1945年，历任中共南方局副书记，华北局书记，建国后，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1896年生，湖南湘谭人，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45年，中共七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976年，在北京逝世。
一大十三位代表，坚定不移走到底者，仅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此后，毛泽东和董必武携手，探寻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在历史的暴风骤雨中，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成为当代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党的一大到十八大一大：1921年7.23上海，建党。
二大：1922.07，上海，制定党章，最低纲领。
三大：1923.06广州，确立国共和作。
四大：1925.01上海，确立领导层，建立工农联盟.五大：1927.4.27武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
六大：莫斯科，1928.06争取群众，缺陷：共产党隶属共产国际。
七大：1945.04延安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
八大:1956.09北京，三大改造完成，明确提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九大：1969.04北京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
十大：1973.08北京稳定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地位。
十一大：1977.08粉碎四人班，并没纠正文革。
十二大：1982.09北京提出了社会主义总路线。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三步走”战略。
十三大：1987北京，阐述了初级阶段理论，十四大：1992北京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十五大：1997北京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
十六大2002.11北京，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了党章，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十七大:2007.10 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十八大：2012.11北京，八大亮点：亮点一，两个“五位一体”构成党和国家战略新布局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扩展为“五位一体”，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认识到实践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早在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这一“三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党的十三大一直延续到十六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总体布局中增加了社会建设，拓展为“四位一体”。
适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越来越迫切的期待，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纳入总体布局，拓展为“五位一体”。
时间：1921年7月23日~31日地点：上海—浙江嘉兴出席代表：12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
中共二大时间：1922年7月16日~23日地点：上海出席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陈独秀作工作报告。
大会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
大会制定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大会选出由5名委员和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共三大时间：1923年6月12日~20日地点：广州出席代表：30余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任务。
大会选举了由9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了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共四大时间：1925年1月11日~22日地点：上海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11个决议案。
大会选举了由9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了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中共五大时间：1927年4月27日~5月9日地点：武汉出席代表：80多人，代表全国57900多名党员大会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要求会后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主要内容是明确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后称望志路１０６号，现改兴业路７６号）召开。
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１２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
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
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
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
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位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1949年1月15日，中央jun委下达了《关于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1、将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任副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张德生任副主任），下辖第一、第二兵团共6个军；2、将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段君毅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10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3、将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副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共16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及华东海军；4、将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谭政任政治部主任（陶铸任副主任），萧克任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聂鹤亭、陈光任副参谋长），下辖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兵团共12个军，另加1个特种兵司令部、1个铁道兵司令部及两广纵队。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运归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0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
31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在南湖游船上，完成“一大”所有议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
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１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武汉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
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清一色的知识分子。
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
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共产主义活动家，1942年被纳粹杀害）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俄共（布）党员，1938年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枪决，1956年平反昭雪）出席了会议。
最后一天的会议，两位国际代表因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故都未去嘉兴南湖参加党的“一大”的十三名代表最终有五种结局：第一种：最成功的归宿有2人：毛泽东、董必武。
毛泽东、董必武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
毛泽东，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
（1）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
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2）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
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3）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大浪淘沙谁主沉浮——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进退沉浮给我们的启示中国共产党经过90多年的风雨征程,从最初的57人,发展到现在已拥有七千五百多万党员,她领导中国人民朝着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道路路上不断前进。
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她领导的民族革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革命道路充满艰难险阻，有流血、有牺牲。
在严峻的斗争面前，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历史的挑战，如果顺应历史潮流，勇于拼搏，就会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反之，就会成为被革命大潮卷起来冲走的泡沫。
追寻中共十一大代表的人生道路，会给我们有益启示。
1921年7月23日，在当年上海望志路106号，从全国各地来了13位口音不同、衣着不同、年龄不同的知识分子。
这13位代表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代表毛泽东、何淑衡，广东代表陈公博，海外代表周佛海和陈独秀特派代表包惠僧。
他们在这里成就了在中国历史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一件大事，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作为党的“一大”代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
9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现在都已作古了。
回过头来看，他们虽然当年都是怀着探索救国救民寻求真理、积极投身改造中国社会洪流的热血青年，同样也都是党的“一大”代表，但是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最终的归属是各不一样的，真可谓历史无情，大浪淘沙。
十三位代表中，有成为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有中间脱党仍追求进步的李达、李汉俊；有成为革命叛徒的张国焘；有不仅成为人民敌人，甚至成为民族千古罪人的陈公博、周佛海；还有一度投入敌人营垒，新中国成立以后做过有益工作的刘仁静、包惠僧。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从创立中国共产党那天开始，我们党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回顾“一大”这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而言，可谓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历史命运综述: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其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
奋斗终生者，如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
其二是英勇牺牲者，如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
三为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型，包括李达和李汉俊。
四是误入歧途型，例如离党的刘仁静和包惠僧。
其五为投敌叛党者，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
今期为大家详述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结局，其中烈士、领袖、叛徒皆有例证。
中共一大会址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毛泽东：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
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
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
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
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
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董老享年90岁。
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王尽美：王尽美是济南代表。
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何叔衡：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
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
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
“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
“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
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
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
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邓恩铭：邓恩铭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
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
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
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陈潭秋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
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
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
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
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
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
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
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达：李达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
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
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
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
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
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
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
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
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陈公博：陈公博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
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
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
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
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
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
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周佛海：周佛海是旅日代表。
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
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分子沆瀣一气。
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
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
“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
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
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
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
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
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
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
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张国焘：张国焘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